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平靜的革命
1920年，年僅三歲的亨利·福特二世有幸在榮格工廠第一幢完工的建築中扳動開關，點燃巨大的高爐。在記錄這一場景的照片上，老亨利·福特用雙臂舉著孫子，福特家族在公司中的支配地位在照片中反映得淋漓盡致。早在小亨利二世在榮格工廠扳動開關之前，人們就預料他將在未來的某一天掌管福特汽車公司，但他的長輩們從未刻意要把他培養成一個「汽車人」。
這一切在1945年9月的一個雨天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這一天，28歲的亨利·福特二世成為福特汽車公司的總裁。此前，他所管理過的最大組織就是耶魯大學的划艇隊。公司內外的許多觀察家都認為，亨利二世的資歷嚴重不足。畢竟，他從未正規地接受過福特方式的熏陶。由於他對公司輝煌的過去來說只是一個陌生人，有人認為他連底盤和輪胎裝卸撬桿也分不清。在一些工人的眼中，他只不過是一個養尊處優的富家子弟。「幾年前，他是一個安靜、快樂、藍眼睛、蘋果臉的年輕學生，一個慢性子的人，」記者吉爾伯特·伯克（Gilbert Burck）在《生活》（Life）雜誌1945年10月1日刊上寫道，「他從未展現出過人的才智，也沒什麼跡象表明他是一個內秀的人。價值在10億~20億美元之間的福特汽車公司是全世界最大的私營企業，即將掌控這個巨人企業的事實似乎並未讓他擔心——畢竟，不光他那才華橫溢的父親還活著，他的祖父也還活著。」
這些在1942年是事實，但在1945年卻不是事實了。這一年，亨利二世的父親與世長辭，祖父也已時日不多。儘管沒有一個看過亨利二世簡歷的人會把他選為一個擁有12萬名僱員的國際性汽車公司的總裁，他卻將證明自己是一個可與祖父比肩的工業家，是一個既適合那個時代也符合公司需要的領導者。第一個亨利·福特創建了一家將世界推向現代化的公司，第二個亨利·福特則最終將這家公司帶入現代化時代。
埃茲爾和埃莉諾·福特一直在避免孩子們受到外部世界的滋擾，這部分是因為他們害怕有人綁架孩子。全家人保護著自己的隱私，在底特律內外過著寧靜的社交生活。作為孩子們的祖父母，亨利和克拉拉·福特同樣把家庭生活和生意上的事分得一清二楚。他們深愛自己的孫子和孫女，但他們只把孩子們當成玩伴而不是學徒。亨利二世、本森、約瑟芬和比利經常在費爾萊恩度週末，與祖父母共享天倫之樂。亨利·福特親自教會了孩子們如何開車、觀察野鳥和爬樹。「我們愛它，」亨利二世後來回憶了祖父的費爾萊恩豪宅，「我們在那裡度過了許多個日子。那裡有我們自己的小農場，大約有16英畝，我們在那裡種莊稼。我們所使用的所有農場設備都是縮小版的，適合小孩子使用。」另外，埃茲爾和埃莉諾每個夏天都會帶孩子們去緬因州的西爾港。在夏天，全家人也通常會去佛羅里達州的霍比桑德度假。
亨利二世在家人的關愛中成長為一個舉止文雅的男孩，他性情溫和，對他人提出要求時也彬彬有禮。儘管他尊敬自己的長輩，但在朋友和同學們面前，他也會表現出自負的一面。也許最重要的是，他的弟弟妹妹們，尤其是天性溫和的本森，從不反對他，心甘情願地聽從他的領導。年齡最小的威廉·福特將成為一個體育明星，但亨利二世在運動場上只不過是一個普通角色。他高中時開始玩橄欖球，最初是在父親的母校底特律大學。1933年，他離開家鄉，進入了康涅狄格州雷克維爾的霍奇基斯學校（Hotchkiss School）。他的成績普普通通，但他並不笨。在霍奇基斯學校的年鑒中，亨利二世照片下的說明文字中有這樣一句話：「只要你做得對，你就能有所收穫。」很多像亨利這樣的富家繼承人都做得不太對，但他是一個很懂事也很聰明的人。
亨利二世在小時候可能被寵壞了，但作為一個大男孩，他既沒有輟學，也沒有成為害群之馬。他學會了用自己的方式安安靜靜地應付那些他不喜歡的東西，比如說拉丁文課程。在耶魯大學，他也是這樣做的。在公開承認自己討厭剛入學時所學的機械專業後，他轉向了社會學。「我的工程學考試不及格，」他回憶說，「其他人說社會學是一門容易對付的課程，於是我就想，這正是專門為我準備的課程。但我的社會學考試也不及格。」不過，他喜歡鑽研人們的生活方式，福特家族的人都有這種興趣——甚至超過了對機械技術的興趣。多年以後，亨利二世在耶魯大學的同學們還記得，他是一個英俊、健壯的小伙子，身高6英尺，比父親和祖父都高得多。他有福特家族標誌性的明亮藍眼睛，小嘴巴，嘴唇豐滿，笑容來得很快。他也偶有惡作劇，但程度是可以接受的。「所有這些人，」亨利二世後來說，他指的是那些自封的專家，「都想拿我和我的祖父做比較。我一點也不像祖父，月球人和他的差別有多大，我和他的差別就有多大。我像我母親。」根據他的老友及傳記作家沃爾特·海斯（Walter Hayes）所說，他這句話的意思是他有一種上流社會的超凡脫俗的氣質，強調「秩序、整潔、準時、體恤下人和誠實」。
