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局部和暫時性受到挫折，但是自從穆罕默德在麥地那創建第一個忠實信徒的神聖社團以來，伊斯蘭教王國就傾向於穩定地擴大版圖。這個長期的過程不是在1500年突然到達頂峰的，雖然「遠西」剛剛取得了對海洋的支配地位。相反，印度、東南亞、非洲和歐洲都繼續成為穆斯林擴張的舞台。的確，人們如果估算，數百萬平方英里的土地或者人數眾多的臣民在1500～1700年間被置於穆斯林統治之下，那麼這兩個世紀就當然應該被認為是整個穆斯林時代最成功的時期。
例如，在印度，來自北部山區的一批批難民和冒險家為穆斯林統治者提供了足夠的戰鬥力量，使他們在1565年最終能夠推翻南部印度重要的獨立印度教國家維賈亞納加爾。到本章論述的時代末期，幾乎整個印度半島都被置於莫臥兒帝國皇帝奧朗則布（1658～1707年在位）的單一主權統治之下。
在東南亞，1513～1526年，沿海穆斯林國家聯合起來，共同推翻了印度教的爪哇帝國。無論這場征服戰爭之前還是之後，商人和四處遊蕩的蘇菲派聖徒成功地傳播了伊斯蘭教，並繼續在東南亞各個港口和沿海地區傳播，甚至遠至菲律賓的棉蘭島和印度尼西亞的婆羅洲。伊斯蘭教從陸地而非海上對非洲的滲透繼續進行，而且以駱駝商隊取代了船隻。在這兩大地區，貿易和市場關係的發展與當地一些人接受伊斯蘭教同步進行，這些人在這種貿易引起的經濟活動中非常活躍。所以，軍事行動和行政管理壓力都常常被用於把鄉村和偏遠地區納入伊斯蘭之列。因此，一系列穆斯林帝國在西非興起——博爾努、摩洛哥、廷巴克圖和索科托，它們對待異教徒的政策類似於近千年之前查理曼在西北歐曾經實施的政策，當時查理曼以武力迫使倔強的薩克森人皈依基督教。
歐洲比印度、非洲或東南亞更好地組織了對伊斯蘭教的抵制。但是穆斯林在歐洲的勢力也是以犧牲基督教為代價而取得的。到1543年，匈牙利大多數領土被置於土耳其人統治之下。從此，直至1683年，邊境戰爭頻仍，但總體趨勢是有利於土耳其人反對波蘭人和奧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在1683～1699年的漫長戰爭期間，奧斯曼帝國第二次圍攻維也納，結果戰敗被迫把大多數匈牙利領土割讓給奧地利，與歐洲人相比，奧斯曼帝國的軍事劣勢暴露無遺。但是奧斯曼帝國的行省繼續增加，直到1699年後很久才在羅馬尼亞確定自己的統治，雖然土耳其只是通過君士坦丁堡的希臘人間接地行使對該地區的權力。
1700年前，伊斯蘭教只在歐亞大陸西部和中部草原地區的確永久性地縮小了領土。俄羅斯以金帳汗國的後繼國家為代價擴張領土，前文已經提到喀山、阿斯特拉罕和西伯利亞的穆斯林汗國。在更東部的草原地區，伊斯蘭教遭到了同樣沉重的失敗。1550～1650年，西藏喇嘛教（「黃教」）復興，不僅在蒙古地區先發制人，而且在中亞的伊犁河流域取代了伊斯蘭教的地位。
但是，草原地區比較窮困。當貿易商路不再經過草原（改道經過北部的西伯利亞地區的河流，或向南通過海路）時，長期作為伊斯蘭教主要傳播人員的穆斯林商人和聖徒就不再經常在這些地區活動了。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西藏喇嘛教在草原地區取得的巨大成功應該歸功於穆斯林退出了競爭。
歐洲商業的襲擊
