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希臘文明從發源地愛琴海走出，並變成一種有教養的存在模式時，舊大陸的其他文明也沒有停止發展的腳步。馬其頓和羅馬的征服對希臘化世界和羅馬邊界之外的地區產生了影響，特別是對印度。與此同時，第一個真正強大的遊牧部落聯盟在蒙古興起，它促使草原上大範圍的人口遷徙。後果是歐亞大陸文明民族與半文明民族之間發生了比以前更密切、更經常的聯繫。儘管各大文明中心從根本上說都是文化保守主義，但是穿越整個歐亞大陸新的頻繁聯繫，的確刺激了交通要道地區各民族的非凡創造性，特別是在宗教方面。
印度的孔雀帝國
當亞歷山大率領軍隊侵入印度河流域時（公元前327年），恆河流域大多數地區已經統一在摩羯陀王國之下。通過分化當地的防禦和結盟，馬其頓人對北印度的入侵也許為摩羯陀國王旃陀羅笈多·馬赫亞（約公元前321～前297年在位）奠定了基礎。在他孫子阿育王（約公元前274～前236年在位）統治下，印度中部和南部（除了極其南端部分外）也被併入孔雀帝國的版圖之內。
這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從波斯和希臘化王國榜樣那裡借鑒了許多東西。孔雀帝國的雕刻藝術可能是工匠從興都庫什山之外地區引進而來。旃陀羅笈多的宮殿外表與波斯帝國在波斯波利斯的宮殿非常相像。阿育王在帝國境內許多地方矗立的著名石柱，似乎也受到波斯王室在貝希斯敦懸崖上雕刻的銘文的啟發。甚至馬赫亞的普世帝國觀念也許在一定程度上都歸功於波斯和馬其頓榜樣。
但是年輕時候沉迷於戰爭和征服的阿育王后來變成了一個虔誠的佛教徒，把餘生獻給了精神征服。他派遣佛教僧侶到王國各地以及國外傳播佛教。他還修建了幾座神龕，以存放佛陀的舍利。佛教似乎將掃除此前的所有宗教，但是官方的資助、香客朝聖、佈施和其他虔誠戒律，都不能克服宗教的固有弱點。儘管此舉具有創造性，但事實仍然是，佛教只能為和尚尼姑提供全面的生活方式。為了諸如出生、婚禮、葬禮的適當儀式，更別提人類生活中其他較小的危機，過著普通生活的常人仍然被迫求助婆羅門。
阿育王死後，他的帝國立即陷入分裂混戰狀態。從中亞穿越山口的新一輪入侵者蜂擁而至：希臘人、沙加人（Shakas）、貴霜人和帕提亞人。這些入侵都與草原上的戰爭和人口遷徙有關，新近統一的中國和內外蒙古講突厥語的遊牧民族之間的衝突促進了草原地區的戰爭和人口遷徙。
中國的統一
草原各民族普遍的動盪發軔於中國統一。這是秦國統治者的活動。公元前221年，他的軍隊長期進行抵抗草原民族的邊境戰爭，完成了推翻中國境內對手的任務，他自稱是新王朝秦的「第一個皇帝」（始皇帝）。新皇帝利用自己的權勢急劇而殘酷地重組中國的行政管理機構。國家被劃分為郡、縣，這種制度延續到現代。他頒布了統一的文字，但是這個措施很快便阻礙並使更早的書籍或多或少變得不可靠了。他完成了長城的修建，以抵禦遊牧民族，還在中國境內建立了高效率的驛道系統，以便他的軍隊能夠快速地調集到任何遭到威脅的邊境或叛亂的郡縣。
這個偉大的專制者和征服者殘酷無情地踐踏傳統文化，掃除任何限制他權力的障礙。這意味著與孔子的思想直接發生衝突，因為儒家思想力圖使皇帝按照傳統禮儀治理國家。因此，秦始皇禁止儒家學說，下令焚燬所有儒家書籍，每種書籍只保留一冊，保存在帝國檔案室裡。這個法令使秦始皇遭到後世儒生的憎恨。更為重要的是，他大規模調集中原地區勞力為國家服徭役，這引起了普遍不滿，當這個偉大的征服者於公元前210年去世時，他的繼位人不能維持父皇的權力。新的內戰爆發了，直到公元前202年方告結束，漢朝建立者取得了對中國的霸權。除了短暫的篡位（公元9～22年）外，直到公元220年，他的後代一直佔據著皇位。