誠實這一特點，有時也會出點兒小問題。就在他完成了大學四年級的最後一門課程後，耶魯的一名教授發現他的學期論文是別人代寫的。由於他從未把自己標榜為一名學者，這個舞弊事件還算不上一個醜聞。他的學業已經結束，與其說他被開除了，不如說他僅僅是被剝奪了學位。這個沒有學位的畢業生已經在耶魯學到了他想學的所有東西，於是他叫上自己的保鏢，開著自己的黃色林肯和風離開了紐黑文。
該年夏天，亨利二世與安妮·麥克唐奈（Anne McDonnell）舉行了婚禮。這個紐約姑娘是他在讀大學期間追到手的。兩人的背景有些許相似之處：安妮的祖父是留下了5000萬美元家產的發明家托馬斯·E·默裡（Thomas E.Murray），父親是一名銀行家，但她本人是一名羅馬天主教徒。雖然長輩們略表不贊成之意，亨利二世還是在著名的廣播布道者富爾頓·西恩（Fulton Sheen）的教化下接受了羅馬天主教信仰。在紐約南安普敦舉行的婚禮是該年度的社交大事，而且是23歲的亨利二世到那時為止的最大成就。福特家族很高興與亨利二世共同慶祝他的光明未來，而他的那些在其他家庭可能會遭到批評的所作所為，也就是拙劣的學業和信仰轉變，都被忽略了。埃茲爾把福特汽車公司25000股股份當禮物送給了亨利二世，這是為了慶祝「你本月結束了大學生活，而且在結婚後會加入福特汽車公司開始未來的職業生涯，也是為了慶祝你目前已成為公司的董事」。這對新人在夏威夷度過了自己的蜜月，就像亨利的祖父母一樣。
就在亨利二世和安妮定居在底特律時，本森·福特也完成了他在普林斯頓大學的學業。兄弟倆都成了家族企業的機械師。他們不希望在工作上得到特別的關照，儘管亨利二世位於格羅斯·波因特的那種豪宅是大多數其他機械師都無福享受的。亨利和安妮很快就擁有了一個幸福的4人家庭，女兒夏洛特（Charlotte）和安妮（Anne）是他們的頭兩個孩子。後來，他們又生了一個兒子埃茲爾二世（Edsel Ⅱ）。
1940~1941年，福特汽車公司正遭受工會運動的困擾。包括林肯大陸在內的新車型已經出現在展示廳中，管理層像以往一樣動盪不安。這時，總裁職位的未來繼承人正在榮格工廠的修車廠中做著輪軸上油和更換發動機等工作。「他堅持要干最髒的活兒，」《生活》報道說，「而且討厭受到特殊對待。」亨利二世喜歡在測力部門和試驗部門工作，在這些地方，公司老資格機械師勞倫斯·謝爾德裡克是他的導師。「他對知識有一種令人吃驚的渴望，」而且「從不在乎雙手沾滿油污」或衣服「髒得一塌糊塗」，謝爾德裡克回憶說。公司中從未有人邀請亨利二世參加會議或參與公司的管理。「在職業起點的選擇上，他們幾乎沒有受到父母指令的影響。」埃茲爾的秘書A·J·萊帕恩（A.J.Lepine）這樣評論亨利二世和本森。首先，福特汽車公司的管理者通常都是從工人晉陞而來的，如果說銀行的最高領導候選人是從出納員做起，百貨公司的管理培訓生是從收銀員做起的話，那麼福特汽車公司同樣奉行這樣的信念：亨利二世應該從汽車修理工做起。
老亨利·福特也許從未打算將他的職位傳給孫子，就像他從未打算讓埃茲爾繼承衣缽一樣，但為人灑脫的亨利二世似乎對榮格工廠安靜角落中的那份簡單的工作非常滿意。
但在1941年春季，也就是珍珠港事件前8個月，亨利二世突然加入美國軍隊，成為一名海軍少尉。他選擇這樣的時機入伍令人費解，因為他的第一個女兒夏洛特出生還不到一個月。不過，考慮到公司與UAW的對抗在那個春天已經達到了頂峰，亨利二世參軍可能是為了避開迪爾伯恩的緊張空氣。而且他可能也很清楚父親是如何因未能參加「一戰」而遭受奚落的。亨利二世最初去了位於迪爾伯恩的美國海軍訓練學校（U.S.Naval Training School），後來又被派到了芝加哥附近的五大湖區海軍訓練中心。他很愉快地接受了自己的第一份軍職工作：行政助理。海軍教給他的東西是福特汽車公司不能教給他的，那就是如何工作。「我學會了在接到任務後如何去完成任務。」後來，他這樣評論自己在第九海軍區度過的那段時光。像往常一樣，亨利二世因真誠和隨和而受到了大家的喜愛，另外，他還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海軍才能。不過，他再怎麼說也是亨利·福特二世。正是這一點使他在1943年成為一個對整個國家都很重要的人物。
在穿了27個月軍裝之後，亨利二世於1943年8月初離開軍隊，來到了榮格工廠。這時候，工廠的大部門辦公室職員都在休假。「所有人都不在，所以我只好在另一個人的辦公室給自己安排了半張桌子，」他後來說，「我甚至不知道那些樓房是幹什麼用的。」他獨自一人在工廠中逛了一圈，與工人交談，瞭解汽車製造的程序。「我是一個新手，」他坦言，「我在尋找答案。」
