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看到，商人如何讓希臘文明的某些方面引起蠻族部落酋長們的注意，在諸如地中海世界的森林地區，如斯基泰人、北部意大利和高盧人（參見第101頁和102頁）。由於更接近愛琴海中心，所以馬其頓帶有更深刻的希臘生活方式色彩而作為希臘文明腹地前沿。這個過程如何發生是相當模糊的，因為其他毗鄰國家，如馬其頓，經常能夠從文明邊界的地理位置中獲益，通過建立領土面積更廣闊、軍事力量更強大的國家。當用文明的效率組織起來時，這些國家就能夠征服古老文化中心附近那些較小的敵對國家。
馬其頓征服
馬其頓國王把他們的宮廷變成了希臘文明方式的學校。例如，悲劇作家歐裡庇得斯作為尊貴的客人在馬其頓王宮滯留了很長時間，亞里士多德擔任過亞歷山大大帝的家庭教師。毫無疑問，馬其頓國王由衷地崇拜希臘文明。但是他們的希臘化[1]政策還有另外的優勢。年輕的馬其頓貴族來到王宮，自然地接受了希臘方式；但是這樣做了之後不久，他們就發現，除了在王宮和為國王服務之外，他們不能過這種生活。其原因是馬其頓鄉村由頑固的自由農居住，他們的首領可能真正帶領他們走上戰場，但是不能從他們那裡搾取沉重的地租和勞役。因此，森林地區的貴族沒有現金收入來源，如果輸入希臘物品，私人支付就需要這種現金。從礦山和沿海被征服城市取得現金收入的君主能夠進口文明生活所需要的奢侈品，賞賜給為國王服務的僕人。馬其頓國王以這種方式建立了一個忠誠、服從但傲慢的貴族軍官和官吏集團。
當國王的這些官員承擔傳授馬其頓農民希臘方陣戰術時，他們很快就建立了一部非常有效的軍事機器。馬其頓人不僅人數眾多，而且吃苦耐勞，性格堅毅。他們還習慣於服從上級，這些上級首次願意跟隨國王，放棄地方性的深刻宿怨，這些宿怨曾經使馬其頓貴族變得完全桀驁不馴，不服約束。馬其頓國王腓力（公元前359～前336年在位）是第一個從國家內部新力量中全面獲益的人。他征服了周圍的蠻族土地——伊利裡亞、色雷斯——然後把侵略矛頭指向希臘。他的軍隊所向披靡，但是在他兒子亞歷山大（公元前336～前323年在位）指揮下，馬其頓軍隊取得了更加輝煌的勝利。
亞歷山大的生涯把希臘主義引向東方。公元前334年，他的軍隊發動反對波斯的戰爭，到處顯示了希臘方式的勝利。公元前330年後，當波斯末代君主大流士三世被部下殺死，亞歷山大聲稱是其合法繼承人及弒君者的復仇人。但是他沒有放棄作為城市創立者的角色——以希臘模式為基礎，和希臘英雄理想的榜樣。亞歷山大企圖征服世界，但是當他疲憊的軍隊向東橫掃波斯帝國併入侵到印度西北部，拒絕向前進入恆河流域時，他感到極其失望。經歷艱難的返程後，在此期間，亞歷山大及其軍隊沿著印度河而下，到達印度河河口，然後登陸到達巴比倫，曾經所向披靡的亞歷山大卻突然死於發熱（公元前323年）。
亞歷山大帶領軍隊發動偉大的遠征12年後，突如其來的病故成為部將分裂的重要信號。他的遺腹子和繼位人就是早期犧牲品之一。經過近半個世紀的戰爭，三個或多或少穩定的王國出現了，每個王國由馬其頓將軍的後裔統治：埃及的托勒密王國、亞洲的塞琉古王國和馬其頓的安提戈尼德王國。在這三個王國中，托勒密埃及最為強大。作為一個海上強國，托勒密王朝與安提戈尼德爭奪愛琴海的控制權；在陸上，他們與塞琉古王國爭奪在巴勒斯坦和敘利亞的霸權。
