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8年，殖民地美洲和東正教俄國仍然是歐洲的局外人，未完全分享歐洲文明。到1789年，這種情況不再真實了。以前的局外人現在變成了我們不能再稱為歐洲文明而應該稱為西方文明的積極參與者。由於新近獨立的美利堅合眾國，歐洲類型的社會牢固地扎根於美洲，美國的思想和制度一路高歌進入世界，威脅著歐洲的舊制度，雖然此前它從未威脅過。同樣，到1789年，在俄國，統治集團掌握了歐洲高雅文化的精髓，俄國開始在歐洲戰爭和政治中發揮大國的作用。俄國廣袤的國土面積和專制的政府也威脅著西歐相對較小的國家。這種威脅比美國民主革命帶來的威脅還要真實。因此，更好的辦法是，把這個時期的歐洲劃分為正在擴大的西方文明社會的兩大陣營。當然，至今仍然作為把美國和俄國社會彼此區別、俄國與歐洲內陸地區生活方式重大差異的標誌還沒有大到作為不同文明出現的標誌。相反，大西洋兩岸、穿越俄國邊境地區的越來越複雜的相互聯繫逐漸彌合了西歐與俄國、美國的差距。
區分俄國和美國社會與西方文明大多數核心地區社會的根本因素是土地比較充足而勞動力（或者至少受過訓練的熟練勞動力）短缺。在以上任何一種情況下，兩種對策都是可能的。各種技術、階級、服役以及把各種文明社會組織起來並為社會各階級和職業集團提供各種可行性關係的差異之間的緊密聯繫，也許會陷入無政府主義的平等和文化上的新蠻族主義。俄國的哥薩克和許多開發西伯利亞的先驅就以這種方式生存。加拿大的法國非法毛皮販子、美國說英語的拓荒者、巴西的邦德朗特人（bandeirantes）、阿根廷的牧人、澳大利亞的流浪漢、南非的伏特裡克人（voortrekkers）、阿拉斯加的拓荒者，也是如此。除非被某些鄰居或敵對國家限制，否則一種不斷擴大的文明社會可能一直傾向於與這種大致平等、暴力的新蠻族主義發生衝突。
但是在另一種情況下，邊疆社會可能發生主人與奴僕之間的兩極分化。這是因為外界壓力——經濟的、政治的和軍事的，有時需要比邊疆平等所能允許的更精細的社會組織。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勞動力市場法律強迫一個人為另一個人工作，從身體方面看，一個社會底層的人逃亡進入荒野並因此獲得自由是沒有困難的。因此，只有艱難地訴諸法律，甚至有時訴諸暴力，才能防止這種情況發生。新大陸的奴隸制度和舊大陸的「新農奴制」作為邊疆的突出特點，猶如自由和平等是美國虔誠的民族傳統中傾向於等同邊疆生活的特點一樣。
除了重要的例外，從總體上看，對人力短缺的平均主義和自由主義應對方法的確支配了北美和南美部分地區的社會和政治發展，而對邊疆勞動力短缺的壓迫性應對方法在俄國盛行。但是在西班牙佔領的美洲最富有和最發達地區，直到1789年之後很久，一種等級森嚴的社會仍然盛行；而在俄國，一種無政府主義的自由精神已經浮現（並且繼續浮現）到公共生活的表面。換句話說，表面上的反差實際上有很多共性。
爭奪美洲
當法國、荷蘭和英國冒險家在17世紀初建立的小塊殖民地扎根並開始走向繁榮時，美洲終於被分割為各國的勢力範圍。因此，歐洲的戰爭被爭奪殖民地忠實地反映出來（有時挑起）了，在這些爭奪殖民地的鬥爭中，印第安武士、歐洲士兵和殖民地的民兵都捲入了。
這些鬥爭的第一個標誌是荷蘭被驅逐出所有重要的美洲殖民地。這些事件發生於1654～1664年間，荷蘭首先把巴西喪失給當地宣稱效忠（一定條件下）葡萄牙的反叛者；接著把新阿姆斯特丹喪失給英國，英國把它更名為紐約。第二次重大變化發生於1763年，經過空前殘酷的、全球性的商業戰爭後，法國放棄加拿大給英國。但是，這種全面的成功（與此同時，英國在印度贏得了優勢）之後，英國很快便與美洲殖民地人民發生了爭端，殖民地為英國政府的稅收而苦惱。當來自加拿大的威脅消除後，殖民地人民覺得英國軍人和英國稅務官是完全多餘的。其結果是，首先爭論，接著戰爭（1775～1783年），在法國的大力援助下，美國取得了勝利，法國是為了洗雪七年戰爭中遭受的重大失敗之恥辱。
