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國、印度和中東發現只需虛與委蛇地應付出現於他們海岸的歐洲人時，俄羅斯和美洲的人口已經深深地與西歐糾纏在一起了。癱瘓性的崩潰降臨於美洲印第安人的高級文化，由殖民者強加於美洲大陸的新組織制度直接來源於西班牙。俄羅斯的組織制度更加頑固，當全副武裝的外國人第一次到達時，它們沒有像美洲印第安人的組織制度那樣土崩瓦解。但是俄羅斯也發現，從抵制草原的傳統壓力轉向抵制來自西歐的新挑戰是困難的。教會和國家的疲憊不堪就是這種轉變困難的標誌，這種轉變與西歐剛剛從中世紀破繭而出同樣影響深遠。
莫斯科公國的興起
直到1480年，俄羅斯大部分土地仍然處於金帳汗國統治之下，金帳汗國的都城是位於伏爾加河畔的喀山。金帳汗國是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國分裂而成的四大汗國之一。但是到15世紀，金帳汗國的大汗及其武士講突厥語了，皈依了伊斯蘭教，而且通常被稱為「韃靼人」。在享受最高宗主權的俄羅斯土地上，大汗把徵稅權委任給莫斯科大公，而後者並不一直認為有必要轉交所有稅款給大汗。所以當伊凡三世正式宣佈解除對大汗的效忠並自稱「沙皇」（1480年）時，這個行動的象徵意義遠大於實際意義。真正重要的事實是大汗對此無能為力。軍事優勢不再完全依靠草原騎兵。如果沒有持久的圍攻，克里姆林宮就是一座牢不可破的大本營，保護著莫斯科的安全。莫斯科防禦大炮的每次射擊都宣佈草原遊牧民族的優勢即將終結。
但是，人們不能誇大新型戰爭技術能夠有效地應用於戰場的速度。例如，大約在1571年，一支規模異常龐大的韃靼軍隊就焚燬了莫斯科郊區。雖然當時步兵已經變成了戰場上的決定性力量，但問題是如何把桀驁不馴的搶劫者組織到戰場作戰。直到邊界修築了連成一線的要塞，由速度與韃靼人一樣快但裝備更精良的騎兵（「哥薩克」）駐守，草原民族的侵襲才最終被完全遏制了。這是1648年後才發生的事情。
但是當俄羅斯的軍事實力仍然無法滿意地抵禦前線來無影去無蹤的侵略者時，關鍵的事實仍然是：大約從1500年起，騎馬射箭再也不能戰勝裝備精良的步兵了。俄羅斯的商業和農耕社會能夠並且的確為步兵配備了當時的武器主宰——大炮，而長期享有對農耕社會壓倒性軍事優勢的草原遊牧社會拒絕放棄戰馬、拒絕利用新興的火藥技術。由此造成的力量平衡的急劇變化不久就顯示出來。1525年，「恐怖的」伊凡四世攻佔了喀山。4年之後，他的士兵佔領了阿斯特拉罕，完成了對伏爾加河下游的征服。大量領土因此被置於莫斯科公國的統治之下，通過河流和翻越喀爾巴阡山脈與波斯的聯繫也開通了。俄羅斯的南面仍然遭受克里米亞的韃靼人的威脅。但是他們的勢力依賴君士坦丁堡的政治聯盟和商業往來。在文明世界持步槍的步兵面前，完全獨立的遊牧帝國再也無法立足了。
在此後一代人的時間裡，俄羅斯的先驅跨越烏拉爾山，推翻了西伯利亞的穆斯林汗國，到1587年，建立了對鄂畢河中游的統治。跨越烏拉爾山後，長期作為內河航行水手（冬天則是雪橇駕馭者）的技巧使俄羅斯冒險家能夠穿越西伯利亞地區彼此分離的河流上便捷的水陸聯運點。所以1638年，俄羅斯第一支探險隊達到太平洋的鄂霍次克海。當地的狩獵者和採集者人數很少，政治上也很虛弱，居住在環境嚴酷、把西伯利亞沼澤地與森林地分離的地方。因此，當俄羅斯人要求他們交納毛皮作為納貢物時，他們發揮狩獵和誘捕獵物的技巧，為新主人工作，很快就為俄羅斯人提供了歐洲和中國急需的商品。事實上，來自毛皮出口的收入對俄羅斯國家特別重要，因為它使俄羅斯能夠大規模進口歐洲的武器和其他手工製品。
