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1611—1671年）之死見於史料記載的，主要有以下不同說法：一、《清史稿》卷五○五本傳記載：「康熙十年赴吉安，拜文信國墓，道卒。」馬其昶《桐城耆舊傳》卷六《方以智傳》同此說。二、《桐城縣志》卷四《理
學。方以智傳》記：「旅病萬安，臨終猶與弟子講業論道，不及世事」。三、方中通《陪詩》卷四《惶恐集。哀述》詩注有云：「辛亥十月七日舟次萬安，夜分波濤忽作，老父即逝，而風浪息」。四、方中履《硯鄰偶存序》說「辛亥先公及於難，履守喪萬安，祥而後返葬」；方中履《宗老梅先生七十序》道：「既而惶恐灘頭，先公完名全節以終」。五、王夫之《聞極丸翁凶問不禁狂哭痛定輒吟二章》詩注有云：「傳聞薨於泰和蕭氏春浮園。」
鄧之誠先生有《清詩紀事初編》卷一「方中通」條下，對方以智之死的記載，當為今人考證方以智死事之始，其中有云：「康熙十年辛亥，以事被累入粵，卒於道中。唯見黎士弘《托素齋文集》三《跋無可大師手卷》，及《仁恕堂筆記》。今讀此集《陪詩》卷四為《惶恐集》，紀其事甚詳。惶恐者以智卒於萬安舟中，即文山集之惶恐灘也」。蹈鄧先生之踵的考證，當首推儀真、冒懷辛的《方以智死難事跡考》，他們的觀點是：方以智為清政府捕於廬陵，而「自南昌循贛江押解」；辛亥年夏季非常暑熱，「在囚船上流行著夏季的急性傳染病」，方以智亦患病。「在廬陵養病近一月，大約由於期限所拘，又被迫繼續登程，結果被折磨而死。他的死地是惶恐灘頭，屍停於萬安，卒日是舊歷十月初七日『。美國耶魯大學教授余英時撰《方以智晚節考》，其中有《死節考》一章，自稱他之所作為「不避蛇足之譏而於《清詩紀事》之外復有此說」。他的主要觀點是為方以智「不必死於病」，而是死於「自盡」；對於「自盡」的方式，雖未明指，但就其論述看，他是認為「死系由自沉」；對於方以智被捕地點，他認為不是廬陵而是泰和。余英時先生的主要論據是：方中履《祭蕭孟昉文》云：「先公慷慨盡節，不少曲撓」，蓋已不啻明言以智之死於自盡。
而方中履的「惶恐灘頭，先公完名全節以終」，殆非指病卒言；況且其所云「履兄弟亦惟止水相踵，自勉於是」，頗近於暗示其父之死系由自沉。余英時先生著作傳到國內之後，冒懷辛先生又作《方以智死難事跡續考》，對方以智死於「自盡」的觀點提出異議。該文首以「方以智思想論證方之死並非自殺」：在晚年，方以智之人生觀固已超脫於生死上，既不貪生，亦不殉生，既不畏死，亦不求死，一息尚存，則隨分自盡。而其「超脫生死之人生觀非無意於用世，隨分自盡之思想亦非消極於世間」。據此，「若以其遇難之際，必自殺以殉……揆諸其晚年思想實際，則似尚未能泮合允洽也」；次以「史料記載見方以智之死非自殺」：彭躬奄《與謝約齋書》云：「木公（方以智）病背發，卒於萬安「，此書之尤為重要音是透露方以智之死為」病背發「；彭士望《樹廬文鈔。首山濯樓記》云：」怡然行素，不為恇，而卒以疽發於背，血肉崩潰，言笑從容，觸暑載馳，終焉致命。「
至於方以智罹難之由，就史料的零星記載看，或曰「中奇禍」，或曰「粵難」，或曰「以事被累」，更是晦隱不明。故考證者的看法亦極分歧。冒懷辛引魏世效文《書木公冊子》的「甲乙之際，東南變起，公（方以智）習靜青原，而究未免謠諑，嗚呼，其亦盛名之難居也夫」這一材料，暗示方以智之「粵難」與「東南之變」有聯繫。香港學者喆勇則引王夫之《搔首問》的有關記載，責方密之在粵時，人皆以通脫短之，謂此言「其國難當前，身居揆席，聽歌豪賭，笑謔浪游，猶為貴公子故態，故疑其粵難之禍，根在於此」。
而香港的另一位學者饒宗頤則引曾青藜為《石濂上人詩序》的「吾聞靈澈以詩游京師，緇流造蜚語，激動中貴人，由是得罪。無可大師亦以文字幾罹不測」這一記載，斷方以智「禍難之起，當如曾青藜說由於文字賈禍，較為情實「。
（蔣國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