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8年後，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引起的火山爆發般的激情已經平息下去了。教會和國家首腦們都從實施全面符合神學或任何其他真理的活動中作了讓步。小心地迴避人類激情的頂峰和低潮，歐洲社會的領袖們更喜歡依靠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員，他們對真理的把握只能是部分的，他們的頭腦很少狂熱。因此，慢條斯理的專業風格在社會的重要位置找到了新的活動場所：軍營、布道壇、法庭、大學、中學、政府衙門，甚至新興的權力機構，如特許狀公司和銀行辦公室等。通過為這些和其他專業化職業提供可靠的環境和用武之地，歐洲社會空前地為多元化思想和情感打開了大門。每種職業雖然都追求自身有限的真理視野，但是都促進了前輩工作的進一步發展和精細化，並且不覺得迫切需要建立或遵循一切真理或知識的偉大綜合。只要他們的職業自治和尊嚴不受懷疑，那麼歐洲專業人士就會發現，完全可以讓其他人以自己的方式思考，在一定限度內自行其是。
當然，從文明之初，歐洲就像其他每個文明社會一樣，一直展現了多元化和妥協的特點。的確，文明的定義之一就是存在專業化分工的社會。因此，在17世紀後半期歐洲，新事物既不像公認的那麼多，人們也不願意容忍差異和分歧，儘管此前幾代人發奮改革，但也沒能消除這些差異和分歧。現代化、均勢和禮貌能夠取代對形而上學確定性的追求，儘管這種追求曾經鼓舞歐洲人互相譴責和破壞對方。雖然邏輯確定性取得了這種妥協，但常識和支持新的專業化分工的事實的確是解決真理和道德問題的途徑。
有限的戰爭
現代化、均勢和禮貌甚至影響了國際關係。在「三十年戰爭」後的災難性幾十年裡，某種接近外交官和士兵職業行為準則的東西逐漸形成了。也許在豐特努瓦戰役（1745年）中，戰爭的禮儀化達到了頂峰，法國和英國軍官互相謙讓對方首先開火。此後，歐洲戰爭的激烈程度傾向於不斷增加。武器變得越來越具有破壞性，政治危險性也變得越來越大，直到法國大革命的領袖們再次武裝大眾，並讓他們在戰場上釋放激情。
1653～1689年，與對手相比，法國佔據優勢。國王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童年時代目睹了貴族反對王權的武裝叛亂（即所謂「福隆德運動」，1648～1653年）但是最終遭到失敗的過程。成年之後，他把為法國贏得萊茵河和比利牛斯山的「天然邊界」定為得勝的王室軍隊的任務。在損害四分五裂的西班牙帝國領土的前提下，他起初獲得了成功，但是當荷蘭和英國（1689年）與哈布斯堡王朝結盟阻止法國的擴張時，他的成功被遏制了。因此，英國和法國進行了一系列戰爭，對北美和印度的統治岌岌可危，而在歐洲大陸，通過取代西班牙在意大利和尼德蘭南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1701～1714年），奧地利收穫了西班牙的歐洲帝國。到1763年，英國（通過1707年與蘇格蘭合併，變成了大不列顛）在印度和加拿大已經贏得了決定性勝利——在此後一代人的時間裡，這只是被部分地磨滅了的成功，當法國的援助（1778～1783年）使反叛的英屬北美殖民地決心在北美建立獨立國家時。
當西歐經歷這些動盪而有限的軍事行動時，東歐則經歷了更急劇的權力重組。1648年後，像西歐的荷蘭一樣，波蘭和瑞典再也不能捍衛它們作為大國和帝國的地位。相反，奧地利和新興的德意志國家勃蘭登堡—普魯士與沙俄競爭，瓜分瑞典和波蘭的領土（1648～1721年）。後來，同樣是這三個國家通過三次瓜分（1772～1795年），把波蘭王國完全從地圖上抹去了。
