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3年，第一位葡萄牙商人抵達南中國海岸，明朝政權已經開始顯示衰落的中國王朝的典型病態。沉重而分攤不均的稅收，加上宮廷陰謀，導致各省爆發零星的起義，來自草原和海上的入侵正日益加劇。明朝軍隊人數眾多，裝備精良，如果指揮得當，他們就能夠很好地證明自己的實力。例如，1592～1598年，明朝軍隊幫助朝鮮打敗了日本兩次可怕的入侵，儘管日本軍閥豐臣秀吉竭盡全力。在海上，明朝水師也取得了一些重大的勝利，甚至戰勝過葡萄牙艦隊。但是致力於陸地的北京政府從未批准建立常備水師，而且常常解除那些參加海盜活動的水手的武裝，以此證明官方不承認海軍的合法性。
明朝政府最終以完全傳統的方式滅亡。與一位明朝將軍裡應外合，1644年，以幫助鎮壓明朝國內叛亂為借口，一支來自女真人的強大而紀律嚴明的軍隊進入北京。一旦佔領都城，女真人就拒絕繼續與明朝政府合作。他們自己的首領自稱「天子」，建立了一個新王朝——清朝。女真人經歷多年戰爭才鞏固他們所佔領的中國大陸領土。自稱明朝江山支持者的最後一個大本營——台灣直到1683年才臣服北京政權。
在他們以征服者身份進入中原之前，女真人就已經相當熟悉中國文明。與蒙古征服中原地區給蒙古文化打上烙印不同，沒有來自西亞的外來色彩可以防止新主人順利而迅速地繼承中國文明的傳統。但是女真皇帝不信任漢人的忠誠，力圖把軍權掌握在他們自己的人手中。因此，女真士兵都駐紮在中國各個戰略要地。他們穿著自己獨特的民族服裝，保持自己的行為習慣，因為這變成了保持士兵不與漢族人口自由通婚的一個政策。但是，民事管理利用漢族和滿族，以儒家經典為基礎的傳統科舉取士方法繼續實行，除了偶然的和地方性中斷外。
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中，這種從一個王朝到另一個王朝的順利過渡也是罕見的。此外，滿族皇帝的行為完全是傳統的。他們的主要精力和軍事力量都用於保衛中國的領土邊境，防止草原遊牧民族和諸如西藏那樣不穩定的邊疆。但是清代中國邊界面臨一個新的戍守問題，因為他們不僅必須與遊牧部落打交道，而且必須與不斷擴張的沙皇俄國打交道。應該記住，俄國的毛皮商人在17世紀初就已經把他們的活動範圍延伸到西伯利亞，1638年接近了太平洋的鄂霍次克。接著俄羅斯商人力圖與西伯利亞森林地區南部草原民族建立關係，並且獲得了一定的成功。此外，他們開展了與中國的毛皮貿易，中國對貂皮的崇尚猶如歐洲一樣。
經過一些為了獲得優勢的爭論後，1689年，兩個農耕民族同意簽訂了《尼布楚條約》。根據這個條約，兩大帝國之間插入了從外蒙古向西到中亞的大部分草原無人區。該條約還規定了管理完善的駱駝商隊貿易，以茶葉和絲綢交換毛皮。但是這個條約是不穩定的，因為居住在緩衝地帶的蒙古人不願意充當中國和俄國指定給他們的中立和被動角色。相反，他們與西藏建立宗教聯繫。這引起中國對新蠻族聯盟的擔憂，害怕他們成為永誌不忘的成吉思汗大軍那樣的潛在威脅。為了遏制這種可能性，中國開始再次推行一種向前推進的政策，由於俄國軍隊當時正忙於與奧斯曼土耳其人的戰爭，所以沙皇的代表不得不靜觀其變，而中國經過激烈的戰爭，收復了外蒙古和新疆。西藏接著也歸順了。這些戰役直到1757年才結束，在中國軍隊和天花瘟疫的打擊下，土爾扈特部落聯盟才瓦解。其殘餘逃往俄國領土避難，被安置在伏爾加河下游地區，他們的後裔一直在那裡生活至今。30年前，在《恰克圖條約》中，俄國人正式默許中國勢力非常大範圍地穿越幾乎歐亞大陸草原的一半。
