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問題一直是中原國家非常頭疼的難題，漢朝自開國以來就和匈奴作戰無數，漢武帝時期，兩方對抗更是激烈。連年出征已經讓漢朝的國庫日漸空虛，國家經濟入不敷出。漢武帝迫切想增加國家收入，可是又不能向老百姓施壓，愁得不知該怎麼辦才好。
這個時候，桑弘羊向武帝請命，說他有辦法幫國家渡過難關，還能支付軍隊開支。漢武帝非常高興，急忙問桑弘羊有什麼好辦法。
桑弘羊十分有經濟頭腦，他家世代經商，是洛陽城裡最富有的人家，因此他小小年紀就耳濡目染，學到了很多生財之道。雖然家中富裕，桑弘羊卻沒有繼承家業，而是選擇了當官，十三歲的時候，他被選為侍中進宮，隨侍在漢武帝身邊。他告訴漢武帝，民間有很多賺錢的生意，比如鹽和鐵。
漢朝開國以來，煮鹽和冶鐵都掌握在地方富商手裡。鹽和鐵是百姓的日常生活必需品，所以這些商人的生意越做越大，漸漸地壟斷了全國的鹽鐵買賣，也積累了數不清的財富。桑弘羊建議漢武帝把鹽鐵買賣改為國家專營，這樣一來不但能夠控制地方富豪的勢力，還能讓國家的財政收入飛速上漲。漢武帝批准了這一改革，還把桑弘羊提拔了好幾級官職，最後，桑弘羊以御史大夫的身份掌握全國經濟的發展。
漢武帝去世後，漢昭帝即位。武帝臨終前囑托霍光和桑弘羊協助幼主管理朝政。霍光和桑弘羊的思想觀念有很大的差異，霍光推崇儒家思想，主張仁政；桑弘羊則推崇法家思想，因而兩人在武帝時期就各自立派，水火不容。而此時，桑弘羊的經濟改革已經實行了許久，這期間霍光幾次提出停止鹽鐵專賣，推行與民休息、輕徭薄賦的政策，讓他和桑弘羊原本就緊張的關係變得更加嚴峻。
兩個人爭執了很長時間也沒能達成共識，霍光乾脆請來很多賢良文士，和桑弘羊那一派人召開了一次會議，專門討論鹽鐵問題。這就是鹽鐵會議。
在召開會議之前，霍光派出幾位大臣走訪民間，一方面尋找賢良之士，一方面調查百姓生活水平，希望掌握更多有利的證據來證明鹽鐵專賣的弊端。
公元前81年，從全國挑選出來的賢良文士來到長安，鹽鐵會議正式開始。賢良文士認為鹽鐵專賣會導致百姓生活困難，而桑弘羊和丞相田千秋堅決反對廢除鹽鐵專賣，雙方由此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論。
賢良文士提出，在鹽鐵專賣的過程中，有些官吏為了中飽私囊，故意抬高價格，或者降低質量，借此斂財，受害最深的一方當然是百姓。有些官商的鹽吃起來有苦味，百姓不願購買，只好頓頓清湯灌水；鐵器的價格貴，做成的刀具卻連野草都很難割斷，農民不得已只好用手把野草扯掉。種種情況表明，鹽鐵專賣實際上是縱容官府從百姓身上搜刮錢財，應該停止鹽鐵等其他由國家管制的生產事業，讓百姓來接管，才是真正的利國利民。
桑弘羊卻認為，要想國家收入能夠提高，必須牢牢抓住經濟，否則王朝會逐漸衰退，外敵入侵時也沒有反擊的能力。
除了討論鹽鐵，雙方還針對當時的國家形勢進行了辯論。首先是匈奴問題，對待匈奴究竟是該求和還是用武力鎮壓。賢良文士的意見是，求和比打仗要好，戰爭勞民傷財，不如採取和匈奴和親的方式來緩解兩國之間的關係，用仁義情禮來感化他們。同時還要解除邊塞城鎮重兵把守的局面，真正做到與民休息。桑弘羊一派不同意這個觀點，他們認為匈奴生性蠻橫不講理，和親只能保證一時，不能完全讓匈奴歸順，嚴厲打擊是保證漢朝安危最好的辦法。
在選擇治理國家方式上，兩方的意見也不統一。賢良文士提出，漢武帝末期的社會矛盾已經非常突出，必須採取緩和安撫的政策來平息百姓的怨氣，以德治國，以仁治國，先禮後兵，這才是英明的做法。桑弘羊一派則堅持主張以法治國，實行嚴格的刑罰手段，絕不給奸邪之人任何可乘之機。
霍光並沒有參加鹽鐵會議，但他無疑是支持賢良文士一派。雖然雙方爭論激烈，出發點都是為了更好地管理國家，可以這麼說，雙方在思想上存在差異，但目的都是一樣的。
鹽鐵會議結束後，漢昭帝沒有全部廢除鹽鐵官營，而是禁止了一部分鹽鐵專賣，改革的幅度雖然小，對減弱地主和富商勢力的影響依然存在，並且對社會矛盾有一定的緩和作用。鹽鐵會議之後，漢朝的經濟慢慢地開始恢復，霍光推崇的儒家思想進一步得到了統治者的信任。
粗略看來，鹽鐵專賣確實會給國家帶來很多好處，不但能增加國庫收入，還可以打擊地方強權勢力，加強中央集權，用武力鎮壓匈奴也不失為一個保證國家安定的好辦法，但在漢朝社會矛盾突出的時候，過分堅持這些政策只能讓矛盾惡化，甚至有可能引發社會混亂，使得百姓對朝廷失去信心。而賢良文士深知百姓疾苦，瞭解民間艱辛，所以他們推行的政策大多以緩和社會矛盾為主，對國家的管理有一定的幫助。但是要清楚一點，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盲目地施行一種政策同樣會對國家造成不利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