亨利·福特對他的孫子出現在榮格工廠不怎麼贊成，或許是完全不贊成。起初，他重複著對兒子埃茲爾的那種行為：監視亨利二世，讓下屬給亨利二世帶去不公正的批評。但這種偏執態度並沒有持續太久，福特已經年過80，健康狀況存在隱憂，而且正試圖帶領公司熬過戰時的危機。另外，他已經顯露出了明顯的衰老跡象，既沒有職務頭銜也沒有權力的亨利二世不值得他費心。
1945年，亨利·福特的健康狀況又一次惡化，早在該年年初在佐治亞州維斯度假時，他就曾再次中風，思想也發生了變化。根據哈里·貝內特所說，福特一直處於「神志不清的狀態」。所有人都幫不上忙，都只能承認過去的那個亨利·福特已經再也回不來了。「他的樣子變化極大，」曾和福特在實驗室中共事數十年的查爾斯·沃裡斯說，「面部鬆弛，非常蒼白，身材也消瘦了許多，儘管他一直就很瘦……他已經失去了他引以為豪的精神能量和活力。」看起來，他似乎已經向天命屈服了。「他的狀況非常糟糕，」沃裡斯繼續說，「甚至不再談論他的興趣或他所關心的問題，除了一些瑣碎小事，他再也不去談論任何事情。他很少說話，也很少表達自己，所以很難判斷他的意識究竟是像常見的老年人中那樣回到了他的過去，還是完全停留在現在。」
亨利·福特確實老了。好日子和壞日子他都經歷過，但到1945年時，除了簽名和供人拍照之外，他已經無力為自己親手創建的公司做任何事情。總裁一職只是名義上的，他完全依賴哈里·貝內特解釋自己的意圖。對貝內特來說，這樣的狀況實際上是最理想的，因為福特不會信任除他以外的任何人，尤其不會信任亨利二世。只要亨利·福特活著，這樣的狀況就不會改變。
由於沒有專門的賬目控制，福特汽車公司是一個擠滿小偷、侵吞公款者和其他商業水蛭的地方。在整個職業生涯中，亨利·福特一直更喜歡從傳聞中而不是財務數字推理中瞭解公司的運營狀況。因此，貝內特的情報收集網取代了內部會計。這也使得貝內特控制了公司肥缺職務的任命，有權決定誰為公司賺錢——以及誰從公司身上撈錢。「我不知道他偷了多少東西，也不知道他是怎麼偷的，」亨利二世後來這樣評價哈里·貝內特，「但我相信——儘管我沒有任何證據，憑他的薪水，他不可能過著那樣的生活。我曾說過，考慮到他的職位，他的薪水是非常非常低的。但他有家養牲畜，而且在城市西邊一座山的最高處擁有一所住宅。他偷偷摸摸地搞到這些東西或許是通過經銷商，或許是通過其他方式。我不知道他是怎麼幹的，但他肯定幹了。」
這時候，在汽車行業中，福特汽車公司正處於最衰弱的時期，亟須贏回從前的那些優勢。每個汽車製造商都知道，對美國這樣一個癡迷於汽車的國家來說，沒有任何新車上市的4年是痛苦難熬的。「被壓抑的需求」是一個令汽車商們垂涎欲滴的詞彙。但已經迫不及待的消費者也預示了戰後的殘酷競爭。福特汽車公司蹣跚度過了20世紀30年代，並沒有顯露出公司即將崩潰的任何徵兆。然而在戰後，通用和克萊斯勒開始了將福特從三巨頭名單中除去的行動。它們已經做足了準備，想搶佔市場的大多數份額，而且一旦曾經的行業領導者福特失敗，他們會將福特帝國也一口吞下。甚至在戰爭結束前，福特的經銷商們已經遭到了兩大巨頭的猛烈圍攻。
因此，從福特家族、麻煩重重的福特汽車公司或整個汽車行業的角度來看，在1945年夏季，老福特汽車公司的時代已經結束了。就像許多已經破舊不堪的T型車一樣，它的黃金歲月早就過去了。服從於一個人、一種規則的管理模式本可以為埃茲爾·福特和歐內斯特·坎茲勒創建合理的等級管理制度開啟綠燈，當T型車被淘汰時，舊式的運營方式本應也被淘汰。然而在整個20世紀30年代，福特汽車公司卻一直被亨利·福特對老式生產和老式管理的不變執著桎梏著。
「二戰」期間，亨利的老福特汽車公司（他創建於1919年的管理模式）仍然存活著。它一直固執不變，直到國家危機結束。此後，福特汽車公司必須革新，也必須有一個新人來掌管它。如果不採取任何行動，哈里·貝內特將繼續他的控制，在這一關鍵時刻實現平穩過渡。在1944年年末或1945年年初的某個時候，亨利·福特甚至簽署了一份遺囑附錄，規定公司在他死後的10年內不設總裁，由哈里·貝內特為秘書的董事會掌管福特汽車公司。不管亨利二世知不知道這份附錄，他很清楚貝內特正圖謀篡奪他在公司中的位置，就像篡奪他父親的位置一樣。
「二戰」中，年輕的亨利二世接觸了各種各樣的部門，觀察、聆聽，但並沒有早早嘗試改變任何事情。他的弟弟本森在卸去迪爾伯恩地區的軍職後也對工廠的工作有了一些瞭解。但兩人都沒有職位、導師和辦公室。只要亨利二世進入一個部門並開始謀求進步，他總會發現他的進步被一種神秘力量阻撓著：沒有明確原因，下屬們就是不肯合作。這也是埃茲爾在20年的時間裡身處並努力適應的工作環境。當然，亨利二世知道那些跟他唱反調的命令來自他祖父和哈里·貝內特之間的那種古怪、神秘的聯盟。也許是因為貝內特把亨利二世看成了一個乳臭未乾的毛頭小子，他想與他的年輕對手建立友誼。兩人都做出一副在生意上相處融洽的樣子，共同在照相機鏡頭前擺姿勢，相互表達對對方的敬意。但在表象之下，除憎恨之外什麼也沒有。「我得說我們都是優秀的演員，」亨利二世後來說，「貝內特是我一生中所遇到的最骯髒、最下流的人。」
