在美國歷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那幾年是勞動者不滿和高失業率並存的混亂時光。對那些有工作的人來說，工作條件通常非常糟糕。勞資關係委員會（The Commission on Industrial Relations）於1914年的一份報告表明，在上一年中，有35000名工人死於生產事故，700000名工人受傷。與工作相關的疾病也很嚴重：威斯康星啤酒工廠中的風濕病，西弗吉尼亞煤礦中的肺結核，賓夕法尼亞鋼廠中的永久性失明——似乎勞動者們必須放棄生命的一部分才能換取穩定的生計手段。同時，即便是熟練勞動力的每小時工資也停留在15美分之低。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下，工會主義和社會主義呈抬頭之勢。罷工運動——包括大規模的工會糾察以及與警察的激烈衝突，開始迅速蔓延。階級衝突達到了一種無處不在的程度。
許多工業大亨聚斂財富的無情方式激化了階級衝突，這些人把他們的工人看作蠻人以及應該被鄙視的烏合之眾。正如格倫·波特（Glenn Porter）在《海格利的工人世界》（The Worker's World at Hagley）一書中對杜邦（du Pont）的描寫，「他總是拿著一個裝滿10美分銀幣和5美分鎳幣的大袋子，喜歡把錢撒向空中，看我們你爭我奪的場面。」
正是在這種階級仇視的背景下，亨利·福特宣佈他將把工人的日薪提高到5美元。這是公司最大膽的商業革新，也是一個真正的絕招。在其他汽車製造商深陷於對抗工人運動的泥潭而無法自拔的時候，福特把他的員工們納入了一個大家庭之中。他們突然開始願意為福特汽車公司工作了。福特的聲明是教科書一般的典範，說明了如果一家公司肯採用大膽的、創新性的政策，社會問題就會變成經濟機會。「福特的行為改變了美國工業社會，」經濟學家彼得·德魯克在《管理：任務、職責和實踐》（Management:Tasks,Responsibilities,Practices，1974）一書中寫道，「把美國勞動者變成了基本的中產階級。」
1914年1月5日，福特汽車公司召開了一個小型記者招待會，正式宣佈了那一里程碑式的政策。只有三位記者應邀參加：分別來自《底特律自由新聞》《底特律日報》和《底特律新聞》。看起來這條消息似乎只是地方性的，但公司知道，一旦本市報紙報道此事，其他地區也將很快知曉。三位記者被領進了詹姆斯·卡曾斯（當時的副總裁、財務主管兼公司發言人）的辦公室。亨利·福特也在那裡，正如記者加雷特·加勒特（Garet Garrett）所寫，「似乎因為放下了手頭的事務，他的樣子有些不安。在卡曾斯先生宣讀他想讓我們報道的聲明時，他默默地站在一扇窗戶旁邊。」
卡曾斯所宣讀的聲明是這樣開頭的：
福特汽車公司，全世界最大、最成功的汽車製造公司，將於1月12日做出工業世界中迄今為止最偉大的有關工人報酬的改革。
我們將一次性把工時從9小時下調到8小時，並向每名員工提供利潤分成。22歲及22歲以上的員工每天的最低收入將是5美元……
記者們驚呆了，鉛筆僵在了他們的手中。洛根·米勒對新政策的意義做出了比當天的卡曾斯或任何一名記者都更為精闢的總結。「在1914年1月，」米勒回憶說，「公司宣佈它將把最低日薪提高到5美元。而在當時，我的每小時收入只有32美分。」福特汽車公司的新工資標準為每小時62.5美分，幾乎相當於當時汽車業工人平均收入的兩倍。如果與其他一些行業的平均收入水平做一個比較，這種加薪幅度更顯驚人——比如，煉鋼業為每天1.75美元，煤礦業大約為每天2.50美元。據估算，新政策在第一年內就將給福特汽車公司帶來1000萬美元的成本（那一年的實際成本為5838929.80美元），但這只是最不起眼的一個結果罷了。正是大膽的日薪5美元政策成功地創造了經濟學家們後來所說的「工作紀律」。
