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62年，公叔痤在澮北大敗趙、韓聯軍，回到安邑，未及休息，又被魏惠王派到少梁去迎戰秦國人。
原來，秦國自公元前408年實行「初租禾」以來，也進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公元前384年，秦獻公宣佈「止從死」，廢除了實行三百多年的殉葬制度。公元前375年，改革戶籍制度，將農民按五家為一伍的編制，編入國家戶籍。同時推行縣制，先後建立了櫟陽、藍田、蒲等縣，以加強中央集權。
秦國逐漸強大後，又忍不住打起了魏國的主意。公元前366年，魏惠王命人在武都（今陝西省華縣）築城，被秦國派兵破壞。接著秦國又在洛陰（今陝西省大荔）大敗魏軍，這也是自吳起鎮守河西以來，秦國人首次在河西獲得勝利。公元前364年，秦國更是攻入河東，在石門（今山西省運城）大敗魏軍，斬首六萬。公元前362年，魏國和趙、韓戰於澮北，秦國便乘機討伐魏國的少梁。
這種局面，在魏文侯時期是不可想像的。
魏惠王寄希望於公叔痤挾澮北大捷之威，將秦國人趕回西方去。然而事與願違，少梁一戰，魏軍大敗，連公叔痤都被秦軍俘虜（戰後被放回）。秦軍乘勝追擊，攻佔了龐城。
這樣一來，魏國的河東地區被秦、趙、韓三國包圍，只有上黨一線可與河內連通。一旦趙、韓聯合攻魏，切斷上黨交通，再加上秦國的進攻，河東就危險了。
魏國的首都安邑，正在河東。
公元前361年，魏惠王作了一個正確的決定，將首都從安邑遷到了大梁（今河南開封）。從此，魏國又被世人稱為梁國，魏惠王也常被稱為梁惠王。
「要麼重用衛鞅，要麼殺了他」
就在這一年，魏國的相國公叔痤去世了。
公叔痤去世前，魏惠王親自到相府去探望。對於這位兩朝老臣，魏惠王是充滿了尊敬和感激之情的。所謂探望，既是為了告別，也是為了聽他的政治遺言。
或者更直接一點說，就是想知道誰可以接他的班，成為魏國的下一任相國。
公叔痤向魏惠王推薦了一個人：「下臣的中庶子衛鞅（即商鞅）可當大任。」
所謂中庶子，即相國的侍從秘書。魏惠王見公叔痤提出這麼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不禁有些失望，說：「衛鞅嗎？寡人怎麼從未聽過這個名字？」言下之意，如果是個人才，多少會有些名氣，怎麼可能一直埋沒在相府，連他這個國君都沒聽說過呢？
公叔痤抓住魏惠王的手：「此人博古通今，勤奮務實，有經天緯地之才，又熟讀先相國李悝的著作，瞭解魏國的各項規章制度，名為相府中庶子，實則是下臣的主心骨。國家的大事，有很多都是他替下臣出主意。下臣多次想將他推薦給您，但始終因為一己私念，最終還是將他留在了身邊，所以他才沒什麼名氣。他的才能，下臣是最清楚的，您如果重用他，必成霸業！」
魏惠王沉默不語。
公叔痤長歎一聲，示意屋子裡其他人都退下，壓低了嗓門對魏惠王說：「您如果實在不想用他，就殺了他吧！」
「啊！為什麼？」魏惠王大吃一驚。
「下臣一生之憾事，就在於當年讓吳起活著離開魏國，以至於讓楚軍橫斷河東，飲馬黃河，幾陷魏國於危亡。衛鞅的本事不在吳起之下。對於這樣的人，您要不就予以重用，要不就一刀殺掉，以免為他國所用，後患無窮！」
公叔痤說著，本來已經失神的眼中突然露出一道凶光。魏惠王不禁打了一個冷戰，心想這老頭子病得不輕，開始說胡話了。區區一個衛鞅，翻得起那麼大的風浪？再說了，無緣無故殺掉一個中庶子，國人會怎麼看待這件事？不會說他濫殺無辜嗎？
他安慰了公叔痤幾句，便離開了。
魏惠王走後，公叔痤馬上命人將衛鞅找來。
衛鞅和吳起一樣，是衛國人，而且是衛國公室的後代，所以在某些史書上又被稱為公孫鞅。公元前361年，衛鞅不過二十九歲，是個消瘦的年輕人，卻已經擔任公叔痤的中庶子多年。由於長期與位高權重者打交道，他養成了一種謹言慎行的習慣，臉上鮮有喜怒哀樂，讓人很難捉摸得到他在想什麼。
公叔痤見到衛鞅便說：「剛剛國君來過，問我有誰能夠繼任相國，我向他推薦了你。」
