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參戰的19個月內，福特汽車公司的汽車生產並沒有停止。事實上，憑借T型車的新型號，公司在1917年獲得了特別大的成功。但是在戰爭時期更時髦的新T型車大受歡迎，而福特汽車公司於1917年的汽車銷量也達到了735017輛，比上一年提高了50%。另外，公司於該年夏季推出的重型卡車（底盤重達1噸）成了軍隊的「及時雨」。福特卡車加入了歐洲戰場上的彈藥運輸車隊，而T型車已在那裡服役了一段時間。事實上，「一戰」中經過特殊裝備的T型車與後來的吉普車最為接近：一種似乎能在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的車輛，無論是戰爭時期還是和平時期。
在「一戰」歲月中製造所有這些車輛的福特汽車公司工人至少代表了60個不同民族。如果未曾離家的話，福特工廠中的那些辛勤勞作的人可能正在某個遠離高地公園的戰場上相互屠殺。不過在和平共處的高地公園工廠，「仍然存在一個問題，政府懷疑有德國的支持者正在福特公司工作，」歐內斯特·格裡姆·肖回憶說，「公司中有政府派來的人，可能跟我們一樣就在工作台上，他們時刻提防著陰謀破壞活動。」
在重組以適應軍工生產的強大政府壓力下，福特汽車公司的生產員工發現他們正在一種古怪的氛圍中工作，每一次無心的錯誤都會被嚴格審查以弄清是否為同盟國力量的蓄意破壞。甚至連福特的私人秘書，曾經的銀行家歐內斯特·G·利博爾德（Ernest G.Liebold）也受到了懷疑。他出生在北密歇根，但是有一個德國姓氏，而且在那些拚命想尋找日耳曼人的人看來，他的那種簡練明快的行為方式正好帶有日耳曼味道。戰時的一天下午，他開車送福特汽車公司辦公室的一位女士回家，但這種善意卻遭到了懲罰。因為那位女士把他在車裡說的話報告給了政府，「我認為德國人會在潰敗之前退出戰爭。」他的無心評論——儘管不太正確，足以暗示他可能是一個德國的支持者，因為他似乎能獲得有關德國意圖的信息。這種懷疑令利博爾德非常惱火，儘管最後不了了之。
更令人煩惱的是，強大的外部勢力還想讓福特汽車公司解雇傑出的卡爾·艾姆德。憑借製圖和工具設計方面的天才，艾姆德對公司自由發動機項目的成功做出了極大的貢獻，但他的德國血統使他成了一個明顯的靶子。「卡爾·艾姆德和（重工項目主管）查理·哈特納（Charlie Hartner）都是德國人，我也是德國人，」威廉·克蘭說，「負責這個項目（自由發動機）的有12個是德國人，而他們（外部者）說德國人正在阻撓這個項目。」
對一切德國事物的極端排斥是公司內政治壓迫的核心——德國人在每個方面都會遭受懷疑。然而，公司所受到的特別注意實際上源自亨利·福特的另一種個人偏見。1916年，當美國派遠征軍到墨西哥抓捕革命者潘丘·維拉時，亨利·福特表示了強烈反對。更令他惱怒的是，在約翰·潘興（John Pershing）將軍率軍跨過邊界時，國民警衛隊也因軍事行動升級而被召集起來。福特斷言，美國政府沒有權力把一支特遣部隊派到他國土地上。對一個一向表示反對戰爭的人來說，這並不是一個出人意料的立場，但福特所做的不光是發表個人觀點那樣簡單。他也跨過了他自己的敵我邊界，聲明說任何在墨西哥遠征期間加入美國國民警衛隊的員工回來以後都不會被接納，就好像這是公司的一項政策。《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的一篇社論對福特的舉動表示了異議，給他貼上了「無政府主義者」的標籤，並且建議他不如把自己的工廠搬到墨西哥。「如果福特允許他的這種規定存在下去，我們就會知道，」社論說，「他不僅是一個無知的理想主義者，還是一個國家的無政府主義敵人，而正是這個國家保護了他的財富。」儘管《芝加哥論壇報》允許福特發表文章否認自己威脅了國民警衛隊，但這家報紙的「右翼」出版商羅伯特·R·麥考密克（Robert R.McCormick）仍然拒絕收回上述評論或者為無政府主義的說法道歉。於是，福特起訴了《芝加哥論壇報》，索賠100萬美元。福特表示他保留在不對抗政府的前提下與政府意見不合的權利。
這起訴訟在美國的整個參戰期內都處於待受理狀態，一直到1919年5月才付諸審判。大多數美國人都讚賞福特對軍工的貢獻，特別是他還承諾不會從中獲利，但他的對手們仍然不會輕易相信他。「我覺得亨利·福特是一個寡廉鮮恥又貪婪的偽君子，」麥考密克說，「我認為我對他足夠瞭解。」
1918年，亨利·福特的敵人們開始利用聯邦政府對戰時飛行器生產的調查打擊他。令人意外的是，這次調查的鼓動者是雕刻家格曾·博格勒姆（Gutzon Borglum）。1918年時，他正在考慮開辦一家飛行器公司。部分上出於自私的動機，博格勒姆指責說負責自由發動機項目的生產商集團效率低下而且正在牟取不正當利益，並且說服他的朋友伍德羅·威爾遜總統展開了一場調查。圍繞自由發動機項目的緩慢進展已經有不少的懷疑和迷惑，雕刻家的話無疑是火上澆油。畢竟，生產在美國參戰一年後才開始，這自然會讓國人懷疑：沒有真正的飛機發動機，只有不勞而獲的利潤和貪婪的承包商。為了避免公眾信心的喪失破壞美國人在參戰問題上的團結，威爾遜總統展開了調查。他選擇的調查負責人是在1916年大選中敗在他手下的查爾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這位德高望重的共和黨人曾經是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
