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6年，一支阿拉伯軍隊打敗了羅馬（拜占庭）的敘利亞和巴勒斯坦守軍，永久性地清除了羅馬在這兩個行省的勢力。不久，其他阿拉伯遠征軍隊攻佔了美索不達米亞（641年）和埃及（642年）。到651年，伊朗也被兼併進由這些勝利而剛剛建立的伊斯蘭教帝國的版圖。先知穆罕默德（卒於632年）允諾的新宗教啟示狂熱激發了這些非凡的勝利。更為突出的事實是，穆罕默德激發的宗教信仰使殘酷的阿拉伯征服者及其後人能夠把一種新興的、獨特的伊斯蘭文明嫁接在中東從歷史上繼承下來的、多種多樣的且經常互相對立的、在文明之初就達到繁榮的文化之上。
穆罕默德的生平
在穆罕默德時代，阿拉伯分裂成許多好戰的部落，有些部落過著遊牧生活，有些在綠洲中過定居農業生活，或者在城市裡從事貿易活動。猶太教和基督教都曾經傳播到阿拉伯半島，但是穆罕默德的出生地麥加仍然是異教的。作為一個年輕人，穆罕默德也許跟隨運輸貨物的駱駝商隊到過巴勒斯坦邊境一帶的城市。大約40歲左右，他開始陷入精神恍惚，並聽到奇異的聲音，他立即認為這是天使加百列附體，指示他服從安拉的意志。在這些經歷的促使下，穆罕默德開始宣傳安拉的唯一性和全知全能、末日審判的即將來臨、服從安拉意志的必要性等。他將自己的思想稱之為「伊斯蘭」，意即「服從」安拉。每天祈禱5次，交納天課，一生至少到麥加朝聖1次，戒食酒和豬肉，每年齋戒一個月，從日出到日落，這些就是穆罕默德要求信徒履行的主要義務。這位先知揭示說，服從安拉將獲得死後進入天堂的報答，偶像崇拜者和其他邪惡者將注定要永遠遭受痛苦的煎熬。末日審判時身體復活是穆罕默德非常強調的另一個重要教義。
最初，先知設想猶太人和基督徒將承認他的教義是上帝旨意最後、最完美的表述。穆罕默德相信，因為安拉是曾經與亞伯拉罕、摩西、耶穌及其他所有希伯來先知對過話的同一個神祇。由於安拉不能自相矛盾，所以穆罕默德自己的啟示與更古老的宗教教義的差異，完全歸咎於人類在保留真正的神聖信息方面所犯的錯誤。
少數麥加人接受了穆罕默德的啟示，但是大多數人拒絕放棄被穆罕默德斥責為偶像崇拜的傳統信仰。622年，穆罕默德從麥加逃往麥地那，這個被分裂所折磨的綠洲城市的一個派系邀請他前往，期望他以局外人的身份調解他們的爭端。從此，穆罕默德變成了一個政治領袖和立法者。在麥地那，穆罕默德首次直接接觸猶太人，但是後者拒絕承認他的權威。因此，穆罕默德驅逐了他們，把他們的土地分封給自己的追隨者。不久，穆罕默德征服了另一個猶太人居住的綠洲，這次他讓居民佔有土地，前提是他們以人頭稅形式交納貢金。這些初次相遇者非常重要，因為在確立穆斯林統治者與他們的猶太教（後來包括基督教）臣民之間的關係方面，他們無疑是先例。
在麥地那時，穆罕默德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追隨者和皈依者。因此，信徒團體很快便感到在狹小的麥地那綠洲內維持生計的壓力。明顯的解決方法是搶劫麥加人的駱駝商隊。第一次搶劫獲得了成功；不久其他搶劫活動繼續，直到麥加的抵抗瓦解為止。穆罕默德勝利地返回麥加，然後繼續在伊斯蘭教旗幟下統一阿拉伯半島，部分地通過戰爭，但是主要通過外交和談判。