希臘移民
托勒密帝國和塞琉古帝國在很大程度上都依靠希臘移民。成千上萬的希臘人隨著亞歷山大遠征紛紛走出故鄉，希望在異國他鄉尋找財富。有些人變成了政府官員和行政管理者，其他人則服務於軍隊，還有些人變成了特定軍事殖民地的農民。但是大多數人變成了城市居民，在政府、商業和其他自由職業中從事各種活動——商人、醫生、建築師、書吏、包稅人、職業體育競技者、男女演員等。
大規模移民既是希臘本身經濟衰退的表現，也是它的原因。亞歷山大東征後的一個世紀裡，我們聽說了荒蕪的田園和廢棄的房舍。越來越多的希臘鄉村被公民農民放棄，奴隸和外邦人取而代之。在一定意義上，這些變化使希臘社會符合古老的中東社會類型。希臘文化第一次繁榮時期曾經普遍存在的農民與城市居民之間的緊密聯繫消失了。城市上層（其中許多人現在都變成了地主，從鄉村收取地租）與粗魯農民之間的社會差別和心理隔閡擴大了，而且無法逾越。城市貧民與越來越控制政治和經濟權力的富人、受過教育的人之間的鴻溝幾乎一樣巨大。
中東地區已經熟悉了這種社會的兩極分化。的確，這正是文明的代價，由於技術對生產和運輸的限制，使一些人必須向外移民，以便其他人有閒暇創造高級文化並使之精美化。古典時代本身也沒有真正擺脫這種限制。雅典在其鼎盛時期曾經向愛琴海和黑海沿岸的弱小國家施加壓力。雅典公民為了公共集會而不是為了私人消費，而共同利用他們的優勢、財富和閒暇。但是對遙遠地區的剝削不一定比地主對附近農民的壓迫小；一個有教養的地主及其僕人、隨從、教育家和其他職業服務的提供者組成的社會不一定比勢均力敵的帝國共同體更具有人性或更文明開化，這些勢均力敵者之間的平等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永無止境的貢納和搶掠，以及作為臣民的行政管理者和法官所獲得的收入。
當希臘文化終於成為主要依靠地租或者政府工資的城市上層階級的財富時，它就變得更加準備隨時出口。形成雅典或斯巴達那樣的城邦需要非常特殊的形勢。但是任何地主，只要他擁有足夠的現金收入，那麼他就能夠接受希臘教育，學習希臘人的舉止，在各個方面變成一個希臘人，而無須改變他所在社會共同體的社會結構。
因此，當這些希臘人穿越中東時，希臘文明在本土漸趨城市化、上層階級化的特點促進了它在長期佔據當地支配地位的地主和其他人的外部世界中傳播。包括裸體運動者、舞女、哲學和詩歌等內容的希臘生活方式，對許多人都有強烈的吸引力。一旦新手接受了適當的希臘教育和整套行為方式，那麼希臘人通常還是願意接收這些新成員進入他們的圈子。即使比較卑微的人也認為學習希臘語是方便的或必要的，希臘語迅速變成東地中海地區占支配地位的語言，在亞歷山大勝利之後的兩三個世紀裡，它就取代了阿拉美語。
宗教變化
最初，似乎一切都進展順利。中東各民族從希臘借鑒了藝術風格，但征服者從臣民生活中幾乎沒有發現任何值得崇拜或模仿的東西。但是，文化借鑒很快就變成了雙行道。特別是，城市底層居民發現，中東的宗教比他們從希臘傳統中獲得的任何東西都更足以解釋世界。再也沒有人很嚴肅地對待奧林匹亞山上的眾神。對眾神的崇拜與公共儀式和全城邦的慶典糾纏不清地聯繫起來了，地中海沿岸大城市的窮人和卑微者需要一種宗教，它在一個個人不幸的時代撫慰他們的心靈，幫助他們期盼更美好的前途，如果不在今生，那麼就在來世。
