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在中游開始離開蒙古草原的不毛之地，經黃土高原，奔向下游的平原地區。這個肥沃地區靠零星的降雨來滋潤土壤，有時傾盆大雨帶來突發的洪水；但是更多的時候是連續幾個季節都沒有降雨，這樣莊稼就會遭受乾旱。降雨取決於季風到達最北的範圍，有的年份降雨就無法到達該地區。
在這種脆弱的環境裡，公元前3000年前，新石器時代的農民開始種植粟。後來，黃河流域的農民開始種植來自中東的小麥和大麥、亞洲季風氣候區的水稻。但是在一個可能極其缺乏水資源的地區，水稻的種植從來不多，更多的是耐乾旱的粟、小麥和大麥。
在黃河流域的中游地區，三種不同的新石器時代居民點被發現了。其中之一被稱為「黑陶文化」，它發展出相當大的村落，有時還用堅固的土牆圍住。有關他們的大型祭祀陶罐形狀的詳細情況與中國文明早期的青銅器非常類似。因此，「黑陶」民族很可能是歷史上中國人的祖先，雖然還不敢肯定地認為，創造了其他風格陶器的民族沒有為正在形成的中國文明做出貢獻。
從根本上說，中國文明是獨立興起的。半乾旱黃土的獨特自然環境意味著，日常農業勞動與其他地區不同；而這為獨特的、相對較高水平的、公元前2000年左右開始發展的文化提供了條件。但是在它的早期，中國文明似乎已經受到外來入侵者的影響，這些外來入侵者的一些基本技術至少間接地來自西亞。
安陽的考古發現證明了這一點，安陽是商朝的都城之一，年代定位於公元前1400～前1100年。安陽揭示了與黑陶村莊農民遺留物質的一些重要差異。特別是，王室墓葬包括殉葬馬骨架、青銅武器和用具、馬車。顯然，這些特點是幾乎同時代中東、希臘和印度戰車征服者的強烈餘音。其他兩個證據是復合弓箭（特別加強了力度以使它更短但更有力，因此，在戰車範圍內非常有用）和城市的長方形佈局，城牆內兩條主要街道在中心呈十字形交叉。
中國文明的獨特性以及黃河流域與西亞的遙遠距離，給一些學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否認中國如此之早就與中東有如此重要的聯繫。中國文字的獨特性和中國青銅器鑄造的高超技藝，也給那些否認中國文明從根本上說受到遙遠西邊所發生的事件影響的人以深刻印象。但是一旦戰車受到人們喜愛，那麼使用這種新式和佔據壓倒優勢武器的人就發現，它很容易征服中亞綠洲的和平農耕者，正如其他戰車兵能夠征服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印度和愛琴海地區一樣。此外，面積不等的綠洲遍佈中亞各地，這些綠洲都位於雪山融水形成的河流沿岸，這些河流最終注入喜馬拉雅山、阿爾泰山、天山腳下的沙漠之中。的確，在一定意義上，黃河流域只是最大和最東邊的綠洲而已，位於一條大河旁邊，這條大河能夠突破沙漠障礙，重新到達雨水灌溉地區，並且最終注入大海。
年代順序關係符合戰車技術向東、向西和向南傳播的觀點，因為征服者的戰車首次出現於中東的時間，與同樣的軍事裝備到達中國之間相隔200年。但是這些綠洲的考古調查仍然是初步的，沒有發現任何戰車征服者的證據，儘管人們期望在那裡可能追尋到戰車征服者的足跡。這意味著與西亞的聯繫歸功於安陽的統治者的說法仍然只是一種推測。
商朝
一般認為，中國第一個人類統治的王朝是夏朝。儘管沒有考古發現能夠支持這一觀點，除非黑陶村落代表那個朝代的物質遺存。另一方面，安陽確實屬於記載於中國歷史中的第二個朝代——商朝。兩種傳統的編年史中比較短的那種確定商朝為公元前1523～前1028年，現代學者找不到任何理由去質疑這部文獻的正確性。
