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公元200年，希臘文化已經失去了吸引力。希臘哲學家向羅馬紳士推薦的禮貌、理智和中庸的生活方式似乎再也不能滿足時代的需要，特別是當漫長的羅馬和平在公元193年被劇烈地打斷時，經過短暫的回復後，公元235～284年又陷入長期內戰、蠻族入侵和帝國皇位爭奪。與此同時，儒家中國也遭受了同樣的災難。漢朝最後10年也因為內戰和蠻族入侵而變形，公元220年漢朝被推翻，這只是使政治和軍事混亂公之於眾而已，這種混亂已經把中國分裂為許多互相競爭的地方性割據政權。
但是，在文明世界的中心，局勢則完全不同。從裡海到興都庫什山，伊朗貴族的密集軍隊抵禦了草原騎兵的侵襲。他們的高頭大馬、重盔甲、硬弓以及為了保護作為他們依賴的租稅來源的農民，在危急關頭隨時準備奔赴戰場的決心，為中東和伊朗文明腹地提供了最有效的防禦。任何偷襲的草原騎兵都不得不穿越常年設防的鄉村，擁有最強大軍事技術的武士在鄉村地區嚴陣以待。很少有人進行這種嘗試，更少有人重複這麼做。
這道屏障背後是安全的，印度和復興的波斯文明都達到了新的優雅、複雜和宗教能力。特別是印度進入了一直被後世當作「經典的」黃金時代。至於薩珊波斯所取得的文化成就，我們所知就要少得多。殘酷的穆斯林、瑣羅亞斯德教和異端形式的基督教傳說，構成我們所知甚少的薩珊波斯文學和宗教的主要歷史基礎；當時的藝術作品只是非常殘缺不全地保存下來了。但是薩珊波斯對羅馬和中亞的影響幾乎與印度對東南亞、中國遠東的影響一樣大。因此，把公元200～600年這幾個世紀的歷史劃分為兩個「力量的領域」似乎是正確的，然後在接下來的章節裡考察印度和薩珊波斯的成就和影響。所以本章將敘述印度文明的繁榮和擴張，下一章將論述薩珊波斯的成就。
笈多帝國
公元320年，恆河下游一位精力充沛、名為旃陀羅-笈多的印度國王在一個特別儀式上自行加冕為「普天之王」。這個名字與生活在大約650年前的孔雀帝國創建者的名字完全相同。為了區分這兩者，習慣把第一個寫成旃陀羅·笈多，而在第二個的名字中間加上連字符。為了名副其實，他發動了一系列征服戰爭。不到一個世紀，他的後繼者就把從孟加拉灣到阿拉伯海的印度北部地區置於自己的統治之下。由此建立的笈多帝國一直存續到公元535年。期間的戰爭和重大政治暴力活動似乎對印度都不重要。我們只有公元455年左右發生的穿越山區的入侵記錄。雖然笈多帝國從未從中恢復統一，但是接著出現的動盪與持續的文化創造並非完全不協調。從表面上看，印度內部的武士傳統和宗教灌輸把戰爭的破壞作用減少到最低程度。正是在這些條件下，印度文明以空前的方式走向繁榮，以至於在印度人和外國人的評價中，笈多時代至今仍然是印度歷史上的高峰。
雖然王國領土廣闊，但是笈多統治者為後世梵文文學傳統留下的可以追溯的痕跡很少。因此，我們現有的信息幾乎都來自中國、錫蘭（今斯里蘭卡）和其他佛教香客的記載。因此，像印度歷史上其他不太突出的時代一樣，有關印度這個偉大時代政治、軍事、地理和歷史事件的精確記載也是缺乏的。當然，政治信息缺乏本身就是強烈厭惡政治的標誌，而厭惡政治是笈多帝國興起之前近千年裡印度社會和文化的重要特點。
笈多帝國歷代君主也許完全繼承了印度的傳統價值觀，所以他們希望政治和國家領域保持相對簡單。例如，笈多王朝的征服者似乎把允許被征服的統治者（或他們的近親）繼續控制傳統領地當作一種政策。在逐漸形成的基礎上，笈多帝國的利益能夠被居住在附庸國王宮廷的人所充分代表；在國家事務中，尊重禮儀的做法也讓笈多帝國皇帝感到心滿意足。
笈多帝國也資助復興的印度教，作為這種宗教政策的一部分，他們可能也接受了印度教的法律觀念，儘管這些觀念與統治者處理事務的範圍很難統一。相反，印度教主張，《吠陀》是最高權威的源泉，其後依次是解釋《吠陀》的經典著作（如婆羅門），聖人的榜樣，最後是個人的偏好，即國王或其他公共權威頒布的法令。