當統一幾乎要完成時，穆罕默德去世（632年），沒有留下兒子。他的老朋友和親密追隨者阿布·伯克爾被推舉為哈里發（即「繼承人」），領導穆斯林團體。他很快就不得不面臨阿拉伯酋長們普遍解除效忠關係的局面，這些酋長們覺得他們對穆罕默德的服從並不要求他們效忠整個穆斯林團體。但是當戰爭來臨時，穆罕默德最核心的堅定皈依者的狂熱和信仰再次盛行。阿拉伯各部落酋長再次被迫在新信仰的旗幟下統一起來。這次危機剛剛度過，阿布·伯克爾就去世了（634年）。領導權傳給了歐麥爾（哈里發，634～644年）。歐麥爾不僅虔誠，而且是一位成功的將軍和行政管理者。
阿拉伯的征服和倭馬亞王朝的哈里發
阿拉伯半島的統一拉開了阿拉伯一系列征服戰爭的序幕，這些征服把整個古代中東（除小亞細亞外）、印度河流域下游沙漠地區（到715年）、北非甚至西班牙（711～715年）都置於穆斯林的控制之下。沒有軍事變化能解釋這些勝利。阿拉伯軍隊既不人數眾多，裝備也不特別，但是真主與他們同在、戰死疆場的人將在天堂過上快樂生活的信仰，以及歐麥爾傑出的領導才能，足以使阿拉伯人比對手佔有優勢。
但是，715年之後，輕鬆的勝利不再了。拜占庭的城市抵禦了強大而漫長的圍攻（717～718年）。這個重大失敗可與中亞一系列邊界衝突的失敗相比，到715年，突厥軍隊把穆斯林趕出了伊朗東部。不久，法蘭克人在高盧中部的都爾戰役中擊退了穆斯林軍隊的進攻（732年）。
這些軍事失敗，加上最初的宗教狂熱和信仰的必然消退，給穆斯林團體內部帶來了嚴峻的問題。在第一、二代人時，阿拉伯武士多少還與被征服者隔絕。歐麥爾建立了特別的駐軍城市，阿拉伯人在部落首領的管轄下定居於這些城市。每個武士獲得來自租稅的一份軍餉，租稅大致按照傳統的羅馬和波斯官僚機構的方法徵收。這套制度起初運行良好，甚至當伊斯蘭教團體從最初領導人傳到能力稍遜的人手中之後，它仍然有效地運行。
644年，當歐麥爾被暗殺時，它第一次面臨著考驗。倭馬亞家族的一個部落首領繼承了哈里發的位置，直至750年。倭馬亞王朝以敘利亞的大馬士革作為都城。倭馬亞哈里發的權力取決於他們在扮演三種截然不同的角色時能否精心保持平衡。首先，哈里發必須平衡阿拉伯各個酋長、部落之間的關係，以防他們互相敵對。其次，他還必須掌管從羅馬和波斯前輩那裡繼承下來的官僚機構，並利用它向大多數人口徵稅。第三，哈里發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充當穆斯林團體的宗教領袖。
在這三種角色中，倭馬亞家族沒有充分扮演好的角色是第三種。那些力圖瞭解安拉意志並嚴格踐行的嚴肅而虔誠的人不滿於倭馬亞王朝帶來的前景。只要軍事成功不斷持續下去，那麼這種不滿就不會產生什麼政治後果。但是715年後，當穆斯林第一次遭到沉重的失敗打擊時，一些虔誠的反對派要求勝任的、由安拉選擇的哈里發，這就變成了一件嚴肅的事情。
作為大量人口的管理者，倭馬亞王朝也遇到了越來越多的困難。許多基督徒、瑣羅亞斯德教徒和其他宗教的追隨者發現伊斯蘭教教義簡單、法律精確、在現實中大獲成功，具有相當的說服力。從原則上說，這些皈依者加入信徒行列是受歡迎的。但是當皈依意味著免除稅賦——正如最初的事情那樣——那麼宗教的成功則意味著嚴重的財政拮据。此外，穆斯林團體仍然按照部落來組織，部落不能也不會歡迎眾多外來人加入自己的行列。阿拉伯人公然不顧穆罕默德啟示中的命令，輕蔑地看待新近皈依的人，也不把他們當作伊斯蘭教團體中的完全平等的成員。