作為諸多令人煩惱的後果之一，休斯的調查損害了自由發動機設計者傑西·文森特的商業聲譽，他所謂的錯誤是沒有在加入軍工項目前賣掉自己的帕卡德汽車公司的股票。由於這點疏忽，文森特在貢獻祖國的兩年中無意中牟取了55美元的「不正當利益」。就為這個，文森特後來沒有得到任何的政府嘉獎，而這種榮譽甚至連他的助手也得到了。不過，選擇一本正經的休斯領導這次調查對亨利·福特來說有著不同的意義。
1918年，福特汽車公司很忙，福特汽車公司的總裁更忙。在間接與歐洲的同盟國做鬥爭，直接與公司的幾個股東做鬥爭的同時，亨利·福特還能抽出時間來競選密歇根州美國參議員的寶座。威爾遜總統就是最早鼓勵他競選的人之一，而數千封來自支持者的信讓他下定了決心。無論是福特還是他的共和黨對手杜魯門·H·紐伯裡（Truman H.Newberry）都不算積極，但他們背後的政黨卻把1918年密歇根參議院選舉變成了歷史上最火爆的競選戰之一。就在紐伯裡的班底就亨利·福特在社會問題和戰爭問題上的立場竭盡歪曲和誇張之能事時，查爾斯·埃文斯·休斯來到底特律，近距離觀察了自由發動機項目。
休斯和他的隨行人員特別視察了高地公園，想找出德國人或德裔美國人正在阻撓生產的蛛絲馬跡。「休斯委員會視察工廠的那一天，我們正在測試100台發動機」威廉·克蘭回憶說，「你聽不到你自己的聲音，方圓幾英里內都是發動機的吼聲。」
休斯或許差點兒被震聾，但是他並不滿意。相當無情的是，他決定拿卡爾·艾姆德開刀，把這位德國工具設計師的飯碗當成對福特汽車公司忠誠度的檢驗。「關於艾姆德的表現，我們得不出任何確鑿無疑的負面結論，」休斯承認，「但是對管理層中的一些最重要的人來說，讓艾姆德交出這種具有戰略意義的職位明顯是恰當的。」一時間，艾姆德事件在高地公園鬧得滿城風雨。福特汽車公司的一些執行官確實與休斯和休斯的委員會站在了一起。他們的理由是，儘管艾姆德是一個中立的美國公民，儘管他在自由發動機項目中的工作是無可指摘的，但作為公司的一個重要負責人，他可以接觸所有的行業和軍事文件，所以可以——如果他願意的話——把這些文件複印並發回德國「老家」。另外一些沒有這麼強硬但卻更加世故的管理人員則認為，艾姆德的職業生涯和安全原則都不如福特汽車公司的聲譽重要。因此，如果這個人有可能是一個想搞破壞的間諜，公司最好把他解雇以證明對國家的忠誠，不管他的工作多麼出色，多麼有價值。
「我還記得那份聲稱公司設計部僱用了敵國僑民的報告帶來了什麼後果，」另一位工具設計師威廉·F·皮奧克許多年以後回憶說，「艾姆德受到了猛烈的批評，就因為他是一個德國人。我只能告訴你，那件事幾乎把他毀掉。他同我曾共事過的任何美國人一樣忠誠。」
艾姆德事件最終於1918年11月3日演化為一場風暴。這一天，《底特律自由新聞》刊登了共和黨的一則有關艾姆德的惡毒廣告。廣告把福特稱作「德國佬的情人」，並且聲稱休斯調查證明亨利·福特本人正在保護工廠中的德國人。當然，亨利·福特是兩天後參議院選舉的候選人之一，他的許多支持者都認為共和黨在這個時候發話絕不是巧合。在這個緊要關頭，福特如果拿艾姆德的職業生涯來交換參議院寶座是可以理解的，儘管是不光彩的。他的大多數競選宣傳員都建議他這麼做，因為票數多少看來就依賴於此——可能足以使他當選。但是，自1906年亞歷山大·馬爾科姆森要求漢克·福特製造K型車以來，還沒有什麼人能替他決定應該怎樣做。
候選人福特發表了一份公開聲明，驕傲地指出了艾姆德12年內對公司的巨大貢獻以及他的革新給自由發動機項目省下的345000美元。私下裡，福特對艾姆德說：「如果他們想絞死你，他們得先絞死我。」福特堅定地與艾姆德以及其他一些遭受類似中傷的員工站在一起，對一個僱主來說，這是難能可貴的。
儘管福特經常保護那些他最欣賞的職員，艾姆德在極端複雜的情況下存活下來卻有不同的原因：對福特來說，把一個被錯誤指控為「德國支持者」的人吊死在空中無異於把「無政府主義者」亨利·福特吊死在空中。亨利·福特永遠不會承認錯誤，即使他真的錯了；那麼在他對的時候，他當然更不會讓步。不值得為了贏得選舉做出這麼大的犧牲。
亨利·福特正式參選後，密歇根參議員選舉立刻成了全美國性的話題。畢竟，他是在美國總統的個人建議下做出決定的。在19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福特不僅公開表示了對威爾遜的支持，還對民主黨的加利福尼亞戰役捐贈35000美元幫助他們發動了最後時刻的閃電宣傳戰，而一些權威人士認為，威爾遜之所以能在競爭激烈的加利福尼亞以4000票勝出，從而在選舉團選舉中僥倖壓過共和黨人休斯23票，這次閃電戰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作為名義上的共和黨人，福特也曾在某些問題上公開表示與總統意見相左，但在支持創立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以確保未來和平的政府計劃時，他儼然又成了一個「威爾遜人」。在不同黨派間跳來跳去不是一種聰明的政治表現，福特也知道這一點，因此他宣佈他將爭取兩大黨的共同提名。
密歇根州的共和黨註冊黨員比民主黨整整多出10萬，而州共和黨領導人絕不會願意用這樣的多數優勢支持任何威爾遜人，不管他在商業上有多麼成功。面對福特同時參加兩黨初選的事實，共和黨的領導者們轉向了出自耶魯大學的杜魯門·H·紐伯裡。出身底特律望族的私人投資家紐伯裡時年54歲，比亨利·福特年輕一歲。他也與汽車業有聯繫，早在1902年就曾通過對帕卡德汽車公司投入重金讓祖傳財富劇增。對福特的獲勝希望威脅最大的是，紐伯裡曾經在西奧多·羅斯福的任期末擔任過海軍秘書。這一短暫的經歷賦予他軍事資歷，而這是戰爭時期的一個極大驕傲，也是亨利·福特的明顯劣勢。紐伯裡擊敗福特獲得了共和黨提名，而福特輕鬆贏得了民主黨的初選。這樣，兩人又一次在美國競選中相遇。
