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 獨攬大權
福特汽車公司在1914年驚人的變化速度使它成了全美最有魅力、最被人關注的企業。這不是因為福特正在那麼多方面嘗試那麼多事情，甚至也不是因為這些事情大多獲得了成功。最能吸引外人艷羨的是公司正在四處洋溢的自信。公眾喜愛亨利·福特的鮮明個性，部分是因為他是一個明顯的反傳統者，這在19世紀最具現代化的行業中是一種難得一見的形象。亨利·福特似乎已經通過汽車業重新開拓了美國的疆域。他的公司不光是一個盈利企業，還是一個先驅，在那裡，新觀念驅逐了老式的商業假設。就像在任何領域中一樣，金錢不能塑造英雄，福特汽車公司是以很少的錢起家的。另外，這家公司也沒有依賴於外部關係，從成立的那一天起，它一直堅定不移地保持著獨立。福特汽車公司證明，在工業領域中創造一個嶄新世界只能依靠兩種至關重要的東西：競爭力和自信心。
多年以後，亨利·福特在同一個年輕人的談話中強調了這一點。「時代不同了，現在已經是現代化時期。」小伙子說。
「年輕人，」福特厲聲說道，「現代化時期是我創造的。」
至少可以說福特促進了現代化時期的到來。事實上，1900年時美國已經發展為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化國家，全球有24%的產品是美國生產的。到1913年，這一比例已經上升為整整1/3，美國製造業的產量與歐洲三巨頭英國、法國和德國的總產量相當。而福特汽車公司每年能生產差不多200000輛汽車。緊接著，僅僅一年的時間，移動裝配線把生產一輛T型車的時間從1913年的12個小時零8分鐘降到了1個小時33分鐘，公司創立者一直在追求的日產1000輛的目標終於實現了。到這時，福特汽車公司的產銷量已經超過了排在它後面的10家汽車公司的總和。
1914年時，美國第二大汽車製造商俄亥俄州代頓市的威利斯·奧夫蘭多汽車公司（Willys-Overland）僅生產了大約48000汽車——而且在整個1914年的大多數時候，這位亞軍的產量一直遠遠落後於福特汽車公司。該年度，福特汽車公司所生產的263210輛T型車呈現出各種各樣不同的車身，儘管它們的發動機蓋、儀表板、擋泥板當然還有發動機都是出自同樣的裝配線。然而，巧妙的設計使車身可以輕鬆地互換使用——可以把一個車身卸下來，憑借一些基礎的工具和幾個人的幫助裝上另一個。像當時的大多數競爭者一樣，福特汽車公司也鼓勵它的顧客們購買至少兩種不同的車身。夏天的時候，可以把封閉型的那一個儲藏在車庫中，因為在陽光充足的日子裡，開放型旅遊式設計更令人愉快。
在上市後的頭幾年內，不同樣式的T型車採用了不同的顏色——比如旅遊車是紅色，跑車是灰色等。但到1911年，公司發現既然所生產的汽車都能賣掉，只使用一種顏色是更有效率的，儘管這會讓美國的街景更加單調。該年度公司所選擇的顏色是暗布魯斯特綠加紅色條紋。不過，顏色是可以改變的，就像高地公園的其他任何東西一樣。
為了讓噴漆濃厚而又堅固，使用布魯斯特綠或其任何顏色都需要上14層漆。每上一層都得等它乾透，受潮濕度的影響，這可能會花去一整天的時間。一層漆乾透之後，必須手工灑上沙子才能上下一層。因此，完成車身的程序可能很容易耗去兩個星期的時間。作為一種相對簡單的合成物，黑漆比彩色的漆幹得更快。事實上，完成一個黑色車身只需要大約一天半的時間，遠遠用不了兩個星期。於是，1914年的T型車全都成了黑色，而「你可以擁有任何顏色的T型車，只要它是黑色的」這句狡猾的口號普遍被認為是亨利·福特發明的。不管是不是他發明的，這一雙關妙語或其他任何有助於促銷汽車的小笑話所帶來的好處都會令他相當愉快。然而，隱藏在這一笑話背後的強硬立場預示了一個嚴酷的事實，一個幾乎把福特汽車公司徹底毀掉的事實。20世紀20年代中期，通用汽車公司將會用隨意定制化打擊福特的頑固，它積極地向顧客提供任何他們想要的東西，包括顏色上的自由選擇。不過在1914年那個時候，面對著500美元的價格，T型車的買主們並不太在意他們的坐騎是一副什麼樣子。他們能到達什麼地方才是最重要的。
T型車的問世也帶來了相當多的社會問題。由於對駕駛汽車的限制實際上不存在，交通事故頻頻發生。有一起災難就發生在福特大家庭內。1914年，詹姆斯·卡曾斯送了一輛T型車給大兒子霍默（Homer）作為他14歲生日的禮物。那年8月8日，霍默在駕車過程中翻車，自己被壓在車下無法動彈。卡曾斯夫婦馬上就得到了消息，但當他們趕到現場的時候，他們的大兒子已經死了。卡曾斯痛恨自己和那輛汽車。在一生都無法擺脫的悲痛中，他對福特汽車公司的感情再也無法同以前一樣了。根據他的傳記作者哈里·巴納德（Harry Barnard）所說：「那件事一直縈繞他的心頭，是一輛福特汽車——他自己的產品，他的財富源泉，害死了霍默。」