但是，草原遊牧民族長期軍事優勢造成的壓力的消除也有破壞性的一面。只要定期繳納貢物的方式存在，莫斯科大公不得不充當遙遠但可怕的喀山宗主的徵稅人，那麼俄羅斯人民就認為必須服從、臣服大公。但是，韃靼人的威脅消失後，向伏爾加河下游或烏克蘭等地區移民是替代納稅的切實可行之法；許多不安分的青年人的確逃進了荒野。烏克蘭和頓河下游鬆散的哥薩克共同體就以這種方式招募成員。更東部的伏爾加河和烏拉爾地區，個別定居者和先驅甚至脫離紀律鬆散的哥薩克生活，發展出單個家庭的生活方式，非常類似於北美邊疆地區的家庭。
這種脫離哥薩克生活的方式把俄羅斯的定居地迅速地延伸到新地區。人力損失由中央政府承擔，只要足夠的農民和市民在後面納稅即可。不滿的貴族（波雅爾）階層的處境遠非危險。在近鄰波蘭—立陶宛，大貴族享有實際上獨立於國王行政管理之外的特權的事實時刻提醒他們：如果沒有莫斯科大公的專制統治，那麼他們的生活將會多麼輕鬆愜意啊！對西歐天主教鄰居宗教的厭惡也許是阻止大眾轉向忠誠立陶宛的最重要原因。但是莫斯科大公的專制統治視叛逆為重罪。伊凡四世由於企圖血腥鎮壓反對他的統治的波雅爾，因而得綽號「恐怖的伊凡」。事實上，他的確殺戮了許多舊貴族家族，以致不可能建立波蘭—立陶宛模式的貴族共和國。在俄羅斯「危機時期」（1604～1613年）變得更加明顯：舊波雅爾家族政治合法性徹底崩潰，但又不能以貴族自由的名義、按照波蘭模式取得和保持權力。相反，通過共同同意，貴族階層很快就被恢復了。
西歐的影響——政局動盪
莫斯科公國中央集權的專制政權倖存下來的主要原因是新的外國威脅的出現，不過這次不是來自草原遊牧民族，而是來自西歐。西歐的壓力包括兩個方面：軍事—政治和宗教—文化。軍事上，雖然付出了艱辛努力，但伊凡四世已經發現不可避免喪失國土於瑞典和波蘭。伊凡發動立窩尼亞戰爭（1557～1582年），迫切希望把他剛剛贏得的裡海沿岸作為打開波羅的海的門戶。但是結果適得其反，戰爭使莫斯科公國吃緊，以失敗告終。一代人之後，在「危機時期」，當篡位者統治國家、內部分裂在俄羅斯土地上蔓延時，波蘭—立陶宛開始進攻了。1608年，一支波蘭軍隊佔領了莫斯科城，建立了傀儡政權。但是俄羅斯各階層很快便醞釀了趕走外國人的情緒。與此同時，波蘭國內政局動盪也削弱了其入侵俄羅斯的力量。1613年，入侵者撤退了，莫斯科大教長宣佈他兒子米歇爾·羅曼諾夫為沙皇。羅曼諾夫王朝保持俄羅斯皇位直到1917年。
只要俄羅斯的技術和財富遠遠落後於西歐，那麼專制的俄羅斯軍事和政治生存——瑞典在「三十年戰爭」期間分兵於德意志、波蘭關注那場戰爭的結果，這些都有助於此——就仍然岌岌可危。但是，超級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深思熟慮且努力彌補這種差距並趕超西歐的措施，都需要訴諸武力。這本身就表明了俄羅斯與西歐組織制度和社會關係方面存在的差異。伊凡四世的特務組織通過參與縱酒狂歡和犯罪而成為專制統治的幫兇，雖然他分封的「服役貴族」也履行西歐官員和軍官對君主履行的同樣職責。此外，在俄羅斯社會底層，農奴正在被固定為小農階層，而當時西歐土地上的農民（與社會的其他階層一起）正在開始既遭受更多個人自由的痛苦，同時也享受更多的個人自由和獨立。
這種發展的原因是非常明顯的。在俄羅斯，沙皇缺乏足夠的現金收入用於支付官吏俸祿和軍隊的軍餉。因此，他不得不通過授予土地的方法來回報他的臣僕。但是沒有農民耕種的土地是沒有用處的。為了防止農民逃亡，因此，通過立法授權地主追捕逃亡農奴似乎是必要的。到1649年，當新法令把以前的法令系統化時，一個理論上非常嚴苛的法律結構就強加於俄羅斯社會了，每個人都被要求保持自己的身份，固定在出生的地方，從事世襲的職業。但俄羅斯社會現實從未符合這種法律條文的規定。逃亡農奴仍然成功地到達邊疆地區，因此，把俄羅斯社會和定居點的邊緣推進到亞洲和烏克蘭。那些碰巧被某些權勢人物看上的人則可能從卑微的出身晉陞到官僚系統的上層，但這種情況一直是例外。