歷代西漢皇帝都實行與中國社會支配力量——地主階級聯合的政策。這些地主家庭子弟接受儒家模式為主的教育，被招募進入帝國官僚體系之中。這建立了官員與地主之間的普遍和諧關係。他們常常聯合起來，壓迫農民和社會其他底層人民，讓他們安分守己。中國社會穩定的一個標誌就是圍繞這些問題的知識爭論減少，而這種爭論是戰國時期的一個突出特點。例如，秦始皇被認為是法家，法家強調國家權力高於一切，但漢朝皇帝很快便把儒家作為官方的意識形態。其他的學派都被壓制，更多地通過官方的否定，而不是通過知識界的否定，直到帝制中國受過教育的階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統一的觀點為止。
中亞的政府
早在中國的穩定局面發揮作用之前，統一中國的軍事力量就在少數民族中顯示出來了。秦始皇不失時機地採取了進攻政策，穿過戈壁沙漠把內蒙古的許多部落驅逐到外蒙古草原各地。這些避難者成為草原蠻族部落聯盟的核心，中國稱該部落聯盟為匈奴，它很快就變成可怕的力量，軍隊人數甚至可與統一的中國相比。例如，漢高祖在一次打擊匈奴的戰爭中差點兒喪生（公元前200年）。這次屈辱的經歷之後，他簽訂了一個條約，同意向匈奴聯盟首領交納貢物，承認他們恢復對內蒙古的支配。
從此，匈奴開始擴大對西邊草原的控制。他們為此打敗並驅趕了各種說伊朗語的民族，迫使他們向西南部撤退，在那裡打敗巴克特裡亞的希臘王國。這是一個有趣而不太為人所知的國家，興起於正在衰落的塞琉古王國與孔雀帝國之間的地區，位於遠離其他希臘化王國的東方。但是經過一段時間的混亂後，連續不斷的入侵者穿越喜馬拉雅山，征服北印度，在中亞、西亞的綠洲和草原地區建立了一個更穩定的政權。公元前102年，中國軍隊向西挺進，建立了「天子」對遠至阿姆河流域的霸權。不久（具體時間有爭議），相當強大的貴霜王國在原巴克特裡亞的希臘化王國土地上，即現代阿富汗地區建立了，其版圖跨過山脈延伸到現代巴基斯坦。貴霜人是被匈奴從中國西部驅逐出來的伊朗語部落的後裔。再往西，來自草原的另一個伊朗語部落帕提亞人也建立了一個帝國，這個帝國從公元前171年持續存在到公元226年。
戰爭和貿易的變化
由於騎兵戰術的重大發展，中亞的文明國家才能變得普遍穩定。公元前100年前，帕提亞人發現，通過用苜蓿特別是種植後收割的苜蓿，餵養馬匹，他們能夠餵養出比以前所知的瘦弱的草原馬匹更高大、強壯和漂亮的馬匹。這種馬匹能夠負載更沉重的武器裝備。這是很重要的，因為一個全副武裝的士兵和馬匹能夠使草原輕騎兵的箭矢失去殺傷力。事實上，一群這樣的重裝騎兵能夠以箭還箭，當草原騎兵箭囊中的箭矢用光了時，重裝騎兵就能把他們趕出戰場，並在他們的撤退途中發動襲擊。但是，瘦小的馬匹很少能夠承載全副武裝的騎兵。結果，文明社會的重裝騎兵與草原遊牧民族輕騎兵之間陷入僵持狀態。任何一方都無法在對方的環境中佔據優勢。高大馬匹在荒涼草原上無法獲得充足的營養，而在農耕地區，沒有武裝的遊牧民族再也不能與新式重裝騎兵相抗衡。
能夠供養大型馬的農耕地區因此具有了抵禦遊牧騎兵的可能性——當種植苜蓿所需要的灌溉農田缺少時，它們能夠食用乾草和穀物。但成本是高昂的，因為馬匹和武器裝備都很昂貴，更別提還需要有效使用這些裝備和訓練有素的職業作戰人員。另一個困難是，為了讓個別戰鬥人員集中足夠的收入，購買和維持這些昂貴的裝備，地方的慣例經常被改變。通常這意味著一個村莊甚至幾個村莊臣服於一名強大的武士。但是當真正可怕的武士階層在鄉村形成時，這就意味著中央政府的意志不能貫徹執行，除非能夠取得這個軍事階層的同意。因為君主、農民和城市居民都有後悔這種轉變的原因，農耕社會沒有迅速接受這種新式重裝騎兵戰術，除了經常容易遭受來自草原，即伊朗和中亞騎兵劫掠的地區外。