清朝皇帝在解決海防問題方面同樣成功。1636年，為了自身的緣故，日本政府禁止臣民下海航行，禁止建造海船。這就切斷了海盜劫掠的主要來源，這些海盜劫掠曾經為害中國沿海一個多世紀。中國政府地方代表與葡萄牙商人社區任命的發言人非正式地簽訂的協議，起到了抵禦劫掠、控制最早的歐洲商船參與大多數非法活動的作用。因此，當中國政府恢復了穩定時，脫離傳統守衛海岸的方法就沒有必要了。因此，不出所料，在建立海軍和加強海防方面，滿族人無所作為。他們覺得沒必要採取這些措施，事實上也的確沒有採取任何措施。
中國的繁榮和保守主義
領土廣袤的中國大陸恢復秩序和正常的行政管理，為繁榮的出現提供了有利條件。人口開始迅速增長。美洲傳播過來的新作物，特別是甘薯和玉米，使農業地區能夠隨著手工業的發展和商業活動的擴張而增長。與歐洲商人的貿易變得活躍了。葡萄牙商船長期有效地壟斷了中國與日本貿易商品運輸，因為中國和日本政府都不允許國民建造海船。此外，出口到遙遠的歐洲的茶葉、瓷器和其他中國商品也大規模地穩定增長。為了供應這些市場，中國企業家大規模地生產一些比較廉價的瓷器品種。但是由於增加了大量產品，而大大強化了社會的傳統結構，所以這種變化僅僅是強化了中國的傳統特色。
文化生活證明了中國的極端保守態度。1500～1700年間，中國的任何經驗都適應傳統學術和敏感性結構。歐洲人固然帶來了一些引起學術界注意的新東西。新的地理信息、改進了的天文觀察技術以及諸如鐘擺那樣的新奇裝置，這些都得到了他們應有的承認。1601年，以博學多才的意大利人利瑪竇為首的耶穌會傳教士甚至被允許進入北京的皇宮，但是基督教傳教士只有在學習儒家學術的端莊外表舉止後才能與宮廷學者來往。王朝更替沒有長期打破耶穌會在北京的地位。相反，1640～1664年，耶穌會傳教士湯若望與年輕的清朝皇帝建立了不平凡的友誼，對帝國政府的行為發揮了一定的影響。但是至於全體耶穌會在帝國宮廷的地位，他們對交往的士大夫官員圈子的影響似乎非常小，他們試圖向大多數人口傳播福音的努力也沒有取得成功。
相反，中國學者和縉紳完全專注於古典文獻，他們用細緻、縝密的考據方法，闡述古代儒家著作的真正含義。一種更無危害的、哲學氣息更濃的「漢學」因此出現了，它不鼓勵隱喻解釋的勇敢行為，而較早的新儒家可以自由地進行這樣的解釋。
沒有必要解釋，我們就能理解為什麼中國拒絕嚴肅考慮來自遙遠歐洲「南海蠻夷」的學術和外來思想模式。當國內組織制度機構運行正常時，何必需要賢明、鎮定而負責任的人們在這種瑣碎事情上浪費時間呢？當帝國在海外威力強大，國內一派太平、富庶、風調雨順、人的舉止端莊優雅、按照儒家學說的原則組織社會、禮遇那些皓首窮經的人——當所有這些都變成了現實時，為什麼還需要任何人都更多地注意外國呢？因此，幾乎毫無例外，中國人遵循常識，只是偶然注意一下耶穌會傳教士帶到中國的新奇事物。
豐臣秀吉和日本的德川幕府
這兩個世紀的日本歷史完全不同於中國文明的偉大延續性。在這個時期之初，日本正遭受內戰之苦。地方武士、強大的寺院武裝、以城市為基地的海盜、各地無家可歸的冒險者，彼此爭戰和殺戮，而口頭上都說為傀儡帝國政府服務。16世紀40年代葡萄牙人的到來給這種景像帶來了重大變化。
歐洲文明的許多方面給日本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歐洲的衣著風格和接受洗禮變成基督徒等時尚迅速傳遍日本列島。當然，不是所有人都贊成那些新奇事物，但是很少有人不接受歐洲槍炮。地方領主渴望通過貿易獲得金屬供應和由葡萄牙人輸入的其他有價值的武器。但是正如歐洲一樣，當大炮和步槍變成戰爭的決定性武器時，武器開支增加也意味著只有領地龐大的領主才能購買得起戰爭取勝所需要的全部武器。政治權力的迅速鞏固是其必然結果。葡萄牙船隻到達日本海岸後不到半個世紀，整個日本列島實際上就已經被大軍閥豐臣秀吉（卒於1598年）所統一。豐臣秀吉的權威基礎是戰場上獲得的成功，因為他出身寒微，孩童時代就被迫定親結婚。他的政府依靠一些武士集團之間的聯盟，這些武士集團的成員從指定的村莊獲得收入，作為回報，他們為直接首領提供兵役，並通過他而為豐臣秀吉服役。
