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我在鐵道部的工作，列寧在蘇維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說：
「同時，你們已經從葉姆沙諾夫和托洛茨基兩位同志的提綱中看到，我們在恢復運輸方面制訂了一個為期多年的切實計劃。第一四二號命令預計為五年，在五年當中我們就能恢復我們的運輸業，減少破爛機車的數目，我要強調一下，在提綱第九條裡指出我們已經把這個期限縮短了，這一點也許是最困難的事情。
「當預計許多年的大計劃出現的時候，往往會有一些懷疑分子，他們說：我們哪裡還能去預計許多年的事情，能完成現在要做的事情就不壞了。同志們，必須善於把這二者結合起來；沒有一個長期的旨在取得重大成就的計劃，就不能進行工作。運輸工作的明顯改進表明，實際情況正是如此。我提醒你們注意第九條的一個地方，那裡說，恢復運輸業的期限原定為四年半，但是這一期限已經縮短，因為我們正在超額完成工作，期限現已確定為三年半。其他落後經濟部們也應當這樣工作。」[55]
我要在這裡指出，在發佈了第一四二號命令以後一年，在捷爾任斯基同志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關於下一步工作的根本原則」的命令裡，我們可以讀到下面的話：
「由於降低第一四二號命令和第一一七五號命令——有計劃的工業工作的第一次的光輝實驗——所規定的定額是暫時的，又由於目前的燃料危機……，因此必須採取措施支持和恢復設備和車間……。」
關於企圖關閉普梯洛夫工廠的問題[56]：在李可夫同志一九二七年十月——這就是說，在這個問題發生過四年以後——寫的論文裡，又出現了關於我要求關閉普梯洛夫工廠的故事。順便說一下，在這件事情裡，也像在其他許多事情裡一樣，李可夫同志的行動是很不小心的，他搜集了不利於自己的材料。
事實是，關閉普梯洛夫工廠的建議是李可夫一九二三年初自己在政治局提出的，他當時是國民經濟委員會的主席。李可夫解釋說，普梯洛夫工廠在十年過程中是不需要的，人為地支持普梯洛夫工廠對其他工廠會產生有害的影響。政治局——我和其餘的人都在內——把李可夫引證的資料當成真貨。我投票贊成李可夫同志提出的關閉普梯洛夫工廠的建議，斯大林也投票贊成。季諾維也夫同志當時在休假。他反對這個決議。這個問題在政治局重新提出，決議被推翻了。李可夫是國民經濟委員會的主席，這件事情的主動權完全在他手裡。他在短短的四年之後竟敢把自己的「罪惡」推在我身上，他的有恃無恐一定到了很大程度。但是，不要著急。當撤換李可夫的那天到來時，這個事實必然以新的形式出現。你們不用等很久。
他們欺騙黨，編造說，列寧怎樣要把托洛茨基作為糧食供應人民委員派送到烏克蘭去。在這個問題上他們把事實混淆和歪曲得令人無從辨認。我在中央委員會的指示下，作過許多次這樣的旅[57]行。在列寧的充分同意之下，我曾經到烏克蘭去改善頓巴斯煤炭工業的組織工作。在列寧的充分同意之下，我曾經作為產業軍委員會主席在烏拉爾工作。列寧曾經堅持要我去烏克蘭兩個星期（兩個星期！)，去改善糧食供應的組織工作，這完全是真的。我和拉可夫斯基同志通了電話，他說，不用我幫助，他們已經採取了必要措施以保證工人中心的糧食需要。弗拉基米爾·伊裡奇開始堅持要我去，但是以後放棄了這個意見。這就是這件事的全部情況。這是列寧認為在一定時期內最重要的一個實際鬥爭問題。
這裡是列寧關於我去頓巴斯的問題在一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蘇維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所說的話：「由於派出了一個由托洛茨基同志擔任主席的全權委員會到頓巴斯去工作，我們每月從頓巴斯得到的煤已由二千五百萬普特提高到五千萬普特。該委員會通過決定，把負責的和有經驗的工作人員派到那裡去工作。現在已派皮達可夫[58]同志到那裡去領導。」[59]
和這個問題有關的情況：皮達可夫同志後來被斯大林用陰謀從頓巴斯排擠出來。列寧認為這是對煤炭工業的嚴重打擊，在政治局裡批評了這件事，並且公開反對斯大林的瓦解活動。
「我們已經取得不少成績，這一點頓巴斯的例子表現得特別清楚。頓巴斯有許多同志無限忠誠地、卓有成效地工作著，如大工業方面的皮達可夫同志。」[60]