「當福特先生宣佈他將把工廠工人的日薪提高到5美元，很多人問，為什麼？他把整個財務狀況都打亂了。」當時的福特汽車公司辦公室職員喬治·布朗回憶說：「我記得，各家報紙都跳出來說亨利·福特應該被送進精神病院。為什麼？因為把一個工人的日薪從2.34美元提高到5美元是聞所未聞的事。這等於翻了1倍還多。他們認為他瘋了。」
許多企業領導人也批評說日薪5美元是一家富得流油的公司所耍弄的一個失去理性的花招。此外，這一政策還激怒了其他汽車製造商。休·查默斯（Hugh Chalmers），同名汽車公司的領導人，曾憤怒地抱怨說福特至少應該事先通知其他汽車公司他要做出一個大膽聲明。事實上，當福特僱用辦公室的喧鬧沉寂下來的時候，底特律的大多數其他汽車廠商都已遭受了高曠工率和整體混亂的打擊。帕卡德公司新總裁阿爾文·麥考利（Alvan Macauley）甚至在福特公司做出聲明的當天晚上把電話打到了查爾斯·索倫森的家，告訴他這一消息中止了帕卡德公司的一次董事會議。根據索倫森所說，麥考利對他說：「我們的感覺都是一樣的，『開會有什麼用？我們不可能跟福特汽車公司這樣的組織競爭。』」作為美國最受尊敬的汽車製造商之一，帕卡德公司在高價車市場上享有穩定的份額，因此沒有必要同福特汽車公司正面交鋒。麥考利的意思是，帕卡德公司再也無力與福特汽車公司爭奪最好的員工了。「一旦你開始在底特律支付這樣的工資，我們怎麼能避免支付同樣的工資？但我們可不像你們一樣博愛。」索倫森轉述了麥考利的話。
日薪5美元一經推出就變成了亨利·福特的個人所有物，因為大家普遍認為這是他自己的主意。幾個觀察家甚至譴責說福特汽車公司的整個舉動就是一種公關噱頭——但它絕不僅僅是一種公關噱頭，儘管它的確吸引了公眾的注意，尤其是對亨利·福特本人的注意。日薪5美元使亨利·福特變成了世界上最有名的人之一，甚至比他的汽車還有名。由於開發出了T型車，他已經被看作「工人階級迄今為止最好的朋友」，現在，他又突然被捧成了社會哲學家，不再僅僅是一個工業領航人。當然，即便沒有日薪5美元政策，世界也會永遠記住T型車，但製造T型車的這位總裁或許會像他的同輩同行們一樣被人遺忘，也或許會成為模模糊糊的歷史人物。然而事實上，亨利·福特在一天之內就變成了民間英雄。
福特一直就是公司裡的常駐名人，不光福特汽車公司以他的名字命名，過去的車賽也為他增添了光環。但日薪5美元出台之後，亨利·福特與他的公司成了統一體。外人很快就不再談論兩者之間的區別，他的優點和T型車的優點也難分彼此了。
不管怎麼說，日薪5美元明確了一種成功的模式，而福特將在職業生涯的剩餘歲月中以這種模式塑造自己的形象：一個農場出身的大亨。人們開始知道，福特對那些「文雅」的人以及他們的礫石路、哈佛作風和法國葡萄酒不感興趣。在亨利·福特之前，百萬富翁們無論從形象還是行為上看都是與大眾格格不入的，他們身著日間禮服，讓穿著制服的家僕把住宅包圍起來，除了那些自以為是的高級愛好和上層社交以外不理任何事情。同現在一樣，金錢改變人，而且人們可以看到金錢如何改變人。亨利·福特打破了百萬富翁的既定形象，表現出一副沒有被金錢改變的樣子。但事實上，福特也被錢以及錢所帶給他的一種奇怪的孤立改變了。另外，盛名之下所聽到的一些浮誇溢美之詞也改變了他。