此外，福特汽車公司的團體精神也出現了一些裂痕。在力求不斷改進生產程序的高地公園工廠每年都會修建新建築的同時，有一個房間的富裕空間卻相當之大，甚至到了看起來有些浪費的程度。那就是行政樓中的亨利·福特辦公室。這是一個長方形房間，空間大得會產生回聲，地板上是一張巨大的東方地毯。一張面朝門口的小辦公桌安靜而又淒涼地蹲在一個角落，如果沒有它，整個屋子幾乎就是空的。其實這張桌子也沒什麼用，因為亨利·福特很少在這裡，即便他來到工廠。當被問及為什麼喜歡親自拜訪下屬而不是把他們叫到自己的辦公室時，福特回答說，「這是為了節省時間……我發現，離開其他人的辦公室比讓他們離開我的辦公室要快得多。」在早期，福特並不認為他的真正工作是那種可以在辦公室中完成的工作。在他看來，他的工作屬於設計室或熙熙攘攘的工廠，有時候還屬於外面的街道，因為他經常花去大半天的時間試駕他的產品。有些日子，他根本就不去高地公園工廠，只是待在家裡擺弄自己的愛好。比如在1914年，他花了很多時間開發一種新拖拉機的原型，還計劃設立一家新公司來生產這種拖拉機。不過，有P·E·馬丁、查爾斯·索倫森和威廉·克努森監控生產，有諾弗爾·霍金斯負責銷售，有哈羅德·威爾斯掌管設計和技術，福特汽車公司並不在意老闆的缺席。從最高管理層到各個部門，一種追求卓越的信念滲透了整個公司，有詹姆斯·卡曾斯統攬全局，再加上約翰·道奇和霍勒斯·道奇兩兄弟的支持，公司不會錯過任何東西。
早期，福特汽車公司管理隊伍的性格可以反映在他們所創造的公司中：勇敢、堅強而又沉著，不管有沒有危機。然而到1910年年末，除馬丁和索倫森外，這些人已經走光了。1914年之後，福特幾乎每年都會看著一個人離開，而且在每一個人離開的時候都不露絲毫遺憾之色。可以想像，老兵隊伍的損耗將會改變公司的性格特徵。但這種變化實際上早已開始了，因為亨利·福特的性格在悄悄變化。
首先在媒體上，其次在公司中，福特對自己新角色的定位是全世界最偉大的工業家，這使他那已經帶刺的個性又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儘管與他距離較遠的人能感受到一種虛假的親和，但對那些與他距離較近的人來說，他的變化絕不是什麼好事。
其他一些成就堪比福特的大亨（迄今為止並不多）與他們所信賴的合夥人或管理者相當親密。約翰·D·洛克菲勒和安德魯·卡耐基（Andrew Carnegie）都與那些對企業的成功至關重要的同事們保持了長久的聯繫。而且在1914年（亨利·福特51歲），洛克菲勒和卡耐基一個已經退休，一個正準備退休，因為他們既享受了足夠的滿足感，也承受了20多年來不斷上升的權力下的壓力。但在同樣的年齡，亨利·福特剛剛嘗到權力的甜頭，絲毫沒有退休的念頭。相反，他把自己重新定位為高地公園的遠見家和工業領域中的人民哲學家——除了他自己，這種形象對任何人來說都是一種矛盾。T型車和日薪5美元的成功使他的聲望超過了其他一些對這兩者至少同樣重要的人。在炫目光環之下，一種可怕的變化正發生在福特身上。「成功生活的全部秘密在於去發現你命運中的定數，然後去做。」在1929年的代筆著作《我的工業哲學》（My Philosophy of Industry）一書中，福特這樣說道。從這句話可以看出，這位得到認可的將軍不再想同夥伴們在一起，而是想要擺脫他們。
「做正確的事情意味著與自己的定數合拍而且願意去服從，」作家費伊·里昂·法羅特（Fay Leone Faurote）繼續替福特寫道，「這並不一定意味著合意，也並不一定意味著贊同或者受歡迎。這意味著，在命運試圖實現在我們身上或通過我們而實現的目標中，你應該發揮作用。如果一個人是對的，他不必擔心孤獨——他並不孤獨。」
首先被擺脫的是道奇兄弟。
在亨利·福特的高地公園辦公室大部分時間空閒無用的同時，約翰·道奇在哈姆特拉米克附近的辦公室卻是熱鬧非凡。道奇本人或許是粗線條的，但是他那優雅的辦公室卻絕非如此，嵌板是橡木的，裝有鑲鉛玻璃的幾個書櫃之間還有一個更適合城堡的大理石壁爐。屋中的傢俱都是又大又沉，就像它們的主人一樣，這反映了道奇對氣派的偏好。他昭示自己品位的這種財力很大程度上來自福特汽車公司的豐厚利潤。憑借數百萬美元的分紅，約翰和他的兄弟霍勒斯一次性購買了像一座小鎮那樣大的草溪農場以及一些馬力讓美國海軍都眼紅的遊艇，並且捐贈了足以讓底特律交響樂團（Detroit Symphony）生機勃勃地存活下去的一筆巨款。
兩家公司之間的那種對雙方都至關重要的關係是以長時間的信任和從未停止的爭吵為共同基礎的。作為個人契約股東，道奇兄弟從福特汽車公司那裡得到了許多分紅，但他們自己的公司也在同福特汽車做生意，而且並不擁有特殊地位。事實上，當雙方的商務關係已經牢不可破的時候，卡曾斯反而下了更大的力氣壓低道奇兄弟公司的零部件供應價格，這僅僅是因為道奇兄弟公司供應的零件太多，所以單位價格的下降能給福特汽車公司省下許多錢。在10年之中，兩家公司一直像是獵槍的兩個槍筒：實際上是連在一起的，但也是徹底分開的。
