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伊斯蘭教迅速成為有凝聚力的法定生活方式，所以其相鄰民族不得不面臨選擇：完全接受或完全拒絕。與此前的宗教在文明生活中沒有發揮如此重要作用的時代相比，伊斯蘭教把文明世界劃分為更緊密的單元。但是，跨文化邊界的刺激仍然起著重要的消極作用。在抵制伊斯蘭教過程中，南亞次大陸和基督教世界不得不形成比以前更強有力的特色。
600～1000年間幾個世紀的第二個總體特點是半文明生活方式傳播到此前文明地區的北部和南部邊界。例如，在「遠西」，到1000年，凱爾特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部落都被納入基督教世界的範圍之內。隨基督教而來的至少包括初步的高級文化和文明社會秩序。與此同時，在東歐和中亞，突厥各部進入文明的邊緣地區。組織得最好的突厥國家沒有接受相鄰文明民族已經創立的宗教，而是更喜歡猶太教（如哈札爾人）或摩尼教（如維吾爾人）。他們因此保留了更多的精神和文化獨立性。
由於遊牧、戰爭、駱駝商隊貿易仍然支配草原上突厥人的部落生活，所以他們比較容易與當時主要從事農業的社會保持宗教和文化的分離。但是，再往西，蠻族與文明團體之間就不存在這種差異。相反，農業技術的大幅提高使日耳曼人和其他蠻族把歐洲平原北部的森林地區開墾為耕地。因此，與草原地區相比，從地理和社會角度看，文明現在能夠以更全面的意義傳播到歐洲「遠西」的森林地區。關鍵的變化是日耳曼農耕者發明了一種新式重犁，它能夠排干沼澤潮濕地，並結實到甚至能夠翻耕覆蓋北歐大部分地區的黏土。這種重犁首次使低窪的森林地區也能耕種，而此前地中海和中東地區熟悉的輕型淺犁根本無能為力。草原地區沒有發生可以與之相比的改變生活條件的技術變革。因此，文明向北擴展到日耳曼和斯拉夫各民族所引起的變化，比文明向當時生活在他們東部、熟悉一些文明生活的突厥各部落的北移所產生的變化劇烈得多。
在遠東，情況有所不同。中國歷經許多世紀發展出來的田園耕作方式緩慢而頑強地繼續擴大。眾多無名先輩開挖溝渠、修築堤壩，從無數小溪中汲水或用管子輸水到新開闢的農田里。沒有什麼技術革新，僅僅是大量人力耗費。當中國人逐漸把長江流域的水引上高高的農田時，位於中國文明發源地東北邊緣的朝鮮人和日本人，通過把各自國家的耕作技術提高到中國水平，辛勤地進行著大幅度擴張遠東農業文明區域地理範圍的工作。
像同時代的維吾爾人一樣，通過使用自己的語言、信奉與他們正在聯繫的文明中心盛行的不同宗教，朝鮮人和日本人保持了不同於中國的文化特色。因此，845年中國貶異佛教後，朝鮮人不僅定佛教為國教，而且比以前更強調對它的信仰。另一方面，日本也沒有完全脫離中國，不惜冒完全被納入中國文化圈的風險。因此，600～1000年，日本歡迎佛教、儒家學說和其他任何方面的中國文化。他們滿懷熱情地引進外國事物，後世也經常這樣做，這賦予日本歷史急劇變化的特點。因此，奈良時代（645～784年）日本歷代天皇迅速並系統地建立以中國大唐宮殿為樣板的小規模宮殿。日本宮廷生活早熟的感覺被紫式部女士於公元1000年後不久創作的細緻優雅愛情小說《源氏物語》所描繪。但它是一種比較簡陋的生活方式，由那些居住在城堡中的貴族資助人維持，但它的確滋養了日本文化的獨立性。隨著這種軍閥以削弱中央政權為代價而取得的政治和軍事權力的增長——公元1000年後變得非常突出的日本生活的特點——日本文化發展的獨特性得到了保證。