在美洲的太平洋沿岸地區，歐洲的國際競爭也影響了事件的進程。1728～1741年，俄國海軍艦長威圖斯·白令發現了阿拉斯加和以他名字命名的海峽。不久，俄國毛皮商人就緊隨這個發現，在阿拉斯加群島和陸地上建立了一些小塊殖民地。這個消息刺激了英國「哈得孫灣公司」開發並聲稱擁有從加拿大西部到落基山的主權。這完成於1789年。面對俄國的推進，西班牙人把邊界進一步推進到海岸，在舊金山（1775年）和努特卡島（1789年）建立了傳教區。
因此，歐洲列強爭奪的直接後果是把新大陸分裂為多少有些明確邊界的帝國主義的碎片。當然，社會實際情況從未趕上領土要求，因為美國獨立戰爭時期，北美殖民地幾乎推進到了阿巴拉契亞山，白人沒有在其他更內陸的地區建立歐洲類型的社會。
西班牙美洲的奢華
如果今天盛行的經濟和政治關係當時存在的話，那麼美國公民就難以對殖民時代持正確的歷史觀。但是無論用什麼標準來衡量，在利馬和墨西哥城總督的奢華面前，18世紀馬薩諸塞的未墾土地或弗吉尼亞山麓地區的貧窮和簡陋實在是黯然失色。的確，1793年，墨西哥城的10萬居民使它比歐洲任何城市都大，除了倫敦和巴黎外。
16、17世紀印第安人口的災難性下降趨勢到1650年左右終於得到遏制。因此，墨西哥和西班牙帝國其他地區的人口都急劇增長。美洲印第安人可能獲得了對歐洲和非洲疾病的免疫力，這些疾病曾經摧毀了他們眾多的先輩。不斷增長的人口反過來為商業繁榮提供了條件，特別是壟斷政策廢除（1774～1778年）之後，這種壟斷政策禁止西班牙帝國美洲沿海各港口之間進行貿易，殖民地所有的進出口都必須通過西班牙的加迪斯港。
甚至在18世紀後期經濟復興產生人數不多但活躍的專業人員、商人和官吏中產階級之前，古代大學和貴族文化傳統就使西班牙帝國的個別專家能夠參與歐洲的文化和知識生活，中產階級對來自「開明的」西班牙的最新時尚和思想非常感興趣。
兩個特點阻礙了西班牙美洲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儘管在更北面的講英語的殖民中間取得了良好開局。首先，印第安農民幾乎不享有西班牙殖民地生活的任何高級文化，儘管殖民地社會依賴他們的繁重而麻木的勞動。第二，教會充斥著知識和道德懶惰，在殖民地社會內，經濟的極端支配作用不可阻擋。但是正如不久前發生的那樣，當世俗自由人士批評教會時，他們動搖了讓印第安人熱情而活躍地享有西班牙文明並使他們處於服從地位的唯一的組織聯繫渠道。因此，任何激烈反對教會的行為都為印第安人打開了反叛和社會混亂的大門。他們的習慣帶來的這種副產品使自由思想的人膽戰心驚。內心深深的不安很快便困擾著西班牙貴族——這是讓自私自利的冒險家和政治投機家進行異常廣泛活動的心態。
從19～20世紀西班牙美洲的發展看，這種評論是似是而非的。但是直到18世紀末，西班牙帝國社會未來的弱點還不明顯。相反，像太平洋彼岸的中華帝國一樣，西班牙美洲帝國看起來像一座橡木城堡，巍峨聳立於周邊國家、民族和文化之中。
落後與早熟並存的殖民地
位於西班牙美洲東南部的巴西甚至在荷蘭撤出之後仍然處於政治混亂狀態。與秩序井然、一片安詳、管理得井井有條的西班牙總督府的尊嚴和豪華相比，居住在邊遠地區的人采金的活力、對巴拉圭耶穌會印第安人保留區的猛烈抨擊，更別提非洲文化在巴西種植園的黑奴中間發生轉變的活力——所有這些似乎都是骯髒的。但是，廣泛的地方自治使巴西普通人也能以北美的英國殖民地普通人同樣的方式獲得成功。
與巴西一樣，英國殖民地與西班牙的偉大無法相提並論。固然，在波士頓、紐約、費城等港口，英國社會和文化生活的小規模複製出現了。1700年後，各個殖民地之間、每個殖民地內部的宗教差異很快就使宗教實際上不可能實行統一。由於教會權威的衰落，也許世俗主義發現更容易表現出來；但是現有宗教的失敗也為強烈的宗教復興鋪平了道路，宗教復興成為殖民地生活的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