中歐仍然是歐洲西部與東部均勢的過渡地帶（而且也經常是戰爭的舞台）。意大利和德國被《威斯特伐利亞條約》（1648年）分裂而成的小國要麼繼續傾向法國，要麼參加反法同盟，這取決於當地的形勢和對手、王朝關係，或者（至少有時）直接倒向出價最高者。
均勢的國際關係
在每個歐洲主權國家內部，政府都認識到，其外交行動自由沒有任何法律限制。但是實際上，均勢的算計把任何一個統治者的行動自由都限制在相當狹小的範圍之內。同樣，歐洲每個君主事實上也受到錯綜複雜的、傳統上在各個集團和階層之間瓜分的利益和特權的限制。此外，這些不同的利益通常擁有各種集體組織，從而賦予它們有效的政治份量。
因此，路易十四的莊嚴宏偉的宮殿和他的豪言壯語「朕即國家」掩蓋了事實的很多真相。在路易的年輕時代，儘管為他服務的精力充沛的官吏們力圖實現法國系統的中央集權化，但是錯綜複雜的集體特權力量，如一些長期存在的力量（如各省代表會議，或法國「三級會議」）、其他新興的力量（如法國東印度公司）等，都嚴重限制了法國官僚機構實際所取得的成功。但是，路易十四巧妙地通過分配年金和宮廷官職，同時直接剝奪貴族權利和特權來達到這個目的。
路易十四死後，法國貴族開始重申他們以前的某些獨立性，但是他們通過法律程序和爭辯，而不是像他們的先輩常常所做的那樣訴諸武力。軍事和民事管理已經取得了長足進展，以致其他任何途徑實際上變得根本不切實際。對一個普通人來說，暴力活動的減少和鄉村法制的建立是法國和西歐其他國家舊制度所取得的重要而基本的成就。
互相競爭的利益集團之間的脆弱平衡因國而異，因時而異，這種局面開創了不斷變化的政治類型。一般說來，哈布斯堡家族在西班牙和奧地利的領土在認識上滯後於法國。與法國不同，在這些地區，力圖削弱或消除地方差異的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改革的動力主要不是表現於17世紀，而是在18世紀才表現出來。哈布斯堡家族領土上的教會比法國保留了更大的獨立性，而高盧主義，即法國教會必須與羅馬天主教會分離的思想，從中世紀起就盛行。實際上，高盧主義意味著法國教會的主教和其他高級神職人員應該臣服於國王的政府。
英國的議會制度
西歐的外緣地區，從1640～1688年，兩種相當典型的政府分別形成了。非常巧合的是，正是在這些年裡，英國議會制度為一側，普魯士軍國主義為另一側，都取得了決定性的形式。英國內戰（見前文）是關鍵，議會君主制就從中產生；但是舊式的地方主義（以下議院的鄉紳和資產階級為代表）與國家政策需要之間的有效調和要到1688年「光榮革命」之後才達成。查理二世（1660～1685年）及其弟弟詹姆士二世（1685～1688年）統治期間，復辟後的斯圖亞特王朝君主們自然而然地發現，議會是難以信任的，而且事實上，由於接受來自法國的津貼，所以君主們能夠不依靠議會批准收稅而奢侈地生活。在這些情況下，成功的國家政策幾乎無法實行。
隨著1688年「光榮革命」，詹姆士二世的女兒瑪麗及其丈夫奧蘭治的威廉共同登上了英國王位，情況突然發生了變化。威廉同時也是荷蘭的執政，他的利益集中在歐洲大陸，他是歐洲大陸各國為了反對法王路易十四而締結的外交—軍事同盟領袖。他隨時準備把英國政府交給議會，只要議會領袖能夠為他提供遏制路易十四所需要的財物。因此，直到1760年喬治三世加冕為止，沒有哪位英國君主企圖逃避或控制議會領袖，議會領袖由此發展並創立了管理國家的必要制度，充分尊重地方、國家和國際各方面互相競爭的要求。
