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讀歷史，不僅僅是為了好看。歷史中包含人類所經歷過的種種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讀史的重要目的，在於分析這些規律和構成規律的歷史元素，包括自然性的，也包括社會性的，包括事件，也包括人物。
南北朝末期，北方拓跋氏的北魏王朝及其延伸——東魏和西魏，與南方先後建立的三個王朝，宋、齊、梁，都相繼滅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三個新興的王朝——北周、北齊和南陳。不少歷史學家把這段時期稱為「後三國」，以區別於魏、蜀、吳的那個三國（「前三國」）。
前、後兩個三國，雖然時代不同，特點也不同，卻都體現著一種規律性的歷史元素——門閥制度的興衰。
門閥，是「門第」和「閥閱」的結合，也就是出身背景與家族資歷。本質而言，門閥正是東漢末年天下大亂以來應運而生的一個重要的社會現象，這一點，我們在《元嘉之治》中，便有所論及。
東漢之後的前三國時代，魏、蜀、吳三國的創立者，都不是門閥體制中人，而是所謂的庶族。
曹操是閹人的孫子，不屬於門閥，他所推行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很大程度上，也是為打擊門閥而生。曹操興起，從北方的袁紹，到南方的劉表，不僅在軍事上敵對曹操，更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排斥曹操，正是因為袁紹、劉表等人所控制的州郡，都是由門閥掌權的。
曹操雖然滅了袁紹和劉表，卻終於沒有掃平江南，被孫、劉聯軍所阻。諷刺的是，阻止他的孫、劉，也不是門閥出身。劉備自不必說，頂著皇叔的金字招牌，卻是「織席販履」之輩；即使是孫權，父子三代，也並非江東門閥。就實際統治的地盤來說，孫、劉兩家還都屬於「外來戶」，他們對治下門閥勢力軟硬兼施的打壓，也絲毫沒有放鬆過。
然而門閥畢竟屬於社會勢力的強勢一方。隨著時間的推移，此消彼長，打江山的一代人老去，守江山的一代人，終究不得不向門閥勢力低頭。曹丕建立的九品中正制，是門閥制度大抬頭的里程碑。自此，門閥勢力大張旗鼓地佔領了歷史的舞台。
前三國時代在強大的門閥社會體製麵前，終究歸於失敗。統一了前三國的西晉王朝，是門閥制度達到頂峰的時代。一種制度一旦達到頂峰，接下去也就要走下坡路了，古往今來，概無例外。西晉王朝的土崩瓦解，可算是門閥制度沒落的開始。
可是，任何舊制度的受益者，都是不會甘心放棄既得利益的，除非有更大的利益供其選擇，或者，被更大的力量所驅逐。
西晉王朝滅亡之後，東晉作為西晉法理上的繼承者，自然是盡一切可能繼承和發揚門閥制度。北方的十六國雖然沒有繼承西晉的法統，卻不得不繼承西晉的社會性。
就這樣，門閥制度繼續以不盡相同的形式在南方和北方同時存在。南方的主要問題是庶族與士族的鬥爭，即門閥體制外的人與門閥體制內的人之間的矛盾；北方則主要表現為，舊有的門閥體制內的人與新興的軍事貴族之間的矛盾。
這兩種矛盾不斷演化、解決、激發、平撫，都是整個社會發展的一種體現，同時，也是擺在每一位統治者面前的一道難題。
北魏孝文帝好像認清了問題的本質，看上去他也找到了一條出路：鮮卑貴族整體接受門閥制度，鮮卑貴族本身，轉化為最大的門閥。
南方則不斷有非門閥體制內的成員，不斷參與到權力中心，從而實現對門閥制度的一種適應與修補。
前三國的歷史，彷彿還要重演。然而，三百年滄桑，此時已遠非前三國時代可比，社會已增添了許多新的因素。孝文帝的改制終於激化了六鎮兵變，那些北方佬中的北方佬，不僅打爛了北方的門閥體制，而且，又由他們中的一員——侯景，打破了南方的門閥體制。
北魏崩潰，北方門閥制度接近於死而未僵的狀態。一些大的門閥家族尚在，在地方上仍有很大的勢力，而六鎮軍事集團中也衍生出新興門閥，說明其社會影響力還沒有完全消失。因此，無論是東邊的高歡，還是西邊的宇文泰，都沒有急於將北魏徹底中結，而是搞了一個過渡，分別建立了東魏和西魏。
南方的梁國想借助文化與宗教的力量，對門閥制度進行重新的「合理化」，出現了短暫的「迴光返照」。梁武帝初期，經濟文化比較繁榮，統治也相對穩定，但上層的門閥士族越來越貪婪腐敗，對中下層人民的壓迫也越來越深重，從而導致了梁武帝后期極其嚴重的社會問題。
侯景之亂的爆發與三個新國家的建立，宣告門閥終結時代的到來。（需要注意的是，這還只是終結的開始，真正的終結，要等到科舉制度在隋代創立，並在唐代得到完善。即使那樣，門閥這一古老的社會現象仍然維持到了唐高宗時期，高宗「廢王立武」，推翻了中國歷史上最後的一批門閥。）此時的門閥制度，已漸漸透出落日的暮氣，難再有還手之力了。
之所以門閥制度還不能徹底廢除，並不是因為其勢力仍然強勁，而只是因為還沒有找到新的替代它的制度。