在文明世界的南部邊緣，一群同樣的新民族和國家達到了在當時可以適當地稱為「文明生活」的水平。雲南變成了中國文化的衛星，正如安南（現代北越）早已成為的那樣。西藏利用位於中國邊疆，接近印度的地理優勢，綜合來自兩邊的因素，宗教取自印度，世俗文化主要取自中國的中原地區，但是一直保持著強烈的地方特色。例如，西藏的宗教就融合了當地的苯教與佛教觀念，創立了喇嘛教。在喜馬拉雅山南邊，孟加拉和克什米爾變成了印度文化的重要邊界，強大的地方性國家在那裡興起，支配了北印度平原的政治生活，雖然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把恆河流域與印度河流域統一為一個新的「天下四方」帝國。我們已經注意到阿拉伯突然崛起於中東。跨過紅海，東非的埃塞俄比亞和努比亞、西非的加納都變成了當地的國家，都自誇擁有文明的許多吸引力。埃塞俄比亞和努比亞接受了被羅馬和君士坦丁堡都宣佈為異端的基督教（基督一性論）。而加納仍然信奉異教。
文明生活方式地理範圍的大幅擴張，以及公元600年後文明世界南北邊緣地區發生的各種異質文化融合增強等現象，在更大程度上概括了以美索不達米亞為中心的地區性亞文化的發展，這種發展從公元前2000年文明首次適應雨水灌溉地區之時就已經開始了。文明成就的內在吸引力當然是它們最終傳播的原因。在這兩種情況下，以戰利品、貢品和貿易形式出現的文明世界的商品出口增長，使蠻族首領、國王、軍官和各種權勢人物開始讓其臣民接受文明的誘惑。公元600年後，舊大陸各文明區域處於比以前出口更多物資的地位，因為它們自己的國內經濟和技術在傳統上被稱為歐洲歷史的「黑暗時代」裡得到了重大發展。
為了更好地理解文明社會不斷增長的範圍，我們將逐一考察它們。
中國
隋朝重新統一中國（589年）後不久，一輪短暫的戰爭把一個新王朝唐朝（618～907年）帶上了權力寶座。經過較長時間的皇位空缺，宋朝（960～1279年）繼之。實際上，中國政府並不完全符合傳統的王朝類型。在我們關注的四個世紀（600～1000年）裡，強大的中央政府只持續到755年，接著是帝國權力削弱、地方軍閥勢力增強、對以中亞維吾爾族為首的突厥聯盟的依賴時期。840年推翻維吾爾政權僅僅是被其他蠻族主人所取代而已，這些新蠻族主人在唐朝後期幾十年裡直接控制了北方的中央政權。宋朝也未能把這些蠻族統治者從東北地區驅趕出去。
但是755年後中央政權的瓦解並未嚴重阻礙中國的經濟發展。特別是在南方，數百萬農民逐漸把稻田從河流沿岸延伸到丘陵地區，使肥沃而精心耕作的稻田像連綿的地毯一樣，生產出大量糧食，足以維持大幅度增加的城市手工業者、地主和官員等人口。貿易常常掌握在外國人特別是維吾爾人和阿拉伯人手中。儒家思想認為商人是社會的寄生蟲。因此，雖然對外貿易和中國境內區域性貿易得到長足發展，但是城市各個階級並未向地主鄉紳的傳統支配地位發起挑戰。相反，中國手工業者和中外商人的天賦和技巧主要被用於滿足地主—官僚階級的需要，這個階級的成員受過傳統的中國學術教育，力圖維持適合縉紳的藝術和禮儀。
縉紳的思想在唐朝和宋朝早期發生了重大變化。例如，繪畫變成了中國的主要高雅藝術，在這個時期取得了經典的形式，雖然沒有真品流傳下來。詩歌也隨著李白（705～762年）和杜甫（712～770年）的作品而取得了經典形式，他們的詩歌體裁使民間歌曲的韻律更加精細，並因此形成了約束後世的傳統。由於李白詩歌的新奇和自敘辛酸事的特點，所以他的詩歌比他的散文更難模仿，那些有鑒賞能力的人都一致認為，李白不僅是先驅，而且是中國最偉大的抒情詩人。
