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印度在古代中東的一側走上建立新的獨特文明之路時，中東的另一端也正在形成另一種文明：希臘。早期希臘歷史的主要階段與我們所知道或能夠推測的印度歷史發展極為相似，但是最終的結果卻大相逕庭。希臘人首先注重把政治組織而不是其他人類組織納入城邦的基礎，他們不是根據神秘的啟示，而是借助自然規律，企圖解釋世界和人類。因此，儘管擁有相似的開端，但是到公元前500年，當精力充沛的「烈馬馴服者」——後來荷馬歌頌的——戰勝祭司領導的農業社會時，印度和希臘的文明風格開始發生了明顯的分歧。
邁錫尼海盜
從一開始，印度文明與希臘文明就存在一個重大的差異。印度的雅利安人一直未出過海，而愛琴海地區最早入侵希臘的人卻時刻準備出海，滲透到克里特島上的克諾索斯，並在愛琴海諸島嶼和希臘大陸建立了自己的政權。從米諾斯文明的考古遺址看，克諾索斯第一批講希臘語的統治者沒有進行什麼重大的改革，雖然他們的確發展了一種記錄希臘語言古老形式的新文字（線性文字B）。但是，大約公元前1400年，克諾索斯被毀滅了，這也許是來自以邁錫尼為都城的希臘大陸的一些新興海盜發動的襲擊所造成的。因為此後200年裡，一系列海上襲擊——也許伴隨著更多的和平貿易——把邁錫尼人的船隻幾乎引向地中海沿岸各地。從埃及先後遭受「海上民族」聯盟攻擊的文獻中，我們瞭解到邁錫尼的希臘人可能在其中發揮的作用不大。但是公元前1190年左右，埃及人成功地驅逐了最後一批冒險者，定居在巴勒斯坦的殘餘入侵者最終變成了《聖經》歷史中的腓力士人。對達達尼爾海峽口上特洛伊城的同樣襲擊（傳統上確定為公元前1184年）成為了英雄主義《荷馬史詩》的主題。
城邦
公元前1200年後不久，這些漫長的事業終於走到了盡頭。新一輪入侵者、講希臘語的多利亞人從北方南下，推翻了邁錫尼政權的中心，隨多利亞人入侵或不久之後而來的是鐵器和通常的政治後果。在邁錫尼鼎盛時期控制戰爭和政治的貴族戰車兵被裝備鐵製武器的漫遊武士部落打敗。這些武士集團一直準備遷徙到任何能夠找到更好耕地或牧場的新地方。因此，多利亞入侵者繼續蠶食，導致許多民族進行第二次遷徙。特別是，來自希臘大陸的避難者乘船渡海，在愛琴海的小亞細亞沿岸建立了一系列新的殖民地。這些地區後來被稱為「愛奧尼亞」，其北部地區被稱為「愛俄利亞」（Aeolia）。為了保護自己不受當地居民的襲擊，希臘殖民地都集中於可以防禦的半島或其他適當的沿海地區。由於避難者（如逃出埃及的猶太人）沒有先前存在的領導模式，也沒有所有人可以不假思索地服從的習慣法，所以他們不得不發明一套可見的法律和政府制度，以確保他們在新的定居地能夠有效地進行合作。在此過程中，他們創立了最早的希臘城邦。
一兩個世紀前，摩西帶領以色列子民逃出埃及進入西奈沙漠的時候，也面臨同樣的問題。為了在新環境中把希伯來人組成共同體，他制定的法律變成了後來猶太教的精髓。希臘人在小亞細亞沿岸建立的自治城邦在世界歷史上幾乎具有同樣的重要性。因為通過發明城邦或「波裡斯」（polis，後來英語中「政治」一詞的由來）這種政治組織，愛奧尼亞的希臘人開創了西方世界把政治組織引入領土明確的單位即國家的先河。公民權高於其他人類關係，這既不是天然的，也不是必然的，印度的種姓原則也許提醒了我們。因此，如果我們西方人的宗教歸功於從法老統治下逃出來的希伯來難民，那麼我們的政治則歸功於從多利亞人統治下逃出來的希臘難民，他們不得不重新組織並使他們的傳統社會理性化，以便在一個新的敵對的環境下生存下來，而這正是在摩西為他的追隨者做同樣事情的兩個世紀之後。