衛鞅面無喜色，只是向公叔痤拱了拱手，表示感謝。
公叔痤說：「想必你也猜得到，國君沒有同意我的意見。」
衛鞅說：「是。」
「所以，我又向他建議，如果不能重用你，便把你殺掉。知道我為什麼這樣說嗎？因為你太有才了，我怕你日後為他國所用，對我魏國不利。」
衛鞅沒說什麼，只是眼神閃爍了一下，很快便恢復正常。
公叔痤接著說：「你為我服務那麼多年，到我臨死的時候，卻不能給你一個前途，反而要陷你於險境，真是很對不住。但我必須那樣說，因為我深受魏國的恩惠，又是兩朝相國，必須站在魏國的立場上來考慮問題。」
衛鞅說：「既然是那樣，您為何又要告訴我？」
公叔痤說：「於公，我建議國君殺死你；於私，我卻不能看著你這樣白白死掉。趕緊收拾東西離開魏國吧，越快越好！」
衛鞅搖搖頭，說：「我不走。」
「為什麼？你難道要在這裡等死嗎？」
「國君不會殺我的。」衛鞅平靜地說，「他既然不聽您的建議重用我，就是不相信我的才能，自然也用不著殺死我。」
這次談話之後沒幾天，公叔痤便去世了。
果然如衛鞅所料，魏惠王根本忘記了有這麼一個人物存在。公叔痤死後，他必須親自打理國家事務，每天都忙得不可開交。作為遷都大梁的後續戰略，他極力圖謀在中原開拓領土，為此頻頻出訪和發動戰爭。
公元前361年，魏、趙兩國達成協議，魏國將榆次和陽邑（今山西省太谷）交給趙國，同時取得趙國的泫氏（今山西省高平）。不久趙國又將舊都中牟交給魏國，以此獲得魏國的繁陽（今河南省內黃）、浮水。
公元前357年，魏軍包圍韓國的宅陽，迫使韓昭侯（韓懿侯之子）與魏惠王結盟，韓國將平丘、戶牖、首垣等地割讓給魏國。魏國還從韓國獲得了軹道（今河南省濟源）和鄭鹿（今河南省浚縣），從此打通太行山的交通。
這樣一來，魏國在中原的土地就連成了一大片，形成了十分有利的局面。
在國內，魏惠王繼續深化改革，勵精圖治。一是興修水利，開發良田。在他的統治時期，魏國開始開鑿著名的鴻溝，即從黃河開鑿運河通向圃田澤（當時中牟附近的大湖），又從大梁城外開鑿渠道從圃田澤引水灌溉農田，大大改良了河內的生產條件。二是加強軍備，強化武卒制度。三是派將軍龍賈在大梁以西修築長城，用於防備秦國的入侵。
通過這一系列舉措，魏國逐漸走出低谷，再度立於強國之林。公元前356年，魏惠王迎來了事業的第一個高潮。
這一年春天，魯、宋、衛、韓四國國君聯袂來到大梁朝覲了魏惠王，承認他是中原的霸主。
春風得意馬蹄疾的魏惠王根本沒有注意到，那個名叫衛鞅的前任相府中庶子，已於三年前悄悄離開了魏國。
最大的難題：變法還是不變
衛鞅是聽到秦孝公的《求賢令》，才攜帶著李悝的《法經》從大梁動身前往秦國的首都櫟陽（今陝西省西安）的。
公元前362年，秦軍攻佔魏國的龐城之後，秦獻公便去世了，繼承君位的是年僅二十一歲的太子渠梁，也就是秦孝公。
秦國在春秋時期，有過一段短暫的輝煌，那就是秦穆公稱霸的年代。然而自秦穆公死後兩百餘年，由於晉國持續強大，秦國基本上被晉國隔斷了與中原的聯繫，只能偏安西陲，久而久之，竟然被中原各國視為狄夷。
進入戰國後，晉國解體，秦國趁機向東擴張，侵奪魏國的領地，又遭到吳起的迎頭痛擊，反而丟失了富庶的河西地區，可謂得不償失。
秦獻公上台後，秦國經過一系列改革，國力有所增強，幾次對魏戰爭都取得勝利，並迫使魏國遷都大梁。然而，和東方列強相比，秦國仍然十分閉塞落後，幾次局部戰爭的勝利，也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秦、魏之間力量的對比。魏國仍然控制著河西地區，而且在魏惠王的領導下，又在中原獲得了廣闊的戰略空間，對秦國形成了強大的壓力。
秦孝公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佈了《求賢令》：
「當年我秦國的先君穆公自岐山、雍城興起，施行德政，振奮士氣，向東平定晉國之亂，飲馬黃河；向西稱霸於戎狄，闢地千里。天子賜予霸主稱號，諸侯各國都來朝賀，為後世開創了基業，何等光大輝煌！然而到了厲公、躁公、簡公年代，接連幾世不得安寧，國家內憂外患，被三晉奪去了河西的土地，諸侯也都看不起秦國，沒有比這更大的恥辱了。獻公即位後，安定邊境，遷都櫟陽，就是為了東伐三晉，收復失地，恢復我大秦的光榮。寡人每念及此，便深感痛心。如果有誰能夠獻出富國強兵之策，我必封官加爵，列茅分土！」