為了滿足這些要求，英國政治家和議員發展了兩個重要的新制度：內閣制政府和國債。內閣成員當然由國王任命，但是對議會負責。內閣通過獲得議會多數選票從而批准立法的權力，是以鬆散但真實的議員締結的黨派集團制度為基礎的。雖然不同派系之間偶爾猜疑、鉤心鬥角，更多情況是不滿的吵吵嚷嚷，但是這種制度能夠根據議會不帶派系的利益而不斷變化。18世紀沒有任何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能夠如此敏銳地隨著社會變化而自我調整。議會政府的根本優勢在18世紀英國就是這樣顯示出來的。它沒有絲毫民主，因為無產者和絕大多數非國教派根本沒有議會代表。衰敗的城市選邑和政治恩萌制使富人和出身高貴的人完全控制了議會。
1688年英國議會政府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新的信用工具——國債的發明。這使公共借貸能夠有力地滿足緊急需要。關鍵的觀念是使議會負責償還債務。以前政府一直是以國王的名義舉債，償還債務被認為是國王私人的義務，無論採取什麼手段。但是1694年，議會創辦了「英格蘭銀行」。它的最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借款給政府，只要議會擔保償還，無論議會決定徵收何種稅收。戰爭開支就以這種方法分成若干年償付。更為重要的是，由於償還擔保的可靠性增強，借款的利率下降了。其他國家的政府由於缺乏議會償還債務的擔保，所以很少能夠以這種有利條件獲得借款。這個因素極大地推進了英國實力的快速增長。
在「七年戰爭」（1757～1763年）中，英國對法國獲得的巨大勝利證明了這種政府有多麼強大。相應地，國王喬治三世通過發展一個國王的黨派力圖控制議會，他希望這個黨派能夠凌駕於少數人和私利之上，但是由於他在美國獨立戰爭（1776～1783年）中的慘敗，他的努力被遏制了。因此，通過逐漸而徹底的系統演變，英國政府類型越來越不同於盛行於歐陸的君主制。特別是1763年後，法國人和歐洲大陸其他民族終於相信，從中世紀混亂無序中倖存下來的英國議會制度，事實上可能為他們重組更嚴苛的政府制度提供了一個有用的借鑒模式。
普魯士的軍國主義
普魯士的發展道路完全不同。大選帝侯弗裡德裡希·威廉（1640～1688年在位）的嚴厲統治時期，他從霍亨斯陶芬家族祖先繼承而來的四分五裂的領土被糅合成高度中央集權的、紀律嚴明的國家。「三十年戰爭」的動盪經歷消除了地方臣民對大選帝侯政策的抵制，當時勃蘭登堡（位於霍亨斯陶芬家族領地的中心）多次遭到瑞典和其他外國軍隊蹂躪。他旨在積蓄充足的軍事力量，不惜一切代價擊退外來入侵。代價的確沉重，因為他的領土不僅貧瘠，而且人煙也不稠密。但是通過厲行節約，他能夠建立一支強大的常備軍，這支軍隊不僅用於防禦，而且用於擴張領土。他的後繼者奉行同樣的政策，雖然越來越輕鬆，但取得的成功並不比他少。當弗裡德裡希二世（史稱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在位）去世時，他留下了一個版圖大大擴充、領土穩固的國家，已經變成了歐洲列強之一的普魯士王國不僅在德意志與奧地利爭奪，而且在東邊與強國沙俄一較短長。