希臘大陸城邦優勢的發展比較緩慢。半遊牧的部落首先必須永久地定居於某塊特定的土地上，然後聯合周圍居民，組成單一的領土單位，以建立城邦。發展脈絡是相當清晰的。暴力活動減少，人口增加，土地變得不足，定居農業變成了準則。隨著人口定居下來，當地的首領發現，以國王主持的會議來解決爭端是簡便的方法。當全體成員的會議休會期間，任命一些人管理公共事務、監督國王擴大權力等就是必要的。官員就這樣出現了，他們的任期有限，被委以代表性的、隨著時間推移被法律明確規定下來的權力。在一些新興城邦中，國王本身變成了一個行政官員；在另一些城邦中，王位仍然保留下來，由一些特定家族世襲擔任。
殖民和貿易
由於人口不斷增長，移民海外為那些在城邦內缺少足以維生的土地的人提供了一條出路。政治鬥爭也鼓勵移民，因為失敗的一方有時決定到海外尋找適當的土地，建立新城邦。古代移民通常不是個人或某個家庭的事務，而往往是由幾百人組織起來的集團行為。集團形式可以提供保護，也可以在蠻族人口中，甚至遠至西西里、意大利南部或愛琴海北部和黑海沿岸的新定居地保留完整的希臘特徵。希臘殖民地從一開始就完全自治，雖然與母邦一直保持著宗教聯繫。
殖民活動有助於貿易的發展，因為新建立的城邦常常充當蠻族人與古希臘城邦中間商的角色。當少數希臘城邦開始專業化生產葡萄酒和橄欖油時，長途貿易獲得了巨大刺激。這些都是相對昂貴的產品，需要獨特的氣候和技術。但是，橄欖油和葡萄酒非常容易用陶罐儲存和運輸。希臘船隻所能到達範圍內的蠻族人很快便瞭解了這些產品的價值，他們用糧食、木材或其他原料與希臘人交換。顯然，葡萄酒商和橄欖樹種植者很快就在這種貿易中佔據了優勢。為了獲得在本地不能生產的產品，蠻族地區的貴族願意支付高價。因此，與那些在自己的領土內可以生產糧食的城邦相比，他們更願意為這種立足於商品化農業的希臘城邦提供更多的糧食和原料。換句話說，只要葡萄酒和橄欖油能夠維持活躍的出口，那麼人口就能夠突破當地糧食供應的限制而增長。
公元前6世紀由呂底亞王國首先發明的鑄幣是這種希臘經濟交換方式的重要潤滑劑。普通人需要銅幣和銀幣進行日常生活物品的買賣。的確，在最大和最重要的希臘城邦，大部分人實際上不得不購買日常食物，其中大多數是通過海運進口而來的。勞務最終也以貨幣計算——每天需要大量鑄幣。各種商品，包括土地和稅收也需要鑄幣。
市場關係滲透到社會底層首次在這些城邦中發生，這意味著比以前所知的任何社會都更靈活。不斷上漲的物價促使人力和物力向一定的經濟活動轉移；物價下跌則把人力和物力從過於密集的或者效率低下的經濟活動中轉移出來。物價升降與供求關係相對應，官方通過調節糧食儲存和分配而部分地平抑物價。這種靈活性意味著依賴物價網絡的希臘人和其他人，都比以前的社會能更快捷有效地應對任何類型的經濟變化。
以出口橄欖油和葡萄酒換取糧食和原料的手段是對後來希臘羅馬歷史具有根本影響的交換類型。
首先，它使沿海橄欖—葡萄種植地區能夠形成較大的城邦，因為這種城邦能夠通過進口糧食而自給自足。其次，它把農民作為活躍的、絕對重要的參與者納入城市商業生活。在中東其他比較古老的社會裡，農業剩餘產品主要通過經濟上不必要的地租和稅收形式進入市場。被動和怯懦的農民認為，統治者和城市人口是他們的壓迫者和天然的敵人，這是這種關係不可避免的後果。而希臘人不是這樣。種植葡萄和橄欖的農民自認為並且也被他人認為是理想的公民，自由地進入市場，進行買賣活動，當乾旱季節打斷了耕作並使他獲得必要的閒暇時，還希望在公共事務中發揮作用。
方陣的影響