西歐的影響——文化變化
與西歐接觸給俄羅斯宗教和文化生活帶來的令人厭惡的後果幾乎與這些軍事—政治磨難一樣棘手。俄羅斯迫切需要激發民族使命感，以便能夠抵禦和削弱西歐顯而易見的財富和技術優勢。
所以，1453年土耳其人攻佔君士坦丁堡後，俄羅斯人很快意識到，他們是真正的基督教分支東正教的最後堡壘。但是1565年後，這種自鳴得意的感覺很快就遭到了嚴重的打擊，耶穌會傳教士在波蘭建立分會，迅速戰勝了那裡的新教徒，並致力於把東正教徒重新皈依羅馬教皇管轄之下。與此同時，波蘭—立陶宛國家兼併了俄羅斯西部大片領土，迫使那裡的居民承認基輔的宗教管轄權。因此，1596年，當基輔大主教及其屬下大多數主教接受羅馬教皇對基督教教義的解釋時，莫斯科感到強烈震驚。烏克蘭的或「東儀天主教」的教會被允許仍然使用斯拉夫語舉行禮拜儀式，但是這個事實並不能緩和東正教的沮喪感。
但是有效地反駁耶穌會為羅馬天主教教義辯護的觀點是很困難的。俄羅斯各地教會的著作不完全相同，有些傳抄者和翻譯者的錯訛也蔓延到所有最熟悉的經典內容，即有關聖餐禮儀式的段落之中。只要沒有不友好的批評者把這種異常情況提請他們密切關注，那麼俄羅斯教會人員就會發現，堅持傳統的儀式並沒有什麼困難。但是一旦耶穌會學者指責這種異常的話，那麼東正教俄羅斯自稱獨佔基督教正統將如何自圓其說呢？更為糟糕的是，在事實上從過去繼承而來的混亂版本中，真正的基督教真理、可靠的神聖經典段落如何被承認？傳統的學術和俄羅斯教會的虔誠無法處理這個問題。
但是，俄羅斯人能退回到一個確鑿的事實：希臘語基督教更加古老，因此，比耶穌會能夠代表的拉丁基督教傳統更加真實可靠。但是，修改俄羅斯的宗教祈禱書以便使它們與希臘模式相符，這本身就是對過去錯訛的不打自招，而這又是俄羅斯教會無法承受的。他們覺得，靈魂得救本身依賴正確的儀式。錯訛，哪怕對最微小的錯訛，都將使整個東正教教義處於危險境地。
當然，宗教學術和宣傳並不是1500～1648年西歐文化成就引起俄羅斯注意的唯一外表。伊凡三世開始引進意大利工匠和建築師，用石頭建築美化莫斯科。當與舊式俄羅斯木質教堂建築風格交織在一起並帶有波斯風格優雅的活力時，意大利式的石頭建築和裝飾性圖案就產生了著名的聖巴塞爾主教堂，裝飾著莫斯科紅場。這座宏偉而非常成功的建築是為慶祝伊凡四世1556年戰勝阿斯特拉罕汗國的大汗而修建的。
俄羅斯的宗教繪畫也在這個時期達到了鼎盛。在東正教代言人不能找到有效回擊羅馬天主教批評的幾十年裡，藝術家利用意大利和拜占庭畫家的技巧，表達一種維持俄羅斯東正教神秘的虔誠。直到1648年，這種情緒使俄羅斯東正教文明保持了精神獨立，儘管經常接觸早期近代文化正在發生劇烈變化的歐洲地區。
西班牙美洲
與依靠更加脆弱的文化傳統而不得不面對同樣挑戰的美洲印第安人所遭受的震撼相比，由於地理上接近西歐，「神聖的俄羅斯」的創傷經歷要輕鬆得多。事實上，美洲沒有為保持哥倫布之前的生活方式而進行有組織的、持久的鬥爭。相反，美洲印第安人文化領導地位的災難性坍塌使人數很少的西班牙人能夠取代被消滅了的阿茲特克和印加王國祭司和武士部落。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裡，墨西哥和秘魯所有重要居民點都至少表面上皈依了基督教。不久，只要哪裡能夠調集所需的勞動力、具有建築技術，哪裡就會興建起巴洛克式的基督教堂。在局部裝飾方面，它們有時顯露了不太熟悉歐洲原風格的印第安藝術家的手法；其他方面，它們看起來就像是完全從西班牙移植過來的。