福特採用了老式戰略：他從不親自露面，也明確表示不會發表演說。他也沒有花錢，這與他早些時候的話倒是相符合的。「這些競選花銷都是浪費。」福特曾經在1916年威爾遜競選總統時這樣說。「我不會給任何競選委員會捐贈一個子兒」——但這是在他資助威爾遜的加利福尼亞閃電戰之前。無論如何，福特並沒有對自己的參議員競選投錢，而且也拒絕了民主黨的資助。他所做的只是組織了他自己的超黨派福特參議員俱樂部（Ford for Senator Club）。在兩黨初選中，福特這邊總共花了335美元，剩下了226美元。
相比之下，杜魯門·紐伯裡僅僅為了在共和黨初選中擊敗福特就花了176568美元。後來，他在參議員選舉中的支出達到了50萬~100萬美元。民主黨機器不斷利用報紙、傳單和集會攻擊福特的愛國問題。《美國文學文摘》（Literary Digest）報道說，在選舉日臨近時，「每一個可能會施加影響的人都拿到了錢——給個人，給共和黨人，給民主黨人，只要是可能有用的人都一樣；給政治、社會、工業和宗教組織，都一樣；給報紙，不光是廣告費；替那些從沒參加過一英里競選遊行的人結清賬單」。
伊利諾伊州的元老級參議員勞倫斯·謝爾曼（Lawrence Sherman）對那次競選的冷嘲熱諷可能是亨利·福特應當承受的，「由於能讓他那發熱的大腦降降溫的更好的冰箱尚未出現，」謝爾曼說，「他治癒自己的最好辦法就是去爭奪空餘席位。」不過，這位好發牢騷的共和黨參議員憎恨的不光是福特這個人，因為他還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我想說，我認為福特汽車是一種國際害蟲。」
這一次，通常較為自由的《紐約時報》對亨利·福特的理解同美國的保守派政治家們也大同小異。《紐約時報》社論版曾經在塞爾登案中支持福特，也曾經對他的日薪5美元政策大加讚譽，但對他的政治野心卻表示了迷惑。根據這家報紙的觀點，福特在密歇根獲勝「將讓參議院和汽車行業都出現空缺，而對後者來說，福特先生是不可或缺的」。這就引起了另一個相關問題：亨利·福特是否願意讓他的公司缺了他，甚至是否能忍受居住在華盛頓而遠離他的公司。
當選舉日臨近，紐伯裡的人對埃茲爾·福特逃避兵役的攻擊開始升級。由於福特沒有就卡爾·艾姆德和其他一些敵國僑民的問題回應共和黨人，「最初的指責……充斥在全州那些敵對報紙的星期一版上，」歷史學家戴維·劉易斯說，「結果，在星期二投票的千萬選民只瞭解那些譴責，沒聽到任何抗辯。」福特也批判了對艾姆德和高地公園中的其他一些外國工人的歧視，但只是在選舉日當天才在大多數密歇根報紙上刊出，而當選民看到這些的時候，他們大多已經投完了票。因此可以說，是福特允許紐伯裡陣營的卑鄙行徑變成了一種重要的影響力。
雙方形勢十分接近，計票工作花去了三天時間。結果，兩大黨候選人共得432541票，杜魯門·紐伯裡以7567票的優勢擊敗了福特。失敗者目瞪口呆，因為他從一開始就相信他的個人影響力足以抵抗對他本人及其同伴的任何攻擊。選舉日後第9天——也就是「一戰」結束後第5天，自我中心主義遭受重創的亨利·福特發表了一份聲明，發誓他將永遠脫離讓人「掉進溝裡，陷入泥濘」的那種政治。
福特還特別表達了他對對手競選花銷的憎惡——這個問題在85年後仍然是國會的爭論核心之一。「究竟有多少錢用於確保那個參議院席位只有良心知道，」福特說，「如果他們願意花176000美元去獲得一個小小的提名，他們也會願意花1.76億美元去控制整個國家。這就是危險所在。」
人們認為，被政治領域拒之門外的亨利·福特肯定會灰溜溜地逃回自己的圈子。確實，福特回到了製造和改進拖拉機的事務，但絕不是夾著尾巴逃回去的。這個密歇根最富裕的人從不羞於失敗，不管在外人看來有多麼難為情。在福特眼中，這次參議員競選確實是一個失敗，但卻是選舉漏洞的一個失敗。當然，他並不是第一個認識到美國的州內選舉是多麼容易用錢買贏的人。正因這一弊端，密歇根州於1918年頒布一項法律，為議員初選設定了3750美元的花銷上限——除了廣告費用。這遠遠低於當時聯邦法律所規定的10000美元的上限。紐伯裡的競選委員會明顯違反了州和聯邦法律，正在因共和黨初選中的過度支出而遭受炮轟。杜魯門·紐伯裡堅持認為他沒有做錯什麼，因為競選費用中沒有一分錢是他自己的。他狡猾地使用了一種直到今天還在困擾競選財政改革的借口：其他人怎麼花錢是他無法控制的。
當然，亨利·福特怎麼花錢也是紐伯裡無法控制的。在朋友哈維·費爾斯通的協助下，這位懷恨在心的汽車大亨雇了大約100個私人調查員在全州範圍內搜尋競選舞弊的證據。這支隊伍用了4個月的時間挖掘出了足夠多的骯髒交易——多得以至於紐伯裡的參議院席位還沒坐熱，兩紙獨立訴狀便已送達，一份要求密歇根州重新計票，另一份要求開除這位道德敗壞的新參議員。這兩個招數以及迫使紐伯裡辭職的類似行動都失敗了。但在亨利·福特的腦子裡，他的律師和私人偵探大軍還有其他一些任務，而現在他已經檢驗了這支大軍的力量。
福特對福特汽車公司最大的個人貢獻，可能就是他在提高產量上的堅定態度。當有關公司的其他所有事情都來自眾人的工作，吹響工廠擴張的號角卻是他一個人的功績。無疑，驚人的銷售速度鼓勵了他，在高地公園休息室裡轉來轉去只為多弄幾輛T型車的外地經銷商也是他的動力。福特的計劃基於一個高明的公式：產量提高會讓價格下降，而價格下降會讓銷量提高。當然，這樣一種策略會逐出競爭者——1914年年末時T型車已經是唯一一款價格在500美元以下的汽車。然而，亨利·福特真正的與眾不同之處卻在於，他一年到頭地加速提高產量實際上是在冒整個企業可能因短期的銷量下降而崩潰的風險。