在海上，情況更為複雜。無論在地中海還是在印度洋，西班牙和葡萄牙艦隊不僅向穆斯林海上力量發起挑戰，而且在關鍵性的戰役中都打敗了後者。但是，這兩個伊比利亞國家的海軍資源從未強大到使他們足以把穆斯林船隻完全驅趕出大海。因此，地中海的長期海戰在1578年以土耳其控制東地中海的海上霸權而告終，正如1511年競爭開始時一樣。在印度洋，小型輕快的穆斯林船隻恢復了他們曾經喪失給葡萄牙的大部分貿易。16世紀末期，葡萄牙甚至決定允許穆斯林船隻航行到他們控制的港口，因為他們需要來自港口通行稅的收入。
然而，1600年後，一種新政權開始要求取得海上霸權。荷蘭、英國和法國船隻排擠了西班牙和葡萄牙，成為印度洋和地中海的主要商人。從短期看，這種變化似乎是穆斯林事業的一個勝利。每個新來者都是通過與穆斯林統治者簽訂特別的條約，建立他們的第一個據點，並且不從事任何基督教傳教活動。這表明政策的一種急劇變化。對葡萄牙和西班牙來說，傳教與貿易是同樣重要的事情，而新來的荷蘭、英國和法國商人則把宗教宣傳活動幾乎拱手留給了穆斯林。
但是從長遠來看，事實證明，與伊比利亞的宗教宣傳相比，新來者的經濟活動是對穆斯林傳統生活方式更強大的溶化劑。畢竟穆斯林的思想被如此有效地封閉，即使最富辯才和伊斯蘭教知識的基督教傳教士，也難以突破，穆罕默德的啟示已經糾正並取代了零散而扭曲的基督教真理。但是穆斯林社會絕非能夠抵禦經濟理性化和市場關係，特別是當歐洲價格革命的影響波及伊斯蘭教王國的時候。
當然，內陸地區受到的影響最小。長途運輸的鹽水、古老的駱駝商隊和手工業品貿易模式、城鄉交換、跨區域奢侈品貿易等，幾乎未受歐洲人的商業活動、商業組織和精神的絲毫影響。但在沿海地區，到1700年，深刻的變化開始顯示出來。例如，在奧斯曼帝國，商品化農業得到迅速發展，部分地以來自美洲的玉米和馬鈴薯、原產於印度的棉花為基礎。羅馬尼亞人、保加利亞人、色雷斯人和馬其頓人，以及居住在安納托利亞地區的其他民族，都開始自給自足，他們的牲口用玉米飼養，比以前出口更多的小麥和牛肉，因為新的美洲作物產量比以前的作物高得多。黑海沿岸和愛琴海北部是這種發展的主要舞台。
奧斯曼帝國商品化農業的興起並未刺激手工製造業的發展。手工業行會仍然堅持傳統的生產方法。他們在蘇丹衛隊中擁有強大的同盟者，1572年後，蘇丹衛隊的成員與奧斯曼帝國境內重要城市的手工業者聯姻，這些可怕的士兵首先被允許合法地結婚。通過包稅和舉債，購買高級官職，企業精神從手工業和商業中傳遞出來。官員們然後通過合法和非法方式搾取公共錢財以償還債務。當然，他們因此使新興工業和商業企業的發展幾乎不可能，因為任何能夠投資新企業的人都會變成徵稅官和貪求賄賂的地方官的明顯靶子。缺乏手工業製造技術進步，加上對商業企業精神的限制，這意味著奧斯曼帝國的出口變得幾乎全是農產品。這類似於前一個世紀拜占庭獨立時期所發生的事情，當時意大利城市控制了利凡特地區的商業。相似性預示了奧斯曼帝國社會經濟的病態。
在印度洋，歐洲商人也開始通過系統而有組織地追求利潤行為來改變亞洲經濟。大型歐洲貿易公司都經常面臨國內盡可能出口更多商品給印度以減少白銀外流的壓力。但是呢絨和其他歐洲手工業品普遍太粗糙，在氣候炎熱的印度洋沿岸地區難以大量銷售。因此，荷蘭和英國商人不得不依靠力圖發展有利可圖的亞洲各港口之間的轉運貿易，僅此一項，利潤就足以支付他們從亞洲購買運回歐洲的商品，而無須用船隻裝載大量金銀到印度進行交換。他們在這方面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例如，英國人通過預付小額定金給紡織工人而在印度西部地區組織棉布生產。反過來，他們特別規定生產的棉布種類和預付定金的數量，從而控制了流向市場的棉布數量。因此，根據英國要求製造的「印度白棉布」銷往非洲和亞洲沿海各地，那裡的消費者能夠提供有價值的交換商品。這種貿易刺激了東南亞沿海許多地區的迅速發展，那裡相對簡單、自給自足的社會曾經是主要景象。例如，在這種制度下，緬甸、暹羅（泰國）、菲律賓群島、爪哇和蘇門答臘，商業都得到了迅速發展，主要是農業方面。但是東非發現自己更容易出口人力。非洲沿海變成了一系列捕捉奴隸和為穆斯林世界大規模提供奴隸的據點和港口城市，其規模雖然不能與西非與美洲之間的奴隸貿易相比，但也相當驚人。