1944年，亨利二世決定擺明自己的立場。他決定僱用一個新銷售經理，這個人就是約翰·R·戴維斯（John R.Davis）。1919年就加入公司的戴維斯是埃茲爾最喜歡的職員之一。但在戴維斯與哈里·貝內特發生衝突後，他被放逐到了西海岸。亨利二世以他的典型方式親自拜訪了戴維斯，邀請他返回迪爾伯恩出任銷售經理。戴維斯拒絕了。他所說的話毫無疑問是正確的：如果他戴著新頭銜突然出現在迪爾伯恩，貝內特就更想消滅他了。在兩天的勸說之後，亨利二世終於聽到了他想聽到的答案，但這是以一個風險極大的保險條款換來的。亨利二世承諾，如果戴維斯被解雇，他本人也將離開公司。
對亨利二世來說，戴維斯是一個更稱職的銷售經理，是一個值得他信賴的人。當亨利二世1943年剛剛來到榮格工廠時，他沒有一個可以依靠的人。「不要忘了，」戴維斯回憶說，「亨利剛來的時候，公司不光是瀕臨滅亡那麼簡單，它已經死了，殭屍已經出現了。」對新管理者表現出哪怕最正常的忠誠都意味著拿自己的未來冒險。不聲不響之中，亨利二世開始集結他可以信任和依靠的人，把自己對公司未來的看法傳達給他們。戴維斯就是其中之一。米德·布裡克是另一個。第三個，也是最值得注意的一個，就是律師和前聯邦調查局探員約翰·S·巴加斯（John S.Buges）。起初，他是被哈里·貝內特雇來充當左右手的。
巴加斯和貝內特從一開始就不是一路人。出生於懷俄明荒涼地區的巴加斯在整個職業生涯中所接受的培訓一直是關於如何用法律世界的秩序取代犯罪世界的混亂的。而貝內特向來對自己佔據兩種世界之間那種骯髒地帶的能力自鳴得意。巴加斯不喜歡貝內特，在他眼中，貝內特是一個恃強凌弱的權力狂人，於是他小心翼翼地與亨利二世建立了同盟關係——兩人也將成為終生的朋友。但當貝內特意識到巴加斯屬於敵方陣營時，巴加斯被貶到了浴室中工作。在1944年的福特汽車公司，這是司空見慣之事。
有一種流傳已久的說法是，克拉拉·福特和埃茲爾的遺孀埃莉諾配合了1945年的平靜革命。亨利二世後來否認了這一點，但不管這種說法是真的還是假的，它總有一定的道理。加在一起，兩位夫人共控制了福特汽車公司近1/3的投票股份。根據傳聞，埃莉諾和克拉拉威脅說，如果不任命亨利二世為總裁，她們將在華爾街賣掉她們的福特股份。
特別的是，埃莉諾因埃茲爾的不幸遭遇而痛恨亨利·福特和哈里·貝內特。福特家族的每一個人都認為，如果不發生那麼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未來漫長歲月中的福特汽車公司本應是埃茲爾所打造的福特汽車公司。在這樣一種情緒下，公司的短期變革自然會讓那些孤立埃茲爾的人得到報應。
但亨利二世對那次轉折有自己的說法。「戴維斯、巴加斯、布裡克和我共同醞釀出了接管公司的整個計劃，」他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對採訪他的戴維·劉易斯（David Lewis）說，「我們是在底特律俱樂部（Detroit Club）的一家私人餐廳中想出那個計劃的。他們不斷提醒我，告訴我整個公司正每況愈下。」胸有成竹的亨利二世拜訪了正病魔纏身的祖父：「我說，『我覺得現在是做些事情把公司整頓一下的時候了。』我祖母也在場，她把故事簡單化了，她說，『亨利，我認為小亨利應該掌權。』」
亨利二世接著說：「我不記得他當時說的是『好』還是『不』。我第二次去的時候，她最終（對老亨利）說，『你看，你的身體不好……是讓其他人接替你的時候了。』我不敢說我祖父所遇到的麻煩主要是哈里·貝內特造成的，因為我本應該更顧家一些。但我說，『有一些不該發生的事情正在發生，我覺得我們真的必須站出來做一些事情。我想我已經開始做一些事情，只是不能經常來這裡和你討論所有細節。』過去，我可以在身體上接觸他，但不曾在精神上接觸他。現在時機來到了，我祖母和祖父都坐在那裡，祖父對我說，『好吧，亨利，你接替我吧。你去召集董事會議，我會寫好我的辭職信。』」（實際上，他的辭職信是他的秘書弗蘭克·坎普薩寫的。）
不管哪一個故事是真實的，亨利二世畢竟成功登頂了。在當時的那種局勢下，他得到了一個總裁候選人所能得到的最寶貴的東西：福特家族的支持，也就是他的祖母、母親和兄弟姐妹對他的支持。他們只有一種信念：亨利二世應該接任總裁，因為他勝任此職。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在事後懷疑過亨利二世的能力或提出其他人可能比亨利二世更有資格。不管兩位夫人是否曾威脅賣掉手中的股票，她們確實做了某些必要的工作，對家族企業史上亨利二世時代的到來起到了作用。以全家人的十足信任為後盾，亨利二世很快就變成了一個像模像樣的總裁，一個福特汽車公司真正的總裁。