在於1908年幫助福特選定高地公園新廠址後不久，約翰·道奇繼續探索了底特律的北部地區，並最終決定在某個地方為自己的公司建造一座510萬平方英尺的新工廠。像福特的水晶宮一樣，位於哈姆特拉米克約瑟夫·坎佩歐大街的道奇兄弟新工廠也是在建築師艾伯特·卡恩的幫助下設計出來的。它於1910年年末投入運行。圍繞一座中心大樓，一些4層建築點綴四周，24英畝的整個道奇復合工廠與大學城一般的帕卡德工廠更為相似，而不是線性佈局的高地公園。福特汽車公司的工廠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車工廠，而道奇兄弟公司的新總部也享有類似的盛譽：全世界最大的汽車零部件工廠。佈局巧妙而且也不像高地公園那樣擁擠的哈姆特拉米克工廠（Hamtramck Plant）設施齊備，足以完成向福特汽車公司提供大量T型車底盤及其他部件的任務。然而，有心的觀察家們注意到，這家新工廠看起來並非只是簡簡單單的汽車部件加工廠。事實上，它有全套設施，有齊全的機器，有充足的空間，足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從許多方面看，道奇兄弟工廠似乎是一家設備齊全的汽車製造工廠。
福特汽車公司每一次擴展高地公園以期能自己生產更多的零部件從而減少對外部供應商的依賴，道奇兄弟都會擴展哈姆特拉米克工廠以期能最終結束它對最大客戶的依賴。這些準備活動在兩家公司都是平平靜靜地進行的，但最終的結果卻注定是一道晴天霹靂。緊張的局勢曾於1912年一度緩和，因為約翰和霍勒斯批准了一項與福特汽車公司進行談判的提議，而這一提議對雙方來講都是最合邏輯的：把哈姆特拉米克工廠完全租給福特汽車公司。然而到1913年8月，雙筒獵槍的道奇槍筒終於忍無可忍了。
「我已經厭倦了被亨利·福特裝在內衣口袋裡的日子。」約翰·道奇爆發了。作為福特的同盟者以及僅次於福特的第二自大狂，作為一個內心極為敏感的人——儘管表現方式相當粗野，約翰·道奇成了第一個對亨利·福特那越來越嚴重的專橫和傲慢失去耐心的人。到那年夏天，他已經明白他和他的兄弟再也不能同獨裁到極致的福特合作了。作為正式程序，約翰·道奇給詹姆斯·卡曾斯寫了一封公函，辭去了副總裁和董事這兩個職務。在福特汽車租借哈姆特拉米克工廠一事還沒形成一張法律文件就因矛盾升級而泡湯之時，約翰·道奇還告訴詹姆斯·卡曾斯，道奇兄弟公司與福特汽車公司目前的零部件供應合同將會是雙方之間的最後一份合同。在那個時候，道奇兄弟仍然是福特汽車公司的股東，但他們與福特汽車的生產已經沒有關係了。
1913年年末時，亨利·福特正忙著處理一個難題：T型車的訂購量比公司的最大產量多出了100000輛，儘管當時的生產速度已經達到了差不多每3分鐘1輛。由於市場的持續膨脹，亨利·福特加快了生產速度。很大程度上受T型車狂熱的影響，到1914年汽車業已經是美國成長最快的行業。1913年時它是第七大行業，而15年前它只排在第150位。僅1912~1913年這段時間，全美的汽車總產量就上升了28%。然而，與福特汽車公司的成就比起來，即便是這個數字也是小巫見大巫：同時期內，福特汽車公司的產量提高了整整100%。
聽了道奇兄弟公司的獨立宣言，福特連眼皮都沒眨一下，因為他的心思全在高地公園工廠的新目標上。據他所說，他的最大願望是每分鐘生產一輛車——每小時60輛，每天1440輛。更令人吃驚的是，他還希望價格標籤上的數字能降到300美元以下。懷著這樣宏偉的目標，一門心思的福特沒時間理會道奇兄弟，或者說除了能幫助他實現目標的人，他沒時間理會任何人。事實上，他幾乎沒有從自己的最新計劃中抽出哪怕一秒鐘來目送道奇兄弟離開，儘管談到對重型機械的理解，這兩個人是整個汽車行業中唯一比他要強的人。不過，這或許正是他對兩人的離開並不感到遺憾的原因。對亨利·福特來說，沒有吵鬧的道奇兄弟在身邊，關於他最熱愛的東西以及他旗下企業的靈魂——機器，就沒有比他更權威的聲音了。安撫如此有價值的合作者，留住最好的專家技能，洛克菲勒和卡耐基如果能做到這一點一定會跳起歡快的吉格舞，但這不是亨利·福特的風格。他沒有夥伴，沒有同事，也沒有合作者，因為他不需要這些。他只對自己的野心保持忠誠，這一點，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行為就能說明。