這些觀點表現在笈多時代編寫而成的《摩奴法典》（Dharma shastras）中。它們從此成為印度教徒生活的基本準則。例如，《摩奴法典》通過詳細闡明在許多特定場合不同種姓的行為規範而鞏固了種姓制度。它宣稱，此生忠實地履行種姓職責，那麼這將為靈魂來生投胎高級種姓作準備。在人的一生中，高尚的道德行為最終將允許靈魂永恆地進入物我合一的境界。但是與此同時，每個人的道義責任是遵守自己的種姓傳統，參加與生俱來的種姓集團的宗教儀式和活動，無論這種習慣多麼粗陋、簡單或非理性。
因此，宗教、法律、神秘的形而上學、粗陋的迷信緊密地交織在一起，互相強化，並且——這就是我們迄今所知的笈多時代公共和政治生活的全部——國家的事務似乎也完全適合同樣的習慣。
梵文學術
三個組織機構促進了這個時期的文化發展。王宮資助藝術家、作家、音樂家、占星家、天文學家、醫生和其他專業人員。神廟是可與王宮相媲美的文化創造資助者，為了適度奢侈地敬奉神祇——濕婆神和毗濕奴神，或它們的任何一種化身，維持人類君主雄偉莊嚴的各種活動也是必需的。第三，在王宮和神廟之後，還有古代的書院，那裡積累了大量梵文口頭文學，代代相傳。
在這些書院裡，最重要的關係是聖人與門徒，這些門徒來到聖人身邊，專心學習聖人願意傳授的任何傳統智慧。背誦《吠陀》和其他經典著作，特別是正確的發音和語法，是這種教育制度的核心。長期以來，對這些經典著作的註釋及對註釋的註釋大量增加，即使記憶力最好的人也難以記住，因此，組成各種「書院」的專家也只能在梵文學術中彼此分工，各有專攻。
笈多時代梵文復興充分證明了書院制度的聲望和實際重要性。在佛陀時代，梵文已經變成了一種學術語言，婆羅門祭司在宗教儀式中吟誦它們，否則就會被遺忘。早期佛教經典用當時大眾語言的文學形式寫成，所有這些語言都起源於梵文，但是又與梵文有很大區別，猶如法語和西班牙語之不同於拉丁語一樣。同樣，孔雀帝國在行政管理中也使用了大量方言。笈多時代這一切都被改變了。梵文再次成為鮮活的文學語言，最精巧雅致的新作品都用梵文編寫。
梵文大肆復興的原因之一也許是各地方言之間交流困難的加劇。正如日常宗教不同一樣，文盲的口語種類增加了，與阿育王統治時期相比，所有的人都更有必要懂得通用的語言，阿育王時期方言較少，交流的困難比較容易克服。
但是使梵文得以復興的重要事實是書院制度，任何追求知識的人都能在書院學習梵文。一群人講著同樣的語言，追求同樣的知識，並且世代相傳。在笈多時代，這群受過教育的人在各個文化活動領域裡實際上都佔據主導地位。當然，他們取代了原先把梵文學術當作無助於靈魂得救的包袱的佛教徒。佛教在印度最終失敗的一些原因已經在第四章討論過了。婆羅門梵文學者裡隨時準備積極地應對此後三四個世紀來自希臘、伊朗世界的外來文化刺激，這是他們能夠戰勝越來越富有、與世隔絕、遁世的佛教僧侶的另一個原因。
梵文學術視野擴大的最明顯表現是在天文學和醫學領域，希臘對它們的影響顯而易見。但是吸收希臘關於天體運行的機械論以及占星術所需的數學知識沒有使梵文學術僵化為呆板、異化的模式。相反，人類思想史上的偉大發明之一、數字表示法的十進制就於公元270年前出現在印度。我們稱為「阿拉伯數字」的簡便數字表示法與字母文字一起，被認為是人類最傑出的發明之一，而阿拉伯人正確地把它歸功於印度。一旦這種數字表示法被發明，那麼計算就變得相當容易和快捷。因此，市場事務和理論數學家的抽像思考都被極大地促進。同樣，完善的數字表示法傳播得非常緩慢。在很長時期裡，它僅僅是專業人員的數學玩具，他們也繼續使用古老的數字表示法。直到公元10世紀，阿拉伯人才在日常計算中使用，兩個世紀後，這種數字表示法傳播到歐洲。
梵文文學
梵文學術的核心不在自然科學，而在文學和語言學成就。由於擁有古代的、學術的和宗教的語言優勢，所以語法學得到了發展。帕尼尼編寫了一部經典的梵文語法，但是他的生活時代難以確定。