一時間，天下英雄紛紛湧入秦國，身形消瘦的衛鞅混跡於其中，並不顯得特別引人注目。
他通過秦孝公的寵臣景監見到了秦孝公。
第一次見面，談了不到十分鐘，秦孝公便哈欠連天，將衛鞅打發走了，而且責怪景監：「你推薦的人狂妄無知，胡說八道，有個屁用！」
景監很鬱悶，回來之後便問衛鞅：「你都跟主上說什麼了？」
「帝道。」衛鞅說，「不過看來他根本聽不明白，沒說幾句就打哈欠了。」
景監說：「什麼天道地道，我一概不懂。但我要告訴你，別在主上面前故弄玄虛，要說就說點實在的，他最不喜歡別人誇大其辭、信口開河了。」
衛鞅想笑又不敢笑，說：「請您再給我一次機會，我一定給他說點實在的。」
景監倒也耐煩，過了五天，又安排衛鞅和秦孝公見了一面。沒想到，兩人聊了沒幾句，衛鞅又被趕出來了。
不消說，景監又挨了秦孝公一通批，回來問衛鞅：「這次你又說什麼了？怎麼又被趕出來了？」
衛鞅說：「這次我說的是王道，還是不對他的胃口。」
景監說：「那咋整？」
衛鞅說：「請您再給我爭取一次機會，相信我，一定會讓主上滿意的。」
過了些日子，景監果然又安排衛鞅見到了秦孝公。會見結束後，秦孝公對景監說：「你的這位客人，原來倒也有些學問，今天聊得挺開心，你讓他過幾天再來找我。」
景監鬆了一口氣，回來告訴衛鞅。衛鞅不覺莞爾一笑，說：「我已經摸到主上的脈搏了。」
景監問：「你都說啥了？」
衛鞅說：「霸道。您有所不知，帝道王道，都是長治久安之策，然而須假以時日，不可急於求成。霸道則有如猛藥，藥力強，見效快，然而急功近利，恐留後患。主上是個性急的人，這次我給他下了點猛藥，下次再加碼，直接給他說強國之道，必成大事。」
幾天之後，衛鞅和秦孝公進行了一次長談。據《史記》記載，這一次，秦孝公完全被衛鞅吸引住了，聽得出了神，習慣性地想用手肘撐住席前的小方幾，卻撐了個空，摔倒在衛鞅面前。
衛鞅給秦孝公開的藥，其實就是魏國李悝變法加楚國吳起變法的升級版，大而言之，有四項內容：
一、重視農耕，發展經濟；
二、獎勵軍功，提升軍隊戰鬥力；
三、剝奪貴族特權，強化中央集權；
四、廢除人治，推行法治。
但是，光說服秦孝公還不行。長久以來，秦國的政治把持在貴族元老手中，國家大事，甚至包括國君的廢立，都是由他們說了算。例如秦懷公本來是流亡的公子，就是被貴族們從晉國迎回來當國君的，後來又被他們拋棄，遭到圍困而自殺。秦簡公也是從晉國迎入的。
秦孝公的父親秦獻公，原來也是流亡在魏國，長達二十多年，目睹了魏國的變法與強大。後來被秦國的貴族迎立為君，才將魏國的政治理念引入秦國，實施了一系列的改革。
可想而知，公元前359年，秦孝公準備任用衛鞅變法，必須先過國內的貴族元老這一關，而他們，對於一個從魏國來的衛國人主持大局，並且一上來就叫嚷著要剝奪他們的特權，無疑是強烈反對的。
交鋒在朝堂上直接展開。
秦孝公說了一段開場白，大概意思是，國君的責任是守護社稷，臣子的責任是維護國君。今天我找你們來，是想告訴你們，如果秦國要強大，必須要變法，但是變法是大事，我怕天下人議論，所以想聽聽你們的意見。
衛鞅馬上說，怕這怕那，什麼事都幹不了，主上既然決心要變法，就不要管天下人怎麼議論。而且高人行事，本來就容易遭到世俗非議；有真知灼見者，一定會受人嘲笑。蠢人等到事情發生後都弄不明白是什麼道理，智者卻能預見將要發生的事情。這也是為什麼不可以和老百姓去共同謀劃新生事物，而只能和他們共享成功的快樂。所以說，聖人只要能夠使國家強盛，就不必沿用舊的成法；只要能夠對老百姓有利，便不必遵循舊的禮制。說一千道一萬，主上您還是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吧！
