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紀後半葉蒙元帝國瓦解，以元順帝退往漠北的蒙古殘餘勢力後來形成北元；原元廷直轄地的大部分為明所有；元朝西北三藩中察合台汗國在14世紀40年代分為東西兩部，其西部以阿姆河以北地區為中心，逐漸發展成帖木兒帝國，明代稱撒馬爾罕或哈烈；其東部仍由察合台的後裔佔有，今稱為東察合台汗國，明代稱為別失八里或亦裡八里；波斯伊利國被帖木兒吞併；領有欽察草原的欽察汗國敗於帖木兒後勢力衰落。因此可以說，在故元帝國的領土範圍內，東亞的明王朝和西域的帖木兒帝國是最強大的國家。
明太祖之子明成祖即位於建文四年（1402），逝世於永樂二十二年（1424）。而帖木兒之子沙哈魯（Shah Rukh）則於1406年（永樂六年）登基，略晚於明成祖，其在位時間則較明成祖長得多，逝於1447年（正統十二年）。兩位國君共同在位時期，中國與波斯住來之密切，可與蒙元帝國時代相比。記載這一時期明朝與帖木兒帝國往來的文獻有明顯的時代特徵。從永樂五年（1407）帖木兒之子哈里（Khalil）遣使虎歹達（Khudaidad）送傅安、郭驥等歸國並向明政府通報其帖木兒去世，到永樂十九年（1421）末魯安歸國，雙方的記載基本互可對證，有很高的可比性。故明成祖與帖木兒帝國的關係引起許多學者的興趣。
學者們對洪武年中明與帖木兒帝國的往來的注意力，集中於傅安和陳文德的出使。西班牙派往撒馬耳罕會見帖木兒的使臣克拉維約的遊記中提到，他在帖木兒帝國居留期間曾經遇見過明太祖的使臣。中外學者多相信這些中國使臣就是傅安。（註：《克拉維約東使記》，楊兆鈞據奧瑪·李查土耳其文譯本所譯之重譯本，第127、128頁。）這一時期兩國的往來因超出本文討論的時間上限，這裡暫置不論。永樂中往來於兩國的最著名的使臣是明朝的陳誠和沙哈魯國王之子拜升豁兒（Baisunqur）王子派往北京的使節火者·蓋耶速丁（Khwaja Ghiyas al-Din），他們都有記錄存世。這些出使記和《明史·西域傳》、《明一統志》、《皇明世法錄》等資料，構成了研究明初與帖木兒帝國關係的重要文獻，研究成祖朝明與帖木兒帝國關係的學者，多將討論的中心置於此二位使節。
如檢核我國和日本研究陳誠的論著，可發現早期的謝國楨的《西域番國志》跋（註：影印明抄《西域番國志》和《西域行程記》，《北平圖書館善本叢書》第一集。）、日本學者滿井隆行的《明代陳誠的西使》（註：載《山下先生還歷紀念東洋史論文集》（1938）。）、神田喜一的《明的陳誠使西域記》（註：載《東洋學報》，參見王繼光：《陳誠及其〈西域行程記〉與〈西域番國志〉研究》。）等，所使用的主要漢文史料。而「文革」結束後我國學者的新作，如魯深的《關於李暹及其西行》（註：載蘭州大學《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薛宗正的《陳誠及其西域記行詩》（註：載《西域史論叢》第2輯，新疆人民出版社。）和王繼光的《陳誠及其〈西域行程記〉與〈西域番國志〉研究》（註：載《中亞研究》第3輯，中華書局，1990年。）從使用史料看，範圍雖有所擴大，但基本不出漢文文獻。
如果跳出中國，審視一下近二十餘年來西方學者有關明與帖木兒帝國關係的成果，可發現部分學者以研究波斯文獻為主。除了火者·蓋亦速丁的出使記以外，尚有其他波斯文史料記述明成祖朝與帖木兒帝國的關係。帖木兒朝學者阿卜都·剌札黑·撒馬爾罕地（』Abdal-Razzaq Samarqandi）曾為沙哈魯國王后裔作傳記《兩顆福星之升起》（Matla』al-Sa』adin），其中收有明與沙哈魯國王往來的資料。法國學者迦特梅爾1843年曾將此書之一部分譯為法文，英國的張伯斯（W.Chambers）也將其譯為英文。但他們均未能融會中西史料。後來布萊特施耐德（E.Bretschneider）將張伯斯的英譯收入其《中世紀研究》（Medieval Researches），但他未讀波斯文原文，不知譯文疏誤之處及致誤之由。受時代限制，20世紀初以前研究撒馬爾罕地的學者，均未將其記載與漢文資料聯繫起來。1970年美國紐約哥倫大學漢學教授卡林頓·古德利奇（L.Carrington Goodrich）為前英屬西北印度（今巴基斯坦）拉合爾迪亞勒·辛格學院（Dyal Singh College，Lahore）波斯語教授麥特列（K.M.Maitra）的火者·蓋跡速丁的《遊記》的英譯（註：《一位波斯使節訪問中國》（A Persian Embassy to China，being an extract from Zubulatu』t Tawarikh of Hafiz Abru，tr.by K.M.Maitra in 1934）。）所寫的引言（註：見何高濟譯：《沙哈魯遣使中國記》，中華書局，1981年。）依然是這種研究風格。