744年，有爭議的繼位引發了內戰，上述各種緊張關係都達到頂峰。內戰以倭馬亞王朝（除了倭馬亞家族一個後裔在西班牙聲稱擁有權力）被推翻結束。當一個叫作「阿拔斯」的阿拉伯家族獲勝，並把都城建立在美索不達米亞的巴格達時，阿拉伯駐軍的特權地位也被取消了。他們的軍事支柱是波斯的皈依者。因此，毫不奇怪，從一開始，阿拔斯王朝的政策就帶有強烈的薩珊波斯前輩的風格。以前非常重要的阿拉伯部落集團解體了，因為部落駐軍不再像倭馬亞王朝時期那樣從部落酋長那裡獲得報酬。在阿拉伯人區域，古老的遊牧生活方式保留著，因此，部落關係沒有發生變化。但是在帝國的農耕地區，阿拉伯人與其他人口融合起來，他們通常是地主，或享有其他特權地位，但是很快就忘記了他們的部落身份和紀律。而熟悉的帝國模式取代了所有的行政管理，伊朗和突厥或其他僱傭兵則越來越成為了哈里發軍事力量的核心。
這些與非常古老的帝國先驅大相逕庭的做法滿足了皈依伊斯蘭教的非阿拉伯人的需要，他們現在像其他地方的每個人一樣，是遙不可及的哈里發的臣民。但是這些變化根本無法滿足虔誠的穆斯林的要求，他們熱衷於探究安拉的意志究竟有什麼特殊性。阿拔斯王朝政治家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對後世伊斯蘭教社會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與前朝把宗教權威與軍事和政治領袖地位聯繫起來不同，阿拔斯王朝把具有宗教意義的所有事務的管轄權悄悄地轉移給擁有伊斯蘭教知識的專家——他們被統稱為「烏裡瑪」（ulema）。
穆斯林的經典和神聖律法
烏裡瑪集團很快便發展起來了。那些在行動中遇到問題的虔誠穆斯林希望知道真主對這些事情進展的指示。獲悉真主意志的方法是從先知的言行中尋找先例。但是普通人不熟悉先知的這些言行，不得不求教於專家。隨著先知的第一代同伴去世，先知的言行需要系統地學習。麥地那相當自然地成為研究穆罕默德生平詳細情況的首選之地。先知去世幾年後，他受神啟的言論都按照順序被收集起來。由此獲得的手稿即《古蘭經》，從此成為穆斯林宗教權威的最大寶藏。
《古蘭經》沒有提供直接指導的許多事情也不得不設法解決。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擁有淵博的伊斯蘭教知識的專家，首先匯報從先知夥伴那裡流傳下來的有關穆罕默德的日常言行——真實的或虛構的。當這個方法失敗了，那麼與穆罕默德聯繫緊密的人的行為將會有幫助。當這些「傳統」也不能對這種事情做出評判時，那麼烏裡瑪就只好利用相似的言行來解決疑難。如果相似的言行也不能提供有說服力的指導，那麼他們就只能依靠虔誠信徒的建議，他們認為安拉不會允許整個團體都錯，無論個人的判斷可能多麼荒謬。
通過利用這些方法，伊斯蘭教學者迅速編訂了一套精細的法律制度，並認為它表達了安拉的意志。當然，這些神聖律法是不可更改的，因為安拉不變。它也是相當詳細而特別的，因為所有努力的目標是毫不含糊地解釋在特定情況下安拉所希望的人們的行為。所以伊斯蘭教神聖法律後來被證明是穆斯林社會背負的一個沉重包袱，因為它既不能廢除也不能修改。