1945年9月21日早晨，福特汽車公司董事會在榮格工廠召開了。計劃參會的包括公司董事包括亨利、亨利二世、本森·福特以及哈里·貝內特、米德·布裡克、B·J·克雷格、雷·勞施和弗蘭克·坎普薩等幾位最高執行官。本森沒有參加會議，因為他曾發誓永遠不和哈里·貝內特待在同一個房間裡。弗蘭克·坎普薩宣讀了亨利·福特的辭職信。現場氣氛十分緊張：那是一種必須保持禮儀、遵守會議秩序的最終攤牌。有幾個出席者差一點兒沒能承受住那種氣氛。亨利·福特的信中有這樣一句話，「我覺得我可以在這個時候做出這樣的決定，因為我是在危機時期重新任職的，而現在，危機時期已經過去了。」
沒等弗蘭克·坎普薩讀完那封信，哈里·貝內特就起身準備離開。他知道，他在福特汽車公司的職業生涯也結束了。其他人說服他留下來聽完會議的結論。遵從福特辭職信的建議，董事會任命亨利二世為總裁接班人。「會議結束後，其他董事都回家了，」哈里·貝內特回憶說，「我告訴亨利（二世）我想跟他談一談，於是我們就去了他的辦公室。當時我窩著一肚子火，我想任何人都會這樣。我告訴亨利，『你已經接管了一個價值10億美元的組織，但你從未對它做出過任何貢獻。』然後我稍微調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緒，接著說，『我一直在努力地喜歡你，希望和你做朋友。』亨利告訴我他也一樣，然後說，『我不知道如果沒有你我能做些什麼，你知道你不一定非要離開——你可以終生待在這裡。』但我已經下了決心。我一直說如果福特先生離開我也離開，過去我這樣想，現在我也這樣想。」
除最終結果一致外，亨利二世對這次私下談話的回憶是完全不同的。「我立刻就走出會場，」他回憶說，「把貝內特帶到了我的辦公室，解雇了他。我很怕一切不會如我所願……肉體和精神上都很怕。一旦我當了總裁，他知道那是必然結果，他毫無躲避的辦法。所以我想，他只是決定暫時接受，還指望事情會發生變化。」
哈里·貝內特說，他那天是飛一樣地走出福特汽車公司的。「我想盡快離開那裡，」他說，「我感覺自己像是一個剛剛出獄的人。」他曾經把福特汽車公司變成無數人的監獄，但最終，他自己成了所有犯人中最不幸的一個。
亨利二世在上台後的第一個月裡就改變了許多事情。貝內特的十幾個忠實支持者隨這位「小巨人」一起被立即解雇。上千人隨即步了他們的後塵——都是一些為哈里·貝內特工作但不為福特汽車公司工作的人。亨利二世明言，公司裡的所有人都「直接聽命於我」。每一個被解雇的人都是他親自解雇的。
有一些在亨利二世的大清洗行動中被解雇的人，還在不慌不忙地等待老亨利請回哈里·貝內特，恢復過去的權力格局。但這一天不會到來。退休之後的亨利·福特對公司已經沒什麼興趣了。隨著貝內特王國的覆滅、老亨利的退出以及人類歷史上最殘酷戰爭的最終結束，亨利二世於1945年秋季控制了福特汽車公司。
秋天，當對日戰爭勝利慶祝活動所留下的五彩紙屑被打掃乾淨，成千上萬的士兵回到家鄉尋找工作時，企業核查收入和盤點存貨的時間也來到了，福特汽車公司的亨利二世和他的高級執行官們正是這樣做的。公司價值10.21億美元，單在美國就有130000名僱員。其中，有75000人在迪爾伯恩的榮格工廠工作，還有26000人分佈於全美13家福特裝配工廠。剩下的職員在高地公園工廠和全美各地的地區辦公室工作。柳木場工廠於1945年底關閉，轉歸政府所有。福特汽車公司清場撤出，這裡歷時4年的軍工事業也終告結束。
到戰爭結束的時候，所有汽車製造商都已經富得流油。福特汽車公司也不例外，它的銀行存款達到了6.85億美元，而且沒有一分錢的債務。福特汽車加拿大公司同樣春風得意，它自己在南非和新西蘭的分支也運轉順利。從世界範圍來看，福特汽車公司保住了在南美洲和中美洲地區的裝配工廠，但挑戰在於重新與各歐洲福特分公司建立和平時期的關係。戰爭中，福特-沃爾克公司一直在納粹的控制之下，但在科隆於1945年3月被解放之後，這家德國福特公司被軍事監管部門控制了。美軍指揮官們立即授權公司生產卡車，第一輛卡車象徵性地在歐洲勝利日5月8日生產出來。英格蘭福特公司也恢復了汽車生產，5月25日，它製成了公司戰後的第一輛客用汽車。
在國內，福特汽車公司是在1945年7月3日生產出戰後首輛民用汽車的，這使得它成為第一個在1946年度推出新車的汽車製造商。生產第一款戰後汽車所贏得的聲譽價值千萬，但從設計上看，這款新車算不上成功。它比1942年度的福特汽車強不到哪裡去，保險槓是木製的，後玻璃是塑料的，這要歸因於基礎物資的持續短缺。不過，1946年度的福特新車使亨利二世得以發起了一場頗有成效的公關戰役，鼓吹說迪爾伯恩的這家歷史悠久的汽車公司永遠都是「第一」的。亨利二世知道，他的新車會有買主——任何帶有四個車輪和一台發動機的東西都是戰後初期的香餑餑。但他也意識到，這款新車的真正用途是為公司買到一些時間，以便公司能設計出真正的新車。從許多方面看，亨利二世必須要做的實際上是設法讓公司熬過接下來的3~4年。公司的財力固然雄厚，但從長遠來看，公司的境況仍然不容樂觀。