受過教育的紳士們也許仍然更喜歡哲學家的悉心探究，雖然哲學家之間具體情況差別很大，但是他們都認為智慧需要人類克制極端，對任何事情都不要過分在意，最不應該因為在意而讓某些外界的紛繁擾亂了個人的內心平靜和自我克制。只要生活不出現嚴重的危機，那麼在一個公共事務掌握在遙遠的君主及其臭名昭著的官員手中的時代，這不失為私人生活的良方。但是當災難降臨時，對東地中海的希臘化紳士來說，這意味著殘忍的羅馬士兵和總督蹂躪他們的家園，徵收超過他們承受能力的稅賦，敲詐更多的賄賂和贖金，哲學的慰藉遙不可即，而且冷冰冰，沒有效果。在這些情況下，上層階級也開始感到需要更人性化的、更激情的信仰。
幾種融合了希臘和中東因素的宗教滿足了這種需要。少數希臘人被仍然保持了全面活力和信念的猶太教所吸引。但是遭人憎恨的、虔誠的猶太人不喜歡希臘的某些習俗——特別是體育比賽中的裸體極大地震驚了猶太人的感情——這使得這兩種文化之間沒有調和的餘地。其他宗教，如密特拉教和塞拉匹斯神（Serapis），都更靈活，使希臘與中東思想和宗教儀式能夠緊密結合。因此，甚至在羅馬征服急劇改變東地中海的政治秩序之前，全面返回對世界的有神論解釋就在希臘人中已經變得很明顯了。
希臘化時期的科學和藝術
中東與希臘文化第二個富有成果的交流出現在天文學領域。幾個世紀以來，巴比倫的天文觀察者已經積累了精確的觀察記錄，如彗星，他們還發展了通過球面網格確定天體位置的可行方法。當希臘人發現這些天文觀察記錄時，他們通過建立天空幾何模型而急迫地著手研究巴比倫人的數據。薩摩斯的阿里斯塔庫斯（約卒於公元前230年）提出了地球繞著太陽運轉的假設，但是由於星視差太小，利用當時的儀器觀察不到，因此，這個觀點被放棄了。而尼西亞的喜帕恰斯（約卒於公元前126年）提出的觀點則成為此後許多世紀裡的標準。他假定恆星和行星都被包含在不同的透明球體中，這些球體以相同的速度圍繞地球運轉。為了解釋行星明顯有規律的逆向運動，他假定一個較小的球體表面攜帶熾熱的行星，圍繞以地球為中心的球體表面的一點旋轉。因此，被觀察到的運動是兩個相互獨立的運動的總和，這兩種運動有時朝著相同的方向進行，有時互相朝著相反的方向進行。這個體系具有其優勢：任何新的觀察結果都可以通過發明另一個球體而被囊括進去，新球體的大小、運行速度和軸心都能被調節，以產生被觀察到的現象。
我們過於沉迷於哥白尼的天文學成就，以致也許難以理解人類接受這種天體運動的幾何解釋的熱情。今天，這種複雜的機械論似乎是根本難以令人相信的；但是當時和後來許多世紀裡打動每個人的是這個體系的數學精確性，它確實能夠預測行星的運動。事實上，確定在天空漫遊的光的位置的能力，從而發現自己在未來某個特定時間的位置（或者他們過去所處的位置），這似乎是整個體系正確性的保證。