1914年，福特汽車公司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年，給世界史留下了苦澀的回憶。該年初夏，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儘管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相比，高地公園工廠的變化似乎微不足道，但在釀成了歐洲大戰的社會和經濟巨變中，福特汽車公司的革新實際上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在那些「前工業化」社會和擁有汽車裝配線的現代化社會之間產生了一種新的矛盾。起源自福特汽車公司的那些變化動力勢不可擋，並且以同樣不可阻擋的方式帶來了大範圍的革新，而這種革新，就是全球戰爭的源頭。第一次世界大戰把技術帶到了戰場中。
就在那個動盪不安的夏天，道奇兄弟公司第二次震驚了汽車製造行業——甚至可能包括高地公園。道奇兄弟宣佈，他們將生產一種完整的汽車，一種他們自己設計的令人激動的新型汽車。這一消息是約翰·道奇在底特律的布克-凱迪拉克旅館（Book-Cadillac Hotel）通過相當講究的正式儀式宣佈的，當時的場面喧嘩而又熱烈。發表豪言壯語後沒一會兒，道奇就喝醉了。這下子更熱鬧了，他揮著手中的杖子，把枝形吊燈和壁燈台上的電燈泡全都打了個粉碎。但是沒人真正在意——這就是道奇，這頭公牛的所到之處永遠像是瓷器店。
兩兄弟知道，他們不可能憑借像T型車那樣的低價車同福特汽車公司正面交鋒。即便在1914年，汽車市場實際上也已不存在激烈競爭，因為福特汽車公司的效率無人能敵。然而，道奇兄弟也意識到，儘管T型車正在創造一個龐大的初次購車者階層，它卻沒有給這些顧客購買更高價格的汽車提供多少選擇。不久，那些已經厭倦了T型車或者手中有富餘資金的人就發現，他們在福特汽車公司已經找不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在預測道奇處女車的前景時，約翰·道奇對自己的戰略做出了可能最為精闢的解釋，「考慮那些某一天又會渴望一輛汽車的福特車主！」這一點倒不會發生在亨利·福特身上，作為美國最有錢的公民之一，他只開T型車，而且在T型車中的每一分鐘對他來說都是享受。然而，新道奇汽車代表著同樣基礎上的又一個進步，它也是強力汽車，但它的35馬力超過了T型車的20馬力。除此之外，它的傳動裝置也更加平穩、噪音更小。所有的進步都體現在了更高的價格上，它售價780美元，高過了T型車的450美元。當第一款道奇汽車於1914年11月開始生產時，亨利·福特甚至還沒有一個值得他瞟上一眼的競爭者，心懷擴大生產規模的目標，他關心的只是他的福特汽車公司。
事實上，福特確實沒有在意道奇兩兄弟正在憑借他們的公司或他們的錢做些什麼。唯一令他煩惱的是他們仍然能賺取福特汽車公司的分紅——其實更恰當地說，他們不是在「賺取」這些分紅。當約翰和霍勒斯不再對他的公司做出貢獻，他也不再能容忍他們從福特汽車公司得到資金（1913年時超過了100萬美元）。所以福特一直在醞釀一個計劃，確保在未來福特的分紅只會幫助福特，而不是其他任何公司。
1914年夏末，亨利·福特分別與詹姆斯·卡曾斯、哈羅德·威爾斯以及查爾斯·索倫森和P·E·馬丁就銷售與採購、技術改進以及生產問題交換了意見。根據下屬們所提供的情況，他決定在1914~1915年度生產300000輛T型車。「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數目，沒人認為這是可行的，但福特先生的想法不一樣。」紐約梅迪納忠心耿耿的福特經銷商路易斯·J·基涅茨回憶說。在工廠以外的人看來，那個創紀錄的目標代表著一個賭博。降價50美元後，這樣多的汽車也許能夠賣光——但如果價格下降後汽車還是不能全部賣出去，公司將損失數百萬美元。
像往常一樣，「想法不一樣」的亨利·福特又宣佈了一個大膽的計劃，把價格的下降直接與產量的上升聯繫在一起，從而避免了失敗風險。依靠自己對美國公眾的號召力，他以個人身份給出了一個簡明的報價：如果銷量能達到300000輛，公司將向每一個T型車新買主返還50美元的購價。這一舉動的公關價值驚人地大，就像日薪5美元推出後福特所做的所有事情一樣。
隨著訂購量直線飆升到300000（並在同一季節內多出了8162輛），福特汽車公司新僱用的30000名工人也快要把高地公園工廠擠爆了。僅僅看一下工廠的一樓——工廠遊覽的第一站，一個參觀者就會無法呼吸。這並非誇張，第一次看到700000平方英尺[1]、填滿8000台不同機器的巨大廠房時，人們確實會喘不過氣來。大多數機器都是依靠頭頂的轉動軸通過皮帶傳送下來的動力而運轉的。「這讓整個廠房看起來像是一片濃密的森林。」當年的一本旅遊指南這樣說。儘管許多機器都在不可避免地往外噴濺機油，廠方中的空氣可能還是比許多工人在家中呼吸到的空氣要新鮮。第一，亨利·福特不允許工人們在這裡吸煙；第二，最先進的通風系統每小時會把整個廠房內的空氣更換5次。參觀者們對工廠的衛生狀況也是讚不絕口。每個星期，地板會被徹底清洗一次，工廠的每處表面會被徹底擦磨一次。亨利·福特在這一點上態度相當堅決，「大約有700個人專門負責保持工廠的清潔，窗戶要擦乾淨，所有的塗料都得是新的，」他曾經這樣寫道，「那些容易讓人吐痰的黑暗角落要被塗成白色。」為什麼要這樣嚴格？他解釋說，這是因為「一個不講清潔的人是不會有道德的」。