佛教在唐朝初期幾乎取得了國教的地位，但是845年後遭到了系統的迫害。皇帝沒收因虔誠信徒捐贈寺廟而大量積累的土地的慾望促進了這些迫害活動。但根本原因是猜疑，甚至的確是反感，儒生們覺得，教導信徒放棄孔子認為是美好生活中心的所有義務和責任的宗教是怪異的。9世紀遭迫害之後，中國的佛教只在比較低微的各行各業中流傳。
但是佛教為中國文化做出了重大貢獻。例如，儒家從佛教僧侶那裡學會了通過類比和象徵解釋而讀出古老經典的新含義。此外，他們在儒家經典著作中發現的許多新含義涉及形而上學和宇宙學的問題，這是佛教僧侶第一次帶給中國的。為求自保，道士選擇通過向對手借鑒各種教義、修行組織機構和學校教育制度與佛教鬥爭。所以即使在官方失敗了，佛教仍然留下了大量遺產——後世中國畫家使用來自佛教藝術的具象主義和敘事技法，以便描繪世俗和儒家事物的態度就很好地說明了這個事實。
古典學術的精細和哲學抽像的具象主義被稱為新儒學。它的全面發展在我們正在考察的這個時期之後才到來，但是新儒學在公元1000年之前就已經露出端倪了。宋朝早期統治者提倡他們認為是真正中國的任何事物，有意地反對被認為是外來的任何事物，這種政策保證了新儒學在官方的勝利。縉紳在社會上的支配地位與這種文化政策相輔相成。與西亞和歐洲更激烈動盪的發展相比，這些因素的融合賦予中國突出的大一統特點。
為中國穩定做出貢獻的另一個因素是選拔天才個人進入帝國官僚系統的科舉考試制度。在宋朝這變成了進入政府機構的正常途徑。候選人必須在筆試中證明他們對儒家經典的熟悉。那些取得最好成績的人才有資格擔任官職，並且能指望被擢升到政府最高職位。為了準備科舉考試，儒生需要多年的學習，所以通過了科舉考試的每個人自然具有儒家經典包含的相同世界觀和價值觀。所以，中華帝國的官員變成高度同質的集團，他們的錄用方式保證了他們較高的能力。
出身寒微不是走向仕途不可逾越的障礙。聰明的男孩，即使出身非常貧寒的家庭，有時也能進入官員之列。偶然地，整個村莊供養一名考生準備考試，一旦考生中榜，村裡就有了一個高官保護者，所有有關開支就似乎都被認為是值得的。實際效果是確保了中國社會的流動性。官職帶來財富和地位；但即使是最富有家庭的子弟也必須考取功名，方能確保其社會地位，有效地保護繼承下來的財富。在那些不得不服從它的人眼裡，科舉取士的方法也許有助於官僚權威的合法化，因為發號施令者的權力是由本人贏得的。
印度
伊斯蘭教沒有直接對中國發起軍事挑戰。雖然雙方在中亞發生過衝突，751年（怛羅斯戰役）唐軍戰敗，一些遙遠的綠洲喪失給穆斯林武士，但是這沒有什麼重大意義。此後10年裡，更接近本土的災難使唐帝國的權力瓦解；不久，維吾爾族摩尼教徒變成了穆斯林與中國之間的緩衝帶。印度卻要暴露得多。到751年，穆斯林已經征服了印度西北部的信德地區，不久還攫取了印度洋的海上霸權。此後穆罕默德的信徒把印度與以前在文化上依附自己的東南亞隔離開來，至少在理論上，穆罕默德的信徒認為，印度教徒是可惡的偶像崇拜者。
印度種姓制度以及這種社會制度必然帶來的政治、軍事弱點，意味著印度教徒不能用武力擊退穆斯林。因此，他們的反應是和平的，目的在於保護被穆斯林視為侮辱性的印度教傳統。一方面，一批印度哲學家開始系統地總結《奧義書》的知識傳統。這使學者有效地反駁穆斯林對印度教偶像崇拜傳統的指責，他們解釋說，只要被正確地理解，所有儀式都有助於窮人服膺純潔的、卓越的神學一神論。由商羯羅（788～850年）創立的哲學體系成為後世印度教的標準。商羯羅證明，即使最粗陋的傳統宗教活動也是正當的，他聲稱它們鼓勵卑微的知識分子達到隱藏在每種感覺經驗之後的絕對知識。作為一名虔誠的印度教徒，他甚至準備爭辯說，穆斯林的儀式即使對那些不能夠比穆罕默德更深刻地洞悉真理的人也有價值。