霍亨斯陶芬家族的統治者密切關注經濟發展。普魯士國王們深知，工業和人口是戰爭勝利的根本保障。在他們的統治下，在開發沒有什麼前景的沙地、開採有限礦產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功，以致到18世紀末，普魯士開始出現了比西部地區熟悉得多的社會複雜性。工匠、商人、專業人員和其他城市階層的人數越來越多，也越來越有影響力。當這種情況發生時，軍營的氣息開始褪色了，雖然在「大選帝侯」及其直系繼承人時期，軍營氣息是如此濃厚。但是軍營氣息沒有從普魯士生活中完全消失。它僅僅是龜縮於更小範圍的職業軍官圈子裡，這些軍官主要從東普魯士及其附近的波羅的海地主鄉紳（「容克」）幼子中招募。
農業和技術的進步
在整個舊制度時期，歐洲經濟出現持續的快速增長。農業仍然是基本的產業，各地的絕大多數人口仍然是農民，即使在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國家。傳統耕作方式在廣大地區持續著。在集體耕作方式根深蒂固的莊園裡，熟悉的日常勞動的任何重大變化都會遇到阻礙，因為交叉的財產權必須徵得一致（或接近一致）的同意，才能予以重大更改。但是，即使在傳統的生產節奏中，產量的大幅增長也可以通過諸如簡化系統育種過程或者改進耕犁設計等取得。
西歐發生了一些重大變化。新作物，如苜蓿和蕪菁等的種植，為馬匹和牛群提供了充足的越冬飼料——這一直是中世紀農業的薄弱點。蕪菁需要細心種植，能清除田間的雜草，就像傳統翻耕休耕地的方法一樣有效。以這種方法，休耕制度完全能夠被放棄，農業生產率因而大大提高。此外，苜蓿把土地肥力固定在根部，從而有助於提高土壤的肥力。但是，馬鈴薯的傳播是歐洲農業唯一最重要的變化，因為它極大地提高了食物供應。例如，在德意志波羅的海沿岸的沙地和氣候酷寒地區，馬鈴薯提供的熱量是穀物的4倍。這使德意志人口急劇增長，並且從1750年左右，當馬鈴薯在中歐地區首次變成重要作物時，德意志經濟開始走向繁榮。在巴爾幹半島和匈牙利，玉米發揮了同樣的作用；但是北歐由於太寒冷而使玉米生產不能興旺，西歐則過於潮濕。
工業和交通也得到了同樣的發展。法國在發展全天候道路和運河方面走在了前列，這些運河把全國所有重要河流連接成一體。直到1750年後，英國才開始追趕上來。但是在製造業方面，英法之間的情況正好相反。因為私有企業和帝國的發明創造能力在英國，比在歐陸其他管理嚴格的經濟中更自由地發展。此外，英國煤炭儲量豐富，並且容易開採。焦炭煉鐵法的發明（1709年）使煤炭用於熔化鐵礦石。反過來，更充足的鋼鐵供應又使許多機械的零部件可以用金屬取代木材。
但是，最重要的變化是動力強大的蒸汽機的發展，它利用來自煤炭燃燒產生的蒸汽而轉化為機械能量。早在1712年，托馬斯·紐卡門就發明了簡單的蒸汽引擎，用於礦井排水。它依靠由蒸汽壓縮而形成的部分真空進行工作。1769年，詹姆斯·瓦特模仿設計出一台大大改進的蒸汽機，它利用煤炭燃燒產生的蒸汽驅動裝置在一個密閉圓柱中的活塞。由於瓦特的蒸汽機不需要紐卡門的蒸汽機那樣的相互交替的加熱和冷卻裝置，它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它很快便被投入使用，為工廠和礦山提供動力，不久還用於交通運輸。
瓦特蒸汽機最大的用途之一是驅動紡織機，整個18世紀，紡織機的規模和複雜性迅速增加。其結果是在一定時間內能夠生產的棉布數量驚人地增長，棉布價格迅速下降。到1789年，利用印度種植、繞過好望角進口的印度棉花，英國竟然能夠以低於印度織工的價格在印度傾銷棉布！沒有什麼事實比18世紀英國在利用煤炭、鋼鐵和機械設計方面的成功所看到的技術進步那麼炫目，因為印度織工的技術及其勞動力的廉價曾經在世界上沒有任何競爭對手。
或大或小的變化最終遍及歐洲所有傳統手工業部門。此外，通過系統而仔細地模仿其他國家的產品，新的手藝被創立了。豐富歐洲技術的最突出例子是手工業者、科學家、企業家和政府官員共同仿製中國瓷器的事實。中國人小心翼翼地保護商業秘密，歷經長期試驗和失敗後，歐洲人才學會如何燒製幾乎可以亂真的中國瓷器。