在許多方面，英國殖民地落後於當時歐洲的發展。但是北美社會的演變在一些方面超過了舊大陸。美國獨立戰爭是這種現象的最重要表現。誠然，殖民地曾經被用於解釋和證明他們反抗國王喬治三世和英國議會合法性的思想就主要來自「英國人的權利」的傳統定義。此外，更激進的「人的權利」的定義也發揮了作用，並使美國革命不僅僅具有地方意義。實際上許多歐洲人認為，美利堅合眾國認識到的「人的權利」構成了一個模式，歐洲陷入黑暗和落後的民族，如法國，可以為此而充滿期待地振作起來。因此，通過它的榜樣力量，美國獨立戰爭及其產生的憲法昂首闊步地登上了世界歷史舞台。那些僅僅後來列為英國的貧窮而遙遠兄弟國家所表現的自由原則把美洲事務投入進了歐洲政治的前沿。
俄國的現代化
在匯入歐洲歷史主流的過程中，美國殖民地沒有遭受心理扭曲。相反，他們正在更全面地分享第一批英國移民祖先遺留下來的文化傳統。沒有任何變化被提倡。但是，俄國不得不首先否定自身的特殊生活方式，把東正教壟斷基督教真理的要求建立在服從沙皇絕對專制的基礎之上。放棄這種歷史是困難的；但這是俄國人，或者更準確說，俄國統治階級，在1654年大主教尼康發動教會祈禱書正式改革與1725年沙皇彼得大帝去世之間所做的事情。
尼康力圖把教會所有儀式中使用的祈禱書建立在真實而無比正確的希臘文本基礎之上。只有這樣，全俄才能取得宗教統一，而且只有這樣，才能讓那些指出俄國現存祈禱書錯誤的羅馬天主教宣傳家的嚴厲譴責沉默下去。世俗政府和教會領袖們完全接受了這種推理，以致尼康與沙皇發生鬥爭（1658年），被罷免了大主教（1666年）後，他的改革政策仍然被執行。
但是許多貧窮而低微的基督徒覺得，官方干預教會儀式熟悉的話語，從而引發了反基督的統治。因此，異端社區即後來俄國歷史上的「舊信仰者」出現了，並且頑強地甚至有時英雄主義地拒絕屈服於官方的威脅。以武力破壞這種社區的努力有時會導致聯合捍衛舊方式的人大規模集體自殺。異端有時轉入地下狀態，以便那些表面上遵守教會新的崇拜命令的農民，能夠偷偷地聆聽那些視墮落的教會與世俗國家聯合起來作為反基督工作的教士的布道，以示世界末日的即將來臨。
我們不可能知道這種觀點在俄國人民中間如何廣泛傳播的情況。但我們似乎可以相信，只要秘密教派和被迫害的集團互相勸誡、等待基督第二次降臨的奇跡出現，那麼在其他情況下可能找到了政治改革表達方式的許多農民實際上被分裂成宗教派系。這種心理安全價值也許就是允許彼得大帝及其後繼者使俄國發生翻天覆地的無情變化卻未引起削弱國力的叛亂的原因。因為彼得的改革是一個小圈子的工作，這是他從私交和既得利益追隨者中選拔組成的一個小集團，加上被俘的瑞典人和被誆騙來的荷蘭人，以及來自西邊的歐洲世界、到達沙皇統治區域的流浪者。
1689年，少年彼得登上王位，直到1698年匿名（但是廣為人知）到西歐旅行回國，他才開始對俄國舊生活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此後，在工業、行政管理和必要知識技術等方面的支持下，他瘋狂地有時甚至怪異地致力於建設世界上最好的陸軍和海軍。充沛的精力和暴烈的性格確實有助於彼得達到目的，但是只有受過教育的臣屬服從他盛氣凌人的指揮，他的命令才能奏效。他大體上從自小親自建立的近衛軍官兵中尋找這些臣屬。後來，他要求貴族子弟進入近衛軍，提高他們的等級。如果他們在近衛軍幹得好，那麼他可能立即注意到他們，並提拔他們，指定他們完成各種任務，無論民事、軍事、還是外交或司法，這取決於具體情況的需要。
這種制度發揮了作用。來自俄國鄉村貴族家庭的青年人來到宮廷，充當近衛軍士兵，在被沙皇派出從事和平和戰爭工作之前，他們學會了一套新的行為舉止。馬其頓的腓力和偉大的奧斯曼帝國蘇丹們曾經使用同樣的方法，建立一支服從命令的軍事和行政管理隊伍，像彼得的朋友們一樣，他們能夠根據命令忠實地進行一場自上而下的革命，因為他們被宮廷文化全新風格的誘人光芒所吸引而首先與自己的過去決裂了。