秦孝公故作矜持地點了點頭，剛說一個「對」字，上大夫甘龍便說：「這件事要慎重！」甘氏是秦國的名門望族，甘龍本人在秦獻公時期出力甚多，也算是當年的改革派。但是，對於衛鞅那種推倒重來的激進式變法，他還是感到吃不消。甘龍對秦孝公說，自古以來，聖人不通過移風易俗來教育民眾，智者不改變已形成的法令來治理國家，不如保持原有的風俗，襲用舊有的禮制，因勢利導，徐徐而進，這樣老百姓能夠保持安定，官吏們也容易接受。
「您所說的，乃世俗之見。」衛鞅的詞措甚為鋒利，「平常的人自然安於舊俗，書生則拘泥於書本上的見識。這兩種人，讓他們奉公守法還可以，但是不能和他們談論變法圖強，因為他們根本聽不懂！」
甘龍勃然大怒，以手按劍，作勢欲起。衛鞅神色如常，繼續侃侃而談：「敢問上大夫，夏、商、週三代的禮制難道相同嗎？當然不同，而且有很大區別，可為什麼它們都能治理天下？春秋五霸的法制都一樣嗎？也不一樣，各有各的特色，可為什麼他們都能稱霸一方？這些問題，在座的諸位大夫想過沒有？自古以來，聰明的人制定法度，愚蠢的人拘泥於成法；賢能的人變更禮制，平庸的人被禮制約束，不是嗎？」
甘龍聽著，按劍的手不覺鬆開，半晌沉默不語。另一名重臣元老杜摯見狀，大聲說：「沒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言變法；沒有十倍的功勞，就不能輕易更換舊制。遵循過去的法度，不容易犯錯誤！」
「您想的是不犯錯誤？」衛鞅臉上露出一絲嘲諷的笑容，「的確，什麼事情都一成不變，最不容易犯錯誤。可是您想，夏桀、商紂，他們因循舊制，不也是亡國了嗎？商湯、周武，他們積極變革，最終還不是得到了天下？請你們睜開眼睛看看這個世界，競爭有多殘酷！魏國通過變法而強大，奪取了秦國的河西，至今沒有歸還。如果你們還停留在不犯錯誤的認識上，那麼接下來，魏國人就會繼續蠶食秦國的土地，直到讓你們走投無路！」
杜摯也被說得啞口無言。
甘龍、杜摯在秦國德高望重，這兩個人被說服（至少表面上），意味著衛鞅變法的主要障礙被掃除。
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考驗衛鞅的真才實學了。但是在實施變法之前，他還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
他要找一個人，一個搬得動木頭的人。
變法前須取信於民
公元前359年的一天，秦國首都櫟陽的南門人頭湧動，熱鬧非凡。原來新上任的左庶長衛鞅發佈了一則告示，全文如下：
「有能將這根木頭搬到北門者，賞金十兩。」
告示旁邊確實豎著一根三丈長的木頭，還派了兩名衛兵把守。圍觀的百姓有數千人，大伙議論紛紛，就是沒有人上前去搬那根木頭。
「這是左庶長在變著法子消遣咱們吶！」所有人都這樣認為。確實，從南門搬根木頭到北門，花不了一頓飯工夫，連汗都不會出，怎麼可能賞金十兩？賞十個銅錢就不錯了。
到了下午，有個文官過來，奉左庶長之命，在告示上加了個「五」字，將賞金十兩提高到五十兩，然後顧自搖著頭笑著走了——連他也不相信這是真的。
有個在櫟陽城中當搬運工的小伙子，圍觀了半天之後，終於鼓起勇氣走上前，在眾人的嘲笑聲中扛起了木頭。按照他的想法，搬根木頭嘛，就當是鍛煉身體，至於有沒有賞錢，那都無所謂。
數千人都跟著他從南門來到北門看熱鬧。
北門那兒，也有兩個衛兵站在城牆下。看到小伙子過來，有一個衛兵便上城樓去稟報。沒過多久，衛鞅便在一群官吏的簇擁之下來到城牆下邊。
「這根木頭，是你從南門搬過來的？」衛鞅問道。
小伙子靦腆地點點頭。
數千人都屏住了呼吸，就像是看一台精彩的舞台劇，終於等到了高潮部分一樣。不用說，他們心裡面比台上的演員還期盼戲劇的結果，等待著看到小伙子失望的表情，然後爆發出一陣集體狂笑。
衛鞅微笑著環視了大夥兒一圈，招了招手，立即有人端著一個朱漆的盤子上前。盤子上邊蓋著一塊紅布。衛鞅親手揭開它，並將盤子端到小伙子跟前。
「這是你的了。」
當天陽光燦爛，在場的所有人都被那五十兩黃金反射的光芒刺得睜不開眼。
小伙子差點暈厥。