儘管為了公眾形象，他一直身處矛盾當中：做一個平民富翁。在其他一些商人躲避聚光燈的時候，亨利·福特卻在親近媒體，因為他知道自己的那些點子將會成為新聞報道的好素材。「就在1914年宣佈工作時間為8小時，並且最低工資為5美元的那天，亨利·福特獲得了一種光環，這種光環也把他變成了所有『現實主義者』和揭穿真面目者的完美攻擊目標。」羅傑·伯林蓋姆在《亨利·福特》一書中說：「從那一刻起，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他一直是新聞。」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亨利·福特對日薪5美元政策有可能實際上並沒有多少認識，至少在1914年1月5日它被宣佈之前是這樣。大幅度提高工人工資的計劃是在1913年年末的最後幾天和1914年的第一個星期裡以驚人的速度制定出來的。而幾乎每一個參與此事的人都把這種理念以及這種理念向實踐的轉化歸功於詹姆斯·卡曾斯。唯一的例外是查爾斯·索倫森，他表示是他和福特共同想出了這個主意，並把它告訴了卡曾斯和其他執行官。不過，這兩種說法可能都有它的道理。
善於揭發醜聞的記者艾達·塔貝爾（Ida Tarbell）開始寫一本有關福特汽車公司的書，為此他對詹姆斯·卡曾斯進行了詳細的採訪。根據她的未完成手稿，卡曾斯是在1913年12月月末在家中讀一本有關「社會主義趨勢」的雜誌時想出日薪5美元政策的。
在第一次聽到卡曾斯的計劃時，福特相當明確地表示了反對，他表示他支付給工人的工資已經同其他僱主一樣多。站在卡曾斯的立場上想，這位商業奇才必須要說服他的夥伴——而爭論將持續整整兩天。最激烈的爭論集中在1913年福特汽車公司內部及周圍顯著增加的工會活動上。世界產業工人組織（The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把鬥爭焦點集中在汽車業身上，已經在該年早些時候組織了一次針對俄亥俄州阿克倫市輪胎製造商的行業大罷工。儘管最終未能成功，阿克倫罷工卻製造了暴力和混亂——這是亨利·福特任何情況下都極為厭惡的兩種東西。已經獲得「老熊」（Old Bear）綽號的卡曾斯就是利用這一點來勸說福特的，「你知道一個無政府主義的俄國婦女正在對那些失業的人講話，正在建議把我幹掉嗎？」隨著爭論的繼續，卡曾斯預測說宣佈一個日薪5美元政策的價值堪比1000萬美元的廣告。
似乎每一個人對日薪5美元的看法都略有不同。對亨利·福特來說，它是一個巨大的冒險，將成為美國商業史上最偉大的公關策略以及他本人恆久傳奇的奠基石；對詹姆斯·卡曾斯來說，它既是一種對既定規範的挑戰，也是一種仁愛行為，將展示出福特汽車公司與其他公司究竟有什麼真正的不同之處；對約翰·李來說，它將會塑造出一種新型的汽車工人——悠閒、自信、充滿積極性，而這種工人，正如李所說，「是我們所能使用的以人為形式的最有力的經濟因素。」但在高地公園工廠之外，日薪5美元最大的意義卻在於它解答了現代裝配線的潛力如何才能完全發揮出來。一年以前，生產監督查爾斯·索倫森已經準備了一套關於「以後幾年產量估算」的數據。現在，當他把數據展示給亨利·福特時，福特大受鼓舞。
「為了做這個工作我熬了好幾個通宵，」索倫森在他的回憶錄中說，「T型車的產量實際上每年都會翻一倍——1910~1911年間是34000輛，1911~1912年間是78000輛，1912~1913年預計將超過168000輛，到1920年應該達到100萬輛，或者說將超過高地公園工廠的生產能力。」這正是福特和卡曾斯想要聽到的話。
