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劇是我國西南地區人民所酷愛的戲曲，流行於四川全省及雲南貴州部分地區。包括外省傳人的昆腔、高腔、胡琴、彈戲和四川的燈戲5種聲腔藝術。原先各種聲腔均單獨在四川各地演出，清乾隆以來，由於經常同台表演，逐漸形成了共同的風格，清末時統稱「川戲」，後稱為「川劇」。其中高腔部分唱腔高亢，用打擊樂和幫腔，而幫腔方式多種多樣，其中常用曲牌有〔新水令〕、〔端正好〕等300多個，藝術特色亦最顯著。主要傳統劇目有「五袍」（《青袍記》、《黃袍記》、《白袍記》、《紅袍記》、《綠袍記》）和「四柱」（《碰天柱》、《水晶柱》、《炮烙柱》、《五行柱》）以及「江湖十八本」等，文學遺產極為豐富。
但是，對於川劇高腔音樂的來源，至今在學術上頗有爭議。
（一）由湖南傳入四川的。沙梅同志在《音樂研究》上撰文，認為從長江下遊湖南傳入四川比較可靠，因為昆曲未產生以前，高腔就在湖南地區流行了。湖南與四川既然連界，加上明末清初湖南有不少人移民四川，高腔隨著帶去是很可能的事情。徐文長在《南詞敘錄》（見明嘉靖二十八年之自序）
中曾這樣寫道：「今唱家稱弋陽，則出於江西，兩京（即北京、南京），湖南，閩廣用之。」當時的弋陽腔即後來所稱的高腔，極有可能先傳到兩京、湖南、閩廣等地，而且傳到那裡便吸收了地方性曲調而變為當地的東西，所以各地高腔在曲調上各不相同，彼此間的發展也不平衡，但是四川高腔比較接近於湖南高腔。而四川高腔出現是很晚的事了。據徐文長的記載，當時高腔還未傳入四川，證明了四川在明朝尚無高腔，但在湖南已經有了。另一方面清代乾隆年間魏長生去北京演戲演的不是高腔而是西秦腔。《嘯亭雜記》曰：「此時京中弋腔盛行，士大夫均厭其渲雜，長生因之演秦腔，故名動京師，一時不識魏三者，無以為人焉。」這一記載也未提到川劇高腔。此外，明末湖南湖北移民四川的人最多，因之四川流行一句話叫「湖廣填四川」。
從湘西直進四川，沿途都有高腔，如川湘邊境的辰河高腔。
（二）由京劇高腔傳來，也許可能由李調元或魏長生帶回四川的，因清乾隆年間，四川戲曲家李調元對川劇的形成有較大影響。從京劇高腔與高陽傳來或者從湖南傳來都可能，尤其更可能兩邊都傳來。沙梅同志在《論川劇高腔音樂》一文中曾用京劇音樂與川劇高腔音樂作對比，認為京劇音樂不如高腔音樂，因為京劇的音樂（包括曲調的格式、性格、面貌節奏、過門及鑼鼓的節奏等）在規格與節奏上……受了限制，因此，才產生了表演上的機械程式；而川劇高腔音樂的音型多樣化，較富有彈性，音值很複雜，是超越於京劇音樂之上的，而又有與其有不可分割的影響。
（三）由江西弋陽縣的「弋腔」轉化而來。清乾隆時川人李調元《論王正祥十二律京腔譜》中說：「弋腔向無曲譜，只沿土俗，以一人唱而眾人和之。」另外在《雨村話劇》中還說：「弋腔始於弋陽，即今高腔，所唱皆南曲，又謂之『秧腔』、『秧』即『弋』之轉聲；京謂『京腔』，粵謂之『高腔』，楚蜀之間謂之『清戲』。」《王正祥十二律京腔譜》例言裡說：「弋腔之名何本乎？蓋因起自江左弋陽縣，故存此名，猶昆腔之起於江左昆山縣也。」
根據李調元、王正祥兩家所論，高腔產生於江西弋陽無疑了。雖然李、王二人之見解未完全統一，並有混淆之處，然則二人所說與現今川劇頗相吻合，特別是李調元的「一唱眾合」更與川劇幫腔形式接近。
從上述幾家的言論分析，也有不少人提出了不同看法。如王川在《音樂研究》雜誌上《對〈論川劇高腔音樂〉的幾點意見》文中以為，說明川劇是由湖南傳入的，無甚可據；至於來自河北高陽一說，不但無書作證，況且高陽的高腔亦無四川高腔的共同點，高陽高腔伴奏多用海笛，更說明這推測之不可靠。是否它們之間就無關係呢，不能這樣說，因為中國幾種較早較大的劇種都是互相影響的。「弋腔」直接傳入京城也有書為證，很可能川人魏長生是從北京帶回進京後的「弋腔」；但更有可能直接由江西傳入四川，因為兩省有水路可通，商賈又經常來往，明末清初從江西移民入川的人亦不少，「弋腔」傳入也是很自然的事。因此說高陽的高腔傳入四川太無根據，而湖南傳入四川的說法亦無記載，可能性很小，故不能以此作結論。
以上幾種說法都是不肯定的推測，相信通過科學的分析與爭鳴，川劇高腔音樂起源問題之謎終將大白於天下。
（傅豐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