荷蘭控制下的香料群島地區甚至見證了更激烈且系統的經濟轉型。因為荷蘭早期實行軍事征服的政策，並且發現通過強迫當地年幼的王公繳納一定數量、能夠在世界市場銷售的農產品，就能支付行政開支。荷蘭就是以這種方式使當地的貴族變成了種植園的監工，把種植者貶為半奴隸。新作物被系統地引進。來自阿拉伯的咖啡、中國的茶、印度的甘蔗，都被荷蘭強加於爪哇人，荷蘭政策的基礎是如何通過最好的商品分類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市場需求，從而謀取最大的利潤。
對印度棉紡織工和爪哇種植園勞動者的生活來說，與總部設在倫敦或阿姆斯特丹的英國和荷蘭聯合公司的代表所指導的、新型的、市場導向的資本主義企業相比，穆斯林在印度和東南亞通過傳統行政管理形式而行使的政治權威顯然不太重要，儘管這些公司的主人只有通過被稱為「股票」的細紋紙才能被識別！但是，1700年，這是不容易識別的。一個穆斯林政治家或宗教專家能夠合理地祝賀自己伊斯蘭教經過考驗且真實的組織制度已經多麼成功地抵禦了伊比利亞的十字軍活動，在本章時段的開端，伊比利亞的十字軍似乎與中世紀十字軍的威脅一樣嚴重。在這兩種情況下，十字軍運動的狂熱已經衰退了，然後成功地撤退了，而伊斯蘭教王國則繼續擴張。還有比這更好地證明安拉的恩寵和伊斯蘭教比其他宗教更優越的證據嗎？
什葉派叛亂
這種心態引起的自鳴得意更加突出，因為在16世紀初，伊斯蘭教遭受了一次宗教打擊。穆斯林國家一向對各種教派比較友好，分成遜尼派和什葉派兩大基本陣營。許多什葉派集團表面上與遜尼派的禮拜形式相同，但是他們傳授一種秘密教義，相信一種有時完全敵視所有有組織的宗教形式的衝動，如貝克塔什派（Bektashi）中的托缽僧。大多數穆斯林統治者公開支持遜尼派的觀點，但也容忍不同教派，只要他們不公開攻擊官方的宗教形式。
這種暫時妥協在1502年被粗暴地打破了，經歷了一系列迅速的勝利後，什葉派中一支狂熱的突厥部落的領袖伊斯瑪儀·薩法維（Ismail Safavi）在大不裡士（Tabriz）自行加冕。接著，伊斯瑪儀征服了巴格達（1508年），徹底擊敗布拉哈（Bokhara）的烏茲別克，鞏固了東部邊界。1514年，他的軍隊在加勒迪蘭（Chaldiran）與奧斯曼帝國軍隊相遇；雖然在戰場上遭到慘敗，但是伊斯瑪儀滿意地看到獲勝的蘇丹不得不撤退，因為蘇丹的禁衛軍拒絕繼續推進。
沙阿·伊斯瑪儀（Shah Ismail，Shah即波斯文「王」的英文轉寫。——譯者注）的軍事生涯本身並不非常成功，因為帖木兒（卒於1405年）和其他中亞軍事首領早已能夠以幾乎同樣的速度建立龐大的國家。薩法維帝國的建立之所以如此劇烈地震動了穆斯林世界，是因為追隨他的文盲武夫把他奉為真主安拉的化身；甚至支持他的學識淵博的神學家也認為，作為伊斯蘭教12位合法統治者中的第7位，沙阿·伊斯瑪儀是整個穆斯林共同體的英明領袖，儘管他們認為武夫們的要求是褻瀆神靈。