戰爭結束時，美國有9家公司正在生產客用汽車：通用汽車公司將佔據1946年行業銷量的38%；克萊斯勒是26%；福特是23%。其餘6家「獨立」汽車製造商則沒有一個超過5%。其中，帕卡德、納什、赫德森和史蒂倍克是知名品牌，班塔姆（Bantam）和凱澤-弗雷澤（Kaiser-Frazer）是新公司。
1946~1948年間，這9家公司的日子都很好過，但它們也都知道，購買大潮將最終消退。對那些銷售組織最薄弱的公司來說，消費者的恩惠消失得也最快。戰爭中，在實際上所有的汽車生產設施都轉向軍工生產之後，許多汽車經銷商破產了。其他一些轉向了二手車生意、零部件供應和服務。一些經銷商把他們的店舖改造成了生產戰爭物資的設施。還有一些只賣各種各樣的二手車，可能還會兼做其他小生意——在鄉村地區也許是飼料商店，在城裡也許是雜貨鋪。然而，儘管新車銷售在戰爭中暫時停止，福特經銷商中卻只有10%退出了汽車行業。事實上，亨利二世的第一次公開演講就是1944年1月在美國汽車經銷商協會（National Automobile Dealers Association）發表的。他在演講中承諾，福特經銷商和母公司之間的關係將迎來一個嶄新的、更進步的時期。在戰後接任總裁後，他有了兌現諾言的機會。
1945~1946年，亨利·福特二世頻繁外出旅行，拜訪全美各地的福特經銷商。他想親自和經銷商會面，參觀他們的展示廳，瞭解他們所關心的問題。亨利的時機選擇對福特汽車公司的生存至關重要。他知道，強大的汽車製造商們，特別是通用和克萊斯勒，正試圖通過奪走相對較弱的競爭對手的經銷商來打擊這些競爭對手。而福特汽車公司尤其脆弱，因為公司與經銷商的關係在戰前就被舊政體搞得緊張無比。在旅行中，亨利二世憑借個人魅力而廣受歡迎，但更重要的是，通過贏得主要經銷商在至少幾年內的忠心，他對公司的未來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從紐約到洛杉磯，亨利二世讓經銷商們相信，一款更優秀的福特新車將在1949年上市。身為總裁，他的第一個成就正是確保福特的經銷網絡對未來持樂觀態度。
對亨利二世來說，第二大卻是最不能忽視的問題就是勞資關係問題。在戰爭中，自發罷工（僅福特汽車公司就發生了700次以上）曾嚴重阻撓生產，勞資問題仍籠罩著整個行業。工人們要求得到更高的工資和更好的工作條件，不斷抱怨榮格工廠和其他工廠的非人道氛圍。通用汽車公司的一名執行官找到亨利二世，想當然地認為這個新人將和他一起加入反工資上漲的「聯合戰線」。「你解決你自己的麻煩，」亨利二世厲聲說道，「我處理我的。」
令許多人吃驚的是，亨利二世支持勞資談判，而且願意與工會合作。突然之間，他成為一個真正的行業領袖，展示出了隱含在魅力之下的一種偉大品性：絕對的坦率。亨利二世不需要蹩腳外交家通常需要的兩種手段：詭計和陰謀。他會簡單而又迅速地說出他的想法，敢於挑戰（或公開冒犯）戰後勞資糾紛中的工會和管理方。為了管理層和勞動者的溝通，亨利二世任命約翰·巴加斯為勞資關係主任。米德·布裡克成為生產主管。戴維斯繼續掌管採購事務。
亨利二世所帶來的一些變革需要長時間的醞釀和執行，但有一項變革卻是即刻推行的。「我記得，亨利二世的第一個舉動就是制定了一項政策，消除了已經在員工心頭縈繞多年的恐懼感，」洛根·米勒回憶說，「他經常提到而且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情是，他希望每一個管理者都能做到這一點：希望別人怎麼對待自己，就怎麼對待自己的手下。對某些人來說，這是很難理解的。我們的一些管理人員聽不懂這種語言……在舊組織中，他們揮舞拳頭的方式、使用的語言以及對人的貶低是用來衡量成就和成功的標準。」亨利二世的人格給公司帶來的變化以他的謙虛和他所倚重的團隊協作為基礎。「在這個新組織中，如何對待別人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像米勒一樣已為公司效力25年還多的哈羅德·希克斯說。
在新問題受到歡迎，而且誠實的答案受到尊重的新氛圍中，從最高層到最底層的各級員工都做出了積極的反應。外部人士也對公司在1945年後期的變化之快深感吃驚。過去，每一個記者都會告訴你從福特汽車公司中探出點兒消息有多麼難。「試圖瞭解福特汽車公司正在發生些什麼就像試圖瞭解蘇聯正在發生些什麼一樣。」戰時的一名記者抱怨說。福特汽車公司曾經是一個神秘兮兮、大門緊閉的地方，但現在，它突然開始歡迎記者，執行官和其他員工也接到了要盡可能如實回答問題的指令。即使是最高層的管理者也回答不了一些基本的生意問題確實是事實，而且也是亨利二世接下來要解決的問題之一，但亨利二世真正領導力的首次發揮就是將福特汽車公司的現在和未來毫無遮掩地擺在了世人面前。「亨利·福特二世先生上台後，我們感到我們多年以來的祈禱終於獲得了回應。」「一戰」前就已加入公司的托尼·哈夫說。
