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庵先生《水滸》中，就梁山人物有名姓者寫110人。其中兩人最後不見於石碣，那就是梁山第一任大頭領王倫和第二任大頭領晁蓋。
王倫是個不第秀才，因東京考試落第，沒奈何走上梁山的。此人在全書裡筆墨不多，僅出過兩場，一次是豹子頭林沖逼上梁山；一次是晁蓋等7人劫生辰綱後投奔梁山。兩次上山雖不同時，但兩次上山都點出了王倫的缺德、少才、無智，而又處處妄大自矜，妒賢嫉能。
從此，王倫形象就成為心地狹隘的形象符號，成為落第秀才、小人得志的寫照。
薩孟武認為，「王倫因落第而竟落草，這可視為『窮則發奮』的證據。然而秀才配做甚麼事？所以得到梁山泊之後，就心滿意足，只求保守，不求進取，連一個林沖還不敢收留，哪裡配收羅天下英才，出來逐鹿中原。這可視為『舒則苟安』的證據「（《水滸與中國社會》，岳麓書社1987年11月）。有詩為證：「獨據梁山志可羞，嫉賢傲士少寬柔；只將寨主為身有，卻把群英作寇仇」（汪遠平《水滸拾趣》，北嶽文藝出版社1987年12月）。梁山泊必須摒棄王倫這樣的小人，結束王倫獨霸梁山時代，它才能興旺發達、四海歸心。人們都認為施耐庵把王倫這個角色寫活了，這是一個極為成功、完臻的形象。這一形象有無借鑒和依據呢？
有人認為，施耐庵把王倫作為梁山的人物是有來由的。華山說：「我認為這可能就是暗射慶歷中王倫一夥的起義軍首領」（《宋史論集》齊魯書社1982年11月）。
《宋史》中是確有王倫其人其事的。
「慶歷三年（1043年）五月，虎翼率王倫叛於沂州（山東臨沂）。七月乙酉，獲王倫」（《仁宗紀》）。據歐陽修說，這次暴動還是有聲勢的，「近聞沂州軍賊王倫等殺卻忠佐朱進，打劫沂、密（山東諸城）、海（江蘇海州）、揚（江蘇揚州）、泗（安徽盱眙北）、楚（江蘇淮安）等州，邀呼官吏，公取器甲，橫行淮海，如履無人，比至高郵軍，已及二三百人，皆面刺『天降聖捷指揮』字號，其王倫乃衣黃衫，據其所為，豈是常賊？」（《歐陽文忠公集》卷九八）「昨王倫暴起京東，轉攻淮甸，橫行千里，旁若無人。既於處處無兵，須自京師發卒。」（同上，卷一百）
這個王倫，起事於山東，人員也不過二三百人，可是他的一大特點就是穿黃衫等犯禁物，而且提出「天降聖捷指揮」，是徹頭徹尾反叛宋王朝的好漢。因為施耐庵是極其鄙視小兵王倫其人其事的：他不能「替天行道」，像
宋江那樣一心為了「招安」。施耐庵把仁宗年間造反的小兵王倫借用為他小說中的和林沖、晁蓋唱對台戲的角色，「或許因為他是個聚眾起義的首領，與宋江、晁蓋有些相像，所以《水滸傳》作者不管年代先後，也把他扯進了梁山泊去了」。（何心《水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9月）而他更深沉的用意，是因為小兵出身的王倫「在封建正統觀是非倫理的丑角。施耐庵將此名移植於梁山，並冠以唐人傳奇所貶的妖精綽號『白衣秀士』，可見他對觸犯甚至反對朝廷的是沒有好感的。」（珠馬《〈水滸〉否定王倫，其實是否定農民革命》，《社會科學報》1992年8月6日）
看來，施耐庵是很討厭「王倫」這個名字的。有人根據王倫起義的全部史料，認為「王倫起義前於宋江，活動地區大略相同，起義經過兩者亦極相似。這便是《水滸》作者所以把王倫送上梁山泊的可能理由」（華山《宋史論集》）。但也有人認為，此王倫起義時間短促，參予者亦僅幾百人，把他塑造為梁山泊的王倫，是有可能；但那個「南北宋之間，另有一個王倫，做過宋朝和金邦的議和專使，《宋史》有傳，這個與《水滸傳》中的白衣秀士王倫似乎更無關係了」（何心《水滸研究》）。但也有人認為，施耐庵「是別有匠心的。在他寫作前，見於本本，宋朝就出現過兩個王倫，一個是胡銓上奏請斬的王倫；此人乃東京無賴，靠三次使金，成為官場紅人。雖非強盜，但卻為宋元正人君子視為奸佞者」（珠馬《〈水滸〉否定王倫，其實是否定農民革命》）。由此看來，施耐庵鑒於人們厭惡「王倫」這個名字，就採用形象思維中的王倫了。
《水滸》是否以歷史上實有其人的王倫，作為書中心腸狹隘的特有符號，還待於進一步認識。
（盛巽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