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在我國可以說是老幼皆知。人們把迂腐的好心人稱為東郭先生，而「中山狼」則是忘恩反噬者的藝術典型。這個故事現在所能見到的最早的文學形式是傳奇小說《中山狼傳》。因為它收在明人馬中錫的《東田文集》中，一般認為是馬的創作或改編前人之作。
隨後，出現了康海和王九思以此故事為題材的戲曲劇本。康、王都是明代「前七子」中的著名文學家，又是同鄉，對戲曲也有相同愛好。王九思的劇本題名《中山狼院本》，是個僅有一折的短劇，影響不大。康海是弘治年間狀元，很有文才，所作《東郭先生誤救中山狼》雜劇又是大戲，有一定社會影響；陳繼儒曾評曰：「此劇真乃救世仙丹，使無義男子見之，不覺毛骨顫戰。」此劇確實包含著十分深刻的哲理，對今天的人們仍有啟發。今日舞台演出往往據此為藍本。與康海同時代而稍後30年的何良俊，開始把這個劇本和當時的政治鬥爭直接聯繫起來，坐實說康海筆下的中山狼是影射當時的著名文學家、「前七子」中的首領人物李夢陽。從此開始了持續爭論至今的「中山狼公案」。
其時政治鬥爭的背景，是宦官劉瑾從操縱朝政、煊赫炙手到「以謀反下獄」，並牽連進去一大批官吏。據何良俊說，「當時任戶部郎中的李夢陽曾代尚書韓某起草奏疏，揭發瑾黨罪行；劉瑾深以為恨，把李投入獄中欲致以死；康海到劉瑾那裡說情，使李倖免；後劉瑾垮台，有人認為康海是劉瑾一黨，李夢陽對康海的評議也很嚴格苛刻，康被罷官，於是寫了這個劇本洩忿。
（原文見清代焦循《劇說》卷三）從有關史料來看，康海確實利用自己和劉瑾的關係，營救過李夢陽，後康「坐瑾黨」，遭到彈劾，卻未見李夢陽站出為他解脫，也是事實。有些記載又說，「瑾慕海，嘗欲招致門下，而海不往」。（《康海傳》）康海原來清高得很。李夢陽出事後，「崆峒（李夢陽號崆峒子）扯子襟，噬指血密書，告急於君日：」非吾友，他弗能救。『「」君慨然：「果如是，吾何借一官！』」（《對山康修撰傳》）「對山（康海號）性孝友。因救李空同，與劉瑾酬酢，遂罹清議「。（《劇說》）把康海描畫成一個為了救友人而忍辱屈節，甚至作出人格上犧牲的大義士；也更反襯出李夢陽不救康海，反而在給康海定案時」議論嚴刻「，自為」中山狼「無疑。清代，有人對這宗公案開始產生了懷疑。朱彝尊研究了二人的詩文著作，發現「康、李末嘗隙末」。（《靜志居詩話》）鈕銹說「對山之救獻吉（李夢陽字），原非望報於獻吉也；獻吉即有忮忌，何若至中山狼之甚乎！」（《觚剩》）《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也認為李夢陽並未對康海「逞兇反噬」，是「好事者」「附會其說也」。不過，他們依舊認為從馬中錫的傳奇小說開始，「中山狼」的形象是影射李夢陽的，只是遭其反噬的東郭先生不是康海，而是「別有所指」的另一個人。朱彝尊還指出了這個人的姓名，但根據不足，也不能為後人所接受。時至近代，仍然兩種觀點涇渭分明。一種是傳統的說法。如戲曲史家嚴敦易認為，「康海的《東郭先生誤救中山狼》雜劇，系為譏刺李夢陽，以洩自己的憤懣之作，大概是並不附會的事實」（《元明清戲曲論集》）。傅惜華《明代雜劇全目》也介紹了「論者謂其《中山狼》一劇，即詆李夢陽之作」。
另一種意見則是在朱彝尊等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探求史料，獲得新的觀點。如蔣星煜據《明實錄》、《李夢陽墓誌銘》等，認為康海與劉瑾的關係本來就非同一般，並非為救李夢陽而屈節酬酢，他的人格也不是非常的高潔。而且使李夢陽獲免者，也不是康海一人之力。（《中國戲曲史鉤沉》）辛雨也查明從劉瑾被捕到處分「瑾黨」，政局急轉直下，前後僅僅四五天時間，待李夢陽起用到京，大局已定，康海早已罷官。李夢陽既不可能參與對康海定案的議論，而且他不久又被排擠，即使想為康海爭取寬處，也無能為力。
（《學林漫錄》卷二）這些考證都是比較有說服力的。當然，在這一些學者之間，對一些具體材料的認識也不是完全一致的，但共同的觀點則是認為戴在李夢陽頭上的這頂「中山狼」帽子應該摘掉，給他徹底平反。
這一宗糾纏了將近五個世紀的公案雖然和《中山狼》這個戲本身的客觀價值不完全是一回事，但也不完全是兩回事；搞清楚劇本中的「中山狼」有無影射？影射的是誰？被譽為「真狀元」的康海究竟是怎樣一個人？等等，對於加深雜劇劇本的認識，當然是有益的。
（繆依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