在神學辯論中，印度教學者就以這種靈活方式扭轉局勢。在更實際的日常水平上，印度人的情緒是強烈反對外國人的。正如晚唐和宋代中國一樣，印度大眾文化開始系統地反對一切外來事物，捍衛所有看起來屬於他們自己的知識。在這個過程中，印度生活中被隱藏的和原始的東西第一次進入了文字記載。特別是極其多樣的、被總稱為「密教」的崇拜儀式終於被公開了，並變得越來越精緻了。密教專家力圖通過使用魔法和咒語，來擁有一般僅為聖徒和禁慾者所擁有的超自然力量。所以密教變成了通往聖潔的捷徑，使普通人不經歷禁慾的痛苦和苦難也可以達到禁慾者的目標。這種終南捷徑受到廣泛歡迎，且可能削弱各種形式的禁慾主義。
密教一直主要是私人儀式，雖然小集團也可能一起舉行魔法活動。在更公開一面，神廟供奉被偶然的盛大節日所補充，這些以印度眾神中某個神的名義的節日照常舉行，甚至變得更加精細。在笈多時代，宮廷為作家和藝術家提供資助和觀眾。隨著笈多帝國和平的破壞，沒有可與之相媲美的宮廷中心出現。因此，神廟充當了首要角色。印度文明經歷了向更世俗化、知識化的轉變。特別是在數學方面，它在笈多時代曾經有一個燦爛的發端，但是現在被遺忘了；它在以神廟為中心的高級文化中沒有一席之地。除了像迦梨陀娑那樣的宮廷詩歌外，還有許多逸名作者創作的聖歌，有時這些聖歌用生動而非常肉麻的語言歌頌神與其崇拜者之間的愛情。在觀眾和參與者中跳舞和吟唱聖歌能夠而且的確引起強烈的感情迸發。成百上千的人發現，通過這種儀式，他們能夠體驗與隱藏在日常事務背後的神力結合的感覺。因此，印度教在大眾感情中根深蒂固，這是反對穆斯林（後來基督教）傳教者論點的最好證明。
關於這個時期印度社會經濟生活甚至印度被分裂的政治單位情況的記載都非常不完整。當然，總體水平較高的活動繼續著，而且在諸如孟加拉和喜馬拉雅山的克什米爾山谷等地區，印度社會地理範圍的重要擴張發生了。在這些地區，叢林沼澤、丘陵森林都被開發成農耕鄉村。因此，印度社會總體人口繼續增長，儘管從印度河到伊斯蘭教統治地區各省的人口減少了。但是這些持續成功還不足以抵消以下事實：從總體上看，印度面對穆斯林威脅做出的反應似乎是感性的吸收，專注於明確無誤的印度本身的事物，反對所有外來刺激，在此過程中，放棄或不再強調笈多時代某些更加積極和成功的發展。
歐洲
直到我們考察的這個時期的末期，歐洲人仍然處於守勢。但是歐洲的守勢首先是軍事方面的，其次才是知識和情感方面的。因此，與印度不同，政治超越其他人類聯繫基礎的重要性被歐洲「黑暗時代」好戰的蠻族和基督教徒重新堅持下來，這種人類政治首要地位曾經首次被希臘人強調。
把這個時期歐洲政治史的動盪劃分為三次蠻族入侵浪潮是有用的，其間經歷過兩次短暫的穩定。我們在第十二章中已經考察過第一次蠻族入侵浪潮。這是匈奴入侵中歐引起的民族遷徙，哥特人、勃艮第人、汪達爾人、法蘭克人、盎格魯-撒克遜人和日耳曼人的其他分支於378～450年進入羅馬的領土。克洛維（卒於511年）的後代在高盧鞏固了法蘭克王國，查士丁尼（卒於565年）時期羅馬重建對北非、意大利、西班牙部分地區的統治，這些事件構成了第一次蠻族入侵浪潮後文明（或半文明，如法蘭克王國）社會政府動盪中的穩定。