然而很明顯的是，在福特看來，一個整日在艱苦勞動和極度緊張中度過的人是有道德的。自他的工廠開始使用裝配線以來，大多數員工都成了半熟練工人。在複雜的整體生產程序中，他們所要做的卻只是不斷重複相同的簡單工作，一遍又一遍，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一天又一天。英國社會學家休·貝農（Hugh Beynon）這樣描述這種高速度的單調程序，「機器是主人，人不得不跟上機器。」
公司在高地公園工廠採用了嚴格管理，但在大多數時間裡，員工們還是滿意的（主要得感謝日薪5美元），因此工廠保持了高效率和高利潤率。然而在亨利·福特眼中，有些事情還是不太對頭。於是在1915年，他開始注意詹姆斯·卡曾斯的行為。根據他在這次調查中的記錄，在1915年的頭9個月內，財務主管僅出現在工作地點84次，還不到同時期工作日的一半。福特實際上沒有多少理由不滿——那一年他也經常不在工廠。但他是公司總裁，他是亨利·福特，因此他是與眾不同的。
於是，福特一邊繼續隨心所欲地在自己位於迪爾伯恩的農場中設計他的廉價、輕質但動力強勁的拖拉機，制定成立新公司生產這種拖拉機的計劃，一邊又開始對卡曾斯的曠工大發牢騷。不管他自己選擇在什麼地方工作，他總希望別人待在自己的辦公桌、繪圖桌或者機器旁邊努力地工作以為公司賺取利潤，因為他們是拿工資的。在高地公園，坐在桌旁思考是被允許的，不在桌旁是不被允許的。於是，詹姆斯·卡曾斯開始對福特汽車公司失去興趣（這可能是福特告訴索倫森的），並且把自己的精力轉移到了競選密歇根州州長上。「我派了一個人觀察他，他一年內僅在工廠中待了184天，」福特對當時的《底特律新聞》總編埃德溫·G·皮普（Edwin G.Pipp）抱怨說，「他已經在加利福尼亞了，現在正計劃去阿什維爾。我不相信缺席的管理者。如果吉姆上班，我對他的信任超過任何人。但如果一個人在我們公司工作，他必須堅守崗位。」
但卡曾斯對亨利·福特的懷疑遠甚於福特對他的懷疑。「一戰」爆發之後，兩人之間的敵意上升了，而且遠在美國於1917年參戰之前。在這段時期內，亨利·福特照安德魯·卡耐基的樣子（他於1910年用價值1000萬美元的美國鋼鐵公司債券創立了受人尊敬的卡耐基和平基金）扮演起了美國頭號和平倡導者的角色。然而，不管福特起初的和平主義立場看起來多麼令人欽佩，在美國參戰之前的那不平靜的幾年中，他的觀點實際上帶有一些理想化孤立主義的傾向。而且，正是這些觀點不可避免地破壞了他與卡曾斯之間的紐帶。沒有亨利·福特和詹姆斯·卡曾斯之中的任何一個，福特汽車公司都可能不會存在。但最終，兩人還是分道揚鑣了。
當歐洲在「一戰」的頭兩年半內支離破碎的時候，有兩種選擇擺在美國面前。第一種是完全置身之外，畢竟戰爭是大洋彼岸的事；第二種是同英國、法國和它們的盟友站在一起。儘管美國加入德國領導的同盟國集團參戰沒有可能，但美國保持中立幾乎可以說是德國的支持者們熱切期望的。在大戰頭幾年的深刻反省和火熱宣傳之中，和平成為所有美國人的共同呼聲，從最積極的人道主義者到堅定的孤立主義者再到那些不聲不響站在德國一邊的人，無一例外。來自蒙大拿州的珍妮特·蘭金（Jeannette Rankin），美國眾議院的第一位女議員，後來對美國參戰投了反對票，她大膽地宣佈：「我想同我的祖國站在一起，但我不能投票贊成戰爭。我投『不』。」這正是1914年戰爭剛爆發時亨利·福特的觀點。
從未參加過戰爭的福特表示，他對戰爭的強烈厭惡是從母親那裡繼承來的。確實，許多與瑪麗·利特高特同時代的美國人都堅決反對任何形式和任何情況下的戰爭。在南北戰爭的陰影中，美國人大多是和平主義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在內戰中犧牲的美國公民超過了此前以及此後的任何衝突。毫無疑問，亨利·福特贊同母親的反戰信念。他想創造一個更新更好的世界，但途徑是技術和工業，而不是打敗舊世界以及舊世界的古老觀念。
亨利·福特或許是他那個時代的一個真正的反戰者，但他的立場也並非如此簡單——而且，將回到他那最令人厭惡的毛病：偏執狂。
在和平運動聲勢日高的1915年，福特通過一些小冊子和報紙評論表達了他那古怪的觀點。在幾篇文章中他尖銳地批評了紐約的一些銀行家，特別是J·P·摩根公司，認為他們附和美國人對英法的支持只是為了保護5000萬美元的戰爭貸款。實際上，從福特對任何社會和經濟問題的看法出發，紐約的銀行家們通常都是居心叵測的。有時候，福特汽車公司的總裁陷得更深，甚至把「猶太佬」稱作戰爭的罪魁禍首，儘管他沒有解釋他所說的「猶太佬」究竟是指哪些人以及他們是如何挑動43個國家的3800萬人進入戰場的。