這件事情很快傳遍了全國，聽到的人無不咋舌，一方面是對這小伙子的好運氣艷羨不已——五十兩黃金，作為一個平民而言，幾輩子都不用幹活了；另一方面則是——原來左庶長是這樣一個說話算數的人啊！
只有一個從魏國河西地區來的老頭兒，聽到這件事後捶胸頓足，連聲說：「為什麼我不在場，為什麼我不在場？」
據《韓非子》記載，吳起擔任西河郡守期間，秦國有個哨所靠近魏國境內。這個哨所的守軍時常襲擊魏國農民，但是又不值得徵調部隊攻打它。於是吳起就在北門外放了一根車轅，下令說：「誰能把車轅搬到南門外，就賞賜他上等田地、上等住宅。」起初沒有人去搬它，最終有個人把車轅搬到南門，吳起立即按照命令行了賞。不久吳起又在東門外放了一石紅豆，下令說：「誰能把紅豆搬到西門，賞賜如前。」百姓們都搶著去搬。最後吳起下令道：「明天要攻打秦軍哨所，能衝鋒陷陣的，就任命他做大夫，賞賜上等田地和住宅。」百姓們爭先恐後參戰，一個早上就把哨所攻佔了。
衛鞅立木賞金，取信於民，自然是從吳起那裡學來的。
變法的重點之一：農民問題
立木賞金後不久，衛鞅就正式粉墨登場，上演他的變法大戲了。
他和李悝一樣，認為農業是國家的基礎，要想國家強大，首先必須保證糧食生產。因此，他頒布了第一條法令——《墾草令》。
自古以來，農民種田，是天經地義的事。但是要讓農民多種田，只種田，努力開荒種田，除了種田不作他想，就需要用點特別的手段了。
首先是從思想上實行愚農政策，讓農民變得易於擺佈。
衛鞅認為，對於發展農業來說，最大的威脅來自於知識。農民的本性和可貴之處就在於無知，一旦有了知識，就必定不甘於種田，會去想其他的事。因此必須改革秦國原來那種重視學問的風氣，將做學問的人排除在政權之外，不讓他們有上升的空間，這樣農民就不會想做學問，也就不會變質了。
他特別警惕儒家學派的影響，命令各地官吏焚燒儒家的經典著作《詩》《書》等——坑儒的事他也許沒有做過，但在焚書這件事上，他比秦始皇還早一百多年。
他還下令取締農村的一切休閒娛樂活動，因為那些娛樂既浪費時間，又容易導致道德敗壞。他必須確保農民「意一而氣不淫」，將全部精力用到農業生產上。
總之，在衛鞅的理想中，農民既沒有知識，也沒有感情，就是一群會種田的機器。但是，僅僅通過愚農政策，還是很難達到這個目的，必須要有相應的強制手段來迫使農民就範。
他規定，生產糧食布帛多的家庭，可以免除徭役。這相當於對先進生產者的獎勵，也是《墾草令》中為數不多的獎勵措施之一。衛鞅更擅長使用的是懲罰。緊接著這條獎勵措施之後，就是對落後生產者或者不務正業者的恐嚇：凡因從事工商業或不生產導致貧困破產的，連同妻子兒女收入官府為奴。
農田之外的山川湖泊，一律被收歸國有，農民被嚴格禁止進入。山上有鳥，河裡有魚，但是不許農民捕獵，由此斷絕農民想在種田之外找點副業干的幻想。
事實上，農民除了家裡和田里，基本上哪也去不了。因為衛鞅還建立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流動人口管理制度，禁止百姓擅自遷徙。走親戚也罷，逃荒也罷，必須經過官府批准。旅客住店，必須要有官府出具的介紹信。旅店如果收留無證旅客住宿，店主人與旅客同罪，一併送入收容所。
但這些還不夠。衛鞅算無遺策，為了保證農業生產，還針對商人、官吏和貴族制訂了多項限制措施。
商人首當其衝。衛鞅認為，商人不事生產而謀取重利，對社會大大不利，必須從重打擊。他規定商人必須向官府登記奴隸的名字和數目，以便官府攤派徭役；對市場上流通的酒肉課以重稅，比商品成本高十倍；最重要的是，不准私自販賣糧食，防止商人壟斷市場，牟取暴利。在他主政期間，秦國「商無得糴，農無得糶」，糧食生產和銷售完全被國家把持，計劃經濟已見雛形。
對於官吏的限制主要有兩方面，一是精簡機構和人員，減少寄生蟲；二是強化廉政，不許官吏干擾農業生產。
貴族是衛鞅變法中重點打擊的對象。他刻意加重貴族的賦稅，要求貴族子弟必須和平民百姓一樣服徭役，而且解除徭役的條件比平民百姓還高。禁止貴族、官吏僱傭僕人，迫使貴族子弟必須親自勞動。他甚至規定，公室子弟如果沒有軍功，不得列入宗室，不能享受貴族的特權。