第二次蠻族入侵浪潮在查士丁尼死後接踵而至，一支從南俄草原被迫向西遷徙到匈牙利平原、被稱為「阿瓦爾人」的新遊牧民族，像此前的匈奴人阿提拉一樣，開始對他們新大本營南部和西部農耕地區大肆搶掠。717～718年，當穆斯林圍攻君士坦丁堡時，阿瓦爾人的勢力達到頂峰。但是君士坦丁的都城城牆仍然屹立在博斯普魯斯海峽邊。新皇帝、伊蘇裡亞王朝的利奧三世（717～741年在位）登基，著手整頓拜占庭軍事力量。他把大量土地授予將士，作為他們守衛邊疆的報酬。在小亞細亞，這種政策很快便擊退了阿拉伯人，並且能夠永久地把他們阻止在大約陶魯斯山脈一線。但是在歐洲，利奧及其後繼者沒能阻止斯拉夫人的大規模滲透，這種滲透逐漸把巴爾幹半島北部和中部轉化為講斯拉夫語的地區。以同樣的方式，568年後，倫巴第的日耳曼人也取代了控制意大利全部內陸的拜占庭勢力。
隨著拜占庭在小亞細亞勢力的恢復（718年後）和兩個蠻族王國的穩固：第一個是多瑙河下游的勃艮第帝國（679年後）和「遠西」的加洛林帝國（687年後），一定程度的穩定也降臨歐洲。保加爾王國把斯拉夫人整合成突厥人的戰爭組織。它被證明強大到足以成為拜占庭帝國的主要軍事對手。在此過程中，文明政府和行政管理的屬性滲透到巴爾幹的斯拉夫人之中，甚至在保加爾汗皈依基督教（865年）從而為它吸收拜占庭文明打開大門之前。
在法蘭克人中，類似的事件也出現了。法蘭克王國在克洛維時期（496年）就已經變成了正式的基督教國家。雖然他的後代激烈爭奪（墨洛溫王朝），但是舊羅馬生活的痕跡在高盧仍然不確定地存在著。687年，赫裡斯塔爾家族的丕平實際上控制了克洛維王國分裂而成的兩部分。丕平出身於法蘭克人領土日耳曼成分更純粹的東部地區奧斯特拉西亞，他是墨洛溫王朝慵懶的國王的宮相。丕平把羅馬化程度較高的大量高盧土地授予親信和支持者，由於其規模大，所以足以當作第二次蠻族入侵浪潮。752年，丕平家族的權力被正式承認，他的孫子（也叫丕平）取得「法蘭克人的國王」稱號。在下一代時間裡，查理曼把新建立的加洛林王朝勢力帶到了鼎盛。他征服了日耳曼和羅馬歐洲，除了斯堪的納維亞和英國之外。他主要依靠武力迫使薩克森人和其他異教日耳曼人皈依基督教。他消滅了阿瓦爾人在匈牙利的大本營，並聲稱基本控制了中歐的斯拉夫人。為了使他的權力得到承認，800年，羅馬教皇為查理曼加冕為「羅馬人的皇帝」。幾年之後，拜占庭帝國皇帝認可了教皇的行動，因此，以法律形式承認西部重建了一個羅馬帝國，與東部羅馬帝國（拜占庭）相抗衡。
拜占庭與法蘭克之間的合作之門從未關閉。圍繞基督聖像崇拜作用的持續宗教爭論加劇了政治分裂。從717～718年穆斯林圍攻中挽救了君士坦丁堡的伊蘇裡亞王朝皇帝利奧三世希望廢除基督教會的聖像。因此，他禁止聖像崇拜。他也許是在對穆斯林譴責偶像崇拜做出回應。當然，許多基督徒認為，他們在穆斯林和蠻族面前遭受的軍事失利，都是由於上帝對偶像崇拜活動表示不悅。但是羅馬教皇和君士坦丁堡的許多宗教領袖卻反對皇帝禁止偶像崇拜的政策。雙方互相譴責對方為異端。與拜占庭皇帝的爭論使教皇陷入尷尬境地。從官方角度來說，羅馬城仍然處於拜占庭的管轄之下，但是入侵的倫巴第人經常擴大他們對意大利的控制範圍，並威脅羅馬城本身的安全。在這些情況下，754年，教皇斯蒂芬二世來到登上王位不久的丕平的法蘭克宮廷，邀請他率軍到意大利保護羅馬教廷。丕平接受了邀請，打敗倫巴第人後，他把意大利中部一塊狹長領土交給教皇管理。由此建立的教皇國持續到1870年，教廷與加洛林君主之間的聯盟關係持續到加洛林王朝終結。
最終，拜占庭帝國皇帝屈服於君士坦丁堡人民的意志，恢復了教會的聖像崇拜（843年）。這正式結束了教皇與君士坦丁堡統治者之間的爭論。但實際上基督教世界東、西兩部分之間的裂痕繼續擴大。由於斯拉夫人滲透到巴爾幹內陸，查士丁尼（卒於565年）時代之後，拉丁語在君士坦丁堡的街道上突然消失了。希臘語在西方已經被遺忘了很久，拉丁語知識本身只是在少數修道院和主教堂附屬學校裡不穩定地維繫著。大眾語言迅速偏離了古代形式，演變成中世紀和現代各種日耳曼語和羅曼語。