大多數製造商都對「美國能買多少輛汽車」的問題非常重視。畢竟，擴張只能是對需求的成比例回應是當時的傳統認識。福特汽車公司是唯一一個認為產量提高能預示銷量提高，而且是大提高的企業。內在風險正存在於此。如果需求下降，工廠那不斷提高的產量就不再是福特主義的閃光典範，而像是一家瘋狂公司的瘋狂表現。
福特對此並無擔心。他關心的只是如何降低T型車的價格。其他所有事情都得遵從這個目標。由於高地公園的效率和產量潛力都已發揮到極致，福特開始準備在榮格河地區建立一家新工廠。高地公園工廠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車工廠，但新工廠將比高地公園還要大。實際上，按照福特的設想，新工廠將成為全世界所有類型的所有工廠中的頭號巨人。
1916年，亨利·福特第一次產生了在榮格河建立一家最先進冶煉廠（用於混合或精煉礦石）的想法。為實現這個宏偉計劃，福特汽車公司需要資金，而數千萬美元的年利潤是現成的資金。在早些年，福特汽車公司會把大約一半的淨利潤用於分紅。但從1915年開始，公司轉向了新策略（得到《密歇根州公司法》的支持）——每月拿出相當於公司資本5%的利潤來進行分紅。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公司通過一種老掉牙的資產評估方式所計算出的資本僅是其實際資本的1/50：200萬美元，而高地公園工廠一天就能生產價值200萬美元的汽車。不過，即便按照這種低得荒唐的資產估價，公司的分紅按今天的標準來看仍然是頗為豐厚的，1919年，最大股東亨利·福特本人得到了大約50萬美元。儘管福特已經像其他股東一樣習慣於拿到10倍於現在的分紅，但同樣像其他股東一樣，以前年度的利潤已經讓他擁有了足夠的財富——幾百倍於1903年公司成立時任何人的想像。正是由於囊中充裕，大多數股東並沒有反對有利於公司進一步擴張的新分紅方法。而當時任底特律警察局局長的第二大股東詹姆斯·卡曾斯則因警務繁忙而沒能提出任何抗議，他姐姐羅塞塔·卡曾斯·豪斯（Rosetta Couzens Hauss）的那點兒投資自然也只能隨大溜了。霍勒斯·拉克姆、約翰·安德森以及約翰·S·格雷的繼承人都表示滿意。這樣，只剩下道奇兄弟在那裡吵鬧不休了。
那時候，約翰·道奇和霍勒斯·道奇已經開始生產他們自己的汽車。有點兒像T型車老大哥的道奇車賣得相當好，從第一個完整生產年1915年開始一直是美國五大暢銷車之一。在1916年的那次被亨利·福特狠批一通的遠征中，「黑傑克」（Black Jack）潘興將軍就是用道奇車隊在墨西哥的險峻峽谷中追逐潘丘·維拉的（他開的是T型車），這為道奇車贏得了永遠的聲譽。道奇兄弟公司的汽車長久不衰，產量一直在迅速上升，到1919年已經超過了100000輛。不過，它以及其他品牌仍然無法與福特汽車相提並論——這一年的T型車銷量是521599輛。
約翰和霍勒斯總共握有福特汽車公司10%的股份。單單1914年，他們就獲得了122萬美元的紅利——這是他們連續第三次拿到7位數分紅，而出於兩個原因，他們希望這樣的巨額回報能繼續下去。首先，為了不斷發展自己的汽車公司，他們需要盡可能多的資金；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他們確信亨利·福特把這麼多公司的利潤投在榮格工廠的大膽計劃中是在拿公司的生存能力冒險。
1916年11月2日，約翰和霍勒斯起訴了福特汽車公司董事亨利·福特、埃茲爾·福特、霍勒斯·拉克姆和弗蘭克·克林根史密斯，控告他們損害了股東的利益。特別地，道奇兄弟要求密歇根州巡迴法庭勒令福特汽車公司永遠把3/4的利潤用於分紅，禁止公司投錢在屬亨利·福特個人所有的榮格河地盤修建冶煉工廠或其他任何東西。道奇兄弟還反對（至少從這樁官司來看）日薪5美元和T型車的削價，但頭兩項指控才是事關福特汽車公司未來的鬥爭焦點。
正如阿倫·內文斯所說，約翰和霍勒斯反對福特汽車公司以區區200萬美元的虛假資產評估為基礎計算分紅是正當的。「事實上，」他和弗蘭克·歐內斯特·希爾在《福特：擴張和挑戰》（Ford:Expansion and Challenge，1915~1933）一書中寫道，「1916年7月31日的年度報告顯示，公司上一年的淨利潤幾乎達到了6000萬美元，現金結餘也超過了5200萬美元。在通常情況下，公司至少應該宣佈2500萬美元的分紅。」
案子最終於1917年6月開庭審理，道奇兄弟的律師之一威廉·卡彭特（William Carpenter）對巡迴法院法官描述了他的委託人所遭受的不公。「福特先生，」卡彭特說，「已經得到了他所需要的所有的錢。他的野心是僱用盡可能多的人，以盡可能低的價格出售汽車，而應該對股東盡到的義務，他一點兒也不考慮。1916年，他可以掙得6000萬~7500萬美元，他卻只掙了2800萬。當其他所有的汽車都在提價，福特為什麼要降價？就算他只想保住在汽車世界的領導地位，難道他一定要降價嗎？他真正的願望是做大眾恩人。他想以股東的損失換取自己的榮譽。」
「我們要求福特先生以利潤最大化的原則經營公司，」卡彭特繼續說，「當一個企業只是擴張自己，不去賺取利潤，它就是在非法經營。」儘管今天的許多股份公司，特別是發展迅速的那些行業中的股份公司，都會選擇犧牲股東分紅而把全部或大多數利潤用於再投資，但在1910年，這樣的方式是聞所未聞的。如果亨利·福特是在20世紀的最後25年而不是頭25年中經營他的公司，他或許不會有消滅外部持股者的動機。這樣想來，在減少分紅這一點上，福特是遠超前於他那個時代的，所以他承受著要求他與當時的公司規範同步的壓力。