希臘化時代天文學的成功由於被應用於占星術而得到了加強。占星術的基本觀點是，天空中行星的軌道變化預示著地球上相應的事件的發生。希臘數學與巴比倫天文觀察記錄結合後，估算任何時間（過去和將來）的行星位置事實上已經變得可能了。由於掌握了這種技巧，預測地球上將來發生的事情就似乎是可能的。假設某人出生時辰行星的位置將影響其終生，所以一次預測將為任何人指點未來。這似乎對當時不懂數學的普通人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因此，幾乎從一開始——主要是在埃及的亞歷山大裡亞——新興的占星術就受到了廣泛而持久的歡迎。從互惠的角度看，那些需要正確地從事占星活動的人在此後時代裡使數學的天文學保持了活躍狀態。在羅馬時代，天文學家托勒密（公元2世紀）把希臘的數學天文學編輯成一本書，我們通過它的阿拉伯語譯本稱之為《天文學大全》。不久，蓋倫（約卒於公元200年）為後人編輯了希臘的醫學著作，正如歐幾里得（約活躍於公元前300年）早已為幾何學所做的工作一樣。
希臘化文化的其他方面都背離了希臘傳統，但是沒有走上全新的發展途徑。如建築和雕刻、城市建設規劃、堡壘修築技術等都是如此。文學傾向於學術化——充斥著引經據典——或者矯揉造作，只受到傻乎乎的牧羊人等的歡迎。歷史學被貶低為雄辯術的一個分支，而雄辯家對華麗辭藻的偏好超過深刻思想。當然，這種優雅和矯揉造作只吸引那些受過教育的人。貧窮而粗俗的人在啞劇裡找到了類似文學的聲音。這是一種大眾戲劇，保留了雅典戲劇傳統中一些粗俗淫穢的成分。
羅馬的興起
隨著羅馬首先征服馬其頓和希臘（公元前146年），接著征服塞琉古亞洲（公元前64年），最後征服埃及（公元前30年），東地中海地區的民族和文化增加了新的重要政治成分。羅馬以意大利中部拉丁城邦聯盟的領袖身份開始它的政治生涯。隨著貴族共和國的建立（公元前509年），伊特拉斯坎國王統治時代結束了。共和國首先致力於維持簡樸的拉丁人農業生活方式，以抵制希臘和伊特拉斯坎文明的腐蝕。一個多世紀裡，羅馬人投身於邊界戰爭和緩慢的擴張領土，但是偶爾也遭受失敗，正如當一股搶掠的高盧人進攻並幾乎攻陷羅馬城時（公元前390年）。此後，擴張開始變得異常迅猛，到公元前265年，亞平寧山脈的意大利南部都被統一於羅馬的統治之下。
羅馬的成功部分地依靠人數眾多、吃苦耐勞的農民，他們嚴守紀律，由鐵石心腸、意志頑強的貴族指揮，這些貴族長期對所見的更文明鄰居的奢侈品和腐化生活持懷疑態度。此外，意大利土著各族只是被組織成鬆散的部落和居住區域，有時有明顯的城市中心，有時沒有。沒有頑固的地方自治阻礙羅馬人加緊對這些民族的軍事和政治領導權，特別是由於他們已經熟悉在當地政治制度範圍之內的聯盟。因此，在一個城邦政府領導下，統一意大利就可能不會有太多困難，而希臘人內部不斷地爭鬥，從未力圖把地方忠誠與穩定的附屬人口聯合成更大的政治整體。
羅馬的興起導致羅馬與北非的帝國城邦迦太基之間的衝突。希臘人與迦太基人互相爭奪了幾個世紀的西西里是雙方爭奪的第一個目標。在能夠打敗迦太基之前，羅馬不得不建造艦隊，第一次變成一個海上強國。到公元前241年，迦太基人被驅趕出西西里。該島嶼變成第一個由羅馬特命行政官員或總督治理的行省，每年向羅馬交納稅賦。