與這些技術進步至少同樣重要的是組織機構形式的同步發展，這種發展使歐洲人能夠為需要長期運行和大量人員合作的任務調集越來越多的資源，歐洲海外貿易特許狀公司的重要性已在前文提及（第286頁）。此外，諸如中央銀行和國債等重要財政手段在舊制度時期也被引進，由此開始把經濟關係從金銀供應限制所帶來的嚴酷現實中擺脫出來，並把最初不理解但非常劇烈的週期性波動引入價格體系。的確，第一次失控的信用泡沫（「南海公司泡沫」，1718～1720年）嚴重損害了聯合股份公司的信譽，以致它們在歐洲主要國家都被認為是非法的——這種情況持續到19世紀。
通過學會利用精確的機械測量法補充手工業者的手工技巧，歐洲人還發掘了另一種工業協作過程的強大潛力。如果要讓成型的武器射擊準確，那麼給大炮和步槍槍管鑽孔就需要非常精確。同樣，瓦特的蒸汽機需要活塞與圓柱壁之間緊密地安裝，使齒輪、螺紋、軸承和其他零件協調運行。鐘錶、望遠鏡、顯微鏡只能由專家製造，他們能夠把零件切割成特殊的尺寸，以便彼此分離的零件能夠組裝成一台能真正發揮作用的儀器。這不僅要求手眼靈活，而且取決於每個任務越來越高的機械精確度，產品製造過程中每個階段的精確檢測。
1789年，歐洲的經濟組織仍然是粗糙的，它們的重大應用到後來才被發現。但是，起步已經邁出，觀念已經被瞭解，它的實用性已經被證明。生產過程急劇理性化的可能性也預示了歐洲的巨大優勢和更加富有。
數學和科學
17世紀下半葉，歐洲的知識能量已經從持續了一個多世紀的宗教爭論非常突然地轉向關注其他問題。
數學在宗教改革時期得到了迅速發展，當時約翰·開普勒（卒於1630年）、伽利略（卒於1642年）等人都在世。新的數學符號有助於擴展和簡化計算，並引進新的數學概念。特別是自從阿拉伯人的時代以來，幾何學和代數學是被分別研究的，但是現在開始融合起來，由此創立瞭解析幾何學。反過來，解析幾何學又導致微積分學的誕生，它擴大了數學推理的範圍，增強了數學推理的說服力，在物理學研究中具有重大的應用價值。
數學成為時髦的東西，許多人確信，如果把數學推理方法適當嚴格而仔細地應用於人類的所有問題，將可以得出真實而且被普遍承認的結論。勒內·笛卡兒（卒於1650年）是第一個勇於這麼做的有影響的人。他用幾何學家的方法，從公理和不言自明的第一原理出發，所作的推理是如此有說服力，以致法國和其他國家迅速湧現了大批忠實信徒。他們積極地宣傳和捍衛笛卡兒的觀點。其他人被這種數學確定性的觀點所激怒，但奇怪的是，他們得出了互相矛盾的結論。荷蘭的巴魯赫·斯賓諾莎（卒於1677年）和英國的托馬斯·霍布斯（卒於1679年）是這些哲學家中最著名的兩位。在此後一代時間裡，戈特弗裡德·威廉·萊布尼茨（卒於1716年）以同樣的雄心而著名。
這些哲學家缺乏任何滿意的方法解決他們之間的分歧，因為沒有經驗可以證明，以便不同意見的專家能夠根據經驗選擇競爭對手。隨著1687年艾薩克·牛頓《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出版，偉大而且一流的物理和天體運動分析得到發展，事情發生了逆轉。像他的前輩一樣，牛頓力圖把觀察到的多樣性歸納為數學原則。為了解釋天空和地球上的運動物體的行為，他假設了一種神秘的力量——地球引力。他認為地球引力按照一種荒謬而令人欣慰的簡單數學方程在空間發揮作用——任何兩個物體之間的引力與它們距離的平方成反比。