道奇兄弟還指出，在榮格河修建冶煉廠超出了福特汽車公司的章程。公司是為製造汽車而成立的，而根據密歇根州的法律，修建像冶煉廠這樣的煉鋼設施屬於一個不同的，而且是相當特殊的法律條款。對亨利·福特當時的計劃來說，這一點同他對發展的強調一樣重要，而他想在榮格河修建什麼樣的工廠可以表明他為公司設定的發展方向。同汽車業的專業化趨勢截然相反的是，福特汽車公司的目標是把更多供應商的產品納入自己的生產範圍。也就是說，福特汽車公司想用自己的樹木、礦石和橡膠工廠生產全部的木材、金屬和輪胎，然後再用這些材料生產自己的汽車。
一審裁決支持了道奇兄弟對分紅問題的意見，但駁回了他們的其他訴求。法庭命令福特汽車公司立即支付19275385美元的特別紅利，並且調整分紅政策以保證50%的公司利潤能回到股東手中。另外，巡迴法庭裁定在榮格河修建冶煉廠確實與福特汽車公司的章程不符。自然，福特汽車公司提起了上訴，這至少會把上述要求的執行拖延到1919年。
然後，亨利·福特於1918年11月投下了重磅炸彈。他宣佈他將在年末辭去福特汽車公司總裁的職務。「我對未來很感興趣，不光是我的祖國的未來，還有全世界的未來，」公司辦公室所發表的官方聲明說，「我的腦子裡有能給所有人帶來好處的明確的觀念和理想。我想讓它們不經混淆、歪曲和誤傳地被公眾知曉。」簡言之，福特的最後一份職業將是「報紙出版商」。這種新雄心的表現舞台就是他剛剛買下的週報《迪爾伯恩獨立報》（Dearborn Independent，以下簡稱《獨立報》）。在前任所有者的經營下，《獨立報》只是一家默默無聞的小鎮報紙，但亨利·福特對它的未來已經是胸有成竹。「我一向對微不足道的開端抱有信心，」聲明繼續說，「因此我要接管和建設這家家鄉小報。」一般的猜測是，福特是吸取了密歇根參議員競選的教訓，想把這家報紙當作他開啟政治生涯新階段的平台。或許，他的目的地是1920年的白宮。不管亨利·福特的真實目的如何，他的辭職決定在汽車行業中掀起了軒然大波。作為接班人，25歲的埃茲爾·福特被父親任命為新總裁，掌管起這家價值2.5億美元的企業。在亨利·福特的餘生之中，埃茲爾一直是公司的總裁。
這次巨變讓福特汽車公司擁有了（至少是名義上擁有了）一個更有能力，當然也更有理性的領導人。本性善良的埃茲爾·福特與他這個年齡的大多數富家子弟都大為不同，他對待公司官員這一角色與對待有家男人這一新角色一樣認真。在亨利二世之後，他和埃莉諾又先後生了三個孩子：本森（Benson）、約瑟芬（Josephine）和威廉（William）。
讓我們設想一下埃茲爾在接受開始於1919年年初的新角色時有何感受。像其他所有人一樣，他知道父親是一個古怪無常的人，但他一定對自己接任總裁充滿信心，因此一定會對擺在眼前的機會感到激動。不會有什麼生活比現在的生活更加美好了。但對埃茲爾來說非常不幸的是，事情最終變糟了。無論如何，父親和兒子的角色變化並沒有馬上發生，一切皆起因於那年冬天福特全家在洛杉磯附近的加利福尼亞阿爾塔德納所休的一次長假。
作家厄普頓·辛克萊（Upton Sinclair）是福特家在阿爾塔德納的新鄰居之一，出於對工業改革的興趣，辛克萊自然很想瞭解亨利·福特，所以他在阿爾塔德納數次拜訪了福特。根據辛克萊所說，福特家（亨利、克拉拉、埃茲爾、埃莉諾和亨利二世）所租的房子普通得令人吃驚，第一次訪問時他就發現偉大的工業家和他的兒子「正在車庫中，他們已經在那裡建立了一個能搞設計的小工廠——亨利在老巴格利大街就是這麼做的，那時候埃茲爾還沒出生」。
「在這個地方，」辛克萊繼續說，「他們見到了一個舊化油器的一部分，但這東西出自什麼車輛，他們並不知道……亨利和埃茲爾對上面的一個孔著了迷，因為他們想不出這個孔的用途是什麼。他們把它展示給我，詢問我的想法。但當時，我正騎在一輛自行車上，而且根本不知道化油器是什麼玩意兒。」
但辛克萊還是成功地與老福特暢談了美國的商業系統，正是在這次談話中，這位公然承認自己是社會主義者的作家提出，如果福特汽車公司能歸「人民」所有，縱使亨利·福特仍然擔任首領，公司也更有可能成就大事。然而，福特最不想看到的就是一群匿名者嘰嘰喳喳地告訴他應該去做什麼。
1919年2月7日，司法系統做了福特最不想看到的事：告訴他應該去做什麼。密歇根州高級法院宣佈了對「約翰·F·道奇和霍勒斯·E·道奇對福特汽車公司、亨利·福特和其他人」一案的最終裁決結果。這只是一個局部改判，雖然把在榮格河修建冶煉廠歸入了福特汽車公司的權利範圍，但也再次支持了道奇兄弟對公平分紅的定義和要求。儘管公司已經在1919年前兩個月重新使用了公平的普通分紅方式，法庭命令公司追溯支付過去的紅利仍然讓亨利·福特大為光火。不管怎麼樣，在亨利·福特仍待在阿爾塔德納的時候，公司財務主管弗蘭克·克林根史密斯已經開始準備向股東支付法庭要求的1930萬美元。
「亨利·福特今年55歲，」厄普頓·辛克萊在加利福尼亞的那個冬天寫道，「身材修長，頭髮灰白，思維敏捷，行為方式簡潔有力。他那又長又瘦的雙手從不休息，總是在做些什麼。他是一個和藹可親的人，不會裝腔作勢，並沒有被他的巨大成功改變。大概是沒有接受過語法教育的原因，他的話語中充滿了中西部老百姓的那種怪癖的說法。他從來就不曾學會理論研究，當碰到一種理論的時候，他會迫不及待地回到現實，就像野兔逃回洞窟一樣。」
「他所知道的那些東西，」辛克萊總結說，「都是從實踐中學來的，而且如果他想再知道一些東西，他仍然會採用同樣的方式。」
