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以他受菩薩戒的年份為界，可分為前後兩期：前期為天監年間（公元502年—519年），後期為普通改元之後（公元520年—549年），他事佛興致漸濃。到了大同年間（公元535年—545年），他已經是個七十多歲的垂垂老者，《魏書》評論晚年的梁武帝「怠於聽政，專以講學為業」，完全失去了壯年時的風采，一派出世超凡的佛門弟子模樣。出世超凡本沒有任何問題，但身為皇帝，尤其是梁武帝這樣一位頗有作為的皇帝，全心全意地信奉佛教，或者如批評家所說的「佞佛」，就值得商榷了。
於是我們回到一個老問題上，梁武帝究竟為什麼會「佞佛」？
梁武帝當然有一萬條理由去選擇自己的信仰，但是以皇帝之尊要將梁國變成「佛的世界」，他必然是從選擇國家命運的角度來思考的。
梁國立國於亂世之間，南齊的經濟算不上很發達，劉宋的力量也遠不及北魏，南朝內部又經常出亂子，皇帝走馬燈似地更換，民風相對北朝也顯得奸滑險惡。梁武帝取了天下之後，很下了一番功夫總結劉宋與南齊不安定的教訓，最後他得出了一個結論：「建國君民，立教為首。」一個國家要建立起來，並且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社會安定團結，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實現「和諧社會」，那麼得先「立教」，在民眾中建立信仰基礎。
在梁武帝看來，劉宋和南齊，都是沒有注重到國人的信仰。國人沒有了信仰，就失去了凝聚力，其君昏庸，其民奸佞，政權也不會長久。所以，要建立一個不再混亂、秩序井然的國家，最重要的一點是在信仰上做文章，這是一切的綱，其他的都是目，綱舉目張。
下一個問題是，該建立一種什麼樣的信仰呢？梁武帝選擇了佛教。佛教勸人向善，吃齋拜佛一類的修煉方式也容易被接受，並且在當時比較深入民間，推行起來不會有太大的牴觸。佛教宣揚因果報應，你今世受的苦，是前世造的孽。相信了這一點，人們就不會起來反抗統治。
在「立教」思想的指導下，梁國的政局比動盪的北方穩定許多，南朝一代文豪庾信在他著名的《哀江南賦》裡，感歎說，「五十年中，江表無事」，大抵是事實。這說明弘揚佛法的政策並不能說完全錯誤，至少是有一定成效的。問題在於，凡事不能走極端，既是在程度上，也是在時間上。
梁武帝統治的後期，社會實際情況較之初期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侯景之亂時梁國統治階級的行為可以看出，梁人此時並不是太「奸滑」而是變得有些不通機變，甚至有些逆來順受和麻木不仁了）梁武帝過度致力於佛教事務，本身也變得越來越脫離現實社會了，時間越長，脫離的程度也就越嚴重，偏偏梁武帝又高壽，覺得自己是英明神武有佛祖保佑，在治國上的失誤就不足為奇了。
儘管梁武帝一心「立教為首」，梁國卻並未擺脫南朝其他幾代王朝衰弱的規律。信仰雖然重要，但不可能是影響社會發展的唯一因素。民以食為天，沒有經濟的發展，空有信仰，也無益於國家。
普通年間，梁國的經濟危機逐漸顯現，戰事頻繁，大興佛事，使得國庫日益空虛。普通四年（公元523年），政府下令罷銅錢而鑄造鐵錢，這種鐵錢又稱「鐵五銖」，是中國歷史上首次大批量鑄造的鐵錢。鐵錢價值不及銅錢的十分之一，結果自然是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官吏大肆貪污，商人從中漁利，民眾苦不堪言。
比普通百姓更糟的，是軍人的經濟狀況。南朝的兵制承自三國兩晉，其原則為一旦為兵，世代為兵，父死子代，兄終弟及，也稱「世兵制」。這些所謂的「軍戶」被嚴格管理，擔負著沉重的兵役。到了天監十七年（公元519年），梁武帝頒布詔書將士兵與奴婢並列，軍戶的地位低到了極點，逃亡的現象越來越普遍，士兵們不是剃度為僧，就是投入豪強門下做蔭戶。
為了制止士兵逃亡，朝廷又規定，一人逃亡，全家以身抵押服役。走投無路之下，各類作奸犯科乃至官逼民反的事件就多起來了。大同年間，廣晉（今江西景德鎮西北）、安成（今江西安福）、交趾（今越南河內）先後發生了聚眾叛亂，其中以交趾豪強李賁的反叛規模最大，他於大同七年（公元541年）自稱越帝，與朝廷對抗，極盛時幾乎攻下廣州。叛亂持續了七年，直至中大同元年（公元546年）才被平息，陳國開國皇帝陳霸先，就是通過鎮壓這場叛亂嶄露頭角的。