牛頓同時代的一些人對這種根據距離發揮作用的力量的神秘含義感到震驚。通過談及空間的下層（他在另一個段落裡又稱天空為「上帝的心靈」），牛頓企圖澄清這個問題，但是他的努力對緩解這種焦慮感沒有太大幫助。但幾乎使每個人都認識到的事實是，牛頓的理論能夠被經驗所證實。牛頓的運動學定律最初是通過他力圖以數學表達月球運動而產生的。但是無數運動的物體都能被用於證明他的公式的準確。以這種觀察和測量為基礎，這個公式似乎很快便表明自己的確發揮了作用。事實上，實際情況符合牛頓的運動學定律。
在我們這個時代，科學預言和自然規律的作用通常都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因此，當這些發現最初出現的時候，人們需要一種想像力去理解，它們是何等的特殊和激動人心。那些從小被教導說宇宙是由一個非常活躍的、個人的、隨時隨地可以創造奇跡或饒恕過去罪愆的上帝支配的人發現，牛頓的宇宙觀既是自由的，也是可怕的。上帝顯得像個數學家，並決定相應地創造宇宙。在這種宇宙中，上帝的尊嚴似乎被貶低為創造一個奇跡，因為這將地方性的、暫時的廢除他自己的天命，承認自然規律不足以取得各種福祉和達到必要的目標。與路德或羅耀拉的世界觀截然相反，路德或羅耀拉的世界觀取決於上帝與單個個人之間密切而完全無法預測的關係，這幾乎是不可想像的。
但是大多數人仍然是基督徒，即使當他們被勸說接受一種新的牛頓宇宙觀之後。牛頓本人也撰寫了《聖經》註釋，他希望從「神聖的文書」中發現隱藏的含義；他長壽的一生（1642～1727年）是新興宗教運動特別多樣化的證明，這些宗教運動強調與上帝之間的個人關係。例如，在新教內部，當牛頓還在世的時候，英國的貴格會和衛斯理派、德國的虔信派就開始形成。在羅馬天主教徒中，詹森派和寂靜主義在牛頓時代取得了最大的影響。羅馬教廷的正式譴責導致這兩個虔誠教派最終消失，但是上述三場新教運動卻持續蓬勃發展到今天，儘管都發生了變化。
其他科學則不太遵循明確的數學方程式。隨著傳教士和其他有學識的人記錄他們的見聞，關於各種動植物生活的信息大多被收集起來，有關遙遠的或文明開化或野蠻的人類社會的新知識湧入歐洲。但是生物學和社會科學的數學方程式不能從新信息的迷霧中產生出來。誠然，瑞典植物學家卡爾·林奈（卒於1778年）偶然發現了一套植物分類方法，這種方法至今仍然是標準，因為法國的「重農學派」、蘇格蘭的亞當·斯密（卒於1790年）的確相當成功地推斷了如果政府不干預個人的本能行為將發生的事情。由於堅信人類行為受理性的自私自利所支配，所以他們斷定這種政策將促進財富和自由的增長。與牛頓的運動學規律不同，這種自由放任理論從未被實踐檢驗過，因為政府和人類一直拒絕理性地行動。
政治理論、歷史學和經驗主義哲學
社會思想的其他兩個層面發生了非常重要的變化。首先，一種新的政治合法性理論不得不被人類發展出來，既然人們再也不能把上帝干預人類日常事務的說法視為理所當然的了。一個聲稱依靠神聖權利統治的國王至多是一個篡位者，除非上帝從眾多候選人中真正挑選他擔任這個職位。接受牛頓世界觀的人一定難以相信這種比較陳舊的理論，特別是由於許多國王似乎完全不稱職。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法在社會契約思想中發現了，它以默認或更積極主動和明確的方式認為，生活在特定國家的人們都被假定一致同意政府的形式和權力。顯然，通過給這種契約規定不同的期限，那麼非常不同的實際結論就可以發展出來。例如，托馬斯·霍布斯認為，由於人類天性下流和殘忍，所以只有通過把無限權力委託給一位絕對專制君主才能建立市民社會。相反，約翰·洛克（卒於1704年）認為，公眾與統治者之間存在著契約關係，所以如果統治者跨越特定權力界限，那麼人民就有權利反抗他篡奪的權力。洛克用這種方法為1688年「光榮革命」辯護，這場革命把一個完全合法的君主從英國王位上驅趕到許多堅持傳統「神聖」天意觀念的英國人認為是醜聞的境地，並且害怕剛剛結束的內戰再次爆發。英吉利海峽對面，一種更為激進的觀點在一個世紀後由讓-雅克·盧梭（卒於1778年）提出。他認為，當君主不能滿足人民的需要時，社會契約證明了反抗的合法性，因為人民的「共同意志」蘊含了不可轉讓和剝奪的權利。