3月6日，亨利·福特宣佈他正在組建一家新汽車公司。不帶委婉語調，他承認他這樣做是因為對高級法院的裁決感到厭惡，他認為，法院已經逼迫他以違背自己最佳判斷的方式分配了福特汽車公司的資金。福特的新計劃讓公司的執行官和股東們大吃一驚，而且不到幾個星期他們就會知道，亨利和埃茲爾在阿爾塔德納所做的不光是在車庫裡擺弄那個舊化油器。5天之後，輪到埃茲爾做出聲明了：他和他的父親都將徹底撤出福特汽車公司。
道奇兄弟的律師之一埃利奧特·D·史蒂文森（Elliott D.Stevenson）指出，合同不允許亨利·福特離開福特汽車公司去開辦一家新汽車公司。仍然對自己在分紅案中的勝利洋洋自得的史蒂文森可能希望用另一場爭鬥來為個人聲譽錦上添花。然而，福特汽車公司的許多經銷商卻開始感到恐慌，因為新公司一旦成立，他們的利潤將不可避免地下降。
有關高地公園未來命運的流言迅速出現。因為沒有福特總裁的福特汽車公司這一概念本身似乎就是荒唐的。有一種說法是，通用汽車公司想要收購它的對手，把高地公園併入它那迅速成長的汽車和零部件製造企業集團中。
通用汽車就像以威廉·杜蘭特的股票操控為地基的紙房子，據說它以前就曾試圖收購福特汽車公司。1909年秋季，就在通用汽車還是個一歲娃娃的時候，杜蘭特就用盡個人魅力想要說服亨利·福特和詹姆斯·卡曾斯以800萬美元的價格出讓他們的福特汽車公司股份。但交易因杜蘭特的華爾街投資者們拒絕為此融資而成為泡影。不過到1919年，說通用汽車會考慮購買福特汽車公司已經成了一個笑話。杜蘭特的過度擴張已經讓他面臨著失去整個公司的危險——事實上，他下一年就會被取代。然而，福特汽車公司可能會被出售的傳言反映了公司的不穩定，而這正是亨利·福特的意圖所在。無疑，投資者傾向於迴避不穩定性，到7月份，福特汽車公司的大多數股東都做好了出售股份的準備。
數額如此接近的股份之間本來不易一次性完成交易。但依照埃茲爾·福特的一個商界老友對他的建議，福特父子通過波士頓的一家金融公司老殖民地信託公司（Old Colony Trust Company）完成了交易。老殖民地公司負責所有的談判，亨利·福特只做出了一個規定：如果他不能買到所有的股份，他一點兒股份也不會買。福特汽車公司共發行了20000股股份，其中亨利·福特有11400股，埃茲爾有300股。剩餘的8300股分屬於詹姆斯·卡曾斯（2180股）、道奇兄弟（各1000股）、約翰·S·格雷產業（2100股）以及約翰·安德森和霍勒斯·拉克姆兩位律師（各1000股）。根據道奇兄弟訴訟案中的資產評估，福特汽車公司的每1股股份價值12500美元。而16年前公司成立時，合夥人們認購1股的現金支出只是100美元。
曾於1903年以25美元的價格為福特汽車公司起草成立文件的安德森和拉克姆在1919年各自以1250萬美元的價格賣掉了自己的股票，而最初，他們每人只花了5000美元認購那些股票。相比之下，曾把自己的兩層麥克大街木工工廠租給福特汽車公司的約翰·施特雷勞同樣是在1903年購買了5000美元的股份，但僅僅兩年之後他就以25000美元的價格賣掉了這些股份。如果福特汽車公司之父亞歷山大·Y·馬爾科姆森沒有早早放棄自己所持的1/4的福特股份，沒有在1906年以175000美元把它們賣給亨利·福特，那麼在1919年他會得到6300萬美元。
那些持有股份的人確實又發了一筆橫財。道奇兄弟每人得到1250萬美元；約翰·格雷的後人得到2625萬美元。詹姆斯·卡曾斯，1919年時的底特律市市長，提出了一個稍高一點兒的售價，但這主要是為了迫使福特承認他對公司的特殊貢獻。他成功了，與老殖民地公司與其他股東的交易不同，他以每股13000美元的價格出售了自己以及姐姐的股份。卡曾斯淨賺2931萬美元，羅塞塔·卡曾斯·豪斯因托管給弟弟的那100美元而入賬262000美元多一點。
不過，對這宗大手筆交易，沒有一個人比亨利·福特更滿意，因為他最終變成了福特汽車公司的唯一擁有者。根據一篇報道，亨利·福特得到其他所有股東都同意把股份賣給他的好消息是在7月的一個早晨，當時，他正要進入法庭，繼續與被控名譽損害的《芝加哥論壇報》對簿公堂。他可能已經知道交易順利完成了，但就在他走上法院台階時，一封正式通報這一消息的電報才送到他手中。第二天，全世界的報紙都報道了當時的情景。由於所有的交易都是以埃茲爾的名義進行的，亨利·福特在法庭中的即席新聞發佈會上詼諧地說，「哦，如果埃茲爾買下了公司，我會幫他。」
在亨利·福特徹底控制了福特汽車公司之後，他又一次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購買股份共花了大約1.06億美元，為此福特不得不借了7500萬美元。事實上，巨額借款是這次勝利的唯一陰影。在此之前，亨利·福特從未沾過信貸的邊兒，甚至連抵押借款的記錄也沒有。更糟糕的是，貸款者都是他瞧不上眼的東部銀行家。不過，福特相信償還這筆巨款很容易，他要做的所有事就是不斷出售T型車，而這一點從來就不是問題。
很明顯，福特堅持要不惜一切代價地獲得公司的完全控制權。他願意為此付出的成本不光是一個財務問題，還是一個職業問題，甚至還是一個私人問題。他疏遠其他人的行動從清除馬爾科姆森就已開始，到詹姆斯·卡曾斯離開時達到了頂峰，驅逐其他外部股東只是一個延續。更能說明問題也更加有害的是，福特也接受了1919年3月哈羅德·威爾斯的辭職。從一開始，威爾斯就憑一己之力為福特汽車公司設定了長久以來聞名遐邇的高技術標準。實際上，許多與威爾斯同時代的人，偶爾也包括亨利·福特，都承認他是T型車背後的真正天才。威爾斯監控了T型車的最初設計和頭10年中的每一次改進，確保了大規模生產沒有以質量的下降為代價。但儘管T型車獲得了極大的成功，威爾斯的不滿情緒卻越來越強烈。事實上，早在1912年，威爾斯、查爾斯·索倫森以及福特汽車公司設計部門的其他人就已經開始勸說亨利·福特設計一種新車型，或至少是升級和改進T型車。