1915年5月7日，從紐約開往英格蘭的英國輪船路西塔尼亞號（Lusitania）在愛爾蘭海岸附近被一艘德國潛艇擊沉，喪生的1198人大多是平民，包括一些美國人。而亨利·福特對此事件做出了令人難以忍受的評論。在那艘船開往歐洲之前，德國政府曾經在紐約的一些報紙上發表聲明警告中立國公民——比如說美國公民，協約國的所有船隻都是戰時的潛在攻擊目標。正是這種似是而非的人道主義行為讓福特在慘劇發生之後說出了這樣的話：那些罹難者都是「非要上那艘船的傻瓜」。後來，同那場戰爭一樣冷酷無情的福特還以更加過分的語言表達了他的和平主義觀點——稱美國常規軍的士兵全都「又懶散又瘋狂」。
本來，福特的這些蠢話同他那些還算清醒的反戰評論一樣並沒引起太多注意，但當他宣稱他將用自己的全部財產追求和平的時候，他從「一戰」那裡搶走了頭版頭條的位置。福特承諾，他寧願把自己的工廠燒成平地也不會讓它轉向軍工生產。這話激怒了詹姆斯·卡曾斯。
當美國還在斟酌是否參戰的時候，加拿大早已從戰爭伊始便同英國並肩戰鬥了。出生在加拿大的詹姆斯·卡曾斯堅定地支持英國人，這部分上是因為他的民族情感，但更多的是因為在任何情況下都採取攻勢本身就是他的性格特徵。當其他一些人因歐洲戰場上的血腥災難而轉為中立主義者的時候，卡曾斯卻因同樣的原因支持戰備和武力干涉。大屠殺必須結束，而卡曾斯認為美國能夠結束它。
福特和卡曾斯在參戰問題上的分歧標誌著兩人多年合作中的第一次嚴重的意見不合，也標誌著亨利·福特越來越高大的公眾形象正在接受第一次檢驗，因為這一分歧對兩人都有影響。最終，亨利·福特兩方面都輸了。
當時在卡曾斯的採購部門工作的喬治·布朗回憶說，這位財務主管的最大才能也許在於理財。「我記得卡曾斯先生經常在紐約的一家銀行和西雅圖的一家銀行之間操縱資金，」布朗說，「他會把這些資金從一家銀行轉到另一家，當後一家收到的時候，所有事情都搞定了。這人是個真正的銀行家！」卡曾斯確實很懂金融。正是他成功地創辦了高地公園銀行（Highland Park State Bank）並據此達到了優化公司支付狀況的明確目的。像亨利·福特本人一樣，數千福特汽車公司的員工也把他們的錢存進了這家銀行。但在1914年8月，就要發生商業銀行擠兌的流言開始盛傳於美國各地。
流言來自這樣一種說法：美國多家銀行與各協約國政府間的複雜貸款協議已經瀕於崩潰。亨利·福特很樂意相信這一說法，並且想把自己的錢從高地公園銀行中撤出來，但詹姆斯·卡曾斯向他保證，他的錢在那裡很安全。或許正是因為卡曾斯是一個金融高手，亨利·福特不相信他的話。無論什麼原因，他突然指示把自己的賬上資金轉到一家儲蓄銀行，在當時的情況下，儲蓄銀行是安全的。他並沒有勞神事先通知卡曾斯，而卡曾斯在看到撤資命令後，立刻給老闆發了一封飽含火藥味的電報。標注日期為1914年8月5日的這封電報部分內容如下：「在這種關鍵時期，人不可避免地會展現出自己的本性。我們正在安排轉走你的錢。」卡曾斯感到自己被徹底背叛了，但除了服從命令，他別無選擇。那時候他仍然留在福特汽車公司，但他與亨利·福特多年的深厚友誼已經永遠結束了。
「有一次，詹姆斯·卡曾斯先生和福特先生風風火火地走進來，」高地公園工人赫爾曼·M·萊因霍爾德（Herman M.Reinhold）回憶說，「揮舞著手臂，無所顧忌地大聲理論著。我不知道這是為了什麼。那不是我們的事，我們只是遠遠躲在一邊。他們在爭吵。」
萊因霍爾德並沒有指出這件事情的確切日期，但可以確定是發生在1915年秋天。在那之前，福特和卡曾斯從不喜歡激烈爭吵，當然更不可能在員工面前爭吵。但到那年秋天，雙方的不滿都開始迅速上升。其中一個原因是，福特於10月初命令《福特時代》開始刊登他的和平主義評論，但這份公司雜誌此前一直只是銷售和推廣工具，而且一直是在卡曾斯的控制下的。
卡曾斯絕不是鷹派，事實上，他曾經簽給和平促進聯盟（League to Enforce Peace）一張5000美元的支票，希望外交斡旋能夠平息歐洲的混亂。他只是不能容忍亨利·福特用公司刊物發表他那古怪、討厭的個人觀點，比如「在我看來，應該在每一個士兵的胸前繡上『殺人犯』的紅字」。福特對路西塔尼亞號和美軍特徵的評論已經對公司的銷售造成了影響。但卡曾斯認為，數字並不重要，問題是福特汽車公司不能成為總裁政治觀點的喉舌，尤其是當某些觀點可能侵犯到顧客或其他人的時候。後來，當亨利·福特對猶太人越來越無理的攻擊把福特汽車公司也捲了進來，卡曾斯的高姿態可能是公司沒有遭受更大麻煩的主要原因。當然，亨利·福特不會認識到這些。他覺得自己的政治觀點是公司的一個決定性優勢，就像他過去的那些樸素的社會觀點一樣。於是，《福特時代》上不斷出現他的和平主義評論。
一年前，約翰·道奇已經因「我已經厭倦了被亨利·福特裝在內衣口袋裡的日子」脫離了福特汽車公司。現在，詹姆斯·卡曾斯也有了同樣的感受，由於「我最終決定我不能像風箏一樣被人牽著」，他於1915年10月12日離開了福特汽車公司。在4天後刊登在《紐約先驅報》（New York Herald）上的一篇對離職原因更詳細的解釋中卡曾斯補充說，他與亨利·福特的關係「最近已經變了」。