然而，在阿拔斯王朝統治下，神聖律法猶如新鑄的金幣那樣熠熠閃光。對人們來說，安拉的意志似乎在那裡已經被明確地揭示出來了，它有利於信徒完全遵循那明確而肯定的條款。這並不難做到，因為學者尊重《古蘭經》和「傳統」的準確知識、神聖律法的細節，他們住在每個較大的城市裡，隨時準備審理任何涉及道德良心的案件。許多影響私人和個體生活的事務的控制權，因此被轉移給這些宗教專家。虔誠的穆斯林因此能夠感到真正發生作用的每件事情都是由最明智的人控制。與之相比，誰碰巧掌握中央政府、徵稅、駐守邊疆、享受宮廷生活的奢華等就無關緊要了。
所以，由令人尊敬、只虔誠地服從安拉的先知繼承者領導的完全神聖的團體的早期理想，被大多數穆斯林有些不情願地放棄了。但沒有全部被放棄。一些頑固的理想主義者堅持最初的觀點，因而變成異端。其中許多人堅持認為，只有先知的女婿阿里才是信徒團體的合法首領。當阿里的直繫在第12代絕嗣時，一些人爭辯說，先知的真正繼承人已經退出了這個不可救藥的邪惡世界，但是將來會返回，以強大的威力向那些背叛了真理、對安拉命令陽奉陰違的人復仇。極端教派分裂為眾多小派別。其中有些派別特別不容忍阿拔斯王朝，或者任何的確缺乏他們那種堅決不妥協理想的合法的權威。這些集團被稱為「什葉派」。那些願意生活在阿拔斯王朝政策範圍之內的多數人被稱為「遜尼派」。
遜尼派—什葉派分裂貫穿伊斯蘭教歷史，直到今天。同樣，阿拔斯王朝妥協給世俗政府管轄權的限制也影響了後來所有伊斯蘭教國家的政策。
神聖律法自治管理的一個重要後果是，穆斯林的政治權威希望其他宗教團體領袖必須為其信徒的私人和宗教事務的立法工作提供指導，就像烏裡瑪指導穆斯林的生活一樣。因此，基督教和猶太教團體的廣泛自治就得到了保證。
穆斯林法典的第二個重要意義是，一個人要麼全盤接受伊斯蘭教，要麼堅決拒絕。中間路線是不可能的。要麼承認穆罕默德是安拉的最後一位、唯一的先知，神聖律法的隻言片語也是對人類表達的安拉意志，要麼這些主張都是虛假的。從邏輯上找不到任何中間立場，事實上也發現得很少。總而言之，伊斯蘭教把猶太教和基督教先驅教義的不寬容推向極致。
伊斯蘭教表達出來的宗教渴望很快就對中東和北非數百萬人的日常生活產生了巨大影響。作為各種宗教討論所需工具的阿拉伯語學習變成了宗教虔誠的一部分。因此，與伊斯蘭教傳播攜手而來的是語言的迅速變化，阿拉伯語取代希臘語和/或阿拉美語，成為中東各民族的日常生活用語。但是波斯語仍然在伊朗使用，雖然一度不再用於文學目的。
阿拉伯的宮廷生活和文化
在伊斯蘭教形成之前的阿拉伯半島，歌頌部落和個人英勇的詩歌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穆罕默德厭惡這些與他的神啟言論相競爭的詩歌。但是阿拉伯武士不顧先知的教導，仍然培養了對詩歌和韻文的愛好。在前面幾代阿拉伯人經歷的安逸閒暇生活裡，詩歌對武士理想的表現得到了強化，因為他們開始依靠向新臣民徵稅維持生活。結果，一種宮廷風格的紳士生活在阿拉伯武士中發展起來，這顯然違背了虔誠的穆斯林理想。例如，儘管穆罕默德明令禁止飲酒，但飲酒是紳士行為準則的一部分。更普遍的是，對世俗世界享樂的衷心欣賞、對優雅舉止的追求、對事物的自豪、憎恨以及喜愛等，都與徹底服從安拉的虔誠導向不相符。只有在政界高層，特別是在哈里發本人的宮殿裡，這種世俗的、享樂的、貴族本質的生活方式才能自由地繁榮。