生產線和公司總部中的士氣大大高漲。「許多正在考慮離開公司的職員，包括我自己，都對僱傭關係上的變化感到高興並留了下來。」當時正在榮格工廠辦公室中工作的福特·R·布賴恩後來在一部未曾發表的回憶錄中說，「公司正在復興，過去苛刻的管理方法正在被消滅……大多數老管理者都從未體驗過這種關係，所以他們全都被送到了『魅力學校』接受指導——他們得學會如何有策略性地與員工打交道。」
「他有他祖父的那種行動欲，有他母親的那種善解人意，」亨利二世的一個朋友這樣評價他，「還有他父親的那種人格。」亨利二世尤其討厭員工撒謊，相應地，他也在小心翼翼地避免做出他無法履行的承諾。
在耳聞福特汽車公司的革命之後，美國陸軍航空隊（美國空軍的前身）的一組雄心勃勃的官員集體與公司進行了接洽。作為哈佛商學院某項工程的一部分，以查爾斯·B·泰克斯·桑頓（Charles B."Tex" Thornton）上校為首的這些官員曾接受過數據控制和計劃的培訓。桑頓設想，培訓工程中的這個團隊可以繼續待在一起，把曾經為陸軍航空隊跟蹤過數百萬戰時細節的方法用在一個企業中。儘管桑頓曾經與近百家公司商討過他那獨一無二的一攬子交易，福特汽車公司不計其數的弊端卻立即吸引了他。他認認真真地寫了一封電報，並在1945年10月19日親自給亨利·福特二世發去了這封電報。
我想與你會面，商討一個我相信會立即給你帶來利益的項目。這與一個系統有關，這個系統在過去的三年中發展起來並被成功運用到了陸軍空軍部隊的管理中。
查爾斯·桑頓上校
一天後，桑頓接到了電話答覆。「你能來一趟迪爾伯恩嗎？」福特的代表問，「福特先生很感興趣。」不到幾個星期，整個隊伍就被僱用了。隊伍由10名高學歷的退伍軍人組成，年齡從26歲到34歲不等。亨利二世很高興能以一次大膽行動得到一組精於控制和計劃的年輕管理者。在這10個從此被稱為「神童」的專家中，有7個一直待在福特汽車公司，羅伯特·S·麥克納馬拉（Robert S.McNamara）和阿基·米勒（Arjay Miller）還最終升到了總裁一職。
「在這裡，我們的工作仍然是忙碌但刺激，」早期，麥克納馬拉寫信給一個朋友說，「在很多方面，這裡都會讓我想起我在空軍部隊的那些日子。那時候，我們沒有可用做決策依據的信息，也沒有組織模式，每一個人都像無頭蒼蠅一樣四處亂撞。福特汽車公司必須從零開始重建，這個企業已經腐朽到了無法形容的程度。溝通渠道少得可憐，缺乏控制，不存在組織方式，計劃是聞所未聞的事，個人問題嚴重得讓人難以置信。」
福特汽車公司的改革需要是如此迫切以至於泰克斯·桑頓開始飄飄然地相信他是拯救這家公司的最佳人選。他的野心影響了他的判斷，僅僅兩年之後，他就被解雇了。在一個竭力提倡團隊協作的公司中，他是一個過分自負的人。不管亨利二世多麼歡迎10個「神童」的到來，他永遠也不會把他們看作自己的頂尖管理隊伍。1945~1955年間公司所僱用的大批同樣受過良好教育的專家中，他們僅是一小部分。「神童這個詞實際上代表了福特汽車公司實現更高效率的理想，」菲利普·考德威爾回憶說，「它是公司表明自己懷有遠見的一種方式。」但通過僱用「神童」，亨利二世展現了他天生的大膽領導風格。「對年輕的福特來說，那是一個非同尋常的決策。但在公司歷史上的那個黯淡時期，他除此之外找不到前進和發展的方向，」哈伯斯塔姆寫道，「他突破了通常封閉的汽車行業的邊界線，僱用了一些非汽車人，這些人的經驗不在於戰爭的失敗和愚蠢，而在於戰爭的技術——確切地說是技術在戰爭中的成功。」
亨利二世公開承認他對通用汽車公司有成見。當有人要求他解釋福特汽車公司的目標時，他露齒一笑，只說了5個字：「擊敗雪佛蘭。」他的辦公桌通常很整潔，沒有其他報紙，但多年以來，他一直在一個他抬眼就能看到的地方放有通用汽車公司的一張組織管理圖。他暗中委派他人研究通用，對這個競爭對手可能比它們自己的董事長艾爾弗雷德·斯隆或總裁查爾斯·歐文·威爾遜（Charles Erwin Wilson）還要瞭解。多年的競爭已經演化為福特緊追通用的局面。當通用在20世紀20年代早期發起變革時，它高高興興地把包括威廉·克努森和諾弗爾·霍金斯在內的一些「福特男校友」挖到了公司手中。其他一些人也隨他們加入了通用。而現在，福特汽車公司第一次開始打算逆轉這一趨勢。
在表舅歐內斯特·坎茲勒的強烈建議下，亨利·二世將厄尼·布裡奇（Ernest Breech）召入麾下，希望他能給福特汽車公司帶來一種組織感。自詹姆斯·卡曾斯在1916年厭惡了與亨利·福特的爭吵並拂袖而去之後，公司就再也沒有組織感了。布裡奇是一個矮小但身強力壯的人，有一頭濃密的黑髮和兩撇漂亮的小鬍子。他的外表會讓人聯想起沃爾特·迪士尼（Walt Disney）。作為一個生於1897年的人，他的年齡夠做福特新總裁的父親了——他的大兒子比亨利二世大一歲。而且從背景上看，他與亨利二世幾乎毫無共同之處。