這位福特汽車公司前副總裁繼續說：「13年前，我們共同在汽車行業中起步。是我的努力讓福特汽車公司圍繞亨利·福特建立起來。福特先生所說的話之所以得到許多人的高度重視，是因為他的公司已經發展到了太大的規模以至於他一直在公眾的注意中。我對他不做戰備的觀點不能苟同，而這個問題對我來說是一個相當嚴肅的問題，因此我決定斷絕與他的關係。」
卡曾斯再也沒有回到汽車行業中。幾個月內，他當上了底特律警察局局長，開始同已經從執法部門滲透到法庭中的嚴重腐敗現象做鬥爭。他那不留情面的調查和從不妥協的做事方法也一度給他帶來了麻煩：一次，由於被控藐視法庭，他自己也被投入了監獄。道奇兄弟的密友奧斯卡·B·馬克斯（Oscar B.Marx）市長把卡曾斯稱作「底特律最不受歡迎的人」。
不久，卡曾斯宣佈他將在下一次市長選舉中同馬克斯角逐一番。「我想看看，」他後來說，「我究竟有多麼不受歡迎。」卡曾斯最終獲勝了。此後，他又當選為美國參議員，成為一個特別專注於幫助失業者和貧困者的自由主義共和黨人。
儘管卡曾斯對政治和公共服務懷有一種天然的興趣，亨利·福特如果想把他的這位副手留在公司的話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然而，如果福特為公司做出退讓的話，兩人決裂的直接原因——他的那些國際政治觀，將會被當成無關緊要的東西。但亨利·福特不會從他那種越來越嚴重的狂妄自戀的態度中退步。正因如此，《福特時代》僅用兩行字宣佈了詹姆斯·卡曾斯的離開，而且絲毫沒有提到卡曾斯對公司發展的貢獻。事實上，文章所附的照片上僅有亨利·福特和哈羅德·威爾斯，照片說明是「兩個開發出福特汽車的人」。從來就不願承認辦公室工作有多大價值的亨利·福特似乎想在卡曾斯剛剛離開就抹殺他的功績。福特汽車公司想讓它的投資者、顧客、經銷商和員工們知道，沒有卡曾斯，公司也會一樣成功。弗蘭克·L·克林根史密斯（Frank L.Klingensmith）立即接替卡曾斯擔任起了財務主管，他的助手仍然是卡曾斯從前的副手諾弗爾·霍金斯，而霍金斯在銷售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更加重要了。在一段時間內，福特汽車公司的各業務辦公室運轉起來同以前並無太多不同，會計、融資、採購等一切如故。但可以說，卡曾斯帶給公司業務部門的那種活躍和效率，福特在此後的歲月中再也沒有看到過。
後來，人們把被福特汽車公司放逐的那些頂尖人物合稱「福特男校友聯盟」（Ford Alumni Association）。事實證明，該聯盟迎來的頭三名成員是福特汽車最重大的損失。在1914~1915年那個時候，約翰·道奇、霍勒斯·道奇和詹姆斯·卡曾斯都是汽車行業中最出色的人之一。憑借專家技能和積極進取的精神，這三個人簡直可以用一袋髒乎乎的紙巾創造一家汽車公司。在他們離開之後，福特汽車公司裡接近與福特平起平坐的人一個都不剩了。於是，至少在一段時期內，公司成了由老闆的行為、認識、偏好和慾望決定一切的「一言堂」。
卡曾斯離開僅一個月，亨利·福特的「工業家兼哲學家」處子秀就突然上演了。他的偉大計劃是前往歐洲進行和平斡旋。考慮到他的偏見，相當令人奇怪的是幫助他設計活動細節的是一個叫作羅西卡·施維默（Rosika Schwimmer）的匈牙利激進和平主義猶太人。儘管又矮又胖又戴著眼鏡，施維默卻散發著一種攝人的光輝。然而，儘管施維默是一個很聰明的人，她卻像當時的許多人一樣懷有一種過分樂觀的信念：既然戰爭看起來沒有實實在在的理由，那麼對陣雙方完全可以坐下來通過協商消除分歧，找到走向和平的途徑。往最好處說，她在力主建立一個像現在的聯合國這樣的論壇。往最壞處說，她持有一種永遠也不會得到重視的觀點。然而，儘管被伍德羅·威爾遜總統看成了一個想用稻草撼動巨石的幼稚空想家，施維默仍然很快成為最受美國孤立主義者歡迎的人。當她在1915年11月的一次午宴上把招募一群平民幫助促成停戰協議的計劃告訴亨利·福特時，福特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
從任何方面看，施維默都不像是福特的理想盟友。她不光是一個猶太人，還是一個堅定的女權主義者。在戰爭爆發以前，她已經是歐洲大陸報酬最高的演說家。而且她的那些慷慨激昂的演講經常以對男性的頗為幽默的譴責為高潮。「一戰」打響之後，施維默組織了國際婦女大會（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Women），專門尋找和平途徑，理由是性情更加溫和的女性可能更容易找到這樣一條途徑。
