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有一位同志在出智力測驗題時，寫下了「『大歷十才子』是哪十人」一題後，卻又匆勿刪掉。這是為什麼呢？
大歷（766—779年），是唐代宗李豫的年號。唐代詩歌發展，在開元、天寶年間由李白、杜甫的傑出成就而形成了一個高潮，到了貞元、元和年間，元、白居易倡導新樂府運動，則形成了又一個高潮。在這兩個高潮之間，唐代詩歌經歷了一個由背離到轉趨現實主義的階段，那就是大歷時期。著名的「十才子」便是這一階段的重要作家。
一般認為，「十才子」「竊占青山、白雲、春風、芳草等以為己有」，（皎然《詩式。齊梁詩》）流連山水，稱道隱逸。反映社會現實的詩歌較少，多數是唱和應制之作。風調相高，稍趨浮響，以致「開（元），（天）寶渾厚之氣，漸遠漸漓」。（《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錢仲文集》）當然，到了大歷後期，「諸公改轍，蓋知前非」，詩風有所改變，寫了一些反映現實生活的作品。因此，歷代來研究唐詩的學者，都很重視這一階段詩風變遷的研討，從中探尋詩歌創作興衰的各種原因。遺憾的是，「大歷十才子」究竟指哪10人，則眾說紛壇，迄無定論。最早記載「十才子」之名的，當是《新唐書。盧綸傳》。傳云：「綸與吉中孚、韓侂、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夏侯審、李端，皆能詩，齊名，號大歷十才子。」《新唐書》增加了「十才子」一段史料，填補了《舊唐書》的空白，應該說是有功績的。但是同時期江鄰幾說的「十才子」成員同它出入很大，多了郎士元、李益、李嘉祐、皇甫曾，而無夏侯審、崔峒及韓侂。這樣，「十才子」其實不止10人了。兩種記載，都在北宋初期，離唐代不遠，差異竟如此之大，不得不令人生疑。然而，問題的複雜性還不僅如此，在南宋計有功的《唐詩紀事》中，我們又可看到不同於上述的幾種說法：一是比江鄰幾說的少了吉中孚，一是比江鄰幾說的多了吉頌、夏侯審。另外，嚴羽《滄浪詩話》說：「冷朝陽在大歷十才子中為最下，」冷朝陽並不見上面諸說提及，豈不又多出一說？
通觀上述五種說法，只有盧綸、錢起、司空曙、李端四人一致被列為「十才子」成員，其餘「六才子」諸說不一，孰是孰非，實難判定。明人胡應麟在《詩藪》中說：號稱「大歷十才子」，主要是從他們之間「游從習熟，倡和頻仍的關係來講的，而李益等人稍晚於盧綸、錢起，把他們列入」十才子「
並「非實錄」，值得懷疑。但是，清人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鈔》的記載，不僅有李益，而且把略早於盧綸、錢起的劉長卿也列入「十才子」。這樣「十才子」便是盧綸、韓侂、劉長卿、錢起、郎士元、皇甫曾、李嘉祐、李益、李端、司空曙等十人了。顯然，胡應麟那條理由又被否定了。因為管世銘所舉10人有的年齡差距很大，如劉長卿比李益大近40歲，他們之間哪裡談得上「游從」、「倡和」？
真是舊案未決，新疑又生。這紛雜的異說給今人研究唐詩發展添了不少麻煩。若以《新唐書》為據，那李益、皇甫曾等在當時頗有才名，卻被排斥在外了，而苗發、夏侯審的詩名並不甚著，未可與諸子相提並論。如果以江鄰幾之說為證，那彼時皇甫兄弟齊名，似乎不應有皇甫曾而無皇甫冉，且韓侂同時盛名卻又沒有提及。若說名望，李益、劉長卿當在所列，但考交遊，則又難以牽合。因此，現今流行的文學史，只得毫無理由地選擇一說，幾句帶過。如社科院文研所的《中國文學史》，採用管世銘一說，列出「十才子」，而在論述時卻把劉長卿與韋應物並論。游國恩等的《中國文學史》，則承《新唐書》一說，把李益與「十才子」並提。兩書對「十才子」都沒加以辨析，所舉代表也只是沒有爭論的盧綸、錢起，而對於其他成員的思想經歷和創作情況並無介紹和評述。這難道是學者們的疏忽？抑或是不值一提呢？揆其原因，恐怕是諸說紛雜，無以論斷，只好無可奈何地一筆帶過，以致留下了由待後人揭曉的謎面：「大歷十才子」究竟是哪10人？（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