無數語言學家、古錢幣學家和其他學者辛勤勞動的副產品是人類對自身看法的其他重大變化。他們把歐洲豐富的文學和歷史手稿分類整理，知道如何把一種紀年體系轉換為另一種，把各個地區、戰役和其他歷史事件編輯成可靠的年表，賦予歷史知識空前的深刻和準確。在這個學術圈子裡，最偉大的人物是讓·馬比榮，他掌握了辨別中世紀早期不同階段、不同修道院和王室秘書處的書法不同風格差異的複雜知識，以至於一旦看見——有時只要瞄一眼——他就可能知道手稿的出處和大致年代。當然，同樣的經驗也使得許多贗品能夠被識別，這些贗品在不同時代為了各種目的而混雜在歷史記錄中，為歐洲學術提供了工具和概念，這些工具和概念後來被用於對其他文明的研究之中。正是在18世紀末，這種冒險的第一個激動人心的結果引起了公眾的注意，當威廉·瓊斯（卒於1794年）發現印度的神聖文字——梵文與歐洲的語言有密切關係時，由於梵文是如此古老，它為渴望洞悉他們最原始祖先特性的歐洲世界提供了新方法。
這些學術性的勞動使人們能夠撰寫比以前更精確和全面的史學著作，愛德華·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1776～1788年出版）是其中最著名的史作，其他歷史學家，如伏爾泰（卒於1778年）在當時幾乎與吉本一樣受歡迎。通過在自己的時代與基督教創立之間插入漫長而複雜的人類社會歷史，加上各種有趣的歷史事件、道德的功能以及神學標準，歷史學家使宗教爭論的烈火逐漸熄滅。因為在更全面的歷史觀影響下，教會和國家適當地回歸使徒時代的條件——這是宗教改革時期的偉大期望——似乎不再可能了，或者也許從某些羅馬皇帝的行為來看，是可以渴望的！
雖然政治理論和歷史學繁榮，但是純粹的哲學終於穿越經驗主義批評的針眼，強勁而茁壯地形成了，如果說它還有點兒深奧和脫離日常生活的話。笛卡兒以及17世紀追隨他的哲學家的演繹推理方法接受了英國經驗主義哲學的審視。首先是約翰·洛克（卒於1704年），接著是大衛·休謨（卒於1776年）提出了感覺經驗如何與人類思想有關的尷尬問題，並且得出結論：關於任何事物的一定知識都是不可能的。伊曼紐爾·康德（卒於1804年）接受了休謨的結論，但是改變了他的批判邏輯的方向，認為仔細分析人類大腦結構和容量將使我們掌握準確而必要的有關感覺經驗性質的知識，因為不可知事物本身只能通過人類感覺和思維模式才能被感知。康德用這種方式為19世紀德國哲學家打開了剖析「精神」的大門，在確立康德此前已經指出的可知的真實性方面，這些19世紀德國哲學家發揮了創造性作用。
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的藝術
與17世紀下半期開始進入新時代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進步相比，除了音樂外，美術仍然是保守的。不同的風格出現了，但很快又消失了，各國的流派開始佔據突出地位，或者相對衰落，朝著為豐富多樣文化傳統添磚加瓦的趨勢表現自己。但是沒有任何事物像牛頓的世界觀那樣完全新穎地從充滿活力而傳統的活動中出現。