可想而知，《墾草令》一下，天怒人怨。貴族恨得直咬牙不說，農民也很有意見。各地百姓跑到櫟陽來上訪申訴的多達數千人。太子嬴駟在一幫貴族元老的攛掇下，公開對衛鞅的變法表示不滿。
當然嬴駟不會上訪，他的抗議方式很簡單——犯法。至於是犯了哪條法，正史上沒有記載，本書也不能杜撰，總之這件事鬧得很大，全國人都知道了。
嬴駟扔給了衛鞅一個燙手的山芋。
衛鞅如若視而不見，則威信掃地，變法權當笑話；如若要依法行事，太子是未來的國君，且看他如何判太子的罪。
衛鞅卻是一點也不為難。
在徵得秦孝公同意後，他下令將太子的兩個老師——公子虔和公孫賈抓起來，一個判了劓刑（割鼻子），一個判了黥型（臉上刺字）。
太子犯法，當然不能與民同罪，但是太子的老師可以當替罪羊。衛鞅用近乎鐵腕的手段，向世人表明了變法的決心。
而在這鐵腕的背後，是秦孝公堅定不移的支持。
《墾草令》實施三年，效果逐漸顯現。秦國地廣人稀，荒地眾多，經過三年的強制開發，大片荒地變成農田，農業產量大幅提高，國家的倉庫裡堆滿了糧食，老百姓的收入也有所增長，「家給人足，鄉邑大治」。再加上貴族的權力被限制，知識分子被趕走，農民們很容易便獲得了心理上的滿足感。原來那些上訪專業戶現在又跑到櫟陽來，敲鑼打鼓給衛鞅送萬民傘，感謝「左庶長的政策好」。
衛鞅很高興，問他們：「現在不覺得新法有什麼不方便的地方了？」
「方便得很，方便得很。」
「那就好。」衛鞅回頭對官吏說，「把這些人的名字都記下來，將他們全部遷到邊疆去戍邊。」
所有人都傻了眼。
「原來你們批評我，我沒有出聲，是因為新政推行尚未見成效，我忍住了。現在你們表揚我，我卻要將你們遷去戍邊，你們肯定很想不通。那我就告訴你們，國家大事不是你們這些農民應該議論的。做得不好，輪不到你們指手畫腳；做得好，也不需要你們歌功頌德。希望你們以後安守本分，做好自己的工作，不該看的書不要看，不該說的話不要說，總之乖乖地照著官府的話去做就好了。」
從此之後，無人再敢議論朝廷的政令。
說句題外話，這個故事教育世人，任何時候給專制政府唱讚歌，都是自討沒趣。
變法的重點之二：天天嚴打
《墾草令》實施之後，一系列法令陸續出台，衛鞅變法全面鋪開。
可以肯定的是，衛鞅在秦國頒布的法令，基本上以李悝的《法經》為基礎，但是加入了很多創新的內容，大大超越了李悝。總的來說，管得更寬了，管得更嚴了。
前面說過，秦獻公年間，秦國已經實施戶籍法，按五家為一伍的方法編製全國戶籍。衛鞅則在此基礎上，建立了相互告發和同罪連坐的連坐制度。
簡而言之，一人犯法，全家有罪，鄰居受牽連。對罪行知情不報者，或者藏匿罪犯者，處以腰斬之刑，全家財產充公。但是如果有人向官府告發罪行，則告發的人不僅可以免罪，還能夠受到重賞，賞格等同於在戰場上獲得敵人的首級。
連坐法一經頒布，秦國人人自危，學習法律的自覺性大幅提升，與違法犯罪現象作鬥爭的積極性空前高漲。在「發動人民斗人民」這件事上，衛鞅無疑是始作俑者。此後兩千餘年，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將連坐法視為統治人民的不二法門。
在量刑方面，衛鞅主張輕罪重罰，認為這樣可以使得國人連輕罪也不敢犯，重罪就更不敢犯。
比如說，偷盜牛馬者，死刑！（因為牛馬是生產資料）
一步超過六尺者，重罰！（罪名是破壞度量衡）
往街上倒垃圾者，黥型！（倒垃圾影響他人，容易引起爭鬥，而「私鬥」在秦國是絕對禁止的）
總之，在衛鞅的治理之下，秦國天天都是嚴打，每個人都是小心翼翼的，連吐口痰都要三思而後行。
但是嚴打的成績是顯著的。新法推行後，秦國「道不拾遺，鄉邑大治」「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成為當時治安最好的國家。
不消說，變法的手也伸向了軍隊。
衛鞅大刀闊斧，改革了秦國的等爵制度，將爵位分為二十個等級，由下而上分別是：
第一級公士，第二級上造，第三級簪裹，第四級不更，這四級相當於原來的「士」；
第五級大夫，第六級官大夫，第七級公大夫，第八級公乘，第九級五大夫，這五級相當於原來的「大夫」；