同樣，印度兩部偉大英雄史詩的準確文學歷史也難以復原，因為經過長期口頭流傳和加工，它們留給現代學者進行分析的線索很少。但是，可以肯定的似乎是，《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那》在笈多時代編輯成型。《摩訶婆羅多》是一部長篇史詩，篇幅相當於基督教《聖經》的3.5倍，它記錄了大量事件，但其核心是古代敵對的貴族戰車兵聯盟之間的英雄戰爭故事，它們肯定來自非常古老的雅利安時期游吟詩人的歌曲。在某種意義上，背誦這些歌曲變成了婆羅門教儀式的一部分。婆羅門祭司認為，把傳統神話中的血腥暴力與各種祈禱文和宗教教學課程混雜在一起是合適的。如果基督教的教父曾經把荷馬的《伊利亞特》改編為基督教教義手冊，那麼效果將是相似的。貫穿主題的故事有時持續幾百頁。《羅摩衍那》的篇幅較短，編寫得也更緊湊。它是英雄羅摩及其妻子悉多的故事，他們在漫長的冒險過程中經歷了各種考驗和苦難，最終得以團聚。
《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那》在印度廣為流傳，至今仍然家喻戶曉。許多故事成為後世文學創作的源泉，非常類似希臘戲劇作家利用荷馬和赫西俄德的著作展開故事情節，或者如莎士比亞利用意大利和古典作家的著作來構思戲劇情節一樣。後來印度的全部文學傳統都是由此形成。在此期間，這兩部史詩形成了迄今仍然可資借鑒的文學結構和討論的宇宙觀。
沒有任何人可以被認定為《摩訶婆羅多》或《羅摩衍那》的作者；顯然，兩部史詩的文本經歷了很長時間才在笈多時代最終定型。梵文戲劇的歷史則不同，因為保留至今的戲劇都附了作者的名字，而且帶有為王宮演出而創作的單個人的標記。一些希臘技巧的舞台術語的使用表明，希臘模式對梵文戲劇具有一定的影響。但是至於究竟有多重要，仍然是一個激烈爭論的問題，因為梵文戲劇擁有自己的習慣，印度的戲劇作家通常取材於史詩的傳統史料。
迦梨陀娑（約公元400～455年）是最著名的梵文戲劇大師。他的劇作被尊為經典，他創作的敘事詩和抒情詩顯示了優雅的感情，也許正是因為有點兒太自覺和矯揉造作，所以強烈地吸引了20世紀西方人的注意力。迦梨陀娑作品的這些方面在他死後由其他宮廷戲劇作家繼承和發揚，以致華麗的台詞和技巧最終破壞甚至模糊了其含義。
笈多時代的藝術
偶然保存下來的作品使我們對笈多時代雕塑藝術的情況難以做出公正的判斷。後來穆斯林征服者以偶像崇拜為借口，系統地毀滅了印度北部的神廟。因此，笈多帝國中心地區印度北部保留下來的印度教藝術作品非常稀少。南部少量雕塑雖然可以追溯到笈多時代，但是相當粗糙，不能完全反映雕塑藝術水平。顯然，在塑造形態可以互相轉換的神的形象時，藝術家遇到了難題，因為印度教大量神祇都與濕婆神和毗濕奴神後來的化身有關。保存至今的雕塑作品使我們能夠對它們進行評價，但是這個問題在笈多時代沒有被成功地解決。
另一方面，佛教藝術達到了後世無法企及的完美境界。阿健陀石窟中的繪畫的確名不虛傳，反映了笈多文化的奢華和細膩特點。少量佛教雕刻作品也倖存下來了，表現了同樣的藝術技巧——僅僅帶有些許頹廢的暗示——那就是阿健陀繪畫的特點。
印度宗教從未與文化生活的其他方面完全分離。法律著作、兩大史詩、紀念性的神廟、宗教儀式上的雕像和其他視覺藝術作品，更別提無法復原的音樂和舞蹈作品，都是印度教的組成部分，它們在一定意義上處理人與超自然之間的關係，每個部分都以自己的方式幫助確定人類經驗的某個關鍵方面。但是，印度教明確的教義直到笈多時代後的幾個世紀，當商羯羅（約公元788～850年）提倡一種僧侶的、卓越的哲學時才被編寫，後來穆斯林和基督徒批評印度的傳統信仰時，印度教的捍衛者經常引用這種哲學。
