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二三月間，當那一樹樹杏花綻蕾欲放或是紛紛盛開之時，一些遷客騷人文士博學者，難免會想到杜牧的《杏花村》一詩：「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杜牧詩中的杏花村在何處呢？數百年來，眾說紛壇；近數年來，爭論尤烈。
一說在山西省汾陽縣，近年來報刊雜誌上首先提出此說，理由是相傳自南北朝以來，汾陽即以產酒著名，汾酒享有「甘泉佳釀」之譽；天下杏花村之多難以勝數，而有這般名酒的杏花村確實獨在汾陽。但繆鉞編著的《杜牧年譜》（載浙江大學文學院集刊第一、二兩集）中，關於杜牧的平生事跡、每年行動，歷歷可考，卻沒有他到過并州（唐代并州相當今山西陽曲以南、文水以北的汾水中游地區。開元中改為太原府）和邊塞的記載。所以，杜牧「借問」酒家，牧童「遙指」的杏花村，就不可能在山西省的汾陽縣了。
二說在安徽貴池縣城西。理由是杜牧在會昌四年（844年）九月由黃州刺史遷池州刺史（唐池州治所秋浦縣，今安徽貴池），會昌六年九月又遷睦州刺史，在池州整整兩年；並且貴池縣城西有杏花村，素產名酒。所以清人郎遂寫了《貴池縣杏花村志》，將杜詩《杏花村》收入；後來《江南通志》亦將該詩收入，並言杜牧詩中的杏花村在貴池。這個理由較山西汾陽縣說法充分。但細細體味杜牧《杏花村》詩，疑竇也便接連而來：一是假如杜牧是在赴池州做官的路上，即會昌四年九月作此詩，離清明時節尚遠，何以會提及路上的斷魂之人呢？二是假如杜牧是在池州為官時所寫，從會昌四年九月至第二年的清明時節，近半年之久，這位嗜酒的大詩人，難道不知城西數里的杏花村有好酒賣嗎？焉有向牧童「借問」之理呢？三是社牧在貴池為官，要吃杏花村酒，自有當差的服侍，怎會兀自尋覓酒店？因此，貴池說也有問題。
三說在江蘇豐縣城東南十五里處。其理由是：（一）根據詩意，該詩為杜牧途中所寫，由「路上」、「借問」說明杜牧對周圍的情況並不熟悉這一點可知。那麼，杜牧在什麼時候路過豐縣的呢？查杜牧年譜，杜牧一生自外郡遷官赴京共四次；有三次過豐縣境：大和九年由揚州節度掌書記遷監察御史，大中二年八月由睦州刺史遷司勳員外郎，大中五年秋由湖州刺史遷考功郎中，皆取道運河，經揚州、宋州（河南商丘）、汴州（河南開封）入京。
大中二年杜牧曾作宋州寧陵縣記。豐縣杏花村即在運河至宋州的道上。遠古，豐縣曾屬宋；並且豐縣是劉邦的故鄉，所以杜牧過豐縣境，寫一首《杏花村》的詩，是合乎情理的。（二）宋人蘇軾寫了一首關於豐縣朱陳村嫁娶圖的詩，詩中寫道：「我是朱陳舊使君，勸農曾入杏花村。而今風物那堪畫，縣吏催錢夜打門。」言宋時豐縣杏花村勝景破壞，猜拳行令豪飲美酒已被縣吏打門代替，其詩暗合杜牧《杏花村》詩。蘇軾生活的年代離杜牧僅晚一百餘年，他對杜牧杏花村的地址比他以後的人更清楚，因而較可信。（三）《豐縣志》
最早修於明代，從最早版本的《豐縣志》始，版版皆收杜牧《杏花村》一詩入「藝文」；爾後的《徐州府志》亦屢次收入。而安徽貴池郎遂的《杏花村志》是清人的作品，遲於明版《豐縣志》，更遲於宋代蘇軾的作品。然而如今豐縣城東南15里一帶並無杏花村。只有一村，今名張杏行，至今家家門前院裡尚且植杏三五株，可是該村向不產酒，看來豐縣說亦難以讓人置信。
四說是泛指。理由是中國杏花村很多，詩人不可能指專一的杏花村。不少人認為此說「非矣」，杜牧是一位憂國憂民的大詩人，豈能無病呻吟？假如他不親眼見到一個杏花村，他的詩興豈能無感而勃發呢？
看來，杜牧詩中杏花村是確有無疑的，這位才學顯赫的杜樊川，寫的是哪個杏花村呢？這確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謎，何日能解開呢？
（王文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