這種要求隨著完全確信的狂熱而提出，通過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軍事勝利而維持，它把一種深刻的動盪因素引進了伊斯蘭教王國。因為如果薩法維的要求是正當的，那麼所有其他穆斯林統治者當然就都是篡位者。在穆斯林世界的許多地方，一些什葉派的重要集團準備同情地服從這種思想。的確，沙阿·伊斯瑪儀的支持者造成了1514年安納托利亞地區大規模叛亂，以狂熱的宗教情緒蔑視奧斯曼帝國的權威。
奧斯曼帝國的反應是迅速而有效的：蘇丹「冷酷者」塞利姆（Selim，1512～1520年在位）平定了安納托利亞的叛亂，殘忍地俘虜了未受影響地區的剩餘人口。這防止了奧斯曼帝國其他地區什葉派集團公開叛亂。接著他極力反對伊斯瑪儀，但是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他沒有剷除動盪的根源，因為蘇丹禁衛軍拒絕繼續反對異端的沙阿。在此後的一系列戰役中，塞利姆兼併了敘利亞、埃及和阿拉伯半島，因與伊斯瑪儀，以及這些地區的統治者建立了聯盟，從而控制了宗教戰略中心麥加和麥地那。他的繼位者「立法者」蘇萊曼（1520～1566年在位）在國內樹立遜尼派為正統，集中力量打擊什葉派異端。他創建了由國家支持的遜尼派宗教學院，在帝國所有重要城市舉辦由國家控制的宗教儀式。這種政策在早期可能會引發最強烈的抵抗；但是遜尼派學者毫不猶豫地接受了蘇萊曼的規定，這部分地是因為國家俸祿的引誘，部分地是他們懼怕沙阿·伊斯瑪儀的宗教狂熱和動盪以及他的宗教革命危及整個伊斯蘭教。
大約從1514年起，沙阿·伊斯瑪儀發現，宗教革命的烈火需要加以控制。他召集伊斯蘭教世界各地什葉派「十二宗派」的律法學者，在他們的幫助下，著手去除各種錯誤信仰，淨化教義。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迫害遜尼派和什葉派內部不同意見的宗派，沒收他們的財產。與此同時，作為最初伊斯蘭教活躍力量的大眾宣傳活動被引向幾乎接近正統的渠道。與當時新教牧師「教義簡答」給其追隨者思想打下的烙印一樣，「十二宗派」原則在幾乎整個伊斯蘭教臣民中也非常廣泛地流傳開來。
伊斯蘭教遜尼派與什葉派之間的鬥爭，充分表現在薩法維與奧斯曼帝國的衝突之中，而且使其他穆斯林國家和民族經常面臨尷尬的兩難選擇。各地遜尼派與什葉派之間長期的、傳統的和地方性的分裂隨時可能爆發為激烈鬥爭。宗教原則逐漸變成政治忠誠的試金石。印度莫臥兒帝國的處境特別尷尬。在他們命運的最低潮時，莫臥兒王朝的創立者巴布爾（卒於1530年）及其兒子胡馬雍（1530～1556年在位）公開承認什葉派教義，以期從沙阿那裡取得急需的支持。後來當他們在印度的地位似乎更強大時，他們又譴責伊斯蘭教什葉派，宣佈脫離它，以利於遜尼派的教義。阿克巴（1556～1605年在位）統治時期，莫臥兒帝國勢力第一次得到鞏固，他更喜歡聲稱自己獨立於宗教權威之外。他體驗過印度教、基督教和穆斯林的宗教虔誠形式，直到令人煩惱的羅馬天主教傳教士醜聞出現。
在阿巴斯大帝（Shah Abbas the Great，1587～1629年在位）統治下，薩菲國家實力達到頂峰，但是到那時，宗教定罪已經減弱了，至少在宮廷圈子裡。奧斯曼帝國擔心也出現同樣的鬆弛現象，1638年，蘇丹政府與以前的敵人達成了長期停戰協議。1656年後，以新任大維齊爾穆罕默德·庫普日裡（Mohammed Kuprili）為首的改革派政府取得了君士坦丁堡的權力，實際上允許什葉派秘密成員再次自由地在奧斯曼帝國活動，宗教緊張氣氛的確大大緩和了。一個有趣的後果是200多年以來，在克里特、阿爾巴尼亞和保加利亞南部地區，基督徒首次再度大規模轉化為伊斯蘭教徒，那些地區的異端伊斯蘭教苦修僧團體變得特別活躍。