笈多時代在許多文化領域取得的完美成就給印度教和梵文文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但是沒有給它們注入任何迥異的或新的因素。一般認為，最完美和均衡只有在重大的創新之後才能取得。這是笈多時代作家和學者忠實地進行的工作，他們愉快地保持在前輩規定的範圍內，能夠以後輩無法超越的方式，完善和改進流傳給他們的作品。
印度文明向東傳播
印度之外的地區也能感受到笈多黃金時代的魅力。印度文化的主要傳播者是商人和僧侶，而不是像把希臘文化傳播到中東，或把希臘—羅馬文化傳播到高盧那樣的士兵。在東南亞，印度文明與相鄰地區先前存在的文化沒有產生很多競爭。因此，這裡興起了更偉大的印度。公元100～600年間，一系列地方性國家和王宮興起，如緬甸、蘇門答臘、爪哇、馬來亞、暹羅（泰國）和越南，它們迫切地輸入盡可能多的印度文明。
在喜馬拉雅山以北，印度商人和僧侶則遇到了完全不同的情況。中國、波斯和希臘—羅馬的人口都不願意徹底拋棄他們的傳統，甚至當他們情不自禁地被印度文化的某些方面所吸引時，他們被吸引的首先就是印度聖人長期實踐的神秘的禁慾主義技巧。因此，只有印度文化的某些方面在文明世界其他地區扎根和繁榮，儘管印度對東南亞的影響只因當地的野蠻文化和簡樸的村社而被淡化了。
在東南亞，神話傳說提供了印度生活方式如何滲透到孟加拉灣和南中國海及河流沿岸、崇尚和平的村社共同體的一些信息。典型的情況是，印度商人與酋長家族的女子通婚，利用這種有利地位，他們開始樹立對周圍村社的文化—政治領導地位，直到最終一個小國家形成。在這種國家中，國王的權力主要依靠巫術觀念，這種觀念把土地的豐饒與國王人身的潛力緊密聯繫起來，並且由此創立了一種儀式的石頭象徵物（即男性生殖器），名為「林伽」。神廟和宮殿都設計為王室居住，不久，比較壯觀的「林伽」更全面地表達了這些觀念。起初，當地統治者試圖模仿印度宮廷生活，盡量奢侈而準確地按照印度風格裝飾宮殿。他們甚至從印度進口紀念性雕像和其他宗教儀式所需要的物資。但是公元600年前不久，獨立風格的發展，不僅預示了後世豪華的建築和雕刻，而且證明東南亞宮廷擺脫了他們以前學習的樣板。
也許應該強調的是，印度宮廷生活方式和建築風格的輸入對東南亞的芸芸大眾影響非常小。更沉重的勞役和稅賦也許是村社人口唯一能感覺到的變化。但是當然，羅馬人統治的不列顛和高盧鄉村人口也有同樣的感受，他們根本無法分享主人的希臘化文化。從地理範圍看，印度文化擴張到東南亞比希臘文化向西擴張要廣闊得多，而且也許可以說，影響了更多的人口，因為印度模式對世界上這個地區土著文化的影響持續到今天。
佛教僧侶到達遠東
在印度向東南亞擴張的最初階段，儘管佛教曾經發揮了作用，但是在該地區最流行的是印度教的宗教思想和儀式，也許因為印度教比佛教對當地的宗教傳統更加寬容。印度教從未對喜馬拉雅山以北地區產生重大影響。相反，佛教像滾滾洪流，湧入中國，然後從中國於公元200～600年傳播到朝鮮和日本。
中國接受佛教構成了與儒家傳統和價值觀的有意決裂。的確，對於冷靜理智、追求現世世界和中庸之道、強調家庭和政治責任的儒家來說，沒有什麼比追求遁世、宣揚禁慾、拋棄所有正常人際關係的印度佛教顯得更格格不入的了。也許正是這種截然反差吸引了中國人。因為當漢朝政府開始失去對全國的控制時，蠻族入侵給悲慘的內戰增添了新的暴力，儒家先哲們提出的中庸和禮儀建議可能聽起來顯得空洞，正如希臘哲學的安慰對同期羅馬人的耳朵一樣。在這樣的時代，人們需要更猛烈的靈魂醫藥。羅馬人在基督教中找到了答案，中國人在佛教中找到了答案。然而，雖然佛教最終在中國得到了大批信徒，但是精通古老儒家學說的名士從未消失，他們對佛教那種顛覆正常生活和政治紀律的教義——至少表面上如此——一直持懷疑態度。