「當我開始用不同的數列分別反映產量和成本的上升時，最吸引福特先生視線的是隨著產量的提高而不斷下降的單位成本。」索倫森說，「最後他說，『可以了，查理，現在我已經明白了。』」根據索倫森的數據，單位成本的下降將使公司有能力支付5美元、10美元甚至50美元的日薪，這要依賴於工人們緊跟機器運轉的能力。
最有可能的是，在亨利·福特與工廠負責人們詳細討論提高工資水平的主意時，卡曾斯已經把他的計劃告訴了福特。福特可能是在聽到卡曾斯的建議後要求索倫森呈交他的分析結果的，而建議的來源，他並未透露。約翰·李和P·E·馬丁似乎都認為日薪5美元意味著金錢上的巨大浪費。但亨利·福特反駁了這種說法，在副手們被說服之後——不管他們心裡還有多少疑慮，他們又掉回頭去找到了自己的業務經理。
對詹姆斯·卡曾斯來說，決定是一定要做出的。「如果我們討論某件事的時間超過了48個小時，我們就不該去做。」卡曾斯說。最後，亨利·福特原則上同意了提高工資並降低工時，但他的建議是日薪3.5美元。
「不。要麼5美元，要麼什麼也不要變，」卡曾斯說。
「那就4美元吧。」福特回答說。他擔心節儉而又強硬的P·E·馬丁不會同意高於這個幅度的工資上漲。但他也應該知道，說服詹姆斯·卡曾斯更不容易。
「要麼5美元，要麼什麼也不要變。」卡曾斯的回答一點兒沒變。
「最後，」喬治·布朗說，「福特先生投降了。」而且在投降之後，他沒有任何改變主意的機會。當10年前就已持有福特汽車公司股份的律師霍勒斯·拉克姆碰巧拜訪了詹姆斯·卡曾斯時，卡曾斯立即意識到他有了能夠進行董事會決議的法定有效人數，於是他建議對「旨在讓股東和勞動者對公司收益的分享更加公平的計劃」進行投票。投票執行了，結果是3︰0。
兩天之後，那三位當地記者就被邀請到卡曾斯的辦公室草草記下了那一宣言。幾小時之內，一家美國大公司要在降低工時的同時把工人的工資翻倍的消息就傳向了世界各地。即便在今天，這也算得上一則重大的頭條新聞，但在1914年時，它的意義遠不是福特員工們發了橫財那樣簡單。在那個歷史性的1月份之前，還沒有一個企業曾經以這樣引人矚目、這樣高成本的方法承認勞動者的重要性。如果說鍍金時代已經成為歷史的話，那麼標誌著鍍金時代結束的就是福特汽車公司的日薪5美元。
可以預料的是，突破性的工資上漲在高地公園工廠大受歡迎。最底層的工人們看起來最為吃驚。即使是最基礎、工作最瑣碎的勞動者也能得到5美元的最低日薪。當有些人質疑一個清潔工怎麼可以拿這樣高的工資時，亨利·福特回答說，「通過收集工廠地板上的小工具和小零件，清潔工每天可以為我們節省5美元。」同時，熟練工人的收入可以超過最低標準，通常是每天6~7美元。
冶金工查爾斯·C·克魯格（Charles C.Krueger）就是每天收入7美元的工人之一。「在三個星期之內，我的每小時工資從0.43美元上升到了0.87美元。」42年之後，他的回憶仍能精確如斯，「我的收入翻了一倍。」他繼續指出，「我從沒聽到任何熟練工人抱怨那些非熟練勞動者同他們拿一樣高的工資，從沒聽到過，」克魯格解釋說，「因為他們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拿不到那樣高的工資。」
一個來自匈牙利的工人很快就把某組件零件的個人產量提高了一倍。當高地公園生產主管威廉·克努森問及他是如何實現這樣的進步時，這名工人用蹩腳的英語回答說，「福特先生給我2.5美元，他得到250個零件。福特先生現在給我5美元，他得到500個零件。我報答他。」實際上，他的行動比他那笨拙的話更能反映福特汽車公司推行新政策的目的：即便在回答上司的問話時，他的眼睛也沒有離開他的工作——一直在生產零件。
