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還親臨現場指導運用統籌法組織施工，大大加快了工程進度，提高了工程質量，為西南鐵路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
一次，在劉建章陪同下，華羅庚同志到貴昆線工地考察，走進一個連隊的駐地。室內貼著幾幅宣傳畫，其中一幅是以「天高我敢攀」一詩為題創作的。華羅庚同志在這幅畫前駐足良久，很有感慨地說：「這幾句話真有大西南建設者戰天斗地的英雄氣概，畫也配得好。」邊說邊從衣兜裡掏出筆記本準備抄下來。
劉建章忙攔住他說：「華老，你喜歡這幅畫，我送你一張。」
華羅庚同志連連點頭，高興地說：「好，好，留個紀念。」
在西南鐵路建設工地的日子裡，他耳聞目睹了許多鐵路建設者們的英雄事跡，閱讀了他們親自創作的大量的感人肺腑的詩歌，也禁不住詩情勃發，夜不能寐，於是拿起筆來在筆記本上填了一首詞，調寄《西江月》：
今朝梅花獨放，
明朝杜鵑滿山。
一馬當先萬馬歡，
飛躍奔騰猛趕。
百米、二百、四百，
哪怕水浸石頑。
十里山腰已打穿，
歡聲直衝霄漢。
華羅庚同志這首詞生動形象地描繪出鐵路建設工地上比學趕幫超的熱火朝天景象。後來，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工業交通工作會議和全國工業交通政治工作會議上，我作了一個長篇發言，匯報一年多來西南鐵路建設的情況。我在發言中還特意向與會者朗讀了華羅庚的這首詞。頓時，會場裡活躍起來，大家臉上都露出喜悅的神色，有的人還伸出了大拇指：「不錯，不錯!」
在西南鐵路建設工地，我和華羅庚同志結成了莫逆之交，互相尊敬，在工作交往中建立了真摯的友情。我很欣賞華羅庚同志的座名銘：
見面少敘寒暄話，
多把學術談幾聲。
華羅庚同志確實如此。見面時他很少講客套話，談的大多是學術和國家經濟建設中的問題。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在全國政協會議上，我曾向他請教「雜交有限元」這個數學名詞。他表示這個數學方法很有用，等他從廣州回來再談。臨別時，我們還互道珍重。我很關切地對他說：「你是國家的瑰寶，南方的陰雨氣候對你身體不利，一定要注意保重。」但他毫不在意地笑著說「沒關係」，反而在紙條上寫下「祝呂老身體健康，更健康」。不料這次見面竟成永訣。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二日晚，華羅庚同志在日本溘然長逝。我感到異常震驚，不禁又回憶起二人在西南交往的難忘的情景，六月二十一日即在《人民日報》發表了《巨星隕落碩人溘逝》的悼念文章。
在西南主持修鐵路，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時期之一。
劉建章，是我的好友，也是我的副手，八十年代當過鐵道部部長。在宣佈他擔任西南鐵路建設副總指揮以前，鐵道部黨委就已決定由我負責領導西南鐵路的修建，並讓劉建章協助我參加籌備工作。一九六四年七月，劉建章同郭維誠、彭敏、黎光等二十多人離開北京，乘飛機前往成都，與我會合，向以李井泉為首的西南局匯報，商定機構組建、人員配備和工作進行等項事宜，還在成都設立總指揮部辦公室。三四天後，他們即乘飛機去貴陽，轉赴貴陽西南方向的安順。
安順，素稱「黔之腹，滇之喉」，自古為黔滇交通要道。工地指揮部設在這裡，有利於對三條幹線修建的指揮調度。後來，川黔線接軌後，工作重點由川黔線轉移到貴昆和成昆線，工地指揮部機關才由安順遷移到成昆線上的西昌。劉建章在工地指揮部為我準備好了辦公室，要我來坐鎮指揮。
我對劉建章說：「我不去!」
「為什麼?」劉建章不解地問道。
我向這位副總指揮兼工地指揮部黨委書記解釋說：「我去了，在你身邊一起辦公，有事都推到我這裡來了，你還管什麼，你管比我管好。我要去也住在成都，不去西昌!」
我的意圖是，放手讓副手獨立地大膽地工作。
在西南修路，我們從實際出發，提出過許多好的思路和方法。比如：對於新線建設，要「先通後備」，即集中優勢兵力先把線路修通，然後根據實際情況再使它完備起來，盡快形成運輸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