但是，抵禦中亞草原遊牧民族的屏障使得農耕國家的政府和商人在建立有組織的貿易路線方面進行合作，這條貿易路線連接中國和羅馬，由專職官員管理，正式警察力量維持秩序，向過境的駱駝商隊徵收沉重關稅。中國絲綢沿著這條「絲綢之路」向西運輸到羅馬帝國的敘利亞，而返程時運回各種商品——金屬、玻璃和大量錢幣。
幾乎與此同時，經營紅海貿易的希臘語船長們發現了如何利用印度洋季風從亞丁海峽一直到達印度南部。不久，同樣的航線就被開闢到孟加拉灣，把印度東部與馬來亞連接起來了。經過卡拉地峽的快捷陸上運輸線使航海者與航行於東南亞沿岸的中國船隻聯繫起來。因此，一條海路也終於在基督時代前不久把羅馬與中國聯繫起來了，只有通過馬來亞地峽的陸上通道才能打斷它們的聯繫。
數以百計也許數以千計的人依靠這些商路謀生：牽駱駝者、水手、商隊保鏢、商人、碼頭工人以及其他普通人。他們很少在文字記錄中留下多少蹤跡。但是我們也許相信，篝火旁和港口小旅館中的交談傳播著已知世界亞洲各地集市的信息和謠言，從敘利亞到中國，從印度南部到鹹海。
藝術的發展
舊大陸四大文明都沒有因為中國、印度、中東之間的聯繫和旅行的增加而發生根本變化。我們已經看到希臘生活方式如何滲透到中東社會上層，與歐洲蠻族文化發生聯繫，使地中海歐洲各地進入文明社會，並給正在形成的基督教打上獨特的烙印。但是與舊大陸其他文明的聯繫，只為希臘—羅馬紳士的生活增添了奢華的絲綢服裝而已。
其他地方也大抵如此。例如，中國文化的主流也沒有因為與其他文明世界的聯繫而發生重大的改變。像羅馬貴族一樣，深受儒家學術熏陶的學者和官員並不受下層商人愚蠢可笑的觀念影響。對羅馬貴族來說，一種像基督教那樣的新宗教迷信不可能動搖對奧林匹亞眾神的信仰。雖然我們對印度上層婆羅門的生活知之甚少，但是他們也被認為對碼頭裝卸工、駱駝商隊的道聽途說和各種故事都不感興趣，碼頭和商隊是希臘、印度和中東文明交流的沃土。
換句話說，舊大陸已經形成的文明繼續按照各自以前的方式發展。在中國，從孔子去世（公元前479年）到秦始皇最後的征服戰爭（公元前221年）歲月是特別豐富多彩的時代。各種學術流派興起，與占統治地位的儒家和道家發生辯論，但是漢朝在這片土地上建立和平局面後，這些競爭的學術流派或者衰落了，或者被吸收進儒家學說。這個吸收過程也把許多被孔子忽視的東西帶進了後代儒家的傳統學術之中。通常的過程是把所有新觀念當作儒家的寓言或顛倒順序的文字，以儒家經典解讀它們，只有學識淵博、富有天分的學者，才能領會這些寓言和顛倒順序的文字所隱藏的真理，因為只有他們才能破解其中的全部奧秘。就像後人對待基督教《聖經》一樣，許多新思想就以這種方法被毫不費力地吸收進儒家體系之中。
由於把歷史學開始當作獨特的文學創作形式，中國學術進一步提高了水平。偉大的先驅是司馬遷（公元前145～前87年），他編纂了多卷本史學著作，記錄他所知道的所有歷史，從盤古開天地到他生活的時代。他圍繞下列觀念編寫中國歷史：每個王朝都開始於一個秉承「上天」旨意的特別有德性的統治者，接著，最初的德性逐漸消失，直到「上天」失去耐心，從昏庸的末代統治者手中收回「天命」。他按照這種計劃，把中國歷史的史料進行了令人信服的編纂，以至於它成為後世中國歷史著作的標準。
我們對印度文學和知識發展情況瞭解更少。祭祀技巧的聯繫、宮廷的優雅、在笈多王朝（約公元320年～535年）得到經典表現的禁慾戒律等，都被認為正在走向成熟；但是當所有日期都不能確定時，最好的辦法似乎是在後面有關章節中討論印度的思想和文學。
伊朗地區的歷史仍然令人著急地模糊不清。塞琉古王國被伊朗和美索不達米亞的帕提亞主人取代（公元前171年），但這似乎沒有產生任何劇烈的文化後果，至少最初是這樣。像塞琉古王國的君主一樣，帕提亞君主主要從美索不達米亞的希臘化城市徵稅，因此，他們相應地普遍傾向希臘文化的世界觀。但是，在鄉村，瑣羅亞斯德教倖存下來了，一種更純潔的伊朗生活方式保留著。隨著薩珊王朝或新波斯帝國在公元226年的建立，這在政治上明確地表現出來了。
