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研究明與帖木兒帝國交往史的學者中，北京大學已故邵循正教授佔有突出的地位。前面我們提到本世紀初以後漸有學者把漢學與伊朗學結合起來，邵循正先生是走在這個潮流前列的傑出學者。他率先把中西史料對比的方法用於明代西域的研究，早在30年代就曾發表《有明初葉與帖木兒帝國之關係》（註：初發表於清華大學《社會科學》，第二卷，第一期，單行本，1936年10月；重載《邵循正歷史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將帖木兒帝國史臣阿卜答兒·剌札黑·撒馬爾罕地著作的有關明朝之記載與《明史·西域傳》比較，多有發現。這樣一篇重要的論文，大約是因為明史學界與西域研究交流較少的緣故，很少見有國內外學者提及。
阿卜答兒·剌札黑·撒馬爾罕地為沙哈魯國王后裔作傳記，名曰《兩顆福星之升起》（Matla『al-Sa『adin），其中收有明朝與沙哈魯國王往來的資料，因而此書在上個世紀就已引起歐洲內陸亞洲研究學者們的注意。法國學者迦特梅爾於1843年曾將此書之一部分譯為法文，英國的張伯斯（W.Chambers）也將此記載譯為英文，後來布萊特施耐德（E.Bretschneider）將英譯收入其《中世紀研究》（Medieval Researches）。當時雖然歐洲已有學者研究《兩顆福星之升起》中有關明與帖木兒往來的史文，但受時代限制，他們均未將阿卜答兒·剌札黑·撒馬爾罕地的記載與漢文資料聯繫起來。本世紀初法國蒙古史學家布洛曬（E.Blochet）在其《蒙古史導論》（Introduction a l』histoire des Mongols）中將有關段落的波斯文原文摘要刊出，並將其部分譯為法文。布洛曬在詮釋撒馬爾罕地的記載時，粗略地使用了一些《明史》中的記載，比他的前人大大前進了一步，啟開了利用漢文與波斯文史料研究明代與西域關係的大門，有開山之功。上述歐洲學者的研究成為邵循正先生進一步研究的基礎。邵循正教授閱讀上述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後，感覺尚無滿意之作；本世紀初以前的學者均未能融會中西史料，布萊特施耐德雖收入了張伯斯所譯《兩顆福星之升起》，但未讀波斯文原文，不知譯文疏誤之處及致誤之由。布洛曬雖然已經使用了一些《明史》中的史料，但搜求漢文文獻的能力畢竟有限。
邵先生翻檢《明史》，注意到《哈烈傳》中提到沙哈魯與駐守撒馬爾罕的侄子哈里關係不睦，數構兵。明成祖派出一名都指揮白阿兒忻台攜國書致沙哈魯，勸他與哈里修好。收錄在《哈烈傳》的這份明成祖國書長不過107字，前無抬頭，後無署名，顯然是一個節錄本。他在《兩顆福星之升起》之有關明朝的記載中看到，撒馬爾罕地也收錄了一封明朝皇帝致沙哈魯國王的國書的波斯文本。兩相對照，他發現撒馬爾罕地所收錄的這份明朝詔敕就是《明史·哈烈傳》中保存的明成祖致沙哈魯國王國書的波斯文譯本。不過波斯文本譯本篇幅更長、內容更多，當是明成祖國書的全文譯本；而《哈烈傳》所保存的只是成祖詔敕的節錄。
據邵先生查證，撒馬爾罕地所錄之明朝國書波斯文譯文中提到，明皇帝派往沙哈魯國王處出使的是Duchihun Bai AzkSan與一位千戶和一名百戶。Duchihun Bai AzkSan這個人名，張伯斯在譯此國書時未能譯出，而布洛曬刊布撒馬爾罕地波斯文原文時，因其音點脫落，不可讀，故亦未譯出。邵先生發現《明史·哈烈傳》中記載的攜帶成祖致沙哈魯國王國書赴哈烈（Herat，今阿富汗西部之赫拉特）是都指揮白阿兒忻台，在與波斯文譯本比較後，他指出波斯文譯本中這位名稱不可讀的明朝使臣，就是漢文史料中的「都指揮白阿兒忻台」，至於這個不可讀的名稱Duchihun Bai AzkSan，乃是「都指揮白阿兒忻台」的波斯文音譯。他把這個人名復原為Baial-Hintai。（註：查布洛曬所刊沙哈魯國王國書之波斯文本（見E.Blochet，Introduction a l』histoire des Mongols，London，1910，p.248，波斯文第7行），這位明朝使臣名稱的拼法Duchichun Bay AzkSan，應校正為Duchihuy Bay Arkintay。而隨行的千戶也不是一位，而是兩位。詳見後。）也就是說，白阿兒忻台的這次出使同時見於漢文與波斯文史料。這是一個極為重要和有價值的發現。張星烺亦利用張伯斯的譯文對比《明史·哈烈傳》記載，作過一些研究（註：《中西交通史料彙編》第3冊，第269—270頁。），但因不通穆斯林語文，有欠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