新政策的微妙之處在於，它不是單純的工資上升，而是一種「利潤分享」。這個概念的含義已經向工人們解釋了許多次：在一開始，日薪5美元是一個一年期實驗，也就是把預期利潤的一部分提前支付給工人。公司明言，如果預期利潤沒有實現，那麼利潤分享就會在1915年取消，工人的工資將回到以前的水平。正如公司所預料到的，工人們很快就習慣了初期的利潤分享，非常希望這樣的油水能永遠存在，所以都拚命地提高個人生產率以保證新政策維持下去。
「當那一宣言出現在各家報紙上，」喬治·布朗回憶說，「第二天的曼徹斯特大道成了一道景觀。那地方擁擠到了讓人無法移動的地步！每個人都想到福特汽車公司拿5美元的日薪，因為他們的工資連5美元的一半都不到。」事實上，在冬季底特律的寒冷空氣中，有10000人步行或乘電車不辭辛苦地沿著伍德沃德大道向位於曼徹斯特大道的福特汽車公司僱傭辦公室進發。為實現三班倒的24小時生產，公司已經在聲明中提到了對8000名新員工的需求，但應聘者大潮還是不能被完全接納。到達底特律的火車每天都會帶來許多人，這些人腦子裡只有一個想法：日薪5美元。
1914年1月的第二個星期，福特和卡曾斯都在紐約車展上，但他們不斷收到公司就要被應聘者淹沒的消息。或者說至少卡曾斯收到了消息——亨利·福特本人也快要被新聞記者、祝福者和崇拜者淹沒了。卡曾斯在紐約下達指令說，只有那些在底特律（或毗鄰地區）居住了至少6個月的人才能應聘。但這毫無用處，因為在福特汽車公司的利潤分享計劃面前，那些敢作敢為、不顧一切而且赤裸裸地渴望高薪水的人已經狂熱到了聽不進其他任何東西的程度。
1月12日，也就是日薪5美元正式生效的當天，求職大軍變得特別龐大和激動，即便在接近零攝氏度的氣溫中也有12000人之多。由於無人理會，沮喪而又吃驚的人群把福特汽車公司圍了個水洩不通，以至於現有工人們都無法進入工廠。然而，這些工人自己也得調好鬧鐘嚴陣以待地準備賺那5美元，誰也不敢遲到，更別說曠工了。突然之間，現有的和未來的工人都意識到了一個問題，他們在爭奪同一樣東西：有限的工作機會。結果，一場持續了兩個小時的混戰爆發了。
「最後到了連警察也無能為力的程度，」布朗回憶說，「而且保安人員（公司自己的安全隊伍）也控制不住局勢。他們不得不叫來高地消防部用高壓水龍頭驅散人群。但人們開始割水管，所以消防部只好作罷。」沒有人可以責備那些割水管的人。因為他們在一個寒冷而且有風的日子被澆成了落湯雞，而且他們仍舊渴望那份高薪工作。在公司附近掀翻了幾輛汽車並洗劫了一輛午餐車之後，人群最終還是散去了。
在狂亂的第一個星期裡，那些不能親自前往公司的求職者採用了寫信的方式，大多都寫給了亨利·福特本人。但即便這位總裁不在紐約，他們的努力也是白費。因為除非迫不得已，福特從來不看信。新政策推出之後，求職者以及「追星族」的來信達到了每天上千封之多。這樣的情況還將持續十多年。即便是那些與福特汽車公司沒有生意關係的人也會像老朋友一樣給福特寫信。在福特新政之後的第一波狂熱中，公司的郵箱裡還包括相當大比例的詩，都是特別寫給亨利·福特以紀念這一偉大革新的。