藝術對新視覺經驗的反應遠比文學對與其他學術傳統交流的反應敏感得多。這是因為在陌生人和局外人能對藝術作品做出反應的情況下，它的移植才是必要的。相反，對沒有想像力的人來說，用文字表達的文化是完全無法理解的。與希臘雕塑的接觸，刺激印度藝術家在很短時期裡就完善了他們獨特的雕刻風格，這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已知印度最早的雕塑來自阿育王時期。不到兩個世紀，一種豐富多彩的成熟風格就發展起來了，桑奇（Sanchi）大佛塔的精美雕刻就是充分的證明。藝術史家還在爭論印度藝術家究竟借鑒了多少希臘雕刻藝術的問題。但是印度雕刻總體上的自然主義特點，自由地利用地中海裝飾風格，印度石匠肯定見識過大量希臘雕塑作品（至少低價從亞歷山大裡亞進口的仿製品）的機會，都揭示了這兩種雕刻傳統之間的真實聯繫。
興都庫什山兩側興起了一種新的藝術形式，它利用希臘藝術形式塑造佛教的菩薩。佛教僧侶把這種藝術傳播到中亞，並於公元一世紀傳入中國。當這種藝術風格向東傳播時，希臘習俗被誤解了。精神也變質了：最初作為阿波羅形象的自然主義雕刻結果變成了喚起人們向往來世的風格。希臘—佛教藝術只在漢朝滅亡以後（公元220年）才對中國產生真正的影響，它深深地扎根於早期中國藝術，並使它發生重大的變化。正是用這種間接的方法，我們才能真正地觀察希臘藝術風格在亞洲的傳播，並隨著它們的變化而改變其含義和象徵意義。
新的世界性宗教
然而，藝術風格的傳播不是舊大陸彼此孤立的各個文明開始經常發生聯繫之後最重要的文化後果。相反，在那些不同文化的人相遇、在集市上打趣的地區，漂泊不定的漫遊者和靈魂無歸宿者建立了自己的社區，他們通過一種非常重要、能夠始終吸引後世成千上萬人的宗教革新，努力使這個嚴酷的世界變得寬容。
三種宗教被證明是特別能吸引信徒的。第一種在印度南部，第二種在印度西北部，第三種在羅馬帝國境內的希臘語地區。當然，基督教是東地中海城市說希臘語人口的偉大宗教創造。幾乎與此同時，一種被改革了的印度教興起於印度南部，而大乘佛教在印度西北部也在發生著變化。這三個地區都是活躍的長途貿易中心，擁有新興的大城市，四處漂泊的人聚集在這些大城市裡。這三個地區也都是幾種不同的舊宗教文化傳統相互交融的場所，這刺激了個別敏感的人按照新的理想、神秘的經歷、精細的儀式和邏輯，重新組織宗教信仰。
我們前面已經談到了一些關於基督教的起源、猶太教與為新宗教提供早期背景的希臘傳統的融合。
在印度南部，印度教在公元1世紀取得了更明確的形式，在那個環境裡，雅利安人的、達羅毗荼人的、希臘—羅馬人的影響相互交織。變化是逐漸發生的，因為沒有任何先知或傳道者故意或有意地改變印度的傳統宗教信仰。相反，在整個宗教儀式的創立過程中，與印度各種姓崇拜的許多神祇有關的神話開始圍繞兩個敵對但又相互補充的神——濕婆神和毗濕奴神——統一起來。它們的崇拜者相信，每個神都根據不同人的理解和感受，選擇不同的形象顯示於人類面前。所以，幾乎所有原始宗教或地方特色的崇拜儀式，都能夠輕易地附屬於濕婆神和毗濕奴神的崇拜儀式之中，因為實際上吸引崇拜者的每個地方神都被神的有效化身實例所顯示出來。
但是這種教義把一種新秩序和體係引入了印度教，因為當地方性崇拜儀式被等同於對印度教兩個最高神祇之一的崇拜儀式時，崇拜者就能開始分享一個神的更複雜的服務，此前他們只知道該神的某種特殊外觀。
新印度教的真正重要特點是：濕婆神和毗濕奴神的崇拜者相信，這些神祇都是救世主，能夠而且隨時準備把他們從現實生活的苦難中拯救出來，把他們提升到極樂、完美世界的層次。