大約公元前650年，軍事戰術的一個重大變化為參與政治生活的農民奠定了穩固的基礎。這就是方陣的發明——大量密集的步兵陣形，縱深8排士兵，每個士兵都經訓練在行軍和衝鋒時步調一致。由數千名身披鎧甲、行動如一、訓練有素的士兵組成的衝鋒能夠橫掃戰場上的騎兵或敵方的任何其他力量。當這種優勢變得明顯時，早期城邦不得不盡可能多地組織和訓練公民方陣。任何不利於加強方陣力量的事情都會危害城邦。如果危險迫在眉睫，如公元前7世紀斯巴達發生的奴隸反抗多利亞統治者造成的災難那樣，那麼對它的反應將是十分劇烈的。斯巴達人實際上把自己變成了國土的永久保衛者，要求每個20～30歲的公民住在軍營裡，過軍營集體生活。其他任何城邦都不像斯巴達反應這麼極端，但是也沒有任何希臘城邦能夠發展出一支如此強大的作戰力量。其他城邦滿足於改革古老的貴族制度，以期集中全體能夠用盾牌、頭盔、刀劍和長矛武裝自己的公民作為武裝力量。
方陣的引入還產生另一個更普遍而深遠的影響。每個購置得起必要的鎧甲和武器的青年，都必須與年輕夥伴一起，花費大量時間訓練有效的方陣作戰所需要的步調和技巧。速度、力量和勇氣只是方陣所要求的一部分。此外，每個人必須學會跟上戰爭聖歌的節拍，以保證方陣在戰場上構成的盾牌牆不被攻破。每個人的安全都依賴同一行列的鄰伴，因為每個人的盾牌都有助於掩護右邊的同伴。個人明顯的對武器恐懼會不適宜，如怯懦或跟不上衝鋒的步伐，因為對方陣防線的任何突破都將立即帶來災難。
正如每支現代軍隊的訓練軍士所知道的一樣，與其他人的長期步伐節奏訓練具有強大的感情效果。這種努力完全可能激發人類從遠祖繼承下來的獨特的感情共鳴，我們的祖先圍著篝火起舞，可能是為了表達並同時形成社會—心理團結，因為這是狩獵過程中進行有效合作所必需的。方陣訓練的最高目標是實戰，這也強烈地激發出人類和前人類集體狩獵經歷的激勵力量。
也許因為這些人類社會性產生的最基本感情共鳴，所以每個希臘公民和戰士能夠忍受成功的方陣戰鬥所需要的長時間訓練，承受戰爭的疲勞和危險，體驗這種冒險帶來的殘忍樂趣和突然宣洩，他們終生的標誌是擁有與其同甘共苦的夥伴相同的深刻社會性感情。這種強烈的感情變成了城邦強大和集體榮譽的基礎，所有公民都平等地屬於城邦，在為城邦服務的過程中，全體公民體現了自我價值。通過這種方法，通過這種只是表面看起來互相矛盾的方式，希臘城邦能夠培養公民，他們通過臣服於共同節奏和要求嚴苛的政體而獲得了特別鮮活的個人自由感。
因此，毫不奇怪，隨著方陣的引入，希臘人改變了個人行為的理想。在較早的貴族專權時期，個人的自我主張和奢侈消費一般都得到崇敬。個人英勇的功績，如《荷馬史詩》讚頌的那些功績，和奢侈品的炫耀並肩而來。但是，方陣創造了一種在軍事行動中絕對服從命令的標準。這個原則很快也延伸到公民生活，結果態度粗野的、非希臘的、不合禮儀的、生活奢侈的習慣等等，都的確與其同伴明顯不合。相互競爭的個人主張被轉化為對城邦集體的關心。當然，體育競賽為個人競爭提供了舞台。這些競賽在許多全希臘的宗教聖地舉行，其中奧林匹亞（我們今天奧林匹克運動會由此而來）最著名。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團結和合作要求良好的公民意識超越個人的主張——至少在原則上，雖然實際上並非一直如此。
城邦在希臘文化中的支配地位
城邦文明的特質非常強大並有強制性，幾乎希臘文化活動的每個方面都被希臘文明新的主要組織迅速地吸納並融合進去。通過與公民愛好的無所不包的目標發生聯繫，宗教、藝術、文學和哲學都形成或獲得新的重點。對這些希臘生活每個方面進行少許評論，將使它們與城邦的關係更加清楚。
首先是宗教。在多利亞人入侵後的黑暗時代裡，每個地方性國王和氏族部落首領都根據其家族和親信的利益舉行宗教儀式。後來，這些傳統的宗教活動常常被認為是行政長官的職責之一，暫時由一些高級貴族掌握。這些宗教官員通常不顧他們繼承的教義之間的巨大差異。希臘宗教由兩個截然不同的部分組成。被認為居住在奧林匹亞山頂、他們從北部帶來的眾神（類似於雅利安人帶到印度的眾神）有關的故事，與其他和古代豐收女神有關的故事是互相矛盾的，希臘人到來之前，豐收女神受到人們的崇拜。