為了獲得正確的佛教知識和佛像，許多中國朝聖者旅行到印度，拜謁佛陀生活的場所。其中有些朝聖者帶回了汗牛充棟的佛教經典，並著手組織系統的佛經翻譯。但是到公元600年，渴望佛教知識的最初階段已經順利地結束了。
中國佛教從未密切關注導致印度四分五裂的各個宗教派別之間的差異，印度佛教僧侶終生為之獻身的複雜的形而上學思辨對中國人也沒有吸引力。但是，神秘的頓悟、從世俗社會隱退到愛好思索的共同體的確滿足了追求秩序和心靈寧靜的人的需要，而中國的儒家和道家傳統都無法解決這些問題。因此，中國的佛教很快就開始朝著自己的方向演變，從根本上擺脫了印度佛教衰落的軌跡。
佛教給中國帶來了一種獨特的新藝術。希臘和印度因素已經在中亞混合，產生了一種莊嚴的、令人印象深刻的風格。佛教藝術為了適應中國環境而迅速進行了調整，到公元600年，一種有效而明確的中國風格已經發展出來了。在接受佛教之前，中國藝術主要是裝飾性和幾何風格的。佛教藝術極大地豐富了中國菩薩形象的自然主義描繪，即身著人類服裝的神聖救世主。此外，佛教的壁畫和雕刻常常試圖訴說一個故事，這就要求藝術家暗示人物之間的空間和關係。佛教藝術的這些方面表明了中國藝術傳統的極大豐富，即使大多數中國人反對佛教本身，它們仍然極其重要。
佛教對朝鮮和日本的影響具有更深刻的特點。這兩個國家先前都不存在值得誇耀的、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化。當中國正在迫切地吸收佛教時，它們發現自己處於中國影響範圍的最邊緣。因此，正是披著佛教外衣的中國文明吸引了朝鮮的國王及其宮廷，公元372～528年，四分五裂的朝鮮各國國王把佛教定為國教。由於更加遙遠，所以日本更無準備吸收最近的中國文明模式。但是，公元552年，一個佛教傳道僧團到達這個「日出之國」，並取得了重大的成功。從此，日本列島就加入了以中國為中心的文明（和半文明）國家之列。
印度對西方的影響
印度對文明世界的伊朗和羅馬的影響遠不如對遠東和中亞那麼明顯。關於印度對歐洲和西亞產生過什麼重大的影響，學者們意見並不一致。問題是缺乏記載。如果伊朗和羅馬世界的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禁慾者受到了來自印度的任何重要方式的影響，那麼他們無法下此結論；從事件的性質看，我們不能指望有過任何記載。可以肯定地說，往來於印度與亞歷山大裡亞的卑微民眾有充足的機會交流，被認為是來自印度禁慾者的、令人驚奇的傳說故事。的確，我們知道至少有一名印度聖人到過地中海，因為他在雅典當眾自焚，由於這個事件太令人興奮和驚奇，所以被記載下來了。但是那些自稱出現了幻覺，並把它解釋為遇到了上帝的基督教修道士的記載，就不能被認為印度的偶像崇拜者在幾個世紀前就已經這樣做了。但是基督教禁慾活動與印度聖哲的虔誠是如此相似，埃及、敘利亞早期修道士所包含的聖潔方式也非常類似於古代印度禁慾者的遁世做法。一些早期基督教修道士可能從傳說或印度禁慾者的實踐活動中選擇了一些關於如何成為聖徒的有用線索，這似乎完全是可能的，但是仍然無法證實。
在哲學領域——曾經是希臘異教理性主義的驕傲和奧秘——普羅提努斯（卒於公元270年）引進了新的主題，強調神秘主義，這些類似於長期研習《奧義書》的學生的思想。至少普羅提努斯及其同時代的人都意識到印度哲學的存在，它像希臘傳統一樣博大精深。
西方人可能一直低估那些隱蔽而有限地影響他們歷史的文化運動的重要性。因此，有必要強調這個事實：印度文明擴張到東南亞，以及它對中國、朝鮮和日本生活方式的影響，使人類一半多的人口帶有共同的文明色彩。如果亞洲擁有任何把印度與中國、日本、朝鮮、蒙古、緬甸、柬埔寨、錫蘭各民族聯繫起來的文化傳統的共同體的話，那麼它應該歸功於古代印度文明，特別是它的宗教。
希臘文化的成就並不更加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