17世紀末和18世紀初，法國文化的聲望達到巔峰。人們崇敬路易十四政府的權力和威嚴，還夾雜著對法國文學、禮儀、風尚的更多仰慕。古典主義堅信藝術優雅的原則能夠被洞悉和遵循，因而在造型藝術和文學藝術中盛行。在偉大的藝術家手裡，這種規則不是障礙。例如，倫敦的建築師克裡斯托弗·伍倫（卒於1723年）、法國的三大古典戲劇家皮埃爾·高乃依（卒於1684年）、莫裡哀（卒於1673年）和讓·拉辛（卒於1699年）都力圖遵循正確的規則，在不太著名的作家、藝術家那裡，這些規則就變成了沉重的包袱。
18世紀，歐洲音樂進入了歷史上最偉大的一個時代。新的或新式樂器和對音樂定調進行的物理—數學分析，賦予音樂家更多的新演奏技術。由於新技術太多，以至於難以分類，和聲和作曲的「古典」原則不會像在文學領域那樣成為阻礙因素，相反，通過集中注意力於可掌握的變數，古典規則反而刺激了創造性。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卒於1750年）和沃爾夫岡·阿瑪迪烏斯·莫扎特（卒於1791年）為後世歐洲音樂樹立了標準，這些標準是根本的，雖然不是持久的，正如15世紀線條和空間透視法的發明為歐洲繪畫所創立的標準一樣。
在文學方面，18世紀中期以後，古典理想逐漸消失，特別是在德意志和英國。對各國中世紀歷史的研究，對綽號為「人類心理」的感情悸動的誘導性研究等，都使許多德意志人和一些英國人相信，真正偉大的文學作品只能通過自由發揮靈感才能取得。這種浪漫主義觀點與大眾的民族語言的新價值結合在一起。例如，約翰·戈特弗萊德·赫德爾（卒於1803年）滿懷激情地爭辯說，德意志人只有使用德語而不是法語，才能取得民族文學的偉大成就。對文學的民族精神的同樣興趣鼓舞托馬斯·佩西（卒於1811年）在他的著作《英詩輯古》（1765年出版）中收集了英格蘭和蘇格蘭的民歌。
但是過分強調傳統歐洲文化史上古典時代之後緊接著浪漫時代的做法是錯誤的。不同的風格和藝術創造性一直盛行。例如，在英國文學史中，約翰·彌爾頓（卒於1674年）寫作了偉大的基督教史詩《失樂園》時，威廉·威徹利（卒於1715年）正在創作黃色的「復辟」喜劇；到本章所述時期之末，羅伯特·伯恩斯（卒於1796年）巧妙的樸實風格與塞繆爾·約翰遜博士散文（卒於1784年）的字字珠璣的華麗句子形成鮮明的對照。同樣，路德的《聖經》和莎士比亞的戲劇在他們各自的國家一直流行，而為所有受過教育的人提供共同的知識和感情的古代羅馬和希臘的古典文學則永遠照耀著歐洲各國的文學，作家和藝術家正是依靠這種知識和感情才能創作，並知道任何隨意提及希臘語和拉丁語古典作品能被輕易而快捷地理解。
歐洲支配地位的根源
豐富多彩、充滿活力以及捕捉任何進入人類視野的新事物的渴望等，成為舊制度時期歐洲文化生活的標誌。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區都沒有表現出類似的冒險精神。因此，歐洲首次開始明顯地領先於舊大陸其他比較保守的文明——不僅在技術和軍事方面，而且在科學、哲學、史學和學識等方面。只要毫無羞恥而自由自在地把理性應用於緊急事務不是決定性的——正如在整個美術領域——那麼歐洲就不能被說成已經享有任何明確無誤的優勢。的確，中國和穆斯林藝術的精細和連貫風格仍然比歐洲人以其多種風格曾經力圖產生的任何影響都要大。
但是西方成為全世界支配力量的進程顯然已經開始了。在接下來的幾章中，我們必須追溯歐洲近期建立優勢地位，最終戰勝人類其他偉大文明的文化自治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