因此，正是文化和政治上分裂的基督教世界面臨著第三輪也是最後一輪蠻族入侵。從南俄逃亡出來的一支新的戰爭力量再次穿越匈牙利平原，並從這個基地出發，四處劫掠。這輪入侵者被稱為「馬扎爾人」或「匈牙利人」。896年他們越過喀爾巴阡山山口。不久，北非的穆斯林國家幾乎摧毀了拜占庭的海軍力量，打破了地中海地區的均勢。一系列大規模海盜襲擊接踵而至，矛頭直指地中海北部沿岸各地。與此同時，維京海盜發動了同樣甚至更殘酷的侵襲，他們的基地在斯堪的納維亞。
歐洲與其鄰居之間關係的根本逆轉發生在1000年左右。其標誌是意大利造船業的興起，它能夠立即在地中海對穆斯林以牙還牙，另一個標誌是基輔羅斯（989年）、匈牙利（1000年）和斯堪納的維亞的三個王國丹麥、瑞典和挪威（831～1000年間）皈依基督教。在每個國家，皈依基督教都標誌著雄心勃勃的王權出現，王權期望基督教幫助他們馴服桀驁不馴的貴族，在仍然處於野蠻狀態的臣民中建立文明生活所需的附屬物，如識字和有組織的宗教。
封建主義的開端
通過自發皈依而馴服北方蠻族的成功，至少部分地歸功於效率得到大大提高的歐洲組織制度，在馬扎爾人、維京人和阿拉伯人入侵的打擊下，這些組織制度的效率就開始顯示出來了。在東部，拜占庭帝國自身逐漸以很久以前波斯人開創的方式開始轉型。封建制度沿著國家邊境地區發展起來了，主要由地主維持被招募的重裝騎兵，隨時準備抵禦鄰近民族對當地任何形式的侵襲。這種轉型涉及的真正風險是很大的。拜占庭最偉大的征服者巴塞爾二世（976～1025年在位）雖然最終成功地打敗了保加爾帝國，把帝國的邊境推進到多瑙河和幼發拉底河上游，但是他險些被封建貴族的叛亂趕下王位。此外，鄉村的強大武士—地主階層削弱了城市在社會中的全面支配地位——這也許是與曾經在地中海打敗阿拉伯侵襲的拜占庭海上力量衰落有關的一個事實。
在西部，中央政權的確瓦解了。查理曼帝國不能防禦維京人和馬扎爾人的侵襲。而軍事和政治領導權都落入魯莽的地方領主和士兵手中，士兵把自己裝備成重裝騎兵或騎士。但是西部的騎士與世界其他地區的重裝騎兵有一個重大差別。當這種昂貴的裝備首次明確引入「遠西」時，即查理·馬特時期（714～741年統治），法蘭克騎士依靠一種全新的戰術。與波斯和拜占庭士兵迎面向敵軍射箭的做法不同，法蘭克人依靠一支重矛。通過猛然向對手發力，他們能夠集中馬匹和手執長矛的騎手的全部力量於一點，因此，爆發出更強大的力量，能夠輕易地突破任何其他陣型的防守。馬鐙的發明對這種新戰術至關重要。如果沒有馬鐙可供站立，衝鋒時騎士全身傾斜，那麼兵器接觸時的震動將把騎手從馬背上恥辱地橫掃下來。遺憾的是，馬鐙的起源和傳播過程不是很清楚。但似乎可以肯定的是，8世紀初法蘭克人把馬鐙、盔甲、大型馬和重劍結合起來，產生了一種新的作戰人員，論單騎決鬥，在其他地方找不到對手。只要他們的人數保持很少，那麼最新式的騎士就無法阻止蠻族的侵襲。但是地方防禦的需要實在是迫切而緊急。結果，部分地由國王或其他公共權威（公爵、伯爵）合法地授予，部分地由地方侵奪王權和非正式契約，越來越多的農業土地被指定用於供養騎士。所以，到公元1000年前，西歐大多數村莊已經被置於職業武裝人員的控制之下，他們裝備著戰馬、劍、盔甲和殘忍的暴力設備。這樣的騎士階層不僅能夠打退敵人的進攻，而且很快就在基督教世界各條邊界採取攻勢。