公元前218～前201年，羅馬面臨的第二個更嚴峻的考驗來臨，迦太基傑出的將領漢尼拔從西班牙率領一支軍隊長途跋涉到達意大利。羅馬力圖擊敗漢尼拔，但是都失敗了。在坎尼遭受嚴重失敗（公元前216年）後，羅馬人決定避戰，但是保留了軍隊在戰場，以便阻止漢尼拔的行動。迦太基人曾經期望被征服的意大利城市和民族發動反對羅馬統治的叛亂。的確有少數城市歡迎漢尼拔，把他當作解放者，但是大多數羅馬臣民和意大利同盟者都更喜歡羅馬主人而不是迦太基主人。因此，雖然漢尼拔在意大利停留12年中從未在戰場上遭到失敗，但是最終被迫撤退，因為通過煽動北非土著發動反對迦太基主人的叛亂，羅馬的機動軍隊開始向漢尼拔發動反攻。在北非的扎馬，羅馬人及其盟友贏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公元前202年）。他們迫使迦太基接受屈辱性的和平，西班牙從迦太基轉入羅馬統治之下。從此，羅馬人在西地中海再也沒有對手了。
長期的戰爭給意大利大部分地區造成了嚴重破壞。構成羅馬軍事力量骨幹的小農遭受了特別沉重的打擊。因此，羅馬城邦憲政發展改變了方向。直到與迦太基的戰爭為止，羅馬政府由兩個不同的民眾大會選舉出來的執政官掌權，而第三個民眾大會則通過法律。這種模糊的制度被元老院統一起來，元老院是給予官員的行為以真正連續性的機構。國家的所有重大事務，執政官都必須與元老院協商，而且很少違背元老們的建議。舊貴族家族控制了元老院，但是通過選舉而當選為重要行政官員的「新人」也可以進入元老院。這在漢尼拔戰爭之前為平民（拉丁語：plebs）提高了政治重要性。
這場戰爭改變了羅馬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結構。漢尼拔戰爭初期，平民領袖經常遭到失敗，羅馬被出身舊貴族的將軍所挽救。這就導致對平民領袖的不信任。當小農在戰爭之後也離開土地時，平民出身的政客也失去了政治支持。而將軍開始形成最重要的政治領袖集團。他們的權力依靠部下不斷增長的個人忠誠。但是元老院暫時仍然掌握著重大權力，因為只有得到元老院的批准，執政官才能被任命為將軍（拉丁語：imperator），擁有合法調集軍隊和進行戰爭的權力。政治生涯最終依賴取得元老院好感，以便取得軍事指揮權的能力，其次就是收買士兵，以便強迫執政官和國內的元老們為己所用，以便提高將軍的政治生命力。軍隊指揮官、士兵、元老院也常常都認為，把軍隊佈置在遠離國內的地方去忙於戰事是件好事。因此，羅馬開始經常發動戰爭，而且很少有正當理由，更多是因為國內的困難，而不是因為來自國外的危險。
共和國的解體
羅馬與東方的戰爭接踵而至；但是半個世紀裡，元老們放棄了對東地中海希臘化世界的直接政治控制，當馬其頓（已經在戰場上被打敗過3次）被劃歸羅馬的一個行省，希臘最後一次被外國征服者「解放」時，這種政策於公元前146年放棄。羅馬總督、士兵和稅吏很快就熟悉了希臘化世界的精緻和奢侈。隨著搶掠而得的新財富，新的風尚也來到了羅馬。與此同時，羅馬社會貧富之間發生了災難性的懸殊變化，這類似於3個世紀前伯羅奔尼撒戰爭帶給希臘的危機。
指揮著越來越多職業化士兵的將領之間的內戰加快了軍事獨裁降臨羅馬國家的步伐。高盧的征服者、羅馬下層階級的領袖尤利烏斯·愷撒（卒於公元前44年）是第一個短暫地攫取並掌握了凌駕於法律之上的權力的人。他改組羅馬政府的意圖招致了元老們的激烈反對。他們認為他是專制君主和篡位者，因此，把他刺殺在元老院的樓梯上。但是他們為了恢復共和國的行為只是將羅馬世界推進了另一輪內戰，愷撒的養子奧古斯都從內戰中脫穎而出（公元前30年）。
