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有近十年的時光匆匆流逝了，一次我和走得較近的朋友 們一起，很隨意地吃著便飯，記不得是誰向我開了一個小玩笑，他說道：
“李國手下圍棋的時候真的是很認生哦。”
這句話是在飯桌上嘻嘻哈哈開的玩笑話，但是我覺得這句話 真的是有專業寫作水準的人才能夠講出來的，因為它實在生動 絕妙地形容了我圍棋的一個特點：遇到陌生的對手，或者在遭遇 陌生的棋局變化時，我總是會表現得很慌張。我對“認生”這一 觀察和判斷，表示很贊同。而更準確一點講的話，我在下圍棋時 “認生”的這個特點，正是由於我自身比較“認生”的性格特徵 決定的。
最初的時候我並不是一個特別認生的孩子。在接觸圍棋移居 首爾之前，或者說是移居首爾成為職業棋手之前，我雖然算不 上是一個言語無忌話很多的孩子，但是也非常地無憂無慮活潑自 在。但是不知從何時開始，那個大方自如、天真爛漫的李昌鎬便成為記憶中遙遠的影像了。
成為職業棋手之後傾注在圍棋上的時間漸漸增多，隨之而來 的是說話越來越少。因為圍棋本來就是不需要言語而進行勝負角 逐的運動，並且在對弈過程中的交談是被嚴格禁止的。
正襟危坐、凝神思考下圍棋佔據了我每天的所有時間，漸漸 地身上那些孩子活潑好動的天性喪失了，活潑地跑來跑去的時間 更是沒有了。而在不知不覺中，身體上和心理上的平衡也開始在 沉默中被打破，這種平衡的喪失或許是給我的一個警告。
然而沒有人往這方面想過，當時年紀還尚小的我沒能夠考慮 很多，也並不關心。如果當時我能夠堅持一直和同齡孩子們玩兵乓球的話，或許身體狀態和心理狀態會比現在好得多。但是比較 親近的同齡人不是有排得滿滿的正式比賽日程，就是正在為成為 職業棋手做著辛勤的準備，我們幾乎沒有這種可以一起鍛煉玩耍 的時間。
研修生的時候有崔明勳、尹成賢等同齡的好友，也有比我大 兩歲的朋友一樣的前輩，我們在一起打打乒乓球，東拉西扯，日 子並不是很無聊。但是成為了職業棋手後，我必須按照對弈日程 來行動，與同伴們相處的時間再也沒有了。
其實就算不能夠跟夥伴們一起玩，只要有同齡的朋友在身 邊，心裡也會踏實許多。但當時我的身邊全是成年人，他們像一 堵一堵牆圍在我的四周，讓我喘不過氣來。並且在當時的圍棋比 賽中，吸煙是被允許的，成年棋手吞雲吐霧，我在那些煙氣中更 是痛苦異常。
在跟我有類似經歷的其他研修生中，最早入段的有尹成賢 九段和李尚勳九段，他們在我入段後的第三年，也就是1989年 成功入段。另外有崔明勳九段0991年）、楊建九段〈1992年）、 金泳三九段（1993年〉，他們分別以3 ~ 6年的時間差進入了職 業棋手的行列。雖然說起來變成“啞巴”這件事並不光榮，但是 以前那個和同伴們相處融洽，經常嘰嘰喳喳講話的李昌鎬在入段 後已然成為了 “吃了蜂蜜的啞巴”，或許“閉嘴”是在成人世界 遊走的我能夠堅持下來的秘訣。
這並非我的本意，但是我無可奈何地持續了這種沉默寡言的 生活，直至同伴們突破層層障礙成為職業棋手。1989年，隨著熟悉的研修生同伴們紛紛人段，我的心漸漸開始恢復平靜和坦然。 這一點或許他們並不知道，但是他們的存在給了我巨大的安慰和 力量。
剛剛進入二十多歲時，在圍棋界有一位被稱為“網球傳教 士”的崔馨基教授，他介紹我學習瞭解網球。通過這項運動我和 朋友們在一起的時間增多了。但是那種發自內心討厭在人前講話 的意識巳經成為了我的一部分，而一場網球比賽下來，胸悶氣短 的我更是意識到自己的體力有多麼差勁。
如果細究起來，從入段時開始，那支配我的心理，讓我不知 不覺開始“認生”，開始寡言的根源，就是“強迫觀念”。在由成 年人圍成的藩籬中，我需要不停地輾轉在心裡給自己定下種種規 矩，我就這樣不知不覺變成一個“老人般的孩子”。
強迫觀念可以說是一把雙刃劍。這裡說的強迫觀念並不同於 醫學上的那種精神疾病“強迫症”，因為強迫觀念並不是單純地 類似於疾病的壞東西。它包含著兩個層面：一方面是不能控制強 迫的症狀而轉變為精神疾病的危險；另一方面則是通過正確的方 向和堅強的意志塑造出道德觀念和責任感。
雖然在人前講話這件事情是我極度厭惡和抗拒的，但是我一 直努力著把強迫觀念向著好的方向引導。比如我十分積極地投入 到能用自己的專業才能貢獻社會的“PROBONO”１（１PROBONO源於拉丁文，意為"為了公益”，為“pro bono publico”的縮寫。 運用專業的知識或技能，旨在為公益而進行的免費服務。區別於一般的志願活動。）活動中；即使 在個人戰中一敗塗地，在代表國家的國際對抗賽中我也一定要打起百分之百的精神取得勝利，並且創造了勝率90%。的記錄。這些 都是用強迫觀念做到的。
單純的觀念並不能起到什麼作用，要用強迫觀念創造出好的 結果則需要非常大的忍耐。在激烈的勝負角逐後，每次都會陷人 一種失魂落魄的狀態，而此時我只能坦言：那種盡力控制自己的 精神世界，使其不至於崩塌的努力是無比痛苦的，但你必須戰 勝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