第十級左庶長，第十一級右庶長，第十二級左更，第十三級中更，第十四級右更，第十五級少上造，第十六級大上造（又稱為大良造），第十七級駟車庶長，第十八級大庶長，這九級相當於原來的「卿」；
第十九級關內侯，第二十級列侯（或稱為徹侯），是原來沒有的，相當於諸侯。
每一個等級都與軍功掛鉤，無論貴族還是平民，都站在了同一起跑線上，根據軍功來享受爵秩。
軍功的計算很簡單，以在戰場上斬獲的敵人首級多少來確定。凡是斬得敵國甲士首級一顆者，賜爵一級，賞田一頃，賞宅基地九畝，配備跟班一名；如果不要這些賞賜，想要做官的，可以當俸祿五十石的官。如果斬得五個甲士首級，不但可以升爵，還可以陞官；累功做到大夫，便可以當縣長，國家還賞賜六個奴隸，那就相當舒服了。
當然，所謂甲士，也不是一般的敵人，至少是魏國的武卒這一級別的戰士。即便如此，衛鞅定的賞格還是很具誘惑力，對於那些夢想著躋身於貴族的平民來說更是打開了一扇晉陞的大門。這個政策一推行，秦國的士兵就像打了雞血一般，在戰場上突然變得活躍起來，不但想打仗，敢打仗，而且敢打硬仗，專挑敵人的精銳部隊進攻，前仆後繼，雖死無悔。秦國人「狠」的名聲，就是從那個時候獲得的。
有賞就有罰，連坐法也被引入到軍中。
在秦國軍隊中，五人為一伍，由伍長統率；五十人為一屯，設有屯長；再上則有統領百人的「百將」、統領五百人的「五百主」等。
一伍中如果有一個人在戰場上逃跑，其餘四人就要受刑罰；但是如果誰能斬得敵人首級一顆，本人可以免除刑罰。
屯以上的部隊都設有斬首指標。以屯為例，如果在一場戰鬥中得不到一顆敵人首級，屯長和百將都是要被殺頭的；如果得到敵人首級三十三顆以上，則算是完成了國家下達的任務，屯長可以升爵一級。軍隊圍攻敵人的城池，斬首級八千顆以上，或在野戰中斬首級兩千顆以上，整支軍隊統統有賞，所有軍官都升爵一級。
衛鞅還建立了「短兵」制度。
短兵即衛隊，每個五百主有短兵五十人，率千人的將領和享受千石俸祿的縣令都有短兵一百人，國尉有短兵一千人，大將有短兵四千人。如果將官戰死，全體短兵都要受刑罰——當然，如果某位短兵得到敵人首級一顆，本人也是可以免罪的。
相對於孫武、吳起等人而言，衛鞅在軍事方面顯然稍遜一籌，但是他通過制度設計彌補了這一缺憾。而這些制度的核心內容只有兩個字，就是「賞」與「罰」。
賞要賞得令人眼紅，罰要罰得讓人膽寒。
隱藏在秦國人身上的狼性，就這樣被激發出來了。這種狼性造就了一個無比強大的秦帝國，也為它的灰飛煙滅埋下了伏筆。
變法的重點之三：土地改革
俗話說，是騾子是馬，拉出來遛遛。
公元前358年，秦國對韓國發動了進攻，秦軍大敗韓軍於西山（今河南省熊耳山）。
三晉之中，韓國最弱。因此，這一戰的勝利並不能充分體現衛鞅變法的成績。
「打敗韓國算什麼啊？有本事找魏國去練練。」朝中甚至有這種風言風語。
秦孝公何嘗不想打敗魏國？做夢都想。當初他招賢納士，力主變法，不就是為了從魏國手裡收復河西失地嗎？然而，無論是他還是衛鞅都有一個清醒的認識，那就是魏國的實力仍然遠在秦國之上。如果沒有合適的機會就貿然進攻，只怕費力不討好。
《孫子兵法》第四篇第六條記載：「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溪者，形也！」
鎰與銖皆為計量單位，一鎰為二十四兩，一銖為二十四分之一兩，二者相差576倍。孫武的意思，只有實力對比完全對我方有利的情況下，才能夠主動進攻。而且攻勢一旦發動，就要像從千仞高山上決開積水一樣，飛流直下，給予敵人致命一擊。
衛鞅在靜靜地等待，等待一個能夠讓秦國人痛痛快快打一場大仗的機會。
這一等就是四年。
四年間，魏國的形勢又有了新的變化。一位名叫龐涓的青年將領脫穎而出，帶領魏軍東征西討，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其勢頭之勁，遠遠超過老將公叔痤，堪比當年的吳起。
魏國無疑變得更加強大了。
公元前354年，趙國進攻衛國，奪取了富丘及漆地（均在今河南省長垣）。