布裡奇成長於密蘇里州的黎巴嫩，這是一個與世隔絕的奧扎克族小鎮。他的父親是一名鐵匠，母親儘管只有小學6年級的文化水平，卻一直在鼓勵她的4個孩子好好學習。高中時，厄尼·布裡奇成績優秀，在集體運動項目上也很出色。高中畢業後，他進入了密蘇里州斯普林菲爾德的德魯裡學院（Dury College）。有一年夏天，他曾經在密蘇里鄉村地區挨家挨戶推銷書籍。憑借自己的開朗和自信，他獲得了成功，一天賺的錢比他做其他工作時一個星期賺的都多。然而，他很快就退出不幹了。他有一顆與他的才智相稱的道德心，因此，把東西推銷給那些窮人讓他很痛苦。
1917年，剛讀完大學二年級的布裡奇離開了德魯裡學院，因為他想加入美軍。但他一直沒有接到徵召令。已婚（因為他原以為自己會參軍）的布裡奇把校園拋在腦後，在芝加哥開始了他的商業生涯，晚間，他還學習會計課程。全憑自學，布裡奇於1921年以最高分通過了伊利諾伊州公共會計師從業資格考試。在做了多份工作後，他又成為黃色出租車公司（Yellow Cab Corporation）的審計員。到這家公司被通用汽車公司兼併時，厄尼·布裡奇已經對通用的會計程序瞭如指掌了，因為他早已把這些方法應用到了黃車出租車公司。對布裡奇來說，這次兼併是一個幸運的職業機會：他的工作——在這次交易中必不可少的工作，引起了通用高層管理者的注意。很快他就被派到了紐約的通用汽車公司總部中，開始與公司財務委員會主席唐納森·布朗（Donaldson Brown）、財務副總裁艾伯特·布拉德利（Albert Bradley）和總裁艾爾弗雷德·斯隆並肩工作。沒多久，這些人就成了布裡奇的私人朋友。1933年，布裡奇成為北美航空工業公司（North American Aviation）的領導人。這是通用汽車公司的一個部門，包含三家正江河日下的航空公司，環球航空公司（TWA）是其中之一。上任後，布裡奇成功地重組了北美航空工業公司。4年後，他又入主了通用的另一個陷入麻煩的部門邦迪克斯航空工業公司（Bendix Aviation）。在這個生產汽車和飛機零部件的公司裡，他又一次大獲成功。公司利潤從1938年的435696美元提高到了1940年的1060萬美元，在「二戰」的最後一年更是達到了5500萬美元。他是以典型的通用模式實現這一成就的：先建立一個有效率的組織，然後為這個組織配備合適的經理人。
汽車業內外的許多觀察家都知道，厄尼·布裡奇是一個優秀的執行官，對人的直覺就像對數字的感覺一樣準確。但不管有多少人說他正在向通用總裁的寶座邁進，他認為他的機會可能已經在1940年失去了。那一年，查爾斯·威爾遜接替了威廉·克努森。一直到1945年，也就是布裡奇在邦迪克斯公司的第8個年頭，威爾遜依然在位。邦迪克斯公司董事會成員之一歐內斯特·坎茲勒把布裡奇成功地將通用的組織原理應用於北美航空工業公司和邦迪克斯公司的故事告訴了自己的外甥亨利二世。由於亨利二世正希望有個執行官在他的公司裡做同樣的事情，他向布裡奇發出了熱情的邀請。根據布裡奇所說，他接受在福特汽車公司的首份工作是因為「我喜歡挑戰」。對其他一些潛在加盟者來說，有布裡奇這樣一位才華過人的管理者坐鎮，重建福特汽車公司的前景立刻由黯淡變得有希望了。在近15年的時間裡，亨利二世和厄尼·布裡奇在福特汽車公司復興大業中的合作是如此融洽，以至於同事們給他倆起了「暹羅雙胎」和「無雙之人」這樣的雅號。上任後僅一年，亨利二世就成功地改造了福特汽車公司。就像任何「企業再造」工程的關鍵環節一樣，他使用了正確的人，而且向他們提供了易於施展拳腳的工作氛圍。
但起初，公司的前景一直不容樂觀。布裡奇描述了自己在迪爾伯恩的頭三個月過後對那裡的感覺。「我們的難題看起來幾乎是無法克服的，」他說，「事情一團糟……那已經是1946年的8月，但福特汽車公司仍然沒有做好戰後戰爭的準備。我們估計通用和克萊斯勒已經準備好了，我們也知道史蒂倍克已經站在了起跑線上。但福特這個自豪的奠基者和曾經的行業領袖甚至還沒打算做準備。」
人們已經看到了一些變化跡象：位於亞特蘭大和聖路易斯的新裝配工廠正在建設中；高地公園工廠專心致力於卡車、公共汽車和拖拉機的生產；林肯和墨丘利合併到了一個以迪爾伯恩為總部的部門中，本森·福特是這個部門的主管；銷售部門也圍繞7000家福特和林肯-墨丘利經銷商進行了重組。但光是這些還不夠，公司還需要一種質變。福特汽車公司必須成為一家新公司，必須與從前有根本上的不同。沒幾個人相信這是可能的。布裡奇越瞭解當時的形勢，就越常想到三巨頭就要變成兩巨頭的傳言。然而，他並沒有放棄，亨利二世也沒有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