而另一部分西方學者以漢文文獻為主要研究對象，如美國莫裡斯·羅沙比（Morris Ross abi）的《明代出使內亞的兩位使節》（註：「Two Ming Envoys to Inner Asia」，載《通報》，1976年。）和他的陳誠西使記的英譯（註：「A Translation of Ch』en Ch』eng』s Hsi-yu Fan-kuo chih」，載《明代研究》（Ming Studies），1983年秋。），美國女學者菲裡西婭·海科的文章《一位15世紀的中國使節在哈烈》。（註：Felicia J.Hecker，「A Fifteen-Century Chinese Diplomat in Herat」，載《皇家亞洲學會會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93年。）
本世紀初以後，漸有學者把漢學與伊朗學結合起來研究這一課題。法國蒙古史學家布洛曬（E.Blochet）在其《蒙古史導論》（Introduction a l』histoire des Mongols）中將撒馬爾罕地的有關記載的波斯文摘出，譯為法文並加註釋。在詮釋時，他粗略地使用了一些《明史》中的記載，開明代漢—波斯文獻比較研究之先河，但他搜求漢文文獻的能力畢竟有限。
張星烺利用張伯斯的譯文與《明史·哈烈傳》作過對比研究。（註：《中國交通史料彙編》第3冊，第269—270頁。）但因不通穆斯林語言，其研究有欠深度。北京大學已故邵循正教授閱讀上述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後，感覺尚不滿意。他翻檢《明史》，注意到《哈烈傳》中提到沙哈魯與駐守撒馬爾罕的侄子哈里關係不睦，數構兵。成祖為此派出一名都指揮白阿兒忻台攜國書致沙哈魯，勸他與哈里修好。收錄在《哈烈傳》的這份明成祖國書長不過107字，前無抬頭，後無署名，顯然是一個節錄本。撒馬爾罕地也收錄了一封明朝皇帝致沙哈魯國王的國書的波斯文本。兩相對照，他發現這份明朝的波斯文詔敕，就是《明史·哈烈傳》所收明成祖致沙哈魯國王國書的波斯文譯本。不過波斯文本譯本篇幅更長，內容更多，當是全譯本。邵先生的傑出論文《有明初葉與貼木兒帝國之關係》在漢文史料與波斯文獻比較方面極為成功，指示了開拓這方面研究的新途徑，有重要的意義。
大約是因為明史學界與西域研究學界交流較少的緣故，邵先生這樣一篇重要的論文很少見有國內外學者提及。例如已故哈佛大學教授弗萊徹1968年出版的論文《中國與中亞，1368—1884》（註：Joseph F.Flecher，「China and Central Asia」，載費正清主編：《中國人的國際秩序——中國傳統的對外關係》（John King Fairbank，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 Foreign Relations，Cambridge，Mass.，1968）。），對明與西域關係研究有重要的貢獻，但也未利用邵循正先生的發現。可見即使是兼通多種文字的弗萊徹這樣的大學者，仍難以從事有深度的漢—波斯文史料的對比考證工作。
法籍伊朗學者阿里·瑪札海裡1983年著《絲綢之路》一書（註：Aly Mazahere，La Route de la soie，Paris，1983.），將明成祖致沙哈魯的兩份國書和蓋耶速丁的遊記譯為法文並加註釋。作者雖然努力利用譯成西方的漢文史料，但因不通漢語，未能借鑒邵循正教授的研究成果。耿昇先生將此書譯為漢文時，其亦未參考邵先生論文。（註：《絲綢之路：中國—波斯文化交流史》，中華書局，1993年，第28—30頁。）從研究深度看，瑪札海裡稍遜於弗萊徹。其研究中有關蓋耶速丁部分，因超出本文時間下限，留待今後討論。
本文擬利用漢文和波斯文史料，圍繞陳誠出使前研究雙方往來的事跡，以勾畫陳誠出使之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