「在『中央煤炭管理局』工作的，都是些不僅絕對忠誠而且確實博學多能的人，甚至說他們是有天才的人也不過分，因此中央委員會把注意力集中到那裡。……我們中央委員會還算有些經驗，一致決定不撤換領導人員。……我問過烏克蘭的同志，並且特地問過奧爾忠尼啟澤同志，中央委員會並責成他到那裡去瞭解情況。顯然那裡有過陰謀，情況一蹋糊塗，如果黨的歷史工作者來研究這個問題，就是費十年工夫也搞不清楚。結果實際上不顧中央一致通過的指令，把這批人撤換了。」[61]
所有老的政治局委員都知道一一斯大林比誰都清楚——，列寧那些說到陰謀反對忠誠、博學和天才的頓巴斯領導人的措詞尖銳的話，指的是斯大林陰謀反對皮達可夫。
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蘇維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期間，列寧寫了一些關於工業建議根本問題的論文。我記得我回答列寧說，這些論文很好，只有一點不足的地方，就是關於專家問題。（我用很少幾句話指出了這個問題的要點。）同一天我收到了弗拉基米爾·伊裡奇下面這封信：
「絕密
「托洛茨基同志：
「我和加裡寧同志一起正參加一個非黨員的會議。他勸我作一個關於我所提出的決議案的簡短講話（對這個決議案你提出了關於專家問題的補充，這完全正確）。
「星期三你是否可以在代表大會全體會議上就這個決議案作一次很短的講話？
「你的軍事報告一定準備好了，那麼星期二你就沒有事了。
「我沒有可能在代表大會上作第二次講話。寫給我幾個字，或者打個電報給我。如果你同意，這再好沒有了。並且可以通過電話由政治局投票批准。
列寧」
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問題上，我們是這樣地完全一致，以致弗拉基米爾·伊裡奇認為可以授權我來代替他講這些問題。我記得我通過電話說服他親自來講這件重要事情，只要他的健康允許的話。最後就是這樣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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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參看《列寧全集》第三十一卷，中文版第463—464頁。——中譯者注。
[56] 有一萬人在普梯洛夫工廠裡做工。當托洛茨基為一般工人要求較好的條件時，有人硬說他要求關閉普梯洛夫工廠，企圖通過這個說話使普梯洛夫工廠的工人反對托洛茨基。——英譯者注。
[57] 皮達可夫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八年的整個時期內是反對派的一個成員，同托洛茨基立場一致。他最近在一份由保留的悔過書上簽名。——英譯者注。
[58] 《列寧全集》第三十一卷，中文版第462頁。——中譯者注。
[59] 《列寧全集》第三十三卷，中文版第140頁。——中譯者注。
[60] 參看《列寧全集》第三十三卷，中文版第264頁。——中譯者注。
[61] 愚蠢到可恥程度的一個傳說是關於「布谷鳥叫了」據說這指的是我過去的「悲觀主義」。當道理和事實把斯大林和布哈林迫得無路可走的時候，他們就拿出「布谷鳥叫了」這最後的一手。「布谷鳥叫了」是從我和弗拉基米爾·伊裡奇在新經濟政策初期的一次談話中引用來的。在這個困難時期，一方面從工人政府已經很有限的資源的浪費情形看，同時另一方面從私人資本迅速積累的可能性看，我國有限資源的分配情形使我感到了嚴重的危險。我和弗拉基米爾·伊裡奇不止一次地談到這個問題。為了檢查我國工業發展的進程，當時我組織了所謂「莫斯科聯合托拉斯」。有一次我和列寧談話，提到了某些銷售混亂的嚴重例子，我大概說過這樣的話：「如果我們這樣經營事情，布谷鳥的叫聲很快就要成為我們的喪鐘了。」大概就是這一類的話。像這樣的話我們每一個人都重複了不止一次。列寧就曾經驚呼過許多次：「事情如果這樣子，我們准完蛋。」這是語氣很強的話，但絕不是「悲觀的」預言。
這大體上就是「布谷鳥叫了」的歷史，斯大林和布哈林想從這裡佔到便宜去補償他們在中國革命，英俄委員會，經濟領導，和黨的制度上所欠的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