顯然，解釋不完整的考古時代需要備加小心。如果征服者的確經過中亞的綠洲來到這裡，那麼他們可能與當地婦女通婚，在大約兩個世紀裡，派他們的子孫前往一個又一個綠洲。所以，我們不必設想，當商朝在中國建立的時候，印歐語系蠻族人像湧入印度那樣大批遷徙。此外，征服者顯然很快就採用了被征服者的許多文化；或者更準確地說，當商朝貴族對黃河流域農業人口建立統治時，統治者很可能開始徵收賦稅，作為收入的一部分，以維持一群因專業化而迅速提高了技術的工匠。其中有些技術對中國來說似乎是新的，例如，青銅鑄造和車輪製造技術——它們是至關重要的戰車裝備。但是新技術也能夠用於舊目的，正如商朝墓葬出土的數千件用於儀式的精美青銅器所證明的。因為許多青銅器的形狀類似於黑陶居民已經熟悉的形狀。裝飾這些青銅器表面的扭曲的動物幾何紋形也許起源於黑陶居民熟悉的古老木雕藝術風格。
安陽考古發現的一個重要特色是大量「甲骨」。這些是牛胛骨或龜甲殼，供那個古代社會的祭司參考，希望從中發現未來各種緊急問題的答案，諸如「天會下雨嗎」和「蠻族人會發動襲擊嗎」等。作為盡職盡責的專業人員，祭司們急於提高解釋神賜予的各種跡象的技巧，有時甲骨同時記錄著問題及其答案。他們以一種文字方式書寫，這種文字是現代中國表意文字的直接祖先，以至於現代學者第一次發現後沒有多大困難就認出了這些甲骨文。
我們從刻寫在甲骨上的簡短記錄無法對商朝社會和政府進行太多的推測。其他考古材料無非也只能告訴我們，商朝社會是尚勇的、貴族制的，維持了一小撮技術高超的工匠，他們為貴族主人製作大型的精美物品。大多數人口從事農業耕作，在宮廷和貴族家庭生活中不起任何積極作用。商「帝國」可能在武士酋長之間分封，這些酋長只受遙遠的更高的中央權威節制。但是由於實在缺乏證據，所以無法得出明確的結論。
甲骨文的確提供了更全面的商朝宗教思想信息。幾個神和女神的名字出現了，雖然他們的作用很少作明確規定。有些神似乎是山川、河流、湖泊或類似的自然物的化身。在其他情況下，無法真正被揭示準確含義的符號可能是指祖先的靈魂。商朝實行殉葬，一個死去的國王需要全體隨從和廷臣陪葬。這個特點孕育了後來中國人的情感，並提醒我們商朝社會與蠻族的習性多麼相近。
周朝
公元前1028年左右，商朝被周朝推翻，周人是來自中國西部現代陝西境內渭河流域的征服者。沒有理由懷疑中國傳統歷史的基本精確性，這種傳統歷史把周朝分為兩個階段：早期周朝或西周（公元前1028～前771年），都城仍然在渭河流域，晚期周朝或東周（公元前770～256），都城遷移到幾乎位於中原地區中心的洛陽。
西周時期，中央政府對中國北部大多數地區也許或多或少還能實行有效的控制。但是公元前771年，蠻族突然攻佔了它的都城，打斷了帝國直系繼承體系，使中央政權陷於癱瘓。次年，周王室後裔的一支在洛陽聲稱繼承了帝國王位，因此，開創了東周王朝，但是沒有恢復有效的中央權威。相反，各地諸侯為了爭奪權力和優先權而發生混戰，陷入一系列外交和戰爭之中。他們之間的爭鬥逐漸變得越來越殘酷，因為通過改進行政管理和作戰技術，相互敵對的諸侯擴大和加強了勢力。
到傳統上被稱為「戰國時期」（公元前403～前221年）結束時，中國文明的地理範圍迅速擴大了。為了躲避中原地區不斷增多的暴力活動而來的避難者，有助於把中國文化和技術傳播到周邊各民族，並且因此，把他們也捲入政治鬥爭的漩渦。諸侯尋找蠻族盟友的活動也產生了同樣的效果。這些過程把中國北部沿海地區首次納入了中國文化的範圍之內，中國生活方式的邊界延伸到南方的長江流域。總之中國正在迅速地確立後來可辨認的中國的地理範圍。
在另一個甚至更重要的方面，中國在周朝也正在變成歷史上的自我。因為正是在周朝，作為後來中國文明基礎的各種思想都首次清楚地表現出來了。此外，東周時期，在中國分裂出來的每個互相敵對的國家裡，官僚機構政府的管理藝術和適應官僚中央集權的社會制度出現了。固然，直到漢朝建立（公元前202年），思想和實踐才比較和諧，但是中國文明的主要因素和重心在3個世紀前，即公元前500年左右，就已經很明顯了。