從歷史上繼承的第二個因素也頑固地阻礙了富有活力的伊斯蘭教虔誠擁護者的追求。深深扎根於希臘人中的探索奧秘的習慣不能被完全壓制。當然，在宗教事務上，通過拒絕回答思辨神學的問題，烏裡瑪堅決而且總體上成功地抵制了誘惑。他們認為《古蘭經》和「傳統」已經提供了一個人所需要知道的一切，這是不言自明的真理。
但是，穆斯林——或者至少穆斯林中的富人——並不打算排斥兩種職業服務：預卜未來的占星家和治病的醫生。當然，占星術和醫學深深地浸染了希臘思想。因此，在進行這些活動時，穆斯林必然把大量希臘思想傳統輸入自己的學術之中。而且一旦穆斯林開始探究事物的理性，那麼就很難加以控制。不久，好奇心就蔓延到與醫學或占星術沒有直接關係的事物。阿拔斯王朝的一些哈里發甚至變成了學術贊助人，組織人員系統地翻譯希臘和印度的科學和哲學著作。大量希臘知識和一些印度學術（如十進制計數法）就這樣傳入阿拉伯，激發了一批宮廷和職業人員的好奇心。
十進制帶來的簡便而精確的小數點計數法，刺激了阿拉伯數學家歸納出我們現在以其阿拉伯名而稱為「代數」的數學運算方法和關係。這把阿拉伯人對數字的理解帶到全新的方向，與希臘數學思想的幾何風格大相逕庭。
科學好奇心指向的第二個富有成果的領域是煉金術。煉金術士獲得的許多思想和一些技術似乎都起源於中國的道士。但是阿拉伯人帶著極大的熱情尋找「哲人石」，長期不辭辛勞地試圖把一些普通金屬變成黃金。在此過程中，蒸餾、加熱、溶解等方法，以及改變物質物理形態的其他方法都被發明或改進了；許多化合物被成功地合成，儘管關於化學反應的觀點是十分荒誕的。阿拉伯人超過希臘人成就的另一門科學是精確的光學——穆斯林在磨製眼鏡鏡片以適合數學曲線時獲得的技巧的結果。但是這些改進並未動搖諸如醫學中的蓋倫、天文學中的托勒密等偉大權威的地位。除了數學外，阿拉伯的科學一直忠實於希臘的原則，只有少量細節偏離希臘權威。
阿拔斯帝國
因此，在阿拔斯王朝統治下，希臘理性主義和科學傳統、伊斯蘭教產生之前被阿拉伯部落人口珍視的貴族武士理想、虔誠的穆斯林急切成聖的特點等，都在帝國官僚制度和主要受波斯原型啟發而形成的軍隊庇護下得到發展。這種融合使文明豐富多樣，超過當時歐洲所知道的任何文明，堪與遙遠東方的唐朝中國相媲美。
但是兩個弱點仍然存在。第一，在國內，以民族也許還以穆斯林社會內部經濟分化為基礎的什葉派經常發動叛亂。公元800年後，正是從這種宗教—社會分裂中崛起的各地封建主開始瓦解帝國的結構。第二，阿拔斯帝國北部邊境不能長期抵禦來自草原的殘酷壓力。因此，從草原滲透來的突厥士兵和冒險家逐漸控制了政治，甚至巴格達。但是直到1258年，他們一直讓阿拔斯家族的成員繼承王位，以掩蓋他們篡奪了實際權力的行徑。但是此後不久，各個行省的叛亂加上宮廷政變，導致中央政權崩潰，甚至對美索不達米亞—敘利亞等帝國腹地也失去了控制。
因此，來自亞歐草原及其臨近地區的突厥部落的伊斯蘭教新派系，不僅使神秘的探索者可以尋求早期伊斯蘭教未留餘地的宗教啟蒙形式，而且賦予穆斯林世界一種非常不同的特點。公元1000年大致對應著這些轉變的開端，也對應著穆斯林與印度教徒、基督徒關係的重要變化。但是在進一步追究這些事情之前，我們必須及時折回腳步，概括其他文明民族對伊斯蘭教興起、伊斯蘭教征服者橫跨舊大陸在中東成功地建立新的文明模式所做出的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