由於贏得了地中海無可爭議的霸權，奧古斯都於公元前27年開始借用政敵的口號，宣稱已經「恢復了共和國」。他的確恢復了共和國的形式，甚至把一些行省的管理權交給元老院。但是奧古斯都小心翼翼地把軍事指揮權牢牢地掌握在手中，有效地幕後控制選舉，限制元老院的咨議權。但共和國政府形式沒有被完全放棄，不過僅僅是因為皇帝（來自拉丁語「imperator」）力圖避免傷害元老院的感情。
共和主義者的托詞使國家權力從一個皇帝轉移到另一個皇帝變得非常尷尬。世襲原則是對共和理論的踐踏，因為共和理論堅持自由選舉政治領袖。但是，在位皇帝指定繼承人的習慣通常運行良好，因為所有人都害怕爆發內戰。因此，奧古斯都勝利後的200多年裡，羅馬世界內部保持了和平，除了一個災難性的年頭（公元69年），不同軍隊的士兵提出了3個皇位繼承人，並在帝國腹地發生了皇位繼承爭奪戰爭。邊境戰爭持續進行，例如，奧古斯都把帝國的邊界推進到萊茵河和多瑙河；皇帝克勞迪烏斯（公元41～54年在位）開始征服不列顛；圖密善（公元81～96年在位）佔領了上萊茵河與多瑙河之間日耳曼人的土地；圖拉真（公元98～117年在位）征服了達契亞（現代匈牙利和羅馬尼亞）和美索不達米亞。巴勒斯坦地區猶太人的兩次激烈叛亂也使羅馬軍隊前往鎮壓（公元66～70年和132～135年），對東方帕提亞的大小戰爭、對北方日耳曼人的戰爭，都使羅馬軍隊避免了懶惰。但是這些戰爭對羅馬帝國內部影響很小，帝國內部普遍享受著空前絕後的和平和穩定。
羅馬帝國的希臘文化
在漫長的和平時期，羅馬帝國經歷了大量希臘文明西傳到意大利、高盧和西班牙的過程。的確，拉丁語而不是希臘語成為這些地區普遍使用的語言，所以正是披上拉丁語外衣的希臘化文化扎根於西方各行省之中。雕塑家學會了同時代的希臘化雕塑的各種技巧，但是羅馬強調現實主義的寫實風格，這賦予羅馬雕塑自身的特點。同樣，在文學方面，盧克萊修（卒於公元前55年）、西塞羅 （卒於公元前43年）、維吉爾（卒於公元前19年）——只列舉最傑出的——把拉丁語發展成為一種能夠表現希臘哲學、修辭學和詩學的語言。但是拉丁語從未變成希臘語。因此，拉丁文學和思想一直保持了獨特的風格，即使當它們忠實地模仿希臘或受到希臘樣板的啟發時。
在帝國行政管理機構內部，帝國的各個行省被組織成一系列城邦，每個行省都擁有當地的公共組織制度、建築和政府程序，這些曾經構成希臘和早期羅馬生活存在的基礎。在長期的羅馬和平中，行省城市權力多被當地地主所控制。他們在文明精緻化方面所取得的進步是以犧牲農民為代價的，農民不僅耕種土地，而且向地主交納地租。高雅風度和一定程度的自滿及文化分裂就是不可避免的結果。只有相對少數的人瞭解或創造偉大的地中海世界高水平的希臘—羅馬文化，這些文化受到少數人的喜愛，他們的安全依賴於守衛邊境、服從遙遠甚至從未見過的皇帝命令的士兵。在這樣的情況下，和平持續了這麼長時間，的確令人吃驚，非軍事化的地主階級的社會特權地位沒有遭到挑戰，直到公元193年，內戰和蠻族入侵開始給帝國帶來嚴重威脅。
