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列島本州島西部，有數處地名與我國長江三角洲東部的地名完全相同，這就是松江、金澤和吳。我國江南的地名，怎會東渡到日本去落戶呢？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思索。
得名誰先誰後上海市郊縣之一的松江，是因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設立的松江府而得名。作為河流的名稱，早在公元3世紀的三國時就已見諸史籍，當時是叫吳松江的。青浦是上海的另一個郊縣，它有個金澤鎮，以土壤肥沃，水網密佈，「田於是者獲澤如金」而得名。古稱「白苧裡」，是著名的吳歌發源地之一。宋建炎初，成為南渡丞相呂頤浩定居江南的第宅所在，後以其宅為寺而稱「頤浩禪寺」，有聲叢林。至於今江蘇省蘇州市的古代地名「吳」，則早在公元前6世紀就已出現，上海古代也屬於「三吳」之地。
日本島根縣的松江、石川縣和橫濱市的金澤以及廣島縣的吳，那裡的氣候與生態環境，與我國江南三地雖有同有異，但都適宜種植水稻、竹子、水果，他們的得名均晚於我國。因此，決不會出現我國的地名去倣傚日本地名的情況。地名遷移的規律古今中外，地名遷移的現象屢見不鮮，通常均由母地向子地遷移。漢高祖劉邦定都長安後，其父太上皇不能適應宮廷生活，要求回鄉。劉邦就按家鄉的式樣在郊外建造了一個新鎮。遷來了豐、沛的居民定居經商，取名「新豐」。英國約克郡移民來到新大陸後，對東海岸建立的定居點，取名紐約（NewYork）即「新約克」，以寄托他們對故鄉眷戀之情。西班牙移民則在美洲加勒比海沿岸及向南北延伸，建立了不少以聖地亞哥（SanTiago）命名的城鎮，是出於對故土保護神的崇敬心。明永樂帝派遣「三寶太監」鄭和下西洋，宣慰各國，所到之處，出現了三寶顏、三寶壟、三寶井等地名，則是出自各國人民對著名人物的追思。因此，表現於母地、子地問的地名遷移上，是具有一定的因果關係的。
是否純屬巧合回答是否定的。因為歷史證明：松江、吳等地，早在唐、宋時期就已與日本開展了文化交流。在八世紀的平安時期，日本人民已經利用漢字字形，組成了假名字母；而在日語讀音方面，也出現了「吳音」系統。唐大中元年（847年），日本人唐求法僧圓仁一行五人歸國時，他們於九月初在登州赤浦搭乘的海船，就是五月十一日從松江口啟航、由新羅人為主駕駛的蘇州船。長江口與松江口匯合處華亭縣的青龍鎮（今青浦縣白鶴鄉），在北宋時就已成為「夷夏雜處，異貨盈衢」、海船出入頻繁的重要商港，「廣南、日本、新羅來，歲或一至」（隆平虧《靈鑒寶塔銘》），應是當時的可靠記錄。嘉泰四年（1204年），日本僧不可棄俊艿來到後來成為松江府府治所在地的華亭縣城（今松江鎮），師從超果天台教院、高僧北峰宗印學「天台」。八年，俊艿人宋凡13年，歸國時攜回的典籍達2000餘卷。他在日本
京都創建的泉湧寺至今猶存，曾剃度後鳥羽上皇等皈依佛門，封「大興正法國師」，是日本真言律宗之祖。事實證明，兩國相同地名的出現，應有一定的淵源，不可能純屬巧合。
「弘安之戰」戰俘的下落發生於上海建縣前10年，即至元十八年（1281年）的「弘安之戰」（時為日本弘安四年），是一場由元世祖忽必烈發動的侵略戰爭，一共派出了14萬元軍東征日本，卻以失敗而告終。在這場戰爭中，南路軍10萬人是從慶元（今寧波）、上海、澉浦等「上船口岸」出發的。根據正德《松江府志》載，松江建府前有23萬戶，而至戰後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時，卻只剩下16萬戶。戶口減少的原因甚多，而被簽括從軍當是原因之一。參閱《新元史》哈刺、沙全、朱清、完者拔都諸傳，松江、金澤、吳等地被迫從軍的青壯年人數當不卜萬人，即使有不少人戰死、溺死和逃回，被生俘的也應有數千人之多。而當時江南人以心靈手巧著稱，江南先進的文化技能對日本有用，幕府執政驅使戰俘至本州各地勞役和開發，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也許這就是江南戰俘們為懷念故鄉而予以命名的。
和平使者赴日急風驟雨似的戰爭瞬息而過，隨著忽必烈的去世，元朝與日本的緊張關係漸趨緩和。大德三年（1299年），元成宗派遣普陀寺僧一山一寧持國書使日。延祐元年（1314年）又開「下蕃市舶之禁」，恢復了海上貿易。泰定三年（1326年），日本幕府執政北條高時出家，他兩次派遣使者來到松江真淨院，禮聘高僧清拙正澄赴日弘法。正澄應聘偕弟子東渡，翌年迎至鐮倉，後醍醐天皇請他住持建仁、南禪等名剎，並又創建了開善寺。
正澄以《百文清規》治寺，剃度了武家小笠原貞宗，弘揚佛法，受到日本朝野的尊敬，旅日14年，歿於建仁寺，謚曰「大鑒禪師」。遺有《禪居集》、《清拙和尚語錄》等著作，對於日本佛寺管理、「五山文學」和武士禮法，都具有深遠的影響。其後300多年，在明，清易代之際，寄籍松江的明遺民朱之瑜（舜水）（1600—1682年）渡海居日，宣揚儒學，受到大將軍德川光國及土民的崇敬，稱為舜水先生，旅日24年以終。這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又一佳話。
地名謎的試解初步歸納起來，地名之所以東渡，大致可以有三個謎底：一是日本人民仰慕我國江南的山川風物而命名；二是在「弘安之戰」後，確有數千來自松江等地的戰俘在此勞役開發，他們為寄托對故園之思而用家鄉的地名命名；三是由其他途徑從江南三地來的移民，為教育後代不忘桑梓之情而命名。以上是筆者根據有關史料和兩國人民文化和價值觀念的共同之處而假設並作出判斷的，尚有待於更多的史實加以印證。至於徹底地解開此謎，則有待於兩國史學研究者的相互切磋與共同探索。
（金石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