從一開始，周朝征服者就似乎剔除了更野蠻的商朝宗教儀式，停止了人殉和人祭。征服者很可能通過聲稱受「天命」而篡奪了最高權力。這個自然變成了後來中國政治思想的基石，正如某些儒家學者所認為的那樣，這種觀念也許可以追溯到周朝第一批征服者的宣傳。隨著後來的發展，這種理論認為，被模糊地認為是神人同形同性的最高神祇「天」把統治人間的權力賦予特別挑選出來的代表，「天子」或「皇帝」。只要他行為虔誠而正確，那麼「天子」就被希望繼續保留其帝位。另一方面，不虔誠或粗魯、不當的行為則導致「天命」被收回，同時賦予其他可能被選擇擔任人間統治者的人。
周朝統治者的職權還包括實施魔法。例如，當需要雨水時，周天子被期望通過進行適當的祈雨儀式而讓天公降雨。這種事情逐漸被精心構建成宇宙理論，在漢朝得到全面發展，這種宇宙理論極其詳盡地描述了天上與人間的平行。例如，當天空出現北極星時，人間事務就被認為出現在皇帝身上了，他不僅負責戰爭和政治事務，而且負責人間可能影響人類活動的現象。一個好皇帝會帶來和平和豐收，一個壞皇帝則帶來動盪和饑荒。皇帝的根本職責就是行為舉止必須嚴格遵守仔細描述的禮儀。只有這樣，大地和上天才能取得和諧，而和諧是人類福祉所必需的。
這些觀念既增強也限制了皇帝的權力。一種明確的意義是天下只有一個天子。所有其他統治者的權威都必須通過某種真實或杜撰的代表關係而從天子那裡獲得。西周時期，天子的權力確實比較大，沒有給理論家造成什麼困難。地方貴族以多種土地佔有制度佔有土地，這些土地很快便變成世襲的。這種制度固有的離心傾向遭到宮廷學校的抵制，在這些學校裡，貴族子弟不僅學習軍事技術，如射箭，而且學習禮儀知識，當他們變成一家之主，肩負整個家族利益時，他們不得不實行這些禮儀。這些禮儀知識也意味著熟悉它們背後的思想，即政治合法性和人類社會秩序理論，這種理論使「天子」成為人間事務的最高負責人。適當地舉行必要的儀式也要求識字，所以周朝的年輕貴族不得不至少學會艱難的基本中文字符。因此，他們集統治者、武士、祭司、書吏的技巧和職責於一身，他們親自履行這些職責。而在中東，這些職責從很早時候起就被分化給專業人員了。
但是，公元前770年後，現實和理論之間開始以令人煩惱的程度發生分歧。東周統治者再也不能享有他們祖先曾經真實地實施過的權威。有名無實的「天子」變成了中國中部地區一個小國的弱小統治者，而邊境地區新崛起的諸侯為自己建立了更為強大的王國，僅僅口頭上表示——如果有的話——為周朝宗教和宇宙哲學服務。在列國互相交戰的時代，為了徵募可靠的軍隊，徵收更多的賦稅就成為生存的必然代價。這要求諸侯尋找為自己服務的人，這些人願意打破先例，為了實現國家的目標，而把其他人當作工具。總之，它需要行政和軍事官僚機構的密切合作。
儒家和道家
連綿且不斷升級的暴力戰爭，加上這種戰爭給國家權力最大化帶來的各種壓力，都不符合古老的禮制。這些古老禮制認為，正確地遵守傳統儀式是人間良好秩序和繁榮的關鍵。直接批判過去的虔誠是一種可能出現的反應。這種觀點由許多實際政治家和被統稱為「法家」的人直截了當地提出來。但是他們對傳統思想的激進批判最終沒有普遍化。相反，正是頑固保守的但被修正過的儒家的虔誠持續到我們今天，儒家給中國社會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這種後果在孔子生前（公元前551～前479年）還遠不清楚。這位聖人的確自認為是失敗，因為他周遊列國卻從未被徵召重用；他相信只有通過行使權力和承擔責任，受過教育的人的品德才能被充分地表現出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與他自己一直嚮往在相互競爭的國家林立的時代被授予官職、從事實際政治工作相比，孔子通過他的信徒統治中國，不僅時間更長，而且意義更深遠和重要。