德爾菲神廟祭司以及那些自認為並被其他人認為受到神的鼓舞的人，為把秩序引入這種混亂狀態而做了一些事情。特別是赫西俄德（公元前8世紀），他企圖把各種神話合編為一部連貫的神話。但是赫西俄德和他的先驅、偉大但是從理論上不那麼系統的荷馬，都無法真正調和眾多的矛盾之處，因為這些矛盾是來自兩個無法調和的宗教體系。這種邏輯混亂為私人推測世界的性質、人類在世界中的地位打開了大門。哲學正是以這種方式誕生的。
宗教朝著另一個方向發展。普通人和政客並不對傳統神話的明顯矛盾感到困惑。只要符咒和對每個神祇的崇拜的傳統模式相當明確，那麼就足以知道，一個神適合一個場所，另一個神則適合其他場所。但是隨著希臘城邦財富的增長，特別是當富人互相攀比資助公共崇拜時，大量資金被用於把傳統崇拜儀式精細化，成為令人印象深刻的蔚為壯觀場面。在這個儀式精細化的過程中，奧林匹亞眾神崇拜的因素和起源於希臘的古老崇拜被融合了。在雅典，這是一個重要事件，例如，在泛雅典娜節期間——每年最高的宗教節日之一，盛大的遊行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象徵性地把古代神秘的宗教中心（Eleusisi）與雅典衛城聯繫起來了。同樣，狄俄尼索斯——眾神中的新神，在奧林匹亞山上沒有位置——崇拜變成了奧林匹亞和前奧林匹亞宗教傳統的重要展示機會。正在興起的城邦用這種實際的方式，通過公共崇拜儀式，有效地掩蓋了希臘宗教傳統的混亂狀況。
藝術，至少那些保存至今的建築，也主要來自公元前6世紀城邦。修建公共神廟為石匠和建築師提供了就業機會。為這種神廟建立崇拜雕像，更別提建築神廟的牆壁和山花牆，都為雕塑家提供了用武之地。古典時代希臘藝術從根本上說就是這種公共用途的產物。個人肖像非常不適合那種旨在描繪神和英雄的藝術。但是，人類美的理想類型被提倡，希臘藝術家以自信的風格成功地實現了這個理想，這種風格從此受到人們的崇敬。
正是公元前500年後，戲劇的興起使希臘文學打上了城邦的烙印。在此之前，詩歌創作只迎合貴族的喜好，傾向於歌頌個人的自我誇耀和偉大。希臘詩歌中最偉大、最有影響的傑作《荷馬史詩》即是如此。荷馬可能生活於公元前850～前700年間的小亞細亞；但是他的詩歌描寫邁錫尼的英雄，重塑了這個時代大量正確的信息，這些信息肯定被口頭傳承下來，也許通過游吟詩人。現代考古發現已經傾向於證明，荷馬所記載的阿西裡斯和奧德賽飄遊的可靠性；但是《伊利亞特》和《奧德賽》也明顯包含了時代錯訛，這證明詩人生活的時代要晚很多，正如古典時代希臘人一直認為的那樣。荷馬闡述的英雄主義理想、戰鬥的猛烈和樂趣，與縈繞腦海的最終失敗和死亡不可避免的陰影糾纏在一起，從根本上深入了希臘的生活觀念。正如一個訓練有素的方陣宛如一個人衝進戰場一樣，受到一種意志的鼓舞和一種兇猛的刺激，古典時代每個希臘人都傾向於把自己的城邦看成是《荷馬史詩》中的一位英雄，很容易被勸說為了集體利益和城邦的榮譽而不計較個人得失和後果。依靠這種簡單的方式，希臘人能夠把方陣所要求的忘我精神與荷馬詩歌中奉為神聖的古老的、貴族的、自我主張的理想結合起來。為了節制英雄的暴力和放縱的自我主張，並為城邦所用，希臘人的所作所為與以犧牲早期雅利安人的塵世思想為代價的印度神秘禁慾思想興起所引起的價值觀念轉變一樣突出。