在城鎮裡，法律形式和關係很快被西班牙和天主教模式重塑。礦山也被迅速地按照歐洲技術水平組織開採，其生產的白銀大量流出，打亂了世界價格體系。但是起初絕大多數農民生活如從前一樣。與已經被消滅的阿茲特克和印加統治者曾經所做的一樣，擁有自身宗教和法律的新主人在他們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也是有限的。這種簡單的關係很快就被疾病嚴重侵襲村莊勞動力的事實所顛覆（參見第278頁）。隨著人口開始下降，古老的自給自足農業崩潰了，因為西班牙殖民者急需繼續供養城鎮和在礦山勞動的農村勞動力。西班牙法律固然不允許把印第安人變成奴隸，在馬德里制定的官方政策也相當徹底地保護印第安人的權利。與此同時，西班牙殖民者的需要是第一位的，當他們需要印第安人勞動力時，他們就得到了，通常通過迫使印第安人負債，然後完全合法地強迫欠債的人勞動。這種債務是世襲的；欠債的印第安人被置於西班牙殖民者的監督下勞動，完成西班牙人所需要的任何工作。
經過最初的黃金渴望狂潮後，西班牙殖民者稍微平息下來，沿著西班牙領土的邊界，基督教傳教士接替了先驅者的角色。耶穌會、方濟各會和其他修道團體都積極地展開活動，既為拯救靈魂，也通過傳授印第安人歐洲的有用技藝而使他們的工作顯得文明化。例如，巴拉圭興起了一個活躍的傳教協會，耶穌會教士在那裡實施真正仁慈的專制主義，在部落中建立了一個大型而繁榮的印第安社區，此前這些部落是相當原始的。通過出口印第安人的勞動產品到歐洲市場，熟練的管理使傳教活動可以支付自身花費。不久，耶穌會實際上能夠從他們的企業中獲取大量利潤。
其他歐洲殖民地
耶穌會在一種傳教協會結構內把土著居民的行為轉化為按照理性經濟辦事的努力，是家長式作風和保護政策之間的有趣中介，這種保護政策是西班牙當局針對墨西哥和秘魯的印第安村莊、加勒比海和巴西沿海以及加勒比群島一些地區殘酷的非理性的奴隸制種植園經濟而正式制定的。在這些地區，印第安土著人口非常迅速地死亡。因此勞動力需求只能通過從西非進口的奴隸彌補。1562～1563年，一個名叫約翰·霍金斯的英國人首次把運奴船開進了西班牙控制的海域；但是直到甘蔗種植牢固地建立（約1630年後），黑奴制和農業種植園才開始變得極其重要。此後，這種利用非洲黑奴勞動的野蠻開發美洲土地的方式迅速大規模地進行，導致新大陸來自非洲的移民幾乎與來自歐洲的移民一樣多。
新大陸奴隸制經濟企業主要是葡萄牙、英國、法國和荷蘭的，而不是西班牙的。隨著他們來到新大陸，美洲印第安人將面臨比西班牙殖民者更野蠻的入侵者。傳教士對皈依者身體和靈魂的關注一直是限制西班牙殖民者剝削美洲印第安臣民的一個真實因素。而沒有類似因素節制葡萄牙、英國、荷蘭的殖民者和商人的行為。像西班牙殖民征服者一樣，法國人企圖組織對美洲的傳教活動，以免加拿大的印第安人很快受到歐洲文明不良後果的影響。但成效甚微，因為與巴拉圭的情況不同，巴拉圭的耶穌會維持了一種精神免疫，只有合法權威才能進出他們的領地，以控制精神的而不是生物的污染，而加拿大的傳教活動不能抵禦天花和類似的毀滅性瘟疫。因此，與英國和荷蘭的冷漠幾乎相同，法國的善行給北美洲東部沿海早已存在的印第安社會造成了毀滅性後果。在巴西，始建於1530年的葡萄牙殖民地造成了同樣的後果。
當然，到1648年，歐洲在北美洲和巴西的殖民地仍然位於沿海地區。這兩個大陸的廣大內陸只受到白人的間接影響。但是間接影響也是重要的，例如，高原印第安人文化發展和傳播到北美洲的大草原地區。這種遊牧、狩獵生活方式的基礎是騎馬捕獵水牛，當然，馬匹是由西班牙征服者首先引入美洲的。
因此，即使在歐洲殖民活動還沒有滲透的地區，以及歐洲人還未到達的美洲地區，西方文明的影響有時也能被感覺到。正如俄羅斯再也不能不顧穿越西部邊界而來的刺激和挑戰一樣，美洲人也變成了西歐文明的一個邊緣地區。1648年，世界上沒有任何其他地區經歷了如此劇烈的文化環境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