自魏武侯時代開始，衛國就一直依附於魏國，藉以抗衡對其虎視眈眈的趙國。這一次，衛國也不例外地向大梁派出了求援使者。
魏惠王迅速作出反應，派龐涓帶領八萬大軍進攻趙國，而且命令魯、宋、衛等僕從國出兵相助。單從八萬這個數目看，魏惠王恐怕不僅僅是為了救援衛國，而是為了消滅趙國才派出如此龐大的軍隊的。
龐涓本來就善於用兵，手下有了八萬精銳之士，更是遇佛殺佛，逢神殺神，沒過多久就打到邯鄲城下。
就在這個時候，衛鞅突然出手了。數萬名秦軍在他的帶領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撲向河西重鎮元裡（今陝西省澄城），殲滅守軍七千人，並順勢攻佔少梁。
捷報傳到櫟陽，舉國歡騰。
但這僅僅是個開始。公元前352年，衛鞅升任大良造。在他本人設計的爵位等級中，大良造是十六級的大官，相當於楚國令尹，集軍政大權於一身，也可以說是國君的副手。他馬不停蹄，再度出擊，率軍突入河東地區，一舉攻克魏國舊都安邑。
與此同時，秦國的變法繼續朝著廣度和深度發展。
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命衛鞅仿照魯、衛兩國都城的樣式，營建新都咸陽。
公元前349年，秦國遷都咸陽，並頒布了一系列新的變法命令，其中最著名的有四條。
第一條，廢井田，開阡陌。
這裡需要簡單說明一下。周朝封建舊制，百步為畝，畝的界線即阡陌；百畝為頃，頃的界線叫做封疆。所謂井田制，是將九頃土地按照「井」字形平均劃分為九塊，中間一塊為公田，周邊八塊為私田。私田由八家各自耕種，公田由八家共種。
井田制在春秋時期其實已經開始解體，取而代之的是地租制，即將土地分給農民，所有者收取一定的糧食或租金。但是在秦國，直到公元前408年才開始實施「初租禾」，也就是地租制。
衛鞅變法後，秦國農業發展很快，很多荒地被開墾出來，他決心徹底摧毀井田制，確認自耕農的土地所有制，以促進小農經濟發展，增加國家的地租收入。
廢井田，開阡陌，即將原來的農田邊界統統破除，改百步一畝為二百四十步一畝，重新建立邊界，再分給農民去耕種。國家以法令的形式，確定農民對土地的私有權，並且允許自由買賣。換而言之，分田分地了。
可想而知，分到土地的農民對衛鞅是何等感激！
第二條，推行縣制。
衛鞅將秦國境內的鄉邑、村莊整合為四十一個縣，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人口滿萬戶之縣，設置縣令；不滿萬戶，設置縣長。縣令、縣長之下，還設有縣丞（管理民政）和縣尉（掌管軍務）。這一改革在現在看來稀鬆平常，在當時卻意義重大。
衛鞅本人曾得意地說，各縣都有固定的管理模式，則人人必須遵從，奸官不敢耍花樣，接替的官吏也不敢變更制度，因犯錯誤而被廢黜的官吏也不敢狡辯。
一句話，原來的人治，變成了現在的法治。
第三條，統一度量衡。
衛鞅變法前，秦國各地的度量衡不統一。為了保證國家的賦稅收入，減少信息誤差，衛鞅對長度、面積、體積等，都制定了統一的標準。
第四條，徵收人頭稅。
據《史記》記載，公元前348年，秦國「初為賦」，也就是按戶按人口數量徵收軍賦。衛鞅規定，男子成年之後，要向官府登記，繳納戶賦。
這項改革的出發點，據說是針對地主來的。
衛鞅認為，地主不事勞作，單憑地租就可以過著優裕的生活，家裡還養著眾多吃閒飯的人，對發展農業十分不利。因此，必須按人頭徵收賦稅，加重那些閒人的負擔，迫使他們也從事勞動。
事實上，地主對於那點人頭稅，並不在乎。倒是農民又被加重了負擔，比原來更加辛苦。
真正得利的還是國家。
《史記》記載，衛鞅升任大良造之後，秦國國力強盛，兵精糧足，大有取代魏國稱霸天下之勢。秦孝公十九年（公元前343年），「天子致伯」，即當時的天子周顯王派使者賜予秦孝公「伯」的稱號。秦孝公二十年（公元前342年），「諸侯畢賀」。秦國終於走出山坳，得到中原各國的承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