對孔子來說，甚至他最終的成功都顯得荒謬，因為他認為自己沒有在古人智慧的基礎上增添任何新東西。在某種意義上，他否定自己的思想是新穎的，這是事實。因為孔子以最深刻的懷舊情緒嚮往西周時代，甚至懷念商朝、夏朝、傳說中的三皇五帝時代。他覺得那時是好時代，因為天與地的關係和諧。這種歷史觀為孔子思索當時的核心問題提供了舞台：賢良者如何在亂世生活得更好些？因為如果普遍存在的天地和諧關係缺失，正如明擺著的事實，那麼一個智者該如何辦呢？
孔子的回答是冷靜的、不系統的、中庸的。他說，一個智者應當在所有正常情況和生活遭遇中追求道德，盡可能地瞭解並遵守古代的禮儀。無論何時，只要可能，他都應當是仁慈的、明智的、勇敢的。他應當尊重比自己等級高的人，並期望與等級低下的人區別開來。當被授予官職時，他應當隨時準備賢明地治理，但是不要因為偏離君子準則而貶低自己，孔子為了適當地獲得權力而闡明、描述了這些君子準則。這種權力與品德不相容，而且按照孔子的說法，品德一直是人類生活的最高目標。
孔子認為貴族身份不必世襲。相反，他似乎認為適當的教育能夠使年輕人變成君子，即使他的父輩出身於卑微的社會底層。因此，建立在人性傾向基礎之上的教育也許為那些有抱負和能力的人打開了道路，他們希望由此步入社會上層。這將變成傳統儒教非常突出和重要的一個方面，標誌著與西周時期的貴族世襲制度的決裂。
孔子公開拒絕探討神靈問題。他從未懷疑它們的真實性或魔力，但是當人世處於如此混亂和動盪的境地時，他更喜歡直接關注事物的人類一面，而拒絕把「天」和祖先神靈的神秘作為適當的審視目標。學習古代君子曾經處理與「天」和祖先關係的傳統禮儀，比徒勞地探討神性或神力更好！
孔子的弟子記錄了他的言論，並把它們流傳給後世，也許作了編輯加工，作為他們尊敬導師智慧的表現。傳統上把後來中國學術的《五經》的編訂歸功於孔子，但幾乎可以肯定，這是憑空想像。但是把傳統中國著作編成五部經典的做法對後來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因為學習這些經典變成接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的標誌，熟練地從其中任何一部經典中引經據典，以純正、古典風格使用書面語言就成了中國紳士的標誌。刻苦鑽研有限的幾部經典著作（當然包括諸如彙集了孔子言論的《論語》），賦予後世中國人共同的根本態度和價值觀念核心，這個核心成為中國文明的黏合劑。
孔子強調的「克己復禮」不能滿足每個人的需要。被遺漏的東西太多了：在孔子設想的井然有序的世界裡，人類激情的深度和大自然的神秘沒有任何地位。其他密切地關注現實生活中這些方面的思想流派在中國引起了許多人的注意，其中最重要的是道家。這是一種以多少有些神秘知識為中心創立的、不太清楚的傳統。道家強調神奇的魅力和被認為能給予健康長壽的儀式，以及超越人類和大自然的其他非凡的力量，即翱翔於天空的能力。後來，也許受到佛教的影響，道家達到了類似於宗教的定義。但是在孔子時代，道家顯得更像西伯利亞的薩滿教，或者美洲印第安部落的巫醫，而不像希臘的哲學家或印度的聖徒。
但是，道教專家的存在為古代中國提供了儒家無法提供的世界觀的平衡。中庸之道和克己復禮需要神秘和魔法彌補，以便滿足普通人的需要，使生活於艱難動盪的時代的人能夠表達跌宕起伏的情感。通過互補，儒家與道家構成了異常穩定的思想體系，雖然後來歷經許多變化和補充，但是沒有根本性的中斷，從孔子時代持續到公元20世紀。沒有其他任何文化傳統如此長久地統轄著如此眾多的人口。中國與其他高級文化的相對隔絕有助於取得這種穩定；但是把常識與無限精妙融合起來的中國方式的吸引力，也有助於它獲得長期而輝煌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