起初，羅馬帝國統治使大多數地方制度保留下來了。但是，從程度上看，跨越舊管轄邊界的商業區更加重要，管理這種事務的新法律制度就變得必要了。羅馬行政官員在使法律原則精細化方面起了帶頭作用，這些法律原則能夠適用於任何地方的任何人；當皇帝卡拉卡拉企圖向更多的人口徵稅時，他宣佈每個自由人都必須算作羅馬公民（公元212年），經過幾個世紀的發展，羅馬法變成帝國境內普遍適用的法律。
這套法律制度的中心概念是人類關係必須由契約加以約束，這種契約自由地訂立，在法庭上具有法律效力。第二個基本觀念是任何形式的財產必須有唯一的、明確的所有者，他擁有訂立這種契約處理這些財產的全權。這顯然促進了商業的發展，而且是為了一個個人財富和社會地位變動取決於他所訂立的契約的社會而制定的。第三個原則宣稱，政治權威可以任意地制定新法律。這意味著整個法律體系能夠隨著時間持續發展，適應新的形勢和需要。
羅馬法的效率和靈活性的確有助於維持帝國作為一個實際的社會經濟整體，無論公元193年羅馬和平被破壞之前還是之後。雖然歐洲許多地區的習慣法後來取得了司法管轄權，但是每當需要的時候，羅馬法的原則就能夠而且的確被復興。這極大地促進了後來的商業復興，是羅馬帝國留給現代最持久的遺產之一。
基督教
在公元紀元最初的兩個世紀，希臘文化表面下的羅馬生活正在發生重大的變化。羅馬與它興起之前就已出現在歷史舞台的中東、希臘文化之間的聯繫繼續快速地進行。隨著迅速發展的官僚機構、稅吏、法律制度、驛站和常備軍，羅馬向古代中東帝國管理的榜樣借鑒了大量經驗。更為重要的變化是宗教，因為正是在這幾個世紀裡，基督教——把猶太和希臘因素與新的最有說服力的天啟聯繫起來的信仰——形成了一種注定要千百年來主宰人們思想和感情的力量。但是，直到公元2世紀後，基督教以及與它競爭的各種為艱難時代提供靈魂救贖的「神秘宗教」仍然是相當模糊的，因為從基督教《福音書》中找到安慰的是城市的窮人和貧寒者。
雖然基督教《福音書》用希臘語傳授，而且聖保羅（約卒於公元64年）關於原罪與贖罪的一些警句在希臘人中引起了共鳴，但是基督教基本上是中東地區世界觀和人生觀的一個分支。早期基督教徒對「上帝」和靈魂得救的關心、對世界末日的迫切盼望等，都根源於猶太人，新宗教的這些方面比抽像的三位一體或其他希臘特色帶有更強烈的情感力量。
對基督教傳說的這種分析不應掩蓋下列事實：《福音書》和《使徒行傳》中簡單描述的事件產生了新的巨大吸引力。耶穌及其門徒明確期望上帝盡快地干預人間事務，擁有懲惡揚善的力量。但是當羅馬當局在耶路撒冷逮捕耶穌並把他釘死在十字架上時（約公元30年），乍一看來，這些期望似乎被證明是虛幻的，但是不久，當「使徒們」聚集在一個「樓梯間」時，他們突然再次感到「主人」仁慈的存在。這似乎是耶穌的死不是終結而是開端的絕對證據。懷著重新燃起的巨大希望，他的信徒斷定，不久耶穌就將榮耀地重返人間，進行盼望已久的「末日審判」。正如過去所預知的，他們的朋友和主人耶穌的確是「彌賽亞」（救世主），他受上帝之委派，拯救所有遵循其教誨的人，並返身到烈火濃煙之巔，對活著和死去的人進行審判。
這個驚人的消息不脛而走。相反，使徒們興奮地議論，併力圖對每個願意聆聽過去所發生的和將要發生的事情的人進行解釋。圍繞這個令人興奮的信息的少數忠實信徒，基督教歷史上的廣泛結構逐漸形成了——這是一個驚人而震撼世界的過程，類似於此前佛陀、孔夫子或人類任何偉大導師所引起的行為變化。