因此，在北周、北齊、南陳鼎立的後三國時期，各國統治者所面對的，其實是一個共同的問題：如何建立一套足以替換舊有門閥制度的新的社會體制。誰能夠更快更好地建立這樣一套制度，誰就能走在時代的前列，贏得競爭的勝利。
這段除舊布新的歷史，就從西北的長安開始。
宇文泰一代英雄，卻也終於不能抗拒天命，在「知天命」之年，應命歸天了。臨終前，他將權力交給了侄子、中山公宇文護。
以前並不顯眼的宇文護，一下子便成了西魏上下的焦點人物。
宇文護是宇文泰的哥哥宇文顥的小兒子，東西魏對抗時期追隨宇文泰東征西討，雖不很突出，卻也立了些軍功。宇文泰曾多次跟人說，這小子在氣度上很像自己，對他十分喜愛。
雖說在宇文泰的眼裡是小子，宇文護比宇文泰的幾個兒子在年齡上要大得多，這是宇文泰選擇將身後大事托付給宇文護的重要原因。
宇文泰實在沒想到自己會死得這麼早，甚至在壽命上敗給了高歡（宇文泰死時五十，高歡死時五十二），在安排子孫的事情上，沒有預先做好充足的安排。他的法定繼承人，也就是與北魏馮翊公主所生的嫡長子宇文覺才只有十五歲，完全沒有任何政治與軍事經驗（在培養繼承人上宇文泰顯然不如高歡，高歡一當上丞相就著力培養長子高澄。籠絡近臣、私通父妾，十五歲的高澄已經是「劣跡纍纍」了，十五歲的宇文覺還是一片空白）。宇文覺在西魏恭帝三年（公元556年）的三月獲得世子的地位，四月才拜為大將軍，而到了十月，宇文泰就因為外出視察染疾，死在了涇州的雲陽（今陝西涇陽西北），連回長安都來不及，年輕的宇文覺當然更來不及樹立自己的勢力和威望。
為了防止大權旁落，唯一的辦法，就是讓一個姓宇文的，又有一定鬥爭經驗的人，來掌握大權。宇文護順理成章地成了最佳的人選。
依照宇文泰的「遺志」，宇文護的第一要務是全力鞏固宇文氏的勢力。我們以前一再強調，北周的立國基礎是八柱國體系，或者說六柱國體系。宇文護打著宇文家的牌子，對付一般的二、三流人物，勉強還撐得住場面。對於六柱國一級的大佬們，宇文護就有點招呼不動了。他們大多在年齡和輩份上比宇文護更高，而且在地位上也是多年的王公，宇文泰在時對他們都要禮讓三分，更別提小字輩的宇文護了。
憂心忡忡的宇文護思來想去，決定去暗訪六柱國之一的於謹。於謹腦子靈光，當下給宇文護謀劃說：「我於謹一直蒙受老丞相（指宇文泰）的特殊眷顧，情同骨肉一般。今天既然說到了這裡，我一定會拼了老命替你爭。明天在眾人面前，你千萬不能推辭。」
第二天眾柱國聚集一堂，開會討論權力歸屬。於謹嚴詞厲色地說：「當年帝室傾危，人人想奪天下。老丞相志在匡扶國家，帶著我們衝鋒陷陣，不知打了多少仗，才實現了國家的復興。如今上天降禍，老丞相歸天了，留下了我們這班人。嗣子雖然年幼，但中山公作為侄子，如同兒子一樣親；何況他又受了老丞相的顧命之托，軍國大事，理應由他全權處理。」
於謹這番發言把全場都震住了，一時「眾皆悚動」。宇文護馬上接話：「此乃我宇文氏家事，就算我資質愚鈍，豈敢有所推辭？」（可真是當仁不讓……）
於謹一看宇文護配合得挺好，就更加謙恭地對宇文護說：「明公若能出來主持大事，我於謹和大家便有了依靠了。」說完起身就拜。於謹是跟宇文泰平輩的，他這麼帶頭一拜，其他柱國迫於壓力，也只好跟著相拜，宇文護理直氣壯地接手了軍國大權。
宇文護一上台，鑒於宇文覺的年紀輕、實力弱，便要早正其位，以定人心。他派人向魏恭帝提出禪讓的要求，元欽死後西魏皇室早已名存實亡，現在沒什麼好商量的，只能借坡下驢了。
於是，宇文覺廢掉了魏恭帝，建立了自己的國家，因為宇文泰一向推崇周禮，新的國號就叫「周」，史稱北周或宇文周。宇文覺承接西魏末年的傳統，不稱皇帝，而稱天王，天王之下，最高的爵位是公。宇文護被拜為大司馬，封晉國公。魏恭帝被「封」為宋國公，不出兩個月，就被宇文護下令殺害了。
北周王朝與中國歷史上大多數王朝有一個很大的差別，那就是它的開國君主，竟然是個傀儡，握有實權的，是宇文護。
耐人尋味的是，這位傀儡天王似乎還不認為自己真的是傀儡。這說明了一點，當時朝中的格局，並不是簡單的一人獨大、權臣當道。
於謹扶宇文護「上馬」，一方面是看清了形勢，如果不確立宇文護的地位，權力必定會分散下去，對於關隴軍事集團是極其不利的。另一方面，也與他同宇文家的姻戚關係密不可分（宇文泰之女嫁給了於謹的兒子於翼）。所以他不惜以元勳的身份，向一個晚輩表示順服，並帶動其他人這樣做，為的是鞏固宇文家的威望，確保自己的最大政治利益。
於謹這樣想問題，是因為他的智商足夠高，情商也絕對足夠高，政治立場也明白。於謹能夠很快把個人地位與集團利益算得清清楚楚；可對於其他人而言，即使算得明白，由於實際背景不同，也不得不做另外的打算。宇文覺登基一個月之後，北周就發生了趙貴、獨孤信謀反事件。
關於這件事，《周書》本紀上只有短短的兩句話：「楚國公趙貴謀反，伏誅。太保獨孤信有罪免。」
諱莫如深。這背後的真相，究竟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