日薪5美元的故事也傳遍了美國南部。在南部的一些州，在《解放黑人奴隸宣言》頒布了50年之後，美國黑人仍被視作三等公民，都在既有種族隔離又腐化敗壞的佃農系統中辛苦勞作，權利的缺乏和極度貧窮無法用言語表達。於是，許多黑人開始向北方遷移，在那個希望之鄉，高薪工作可以在底特律找到，而種族歧視據說也幾乎不存在。「5美元一天是亨利·福特先生說的，而不遠千里來到底特律的黑人們在他的僱用辦公室外排起了長隊。」勒羅伊·瓊斯（LeRoi Jones，也就是阿米利·巴拉卡，Amiri Baraka）在《藍調人》（Blues People）一書中寫道。這些小佃農聽說福特汽車公司向黑人支付平等的工資，而且經濟機會是真正存在的。事實上，1914年前後美國黑人們寫了不計其數的藍調歌曲，反映在「把人真的當成人」的福特汽車公司的工作。正如布蘭德·布萊克（Blind Blake）所唱：「我要去底特律，找一份好工作/過去，我同這裡飢餓的人們一起辛勤勞作/我要去福特先生的地方找工作，不讓這些沒東西吃的日子毀掉我的生活。」「『福特』這兩個字成了北方機會的同義詞，」瓊斯說，「而福特T型車是第一種黑人也能買得起的車——『貧民』汽車。」
那些夢想得到5美元日薪的人同俄勒岡小徑上的第一代拓荒者和1849年加利福尼亞的淘金者一樣狂熱。他們勇於攜家帶口，把一切他們已經熟知的東西拋在身後。肯塔基州的制模工人洛根·米勒就是其中之一：作為一個已婚男人，他的日薪僅為福特汽車公司新工資標準的1/2。「幾年前，我的兄弟就去了底特律，」米勒說，「他給我寄了一些照片……讓我看看底特律有多麼美。看到照片的那一刻，我就有了住在底特律的衝動。再加上每天5美元的收入，那地方對我來說太美好了。所以我們帶上所有的家產，搬到了底特律。我很想成為福特汽車公司的員工，於是前往高地公園工廠找工作。我告訴他們我是一個制模工。當然，由於應聘者太多，他們設定了一些嚴格的條件，比如說只有在底特律住滿至少6個月的人才會被考慮在內。」然而，憑借資歷和技巧，米勒立即就獲得了福特汽車公司的一份工作。
對某些人來說頗為不幸的是，日薪5美元還附加著一些特殊說明。利潤分享計劃中的這些蠅頭小字告訴人們，員工的個人生活狀況必須符合某些特定的標準。公司列出了三類有資格享受更高工資的人。其他人只能得到每天2.38美元的標準工資。那三類人如下：
1.同家人生活在一起，並能很好地照料家人的已婚者。
2.年齡在22歲以上的為人節儉的單身者。
3.如果有近親和血親只能從自己這裡得到生活支持，22歲以下的男人和任何年齡的女人都可。
這些模糊的描述留下了很大的主觀判斷餘地。什麼是「很好地照料家人」，一個人怎麼證明自己「為人節儉」呢？於是，公司組織了一支30個人的調查隊伍，負責證明哪些職員和應聘者完全符合上述條件。
申請到福特汽車公司亞特蘭大工廠工作的C·G·米爾納（C.G.Milner）回憶了那次帶有些強制性的資格評估。「那時候，我住在亞特蘭大的一所寄宿公寓，」他說，「我的親戚們住在郊外。進行調查的那些人並沒問我太多問題，而是四處去找別人詢問關於我的事情。他們甚至還問了我的母親以及經營寄宿公寓的那位女士。在你得到5美元日薪之前，他們真的會調查個一清二楚。」
公司解釋說，它有義務保證福特汽車公司的利潤不會僅僅成為酒吧和妓院的財源。而公司用以判斷員工的許多依據實際上激勵了員工們向更好的生活方式轉變，至少可以說他們生活得更加正常了。公司希望員工們嚴肅而又節制，特別是那些單身漢，希望丈夫和父親們負起贍養義務。此外，公司銀行還用相當優厚的回報率鼓勵員工儲蓄。但儘管這些期望和調查出發點良好，它們對工人隱私的侵犯卻是汽車行業中史無前例的，而且也被列入了令公司頭疼的社會工程領域中。
「他們會到你家裡，拿出一張大大的表格讓你填，」工具設計師威廉·F·皮奧克（William F.Pioch）回憶說，「他們會對你的歷史尋根問底：你平常怎麼生活？你在什麼地方去過教堂？一切的一切。」