但是，在一個重要方面，歷史上的基督教經歷不同於其他偉大宗教。從一開始，學識淵博和令人尊敬的猶太人就拒絕承認耶穌是彌賽亞的觀念。只有少數猶太人承認新的福音。但是聖保羅和其他人在敘利亞和小亞細亞希臘化城市裡找到了自願的聽眾。那些長期嚮往救世主但不承認猶太教儀式規則的人認為基督教的教義是完全可信的。從很早的時候起就決定，這些皈依者無須服從猶太教的律法。對一個基督教團體的成員來說，信仰基督（一個希臘詞語，意思是「塗油膏的人」，等同於希伯來語中的「彌賽亞」）、改變生活的方式就足夠了。因此，當耶路撒冷的猶太人基督教徒在公元66～70年猶太人叛亂中逃離時，東地中海希臘語城市中的基督教團體就完全成了他們與猶太教聯繫的中介。沒有任何偉大的宗教在早期經歷如此重大的環境變化，因為希臘人的思想和宗教遺產根本不同於猶太人，但是異教徒皈依者必然帶來許多以前的習慣和思想。
特別是，神性與人性歸結於一個人是希臘人完全熟悉的觀念。耶穌基督既是一個人，又是上帝之子因而也具有神性的觀念，對具有希臘思想和講希臘語的皈依者具有強烈的吸引力。因此，基督的神性方面得到了更多的強調。同樣，希臘人的邏輯推理習慣要求「上帝」與「聖父」、「上帝」與「聖子」、「上帝」與「聖靈」之間的關係必須更明確地予以界定，因為聖靈一直下凡並鼓舞基督教徒集會，正如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之後聖靈曾經到耶路撒冷向使徒們顯靈一樣。三位一體的精微教義就是由此衍生出來。但是在抽像的教條變得非常重要之前，基督教徒覺得需要一部耶穌人間生平的可靠記錄。四部《福音書》因此於公元70～100年間編撰而成，每部記載了耶穌的不同言論和事跡。此後不久，聖保羅的書信和其他幾種先知書也被收集起來，編輯而成《新約》。每週閱讀這些神聖典籍和猶太教的《聖經》，並在一起吟唱聖歌，舉行宗教儀式上的聚餐，以紀念耶穌與他的門徒的最後晚餐，這些都維持了不斷擴大的基督教團體的信仰。
這些團體成員之間自願互助，特別是在生病或其他異常困難時期，是早期基督教會另一個強大的支撐。儘管羅馬統治者的懷疑必然把它看成半秘密社會，因為它宣傳世界末日的早日到來和羅馬統治的崩潰，但是基督教會仍然吸引了窮人和一無所有者。
基督教的成功和希臘異教精神基本消失，是希臘文化最終喪失擴張能力的一個標誌。但是，到那時為止，亞洲和歐洲各民族已經轉化、借鑒並把希臘文明的某些方面改造為自己所用。這個過程的回音延伸到印度甚至遠至中國。我們將在下一章探討這個問題，考察希臘文化勝利時期這些文明的發展，並從整體上概括這些文明社會的成就對蠻族世界的影響。
[1]希臘化是一個混亂的術語。我們的詞彙「希臘」來自羅馬的用法，古代希臘人遇到羅馬人之前，根本不知道這個詞彙。當古代希臘人想稱呼全體希臘人時，他們使用「希臘人」這個詞。所以，「希臘的」意指或歸屬於古代希臘人，「希臘主義」常常被用作他們的文明的簡稱。但是，「希臘化」意味著在某些方面變成古代希臘的，「希臘化的」意味著相似的，但不是真正地等同於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