為了點燃自己的熱情，激起老闆的興趣，威爾斯和他的機械師們花了很長一段時間設計出了一種全新的T型車，準備在福特全家從1912年的歐洲夏季之旅返回後展示給亨利·福特看。當福特出人意料地來到修理廠看到了那種車，喬治·布朗正巧在那裡。在老闆的詢問之下，威爾斯煞費口舌地解釋說新車型是計劃投入生產的。布朗遠遠地看到了接下來所發生的事。
「福特把手放在口袋裡，圍著汽車轉了三四圈，」布朗回憶說，「非常仔細地觀察它。他轉到車的左邊，伸出手來，抓住車門猛力一拽，光一聲！他居然把車門扯下來了！他從那裡跳上車，光！另一邊的門也下來了。又是光一聲，擋風玻璃也掉了。然後他跳到後座，又開始對付車頂。他用鞋的後跟把車頂踹破了。總之，他竭盡所能地想把那輛車毀掉。」
「新」福特就這樣夭折了。亨利·福特對威爾斯和其他一些人的訓斥結束了設計其他車型的任何傾向，至少是暫時結束了。福特認為T型車擁有完美的基本結構，他反對徹底的重新設計，但並不反對T型車的變化。車身樣式上可以增減，零部件也會得到改進，但T型車獨一無二的地位不容觸動。在「一戰」結束後，亨利·福特對「大眾型汽車」的推崇甚至還超過了戰前。
到1919年，威爾斯已經受夠了亨利·福特，因為他和他的技術隊伍的才能正受著令人窒息的控制。另外，亨利·福特也受夠了，因為他得把自己得到的分紅留1/10給首席設計師，再加上80000美元的年薪，哈羅德·威爾斯的年收入達到了50萬美元。1903年，福特為吸引威爾斯加盟而與他達成的私下協議最終使他成了福特汽車公司報酬最高的員工。福特早就不再認為自己是這項交易的有利一方，因此，正像歷史學家基思·斯沃德所寫，「急於在不引起訴訟的情況下終止這個老協議的亨利·福特採用了一種曖昧的策略。1919年的某個時候，威爾斯被架空了。沒有任何工作要經他之手。他還需述職，但他的職責已經是虛無縹緲，就像他已經死了一樣。剛愎自大而且已經對福特枷鎖感到厭煩的威爾斯是無法容忍這種狀況的。」
確實，公司的設計天才同總裁一樣驕傲。「我在威爾斯先生手下工作，」冶金師約翰·萬德西解釋說，「他在意的只是他自己，不是福特汽車公司或其他人。」「這可能就是福特先生讓他離開的原因。」萬德西補充說。實際上威爾斯是自己決定離開的。退出後沒多久，哈羅德·威爾斯在同樣剛剛離開福特汽車公司的約翰·R·李的幫助下開辦了自己的汽車公司。20世紀20年代最時髦的豪華車之一威爾斯-聖克萊爾就是他們兩人的傑作。
要想瞭解世界上最重要的汽車公司福特汽車公司，你必須首先瞭解亨利·福特。通常，他是借助代筆人或新聞記者的聲音來表達自己的，因此公眾很少有機會直接從他那裡聽到未加過濾也未經修飾的話。但就在他（和埃茲爾）完全掌握了世界上最大的汽車公司之時，他也開始為《芝加哥論壇報》名譽侵害案出庭作證。於是公眾從他的證詞中第一次瞭解到了他的另一面。
庭審在密歇根克萊門茨山一個寧靜的小村莊進行。亨利·福特的指控是，《芝加哥論壇報》在1916年的社論中把他稱為「無知的理想主義者」損害了他的名譽。以此為由，他索賠100萬美元。然而，與其說這場官司與《芝加哥論壇報》以及它那篇有爭議的社論有關，不如說它是展示聲望和財富都已達到新頂峰的新亨利·福特的一個機會。大多數重要報紙都刊登了亨利·福特的全證詞：對這位百萬富翁的一次難得一見的原版訪談錄。
身著暗黑色套裝，福特舒舒服服地躺在結實的木椅中，雙腿偶爾交叉，偶爾向前伸出。他一直沒有坐直、放平雙腳或擺出其他任何的自我保護性僵硬姿態。畢竟，他不是被告，而是原告。而且正像全世界將要瞭解到的，他還是一個惜字如金的人。
「你對歷史有什麼瞭解？你讀過歷史嗎？」《芝加哥論壇報》的辯護律師埃利奧特·史蒂文森大聲說道。三年以前，他就曾代表道奇兄弟對付福特汽車公司。
「相當瞭解。」福特悠閒地說了句反話。
「那麼，《芝加哥論壇報》社論說你是『無知的理想主義者』，是對的了？」史蒂文森繼續發難。
「哦，我承認我對某些事情比較無知。我對藝術就一無所知。」福特回答說。
「對歷史瞭解不多？」
「不多。」
「如果你不懂歷史，你有什麼資格評論戰備會帶來什麼後果？」
「我生活在現在。」福特迴避了這個問題。
「你對這屆政府的基本原則也一無所知？」
「我猜憲法就是基本原則。」
「你知道『政府的基本原則』是什麼意思嗎？」史蒂文森緊咬不放。
「不明白你的意思。」福特說。
「政府的基本原則是什麼？」
「是你。」福特回答說。
「你知道的就是這個？」律師問。
「這是一個很長的話題。」原告說。
為了證明亨利·福特確實是《芝加哥論壇報》所說的「無知的理想主義者」，史蒂文森繼續從一般知識特別是美國歷史知識入手為難汽車大亨。於是，整個國家都瞭解到，他們的頭號工業家不光對1812年的戰爭為何爆發一無所知（當然，這場戰爭遠在他出生之前），甚至對1898年2月美國戰艦緬因號（Maine）在哈瓦那港口被炸沉的事情也只是略有耳聞，而那一年他已經34歲了。後面的問題還揭示出了福特對革命戰爭的無知，因為他把叛國的將軍本尼迪克特·阿諾德（Benedict Arnold）說成了一個作家。然而，儘管亨利·福特在高中級別的歷史問題上屢屢犯錯，從理髮店到餐廳，全美各地各個角落都有人支持這位汽車製造商。對他們來說，亨利·福特在本行業中做得怎麼樣才是最重要的。正像福特本人所說，如果一個人有能力僱人告訴他本尼迪克特·阿諾德是何許人也，他自己並不一定要知道這一點。