這張表格是以日薪5美元推出後公司發給各執行辦公室的一封信為基礎的。這封信清楚地說明了最高管理層之下的所有員工都要被調查的相關情況。信的部分內容如下：
你結婚了嗎？如果結婚了，有多少人需要你養活？如果你沒結婚，有多少人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你養活？這些人跟你有什麼關係？他們住在哪裡？已婚者：你同妻子生活在一起嗎？你們家日常生活出過麻煩嗎？你有什麼好習慣或者壞習慣？你有銀行賬戶嗎？……
「他們到我家去了一趟，」威廉·皮奧克繼續說，「我妻子把一切都告訴他們了。你無可隱瞞。當然，對這種行為有許多批評。在一個自由國家，這是一種可笑的方式。」
在一個自由國家，福特汽車公司的調查（兩年後將轉化為福特汽車公司羽翼豐滿的社會學部）確實是一種可笑的方式。一些好挖苦的人甚至想知道那些家庭訪問，以及雖然簡單但卻相當尖銳的私人問題，是不是福特汽車公司抑制工會運動的一種策略？這是不是公司要求勤儉生活，並且對員工服從程度進行監督的真正原因呢？
由於每一項背景調查都要花上幾個月的時間，大多數福特汽車公司的員工直到1914年中期才盼來了工資的上漲。然而，新政策對工廠的影響卻即刻就表現了出來，即便對那些仍在等待調查的員工也是如此。根據約翰·李所說，許多部門的產量躥升了50%甚至更多。同樣，整個工廠的生產率提高了15%~20%，而且這種提高幾乎是從公司做出聲明的當天開始的。每日平均曠工率從10%下降到了不到0.5%。員工周轉率（對工人士氣和工廠產量的長久威脅）也以同樣快的速度和同樣大的幅度下降了，因為那些已經擁有福特飯碗的人開始希望保住飯碗。1913年時，僱用辦公室做出了53000次補替僱用，但到1915年，根據李的計算，只有2000次，而且是為了支持已經增大了1/2的員工隊伍。
「日薪5美元是我做過的最重要的一次成本削減。」亨利·福特後來說。通過把工人的生產率提高到可預測的高度——由機器來設定速度，福特汽車公司無異於重新定義了工業資本主義。憑借1913年引入的機械化裝配線，福特汽車把令人恐懼的「加速」帶給了工人們，這是任何地方的生產商都很喜歡做的事情。然而，作為第一家能夠把大規模生產全面機械化的廠商，福特汽車公司也是第一家認識到沒有員工的熱情付出，整個生產程序就會脆弱無力的廠商。於是，這家先鋒企業用它開創性的日薪5美元買來了這種熱情——可能還遠遠不只這種熱情，因為高薪是任何地方的勞動者都很喜歡的一種東西。現在，輪到資本方感受福特革新的威脅了。
作為重大革新，如果沒有福特管理層的執著努力和過人才能，工業化民主上的這種雙重進步可能需要數十年才能實現。但福特汽車公司的積極進取使革新在短短一年內就完成了。自此之後，一種勞資雙方都能據以從產量和工資的提高中獲益的程序被確立下來。勞動者的富裕能創造繁榮的市場繼而創造更加富裕的企業，在那個時代，這是一種嶄新、引人矚目的以消費者為基礎的經濟學，它的奠基者是福特汽車公司，它的崛起以福特汽車公司的日薪5美元為標誌。
日薪5美元所創造的善意是如此真切，以至於福特汽車公司的員工們開始把它表現在服裝上。「每一個人都把公司徽章別在衣服外面，因為他們都以做一個福特人為榮。」查爾斯·克魯格這樣描述底特律的新時尚。「他們不會把徽章戴在裡面或別人看不到的地方，就戴在領子或襯衫上。當然，只有戴在這些地方，他們才能進入工廠。但無論是在星期天還是其他任何時候，他們一直戴著徽章，告訴別人他們是福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