輪迴仍然是核心教義。天真的人相信，虔誠的行為、為神提供的祭品將保證來生投胎為更高級的種姓。另一方面，受過教育的人仍然宣稱，在《奧義書》的幫助下，宗教活動的最高目標仍然是在最高境界中毀滅自我，即使濕婆神和毗濕奴神在這個最高境界中也只是一種表象。因此，通過把形而上與庸俗的迷信結合起來，印度教為每個人都提供了自己所需要的某些教義。這種結合所產生的力量非常強大，最終在佛教誕生的土地上取代了佛教。
但是，在這種命運突然降臨佛教徒之前，佛教得到了顯著的發展，主要出現在印度西北部，因為印度人、希臘人、波斯人和草原遊牧民族在那裡相遇並融合。這個宗教的發展可能發生在貴霜帝國盤踞印度西北部邊境時期（公元前1世紀～公元2世紀）。貴霜帝國最偉大的君主迦膩色迦在後世佛教傳統中以贊助新宗教的一些最重要神學先驅而著稱。此外，根本的改進是對神聖但人格化的、被稱為「菩薩」的救世主的信仰。一個菩薩就是一個神靈，雖然它達到了涅槃的神聖境界，但是它拒絕了這種特權，以便幫助其他人得救。與此同時，這些救世主居住在通過祈禱和其他乞求就能達到的天外精神世界裡，通過一種精神支持來幫助苦苦掙扎的人類。
這些觀念的倡導者稱他們的教義為「馬赫雅納」（大乘佛教），意思是「大道」或「大車」，因而區別於「希納雅納」（小乘佛教），或「小道」。這種發展必然使佛教遠離其創立者（可能）宣揚過的超自然悲觀主義和自我解脫理想。相反，通過適當的祈禱和儀式上的祭品，崇拜者希望變成菩薩本身（雖然也許只有無數祭品之後），來世過上與基督教許諾沒有什麼不同的天國生活。
也許基督教、大乘佛教、新印度教之間的相似性應該歸因於這個時代的精神。我們可能認為，置身於西亞大型商業和行政中心的人們常常遠離家鄉，混跡於陌生人中，因此，歡迎得救的美好前景。基督教、大乘佛教和印度教——更別提其他影響較小的宗教，如密特拉教、伊西斯崇拜、西布莉女神（Cybele，古代小亞細亞人崇拜的自然女神，與希臘女神Rhea等同）崇拜和其他宗教——賦予各種背景的人以勇氣，使他們能夠面對絕望和艱難，因為這些宗教信仰都提供了來世的希望，現實的不公正都將在來世被榮耀地、永恆地予以糾正。此外，這些宗教都獨立於任何特定的地區或共同體。像後放逐時代的猶太教一樣，只要哪個地方聚集了少數忠實信徒，那麼這個地方就會爆發出被救贖的強烈願望。由於缺少那種極樂，所以宗教共同體的日常祭拜儀式就為苦難和孤獨者提供了有效的慰藉。因此，除了猶太教之外，這些宗教都與城市生活相協調，像此前的宗教一樣。由於文明社會不可避免的不公和苦難，所以這些宗教很可能使文明更容易長期倖存。
疾病與帝國
舊大陸各地之間聯繫加強的另一個後果則起了完全不同的作用。商品、宗教思想和技術不是從一個共同體向另一個共同體傳播的唯一內容。致病細菌也可以傳播，隨著聯繫的增加，原先局限於歐亞大陸和非洲某些地區的傳染病開始傳播到新地區。在以前沒有感染過這種疾病的人口中，致病細菌可能導致非常嚴重的死亡率。來自中國和羅馬的歷史文獻都表明，公元1、2世紀，它們都遭到一系列鼠疫的打擊。羅馬帝國許多地區的確開始出現人口下降，從公元200年起，如果不是更早的話，人力缺乏變成羅馬帝國當局經常面臨的難題。因此，整個歐亞大陸和非洲大部分地區更緊密聯繫引起的瘟疫，也許是羅馬帝國和漢帝國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這不是一種荒誕的看法。當然，還有其他原因：殘忍的蠻族攻擊和國內社會緊張局面顯然也起了重要作用。
即使羅馬和平和漢帝國行政管理都無可挽回地瓦解後，公元1世紀誕生的三大世界宗教——基督教、大乘佛教和改革後的印度教——仍繼續蓬勃發展，在後來的動盪歲月裡，它們吸引了大量高級文化生活。古代取得的所有成就中，再沒有什麼比這三大宗教還更鮮活地存在於當今世界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