一旦亨利·福特把話題限制在汽車製造，辯護方對他的大肆羞辱將會變得不得體，也不公平。但《芝加哥論壇報》的律師不光是在質問一個汽車製造商。1915~1917年，福特私人僱用的「和平秘書」西奧多·德拉維涅（Theodore Delavigne）撰寫了一系列全國聞名的報紙專欄文章批評戰備和戰爭，而福特在這些文章中全都署了名。埃利奧特·史蒂文森很清楚，他是在檢驗這位自我標榜的公眾教育家的資格。法庭上的焦點只是《芝加哥論壇報》把福特稱作「無知的理想主義者」是否合適，但史蒂文森的問題卻超出了這個範圍。
「你想教育美國人民？」辯方律師問。
「我想讓他們去思考。」亨利·福特糾正說。
「告訴美國人民在危急時刻如何履行公民的義務？」
「告訴人們他們是怎麼被利用的。」
「你知道嗎，」史蒂文森想壓制住他的對手，「在試圖教育別人之前，應該先教育好自己，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我也接受了一定的教育。」福特咕噥了一句。這話有些牽強。
史蒂文森可能擊中了福特的要害。作為一個想到哪說到哪的哲學家，福特經常隨心所欲地對身邊的人發表言論，不管自己的話有多麼過分。他明顯沒有意識到的一點是，在其他人的認識要勝過他的公眾問題領域，他的個人直覺和經驗無法同真正的知識相對抗。他曾在1916年5月對《芝加哥論壇報》的一名記者說「歷史或多或少是廢話」，但他錯了——一個地位如此之高的人必須要懂歷史，否則，他的觀點就不會像他的影響力那樣擁有牢固的根基。
在克萊門茨山的庭審過程中，美國公眾瞭解了有關T型車創造者的許多事情。福特從沒犯過法，除了違章超速。他讀文章一般僅限於標題，而且作為一個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人，他對繳納所得稅從無異議。「不管它有多高，」他這樣評價稅率水平，「我的錢越少，我的麻煩也越少。」如此經典的樸素主義言論讓亨利·福特這個大富翁貼近了工人階級的心，就像他給人留下的另一種有些難堪的印象一樣：在作證過程中，辯方頻繁地要求他大聲朗讀一些文件，他每一次都會表示反對，通常會以忘記帶「眼鏡」為由。這不禁讓人懷疑偉大的亨利·福特讀不了文件——這也是事實。7月22日，史蒂文森不再兜圈子。
「福特先生，」他胸有成竹地說，「我有些猶豫，但為了對你公平，我應該問你這樣一個問題：在那些呈交給你的東西當中，有些你不願意讀，我覺得你已經製造了你無法閱讀的印象——你想略過那些文件嗎？」
「是的，你可以略過，」福特回答說，「我讀東西的速度不快，還患有花粉症，我在閱讀方面不太好。」
「你想把這樣的印象留在這裡嗎？」史蒂文森逼問。
「我不想給人留下這種印象，但我閱讀速度不快。」福特說。
「你究竟會不會讀？」
「我會讀。」福特聲明。
「你想試一試嗎？」
「不，先生。」
「你寧肯給人留下那種印象？」
「我寧肯如此。」福特下了結論。於是這種印象就留下了。
一天接一天，主要由本地農場主組成的陪審團聽取了亨利·福特的全部證詞。在對陣雙方結束了勝負難料的辯論之後，農場主們沒花多少時間就得出了結論：《芝加哥論壇報》把亨利·福特稱作無政府主義者確實侵害了他的名譽。不管這12位陪審員和全世界的其他人在亨利·福特身上發現了哪些事實，能說明他是一個無知的理想主義者的證據肯定不在其中。不過，法庭把100萬美元的賠款額壓縮到了象徵性的6美分。
《紐約太陽報》（The New York Sun）拿判決結果開起了玩笑。「陪審團認定他不是一個無知的理想主義者，」該報發表社論說，「但是被告對他的名譽損害程度不超過6美分。」《紐約世界報》（New York World）則認為，整個官司對《芝加哥論壇報》和被它污蔑的汽車製造商來說都是一個大大的免費廣告。
不管怎麼說，福特對這次名譽損害事件的懊惱到1919年已經沒有什麼實際意義了。在美國（包括亨利·福特和他的公司）的幫助下，第一次世界大戰大約一年前就以協約國的勝利結束了。
當然，知識分子和工業家之間的爭論並沒有結束，正像權威評論家喬治·F·威爾（George F.Will）2002年7月14日在他的辛迪加報業專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樣。「許多知識分子鄙視市場，因為市場在沒有知識分子監控的情況下依然運轉良好，」威爾寫道，「這是一種忘恩負義的鄙視：正是那些讓市場富有效率的庸俗的人（知識分子們這樣看他們）讓社會養得起知識分子階層。就像（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喬治·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198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所說，『由於知識分子不是廉價物，在現代企業系統崛起之前，沒有什麼社會能擁有很多知識分子。所以我們這些教授對亨利·福特的感激應該遠遠超過對帶有他的名字、分撒他的財產的那個基金會的感激。』」
像現在一樣，亨利·福特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們也想把他歸入合適的位置：工業英雄。但他並沒有滿足於做一個工業家。從克萊門茨山的法庭中領悟到他有權捍衛自己的觀點後，福特加快了傳播這些觀點的計劃。結果就是《迪爾伯恩獨立報》以及它所珩生出的一些書籍。然而，這些東西又讓「無知的理想主義者」變成了最糟糕的那種無知的犬儒主義者。也許在那些從不相信他的和平主義滑稽標籤的人看來，他一直就是這樣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