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卷帙浩繁的中國古代醫藥學文獻中，《神農本草經》是我國現存最早的藥物學專著。此書又簡稱為《本經》或《本草經》，全書分為三卷（亦有分為四卷的），共收集各類藥物365種，其中植物藥252種，動物藥67種，礦物藥46種。書中根據藥物性能的異同，分為上、中、下三品，「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一般說來，都是補養類藥物，大多毒性小或無毒：「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都是些補養而兼有攻治疾病作用的藥物，其中有的有毒，有的無毒：「下藥一百二十五種為佐使，主治病以應地」，大多是除寒熱、破積聚的藥物，其中有毒的居多。
這部在中國醫藥學發展史上劃時代的專著，關於它的成書年代以及作者問題，自古以來有著種種不同的說法。
查一下有關史料，我們可以知道此書在《漢書。藝文志》中沒有著錄，只是在梁代阮孝緒的《七錄》和《隋書。經籍志》中才開始記載，但均沒有寫作年代和作者姓名，因此歷代學者對此作了許多研究和推斷：一、神農氏說。東漢鄭玄在《〈周禮〉鄭注》中認為此書是神農氏時代的作品，由神農氏所作。二、黃帝說。晉代皇甫謐在《帝王世紀》中曰：「黃帝使歧伯嘗味本草，定《本草經》，造醫方以療眾疾」。認為成於黃帝時代，由黃帝所作。但據考古研究認為：神農、黃帝時代尚無文字。因此以上兩說不能憑信。三、漢代說。梁代陶弘景根據書中所載藥物產地，首先提出了此書為漢人所撰的觀點。他在《本草經集注。序》中說：「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經，所出郡縣，乃後漢時制，疑仲景、元化（即華佗）等所記。」又說：「本草時月，皆在建寅歲首，則從漢太初後所記也。」陶氏認為書中所記藥物產地，多為東漢時所設，據此推斷此書成於東漢，而作者可能是當時名醫張仲景或華佗。他還依據採藥時月以建寅為歲首的特點，認為此書不早於西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四、東漢至宋齊之間說。近人梁啟超在《古書真偽及其年代》中說：「此書在東漢三國間，蓋已有之；至宋齊間則已成立規模矣……著者之年代則不出東漢末訖宋齊之間。」又說：「……是今本《本草》與華佗、吳普有密切的關係，或即以《吳普本草》為基礎，亦有其可能性也。」認為《神農本草經》成於東漢至宋齊之間，作者可能是華佗及其弟子吳普。
當今學術界對於上述問題的爭論也未超出前面四說的範圍。有的學者認為：《神農本草經》一書，並非出於一時一人之手筆，大約是秦漢以來許多醫藥學家不斷加以搜集，直到東漢時期才最後加工整理成書的。持這一觀點的有甄志亞主編的《中國醫學史》（全國中醫學院教材）。也有學者認為：《神農本草經》不是成書於漢代，更非成書於漢代之前，而是梁代陶弘景才使之最後成書的。陳景河在《〈神農本草經〉成書時間新議》（載《黑龍江中醫藥》1984年第4期）一文中就這樣認為。其根據是：一、此書書名首由陶氏確立。《神農本草經》不見於《漢書》，而始見於《七錄》，這是因為直到陶氏手中，書名才最後確立，「以朱書神農，墨書別錄，進上梁武帝」。
（李時珍語）所以《七錄》中乃得而見之。二、此書內容亦由陶氏而得以固定。在陶氏之前，此書的內容，屢遭前代醫家「更復損益」，而增減不定（即未定型）。陶氏為了避免類似之事的再度發生，選定了別有含義的「三百六十五」這個數字，來固定此書的內容。還有學者認為，《神農本草經》成書於東漢時期，而作者是華佗及其弟子。如何愛華在《華佗與〈神農本草經〉》（載《福建中醫藥》1984年第1期）一文中就持這一觀點。其理由有四：其一，離此書著作年代不遠的陶弘景，除了提供「疑仲景、元化等所記」的線索之外，還曾指出：《本草經》的發展和編輯，「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等，更復損益……，且所主治，互有多少，醫家不能備見」。這說明在華佗之後，陶氏之前，對藥物學有所研究、有所發展的人，恰恰是華佗的弟子。
陶氏之語，是針對《神農本草經》問世之後的狀況而發的，對探討此書的著者，不失為一個有力的佐證；其二，從清代孫星衍、孫馮翼二人在《名醫別錄》、《大觀本草》、《太平御覽》等書中輯佚整理的今本《神農本草經》來看，其中有吳普注文189條，《吳普本草》內容12條，李當之辨藥性寒溫44條；其三，針對此書中存在著不少吳普、李當之論藥的資料這一狀況，前人（如粱啟超等）就曾認為此書的作者可能是華佗及其弟子；其四，華佗、吳普等人洞曉養生之術，具有方士色彩，而《神農本草經》一書的特點，又恰恰帶有濃厚的方士氣息，這也可以說明華佗與此書的密切關係。
由此可見，學術界對《神農本草經》的成書年代和作者問題的見解頗不一致。解決這一歷史懸案確實需要進一步的探討和研究。
（馮兆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