權力鞏固之後，豐臣秀吉企圖把日本的軍事力量轉向對外擴張。他組織了兩次對朝鮮的大規模入侵，如果他的叫囂可信的話，那麼他將征服全世界！但是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豐臣秀吉的軍隊在朝鮮半島陸地上未能取得決定性勝利，當他去世時，日本軍隊從朝鮮撤退了，因為日本面臨新的內戰的威脅。經過一場戰役後，豐臣秀吉的部將——德川家族的德川家康成功地取得了最高權力。
日本的新統治者不如豐臣秀吉那麼殘忍和嗜好對外擴張。他放棄了所有海外擴張的思想，而開始系統地反對國內潛在的真正對手。這意味著，首先，控制海上浪人。對於武士首領來說，被逐出戰場賦閒在家，一直可以通過成功的海盜活動得以彌補他的財富，甚至衣錦還鄉，力圖把以前在戰爭中受到的損失重新奪回來。德川幕府不願意面對這種風險。為此，他們首先管理接著完全禁止海上劫掠活動，其結果是中國沿海的安全，我們在前面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
日本大量基督教團體的存在對幕府將軍似乎也是一種危險。豐臣秀吉曾經於1587年親自頒布過一個法令，禁止外國傳教士進入日本，但是沒有實施他的法令，也許因為他擔心葡萄牙以中斷與他的貿易予以報復。1609年，當荷蘭船隻首次出現在日本海域時，日本人擁有了其他選擇途徑，通過選擇，他們能夠從西方的兵工廠裡為自己提供所需要的任何武器。因此，日本對基督教團體的零星迫害活動就變得安全了。1637年，基督教徒在九州發動叛亂，幕府決心予以鎮壓。歷經整整一年，幕府才平息了這場叛亂。戰鬥的結果是死亡。所有被俘的基督徒，無論歐洲人還是日本人，都被處死。只有少數基督徒秘密地倖存下來了，但是他們力量微弱，沒有什麼影響。幾乎日本的所有基督教人口全部被消滅，給亞洲文明國家中最成功的基督教傳教活動造成了血腥和災難性後果。
此後兩個多世紀裡，德川幕府繼續統治日本。但是由於他們嚴厲的對外政策，國家經濟和文化生活的重大變化繼續使日本社會和文明處於雖然無形但非常嚴酷的枷鎖之下，與1700年前中國生活似乎已經取得的穩定景象大相逕庭。問題的核心是武士們發現，一旦戰爭結束，他們將無所事事。他們只能以使武士道更精細、出席各種符合他們身份的儀式、等待永不到來的召集等一般方法打發時日。他們或者置身於城市娛樂場所的昂貴而高雅活動，充滿活力的、給人美感的、非官方的文化生活在這些城市迅速地發展起來。
事實上，許多武士破產了，出售或典押從指定鄉村徵收稻穀的合法權利。購買了這些權利的商人通常把所獲得的稻穀運輸到城市市場出售牟利。因此，繁忙的市場經濟就巧妙地在農民與地主階級之間迂迴發展，而且向日本社會的縫隙中滲透，影響了幾乎所有人口。為了反對這種力量，幕府竭力加強傳統的武士生活方式，但沒有取得完全成功。相反，日本呈現了活躍的城市下層文化與官方文化的簡約禮節之間的二元性壯觀景象。
只要幕府統治維持，那麼這種二元性就會在日本繼續盛行。也許這兩種生活方式真正是相輔相成的，一種文化的吸引力會補充另一種文化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