知識倒退和藝術進步
伊斯蘭教內部遜尼派—什葉派分裂的文化反彈如它的政治—軍事後果一樣深遠。波斯詩歌源泉枯竭了，因為這種詩歌所依賴的介於神聖與人類之愛之間的微妙模糊是把伊斯瑪儀追隨者革除教籍。也許更為重要的是，從根本上說，遜尼派伊斯蘭學者不能履行他們的社會職責。遜尼派伊斯蘭教學者們沒能主動回擊什葉派的挑戰，即聲稱宗教教義的真實性。相反，他們訴諸武力，到處鎮壓競爭者和批評者。因此，當後來歐洲思想和知識明確質疑傳統的穆斯林知識時，奧斯曼帝國的學術階層無法及時地研究新學術。通過躲在奧斯曼國家警察力量的背後，他們逃避了一次挑戰，神聖律法的專家們也拒絕嚴肅地對待第二次挑戰，也許因為害怕在力圖應付基督教世界新知識的同時，遭到來自伊斯蘭教世界內部的宗教攻擊。他們覺得更好的方法是重申《古蘭經》，回憶神聖律法的註釋，因而確保真主安拉的恩典。只要穆斯林的軍事力量仍然強大到足以平等地應付所有外來者，那麼這種頑固的保守主義和反知識思想就必然是一種可維持的姿態。只有到1700年後，當各地的穆斯林國家力量不再能抵抗新興的競爭者時，它的最終代價才變得清楚了。
主要由官方政策引導的知識無用思想並不意味著藝術的衰落。相反，穆斯林世界的大帝國興起確保了對建築和各種藝術創作充足而相對穩定的資助。例如，伊斯法罕就是由阿巴斯大帝下令修建的一座花園城市。它是世界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宏偉建築和城市規劃的傑作之一。以相對較小但仍然非常宏偉的規模，印度的泰姬陵於1632～1653年被修建得符合莫臥兒皇帝的品味。波斯藝術也繼續繁榮到17世紀。在印度，當畫家把波斯的技巧用於表現印度教的宗教主題時，新的發展就出現了。這種繪畫吸引了「拉其普特」地主階層，他們的波斯化文化和對莫臥兒帝國所服的兵役並沒有使他們拋棄祖先的印度教信仰。
的確，除了用當代西歐文化發展速度的標準外，無論以什麼作標準，1500～1700年伊斯蘭教都處於繁榮時期。因此，沒有衰落，也沒有停滯，充滿活力的發展是描述這個時期伊斯蘭教社會的最恰當詞語。有點兒諷刺意味的是——這得益於事後聰明——也正是在這些成功的歲月裡，伊斯蘭教沒有抓住甚至注意歐洲人正開始以經濟和知識的雙重壓力給他們帶來的重大挑戰。
穆斯林統治下的其他宗教
在從穆斯林轉向遠東文化地區之前，我們必須先簡要地論述那些發現自己被穆斯林統治或處於不斷擴張的伊斯蘭教世界邊緣的印度教徒和佛教徒的歷史。此外，作為奧斯曼帝國重要組成部分的巴爾幹的東正教教徒的命運也值得關注。
1500～1700年，印度教在印度復興。穆斯林征服剝奪了國家對印度教的支持，雖然新統治者寬容大多數宗教儀式。這實際上迫使印度教走向街頭，一群聖徒和詩人在街頭，用各種新形式的崇拜對像取代印度古代無形的宗教信仰。
聖徒和印度教復興者柴坦雅（Chaitanya，卒於1527年）被其忠實追隨者視為克利須那神的化身。他周圍聚集了一批狂熱信徒，他們反對種姓區分和其他宗教外表形式，以利於實行強烈感情的公共崇拜儀式。柴坦雅一生大部分時間在孟加拉度過，那裡的新興教派有效地阻止了伊斯蘭教的傳播。這意味著隨著印度社會逐漸向東推進並馴服了恆河三角洲叢林地區，再次皈依印度教而不是伊斯蘭教變成了融入文明社會的標誌。當然，今天伊斯蘭教國家孟加拉與印度之間的孟加拉河分界線就是它的直接後果，因為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伊斯蘭教曾經沿著這條邊界取得巨大的成功。