從內心深處來說，亨利·福特認為女性不屬於商業世界，而且他對女性只有場面上的禮貌，沒有真正的友誼。這一點沒有因碰到羅西卡·施維默而改變——正是在這種關係下，他做了隨從，她做了領導者。福特和施維默儘管不是同一類人，但在對和平主義的評論、對公眾的吸引力以及利用公眾注意力的訣竅上，兩人卻是有共同之處的。
出於對和平主義同道朋友的禮節，福特在自己的高地公園辦公室裡第一次接見了施維默。「他那剛強、苦行者一般的面龐讓我想起了一位希臘哲學家的肖像，我是在我父母的書屋裡從一部珍貴的老書中看到那幅肖像的。」施維默後來描寫了這一次會面，「而且當一種詼諧的表情浮現在他的臉上，他看起來就像一個憂鬱但是健康的男孩。在我眼中，福特先生似乎一直就是這種哲人和男孩的組合。」後來，福特又把施維默和芝加哥的和平主義領導人路易斯·P·洛克納（Louis P.Lochner）一起請到自己家中共進午餐。在1915年11月那個時候，宏偉的費爾萊恩豪宅還沒有徹底完工，但福特家已經可以舒舒服服地住在裡面了。「福特先生特別驕傲地向我們展示兩件東西，」洛克納回憶說，「第一是那個巨大的白瓷磚游泳池，第二是一架管風琴。」不過，洛克納印象最深的卻是亨利·福特那令人吃驚的平易近人，「他對名聲價值以及揚名方式的敏銳認識」超過了同時代的其他任何美國人。三人在午餐中就和平主義運動進行了一番生動的討論後，福特做出了一個決定：第二天就去紐約開始全力支持施維默的國際婦女大會。
克拉拉·福特試圖說服丈夫不要去，但無濟於事。11月21日，亨利·福特在紐約參加了又一次和平主義午宴。正是在這次午宴上，路易斯·洛克納提議派大會和平代表乘坐一艘特殊船隻前往歐洲。「福特先生立即就被這個主意吸引了，這也是羅西卡·施維默的建議，」洛克納回憶說，「我已經說了福特先生有一種天生的宣傳本能。現在我還得說，除此之外他對戲劇性也有一種敏銳的感覺。」這兩種本能告訴福特，通過和平船（人們管那艘船叫和平船），他不光能開始行動，還能讓人看到他已經開始行動。
亨利·福特可能確實認為他的和平船是讓戰爭早點結束的最佳機會。甚至可以說，在戰爭中期那流血不斷、僵持不下的緊要關頭，那艘船可能真的是實現和平的最佳機會。畢竟，以前福特就在親民方面做得很好，而相比一艘裝滿自願平民代表的遠洋客輪來說，待在家裡不會對戰爭結束起到更多作用。但即便考慮到福特對外交和地緣政治學的無知，也沒有一個人真正確定福特為什麼要實施施維默那古怪的旅行計劃。他不光花錢贊助，還直接參與其中，究竟想得到什麼？毫無疑問，福特確實希望戰爭在美國參戰之前結束，但即便是他自己後來也承認，相比租借奧斯卡二號的支出，和平船旅行所創造的宣傳效應是很划算的。
經過一個星期的準備，和平船於12月4日起航駛向歐洲。和平船的故事還得結合某些新聞記者對它的強烈偏見來考慮。由於大多數報紙出版商都反對和平主義運動（畢竟，戰爭對發行量有利），他們所派去的通信員總是無情地嘲笑這次運動。部分上因為他們報道，和平船僅存的那一點兒嚴肅意義也很快就在它穿越大西洋的過程中消失了。羅西卡·施維默為理想中的和平談判做著準備，而亨利·福特卻開始越來越明顯地表現自己。不管怎麼說，路易斯·洛克納這次又吃了一驚，因為在其他代表在頭等艙中爭奪餐桌的時候，工業大亨卻是在三等艙的飯廳內吃飯的。
福特在和平船上的時光僅到它第一次停靠在挪威克裡斯蒂安尼亞（現在的奧斯陸）的時候就結束了。那時候，他正貌合神離地與其他代表們保持著遙遠的距離，因為他發現那就是一幫烏合之眾，聰明的假紳士們那沒完沒了的廢話讓他無法忍受。在挪威，無論是那艘船還是船上最著名的乘客都無力把歐洲的交戰各方叫到一起已經是越來越明顯的事。既然船靠了岸，那樣複雜的外交看起來不會由船上的任何一個人促成。正如阿倫·內文斯後來對失敗的總結，亨利·福特「從來就沒有後悔發動那次旅行。但他可能意識到活動的管理很糟糕，控制那幫喜歡幻想的個人主義者也是一個很困難的任務。他在他們中間就像施維默在高地公園的裝配線上一樣迷惑」。在一位醫生馬馬虎虎地證明亨利·福特健康狀況惡化之後，這位工業家訂了自己的返程船票，把和平船的使命拋在了身後。沒有了他，那艘船更加黯淡無光了。
和平船代表團試圖在贊助者離去的情況下實現自己的目標，先後在瑞典和瑞士成立了協商委員會，但一年過後，他們的努力明顯在每一個方面都失敗了。羅西卡·施維默曾經向路易斯·洛克納傾訴說，整個事情成了一個蹩腳的童話。旅行結束之後，她退出了公共服務領域。和平船帶給她的羞辱是如此之深，以至於她因精神崩潰而住進了療養院。
亨利·福特——聖誕節時唯一離開戰爭返回家園的人，擺脫了對和平船的奚落嘲笑，回到底特律拾起了汽車製造的老本行。諷刺家們喜歡說，他和他的公司現在比此前任何時候都要出名。而福特本人對那次牛仔外交的總結是：「我沒得到太多的和平，但現在我知道，俄國將成為一個巨大的拖拉機市場。」
[1]1平方英尺≒0.093平方米。——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