兩種其他重要變化增加了新興歐洲社會中世紀制度的範圍和力量。一是重犁的傳播，這在前文已經提到（第201頁）。以這種犁為基礎的農業為維持足夠的騎士、使歐洲變得真正強大提供了必要的經濟基礎。第二個是歐洲北部海域貿易的發展。海盜和海上打劫者很快便發現，當搶劫不再易行時，貿易可能是有利的。四處流動的商人、水手、業餘海盜常常發現，在一個比較永久的基地定居下來是比較方便的，只要那裡的交通路線和安全的港口能夠帶來適當的場所。中心就以這種方式形成了，後來中世紀歐洲城市生活就興起於歐洲北部的這些中心。對未來西方文明發展最重要的是，第一批歐洲城市居民習慣於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務，反對任何外來干預者。這賦予西北歐市民階層顯然不同於其他文明的市民所習慣的、更自信的生活方式，而其他文明盛行保護社會優越者和禮貌地迎合地主和官員。
騎士制度、重犁與道德獨立的結合，再加上富有進取心的商業人口賦予了「遠西」一套有當地特色的、新的、與當時其他文明截然不同的制度和技術。
在某種程度上，歐洲歷史上的「黑暗時代」實際上是非常有成果的。通過建立風磨和水磨，新的機械動力來源被開闢了。這些都不是新發明：最早的風磨似乎出現在中亞，用於派遣祈禱者通過轉動一個輪子到達佛教菩薩那裡；水磨在公元3世紀就被安裝在羅馬附近的台伯河上，為羅馬城的市民磨小麥。但是拉丁基督教徒建造了更多的風磨和水磨，並改進了設計，以便原先不得不利用人力或畜力完成的工作現在常常能夠通過機械手段來完成。另一種重要改進是馬頸圈，它第一次使馬匹能夠全力拖曳重物而不被勒死。馬頸圈和防止馬掌在堅硬路面開裂的馬蹄鐵使歐洲農民能夠利用馬匹作為生產牲畜，而此前馬匹被嚴格地限於軍事目的。由於馬匹行走速度幾乎相當於牛的兩倍——牛是另一種替代的主要牽引牲畜，所以在耕地和其他農活中，馬匹使單個農民也能夠在同樣時間裡完成雙倍的工作。
學術的衰落
但是從另一種程度上，「黑暗時代」的確與傳統名稱名副其實。在歐洲大陸，人們過分忙於鉤心鬥角，以致沒有很多精力獻身於文學或藝術。但是在愛爾蘭和不列顛，一股突出的浪潮出現了，在其他情況下，它可能發展成一種獨立的文明生活方式。這段歷史的第一個標誌是愛爾蘭在聖帕特裡克（卒於461年）的引導下皈依基督教。從此，在許多愛爾蘭修道院中，異教的口頭學術傳統受到拉丁語甚至希臘語學術的滋養。傳教士渡海來到蘇格蘭和英格蘭；其他人則光臨大陸，在使大陸日耳曼人皈依基督教方面發揮了顯著作用，給所到之處帶來了比高盧或日耳曼本身保存的更高水平的知識和文化。令人尊敬的比德（卒於735年）是這種傳統學術的最佳追求者之一，他最偉大的著作是《英吉利教會史》。他死後不久，維京人毀滅了他曾經生活和工作過的修道院。同樣的命運也降臨到愛爾蘭和英格蘭所有其他學術中心，所以到公元900年左右，幾乎沒有什麼東西保存下來了。愛爾蘭和凱爾特歐洲其他地區再度陷入更廣泛的歐洲世界的邊緣和落後地位。
小結
如果有人試圖比較中國、印度和歐洲對穆斯林和蠻族壓力所做出的反應，那麼顯然歐洲內部發生了最為劇烈的變化。事實上，中國並未被觸及根本，一如既往，中間經歷過佛教的傳入之後，仍然恢復和豐富了儒家傳統。印度受到更深刻的影響，但是以縮回本土宗教傳統的方式作為應對之策。相反，歐洲打退了穆斯林和蠻族的進攻，並且在此過程中，它最根本的制度發生了轉型，它的技術得到了改進，而且是以能夠維持未來更大成就的方式改進。但是，幾乎無論以任何可以想像的標準來衡量，當時的伊斯蘭教世界、中國和印度都遠遠超過歐洲文明的水平。「遠西」事實上倒退到蠻族文化，只保留了古典學術、文學和藝術的碎片。在這些領域，新的創造性直到公元1000年之後才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