兩位重要的詩人蘇爾·達斯（Sur Das，卒於1563年）和圖裡斯·達斯（Tulsi Das，卒於1623年）在復興印度教方面甚至比柴坦雅的貢獻更大，因為他們的影響不局限於一個教派。他們都從豐富的印度教神話中取材，用印地語詩歌給予表達。他們因此創作了一系列聖歌和讚美詩，調整宗教儀式，並且讓講印地語的印度普通大眾理解。圖裡斯集中注意羅摩神，而蘇爾則更喜歡克裡須那神，但是這些神祇都被看作毗濕奴神的化身。因此，印度教的兩大改革家的教義沒有衝突。除了柴坦雅的追隨者外，其他人都不批評古代梵文的宗教虔誠或者婆羅門教儀式。日常宗教在印地語中找到了表達方式。對神聖但人性化的神的崇拜所產生的親切感使印度教廣泛流行，完全能夠抵制穆斯林和基督教傳教士宣揚的教義，因為通過這些神祇，虔誠的信徒能夠在公共宗教狂歡時刻進入神秘的神我合一境界。雖然1565年後政治衰落改變了形式，但是不能完全消滅印度教的精神。絕大多數印度人仍然一如既往地忠於祖先流傳下來的變幻無常的宗教。
在三個較小的民族中，佛教復興為國家宗教：錫蘭的僧伽羅人、緬甸的緬甸民族、泰國的泰族。在每個國家中，佛教都作為民族認同的標誌，保護這些民族不受多種語言的、世界性的宗教信仰的侵襲：首先是伊斯蘭教，其次是基督教。這些民族起初歡迎基督教徒，至少部分地是對長期穆斯林壓力的抵制，但是當歐洲人似乎以重要形式威脅他們的傳統方式時，這些民族就制定了孤立和退縮的政策。直到19世紀，這樣建立起來的隔離外來者的障礙才再次在新來的歐洲人猛烈攻擊之下崩潰。
奧斯曼帝國的東正教基督徒臣民必然與他們的土耳其主人享有許多共同的經歷。希臘東征教徒對拉丁世界的偏見與穆斯林一樣深刻。因此，毫不奇怪，當大教長西裡爾·魯卡裡斯（Cyril Lukaris）發起討論來自西歐的加爾文教徒和天主教徒提出的問題時，他的努力只取得了很小的成功。壓倒多數的東正教教堂滿足於他們從教父和4、5世紀主教會議繼承下來的教義。但是，醫務人員接觸了來自意大利和歐洲其他科學中心的新思想。最傑出的希臘醫生在帕都亞大學接受過教育，他們在求學時代吸收了多方面的西歐文化。這些人提供了微弱但極其重要的聯繫紐帶，通過這條紐帶，基督教世界彼此分離的兩大部分的知識聯繫得以維持。
當蘇丹停止從巴爾幹西部蠻荒之地的基督教山村招募他的奴隸家族時，奧斯曼政府與基督教臣民共同體之間的關係終於發生了一個重大變化。只要帝國的最高官員和軍事首領曾經在遙遠、異常貧窮的山村生活過12～20年，那麼奧斯曼帝國政府就會充滿對基督徒農民的普遍同情。當這些職位被尸位素餐的人的子孫們佔據時，完全不同的觀念就普遍出現了——從1572年蘇丹的奴隸家族之間首次被允許合法通婚，到1638年招募基督教山村村民的活動終結為止。
當帝國高級官職被城市生長的人控制時，他們就開始剝削村民，取締那些力圖利用農民勞動力建立商品化農業的人的貌似合法的行動。鄉村地區處境急劇惡化，其沉重代價是基督教人口的普遍不滿。
到17世紀末期，城鄉之間深深的隔閡，幾乎，但只是幾乎對應於基督徒與穆斯林之間宗教界限的一條裂痕，因此變成了奧斯曼社會的一個嚴重而根本的弱點。但是農民的不滿在大多數基督教國家也是正常的，其本身不必被誇張為必然衰落的一個標誌。正是穆斯林的思想不願意，不僅如此，而且不能改變傳統的態度和組織制度，考慮來自內外的挑戰，才預示了衰落，儘管穆斯林藝術表面輝煌，穆斯林學術發達，奧斯曼帝國、薩法維帝國和莫臥兒帝國很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