梁武帝並非沒有意識到種種社會問題，他曾幾次下詔，要求官員上書舉奏提出批評意見。散騎常侍賀琛就上書，具體列舉了時政的四大弊端：一、地方官員橫徵暴斂，導致百姓流移，戶口銳減，妨害民生大計；二、貴族奢靡無度，風氣敗壞；三、朝廷官吏專為利己，無心奉公；四、政府興造過多，勞民傷財，動搖國本。
這四條，分析得都是很在理的，可梁武帝看了以後大發雷霆，立即給賀琛回復敕文：「你說有人貪殘，有人奸猾，是什麼人，是什麼事？具體指出來，如若不然，就是欺君枉上！朕三十年如一日，崇尚節儉，百官怎會不效仿？你得好好認識錯誤，嚴肅檢討！」賀琛見狀，只得乖乖承認錯誤，不再說話。
梁國朝臣裡，像賀琛這樣偶爾還敢直言上書的，已經是鳳毛麟角。梁武帝老了，只愛聽奉承話，中期的能臣周捨、徐勉死後，他最寵幸的就數中領軍朱異了。朱異學問高，本事也有，但是人品很差。他明白如何揣摩上意，一味阿諛諂媚，同時又結納私黨，收受財賂。在他的手裡，梁國朝綱每況日下，愈加黑暗。
佛教是講究普度眾生、慈悲為懷的，梁武帝卻只對皇親官吏慈悲為懷。有一次，梁武帝去郊祀，半路上有個老頭攔住御駕勸諫：「陛下執法，對庶民太嚴苛，對權貴太寬鬆，這不是長久之道，假如能有所改變，則天下大幸。」梁武帝聽後並沒有檢討和改正，依舊如故。（梁武帝的統治方略，類似元朝，明太祖朱元璋一針見血地說：「元以寬亡國。」這個「寬」不是指對百姓寬，而是指對權貴寬。以蒙古鐵騎橫掃歐亞的強悍，尚且不足百年而亡，梁武帝的潛在危險，也可想而知了）
在梁武帝手下做官員，是非常「幸福」的，犯了罪往往能法外開恩。作為梁武帝的親戚，更是如此。梁武帝的六弟、臨川王蕭宏打仗無能（參見《絕代雙驕》），收刮百姓卻很有一套。六王爺給自己謀了個職業——放債，他以借債人的田地、房產、商號、店舖作抵押，還債期限一過，馬上派人奪取抵押的宅店田產，然後再利用這些宅店田產牟取新的暴利。建康周圍江東一帶，失業破產的百姓無以計數，多半有他的「功勞」。
「精明」的六王爺獲利可觀，僅僅用來收藏財富的倉庫就有將近一百間！蕭宏一生最看重錢財，防備極其嚴密，倉庫設在內堂後面，好方便他近距離保護。不過防備得太嚴密了，反而引起了注意，有人懷疑裡頭藏有武器，秘密通報梁武帝。
梁武帝聽聞臨川王私藏兵器，涉嫌謀反，也不得不重視起來，派人調查怕冤枉了弟弟，就親自出馬。他以找蕭宏夫婦喝酒，共敘手足之情為名，來到蕭宏家裡。蕭宏熱情接待，酒至半醉，梁武帝說：「我想到你的後堂走走。」蕭宏臉色嚇得刷白，以為要查辦貪腐呢，硬著頭皮領梁武帝到後堂。一圈走下來，梁武帝樂了，原來蕭宏的倉庫不是什麼武器庫，而是個大寶庫。其中錢庫三十多間，其餘各庫貯藏布絹絲綿、漆蜜紵蠟等值錢的物品。
梁武帝看著一身冷汗的蕭宏，笑道：「老六，你小日子過得很不錯啊。」當即放下心，回到前堂繼續痛飲，直到深夜才盡性作罷。
梁武帝對蕭宏的寬容，還有多次表現。蕭宏跟親侄女、梁武帝的女兒永興公主玩亂倫，竟打算弒梁武帝自立。事情敗露，公主羞愧自殺，梁武帝卻沒再追究蕭宏的罪責，任他安度餘生。蕭宏死於普通七年（公元526年），梁武帝追贈他侍中、大將軍，謚為靖惠王，厚禮而葬。
蕭宏放債斂財，多少算個正經生意；他的三子臨賀王蕭正德專幹攔路搶劫、殺人越貨的勾當，就屬於江洋大盜的級別了。
梁武帝早年連生了三個女兒，擔心後繼無人，曾過繼蕭正德為嗣子，後來太子蕭統出生，就把蕭正德還給了蕭宏。蕭正德本以為將來能當上皇帝，沒想到落個竹籃打水一場空，心理不平衡，一氣之下居然投了北魏，聲稱是梁國被廢的太子，外逃避禍。結果轉過年來，蕭正德覺得北魏對他不友好，仇人蕭寶夤還起了殺心，便又無聊地逃回梁國（本來嘛，你在梁國是皇族，到北魏算什麼？要不是給你面子，誰理你這根蔥？）。梁武帝沒有懲罰他的叛國罪，反而流著淚教導他，恢復了他的爵位。
蕭正德大有龍歸大海、虎入山林之勢。他招聘了一批亡命之徒，和弟弟蕭正則一起搞了支糾察隊，黃昏時分埋伏在路上做打劫殺人的買賣。有梁武帝做保護傘，官府也不敢過問。普通六年梁武帝北伐，任命蕭正德為輕車將軍。蕭正德在前線惦念自己的糾察隊，乾脆拋棄部隊獨自一人跑回建康。軍情大事，梁武帝火了，削了他的爵位，把他流放臨海郡。蕭正德還沒走到臨海，梁武帝又後悔了，派人追上去赦免了他。北伐也別去了，安心留在建康當強盜吧。（在梁武帝的一再放縱下，蕭正德後來終於與侯景結盟，要梁武帝的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