雖然城邦事務安排總體上取得了成功，但是少數人對希臘宗教和傳統世界觀的邏輯混亂感到不滿。隨著對外貿易的發展，學習其他民族智慧的機會增加了。喜歡探究的希臘人很快便發現，中東的祭司對一些重要問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如世界如何被創造？為什麼行星週期性地停止向前劃過天際的運動，反方向運動一段時間後又回到原來的方向上？正是在愛奧尼亞，人們首先面臨這種問題，這些問題足以系統地顛覆他們的觀點。第一批哲學家通過理性想像，力圖解釋世界的現象。由於對相互矛盾的神的故事不滿，所以他們採取完全忽略神的極端方法，勇敢地代之以自然規律作為宇宙的支配力量。當然，當愛奧尼亞哲學家們力圖描述自然規律如何發揮作用時，他們內部也意見不同，他們解釋更廣泛自然現象的天真努力並沒有取得很大成功。
但是，他們用探索性的推理來解釋事物性質的意圖是人類知識發展的一個重大轉折點。愛奧尼亞人的宇宙概念沒有被某些神聖人物的一時念頭所支配，而是受到非個人的、永恆的規律支配，而且從此以後從未被遺忘。在後來歐洲和中東思想史中，這種看待事物性質的獨特希臘觀點一直與古老的、中東對宇宙的有神論解釋處於激烈的衝突之中。特別是思想家，不願意完全放棄任何一方的觀點，力圖通過各種爭辯，把神的旨意與自然規律的永恆性調和起來。但是，由於這兩種觀點在邏輯上互不相容，正如愛奧尼亞哲學家從中產生的神話一樣，從未取得永久而普遍一致的系統表達或調和。人們一直不得不重新開始形成更滿意的形而上學和神學。因此，這裡為後來歐洲所有的思想發展埋下了永不枯竭的伏筆。
的確，近來自然科學的成功似乎已經以完全令泰勒斯（約卒於公元前546年）或他的任何後繼者吃驚的方式和靈活性為愛奧尼亞的自然規律概念作了辯護。他們僅僅表達了被證明是非常幸運的猜測。他們如何做到這一點？我們似乎可以這麼推測，愛奧尼亞人僅僅通過突出城邦緊密狹小的世界在宇宙的位置而偶然發現了自然規律這個概念。因為城邦事實上由法律管理，而不是由個人的意志或統治者的一時心血來潮管理。如果這種無形的抽像能夠支配人類行為，限制它在大致可以預定的行為方式範圍之內，那麼為什麼自然界就不能存在相似的法則呢？愛奧尼亞人對這個問題給了肯定的答案，從而為後來希臘和歐洲的所有思想賦予了一種獨特的角色。
城邦的局限性
如果我們認為希臘生活的各個方面都順利輕鬆地適應城邦結構，那麼這種印象是錯誤的。繁忙的公共世界給個人內心體驗留下的空間很小。在印度文化背景中得到充分表達的為了心靈純淨、為了靈魂得救、為了聖潔的努力幾乎全部被排斥。但是希臘人並沒有擺脫這種衝動。通過古代的神秘宗教，通過諸如著名數學家和神秘主義者畢達哥拉斯創立的「秩序」協會（約公元前507年），他們力圖滿足這些需要。但是當這些努力採取有組織的形式時，城邦對每個公民無條件忠誠的要求與追求個人聖潔之間的根本矛盾就變得非常明顯了。畢達哥拉斯學派「秩序」暴風驟雨般的歷史就說明了這一點。無論有組織尋求聖潔的人奪取了城邦之後，如意大利南部的克洛通城邦所發生的，還是城邦的行政官員迫害「秩序」派，如畢達哥拉斯老年時期所發生的，在這個方面，調和的餘地似乎是沒有的，這是西方歷史上教會與國家衝突的最早例子。
因為這段插曲，公元前500年前形成的希臘與印度制度的根本區別變得明顯。印度種姓原則所容忍的鬆散文化聯盟在適應有組織的尋求聖潔者——如佛教僧侶——方面根本沒有任何困難。相反，希臘城邦對公民時間、精力、感情的獨佔要求，不允許任何種類的共同對手存在。
大量精力被城邦搾取了。希臘投入文化和政治活動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比任何早期文明社會都要高，古典希臘文明的燦爛花朵就是其結果。但是強烈的政治關係把不適合人類集團的領土組織的行動和情感排除在外了，並且為希臘城邦之間種下了內部分裂的種子，很快便釀成災難。但是每項成就都會導致其他成就的放棄：正是希臘的巨大成就向它所排斥的事物投射了一束異常的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