1725年彼得的去世給他的合作者帶來了一個嚴重問題，因為他們認為沒有政治合法性的明確原則。王位繼承如何能夠被規定，特別是當實行改革的沙皇已經殺害了親生兒子而沒有留下男性子嗣時？由此產生的不確定性醞釀著陰謀和醜惡的宮廷政變。其中最壯觀的是，在謀殺了沙皇丈夫後，1762年德國公主登上了俄羅斯帝國的皇位。她採用的稱號是凱瑟琳二世（中文裡常稱她為葉卡捷琳娜二世。——譯者注）。儘管她的繼承權令人懷疑，但是像彼得一樣，凱瑟琳在位時間漫長，而且俄國經濟繁榮，不久她就獲得了「大帝」的綽號。一個穩定的因素是，無論統治集團內部何時發生失控的爭論和陰謀，所有相關人員都將退縮，因為他們認識到，與俄國廣大充滿仇恨的農民大眾相比，自己是多麼勢單力薄。另一個事實是，隨著18世紀後期烏克蘭向商品化農業轉變，俄國經濟經歷了長期繁榮，這有助於俄國地主維持著一種有效的凝聚力。
作為大國出現的俄國
在軍事和外交事務上，彼得沒有取得完全成功。他在一場漫長而艱苦的戰爭（1700～1721年）中打敗了瑞典，在芬蘭灣取得了較短的海岸線。他以極其殘酷無情的手段，在涅瓦河口沼澤地裡建立了一座新城市聖彼得堡，並使它變成了俄國的首都。在反對土耳其人方面，彼得的遭遇就慘多了。雖然1696年取得了最初勝利，但是幾年之後（1711年）他不得不放棄已經贏得的一切。但是，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由於取得了反對穆斯林鄰國伊朗國王的勝利，這位沙皇能夠把國界推進到裡海最南端。
彼得的後繼者經常讓俄國軍隊捲入歐洲的戰爭。俄國實力最明顯的證明是在「七年戰爭」（1756～1763年）期間，俄國統治者幾乎一夜之間把俄國力量從一邊倒向另一邊時，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似乎因此，從災難性後果中逃脫出來。此外，在凱瑟琳大帝發動反對蘇丹的決定性戰爭（1768～1774年）之前，俄國發動了兩次反對土耳其人的不具決定性的戰爭。誠然，打敗土耳其人、建立一個在她的帝國保護下的新拜占庭東正教帝國的宏偉計劃並未實現。但是俄國的確兼併了遠至德涅斯特河的黑海沿岸地區，作為對她遏制土耳其人的回報，普魯士和奧地利同意凱瑟琳在第一次瓜分不幸的波蘭中佔據其大部分領土（1772年）。在此後兩次三國瓜分波蘭中，俄國也參與了（1793年和1795年），把邊界向西推進到維斯杜拉河。
因此，俄國躋身於活躍且受尊敬的歐洲大國之列，同時在國內，向南開發烏克蘭的進程以及手工業和貿易的迅速發展，開始使俄國社會帶上更多的歐洲色彩。絕大多數農民仍然是「聾子和瞎子」，生活在與主人隔絕的世界裡，這些農奴主越來越模仿更西部地區貴族的舉止，取得了西歐貴族所擁有的法律權利。例如，1762年，要求貴族義務為沙皇服役的法律被廢除了，而且許多貴族的確退回到自己的地產上。到那時，足夠的人員被訓練成適合獲得的職位，政府的稅收已經多到足以支付適當的工資以取代土地封賞，而此前的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都主要依靠土地封賞。
法律義務被強化而不是減輕的農奴一定會因主人獲得的特權而深感不平。為什麼窮人和出身卑微者沒有擺脫強迫勞役的負擔呢？葉梅連·普加喬夫領導的大起義爆發於俄國南部和西部地區，那裡對自由邊疆人記憶猶新，起義給這種不平感提供了一個宣洩口。它最後被殘酷地鎮壓了（1773～1775年）。從此以後，農民的不滿恢復到宗教異端和酗酒。另一方面，大多數貴族急迫地力圖攀比甚至超過法國和歐洲其他大國的同儕。凱瑟琳之後至少一代人時間裡，他們為自己的理想主義和精力（以及私人利益）找到了充足的空間，那就是推進農業、商業和國家行政管理。儘管農民不滿，專制政權的奴僕們仍然確信，他們正在為全體人民謀求真正的利益，使俄國強大而且受到世界各國的尊敬。無論強迫俄國社會底層發揮作用是否必要，俄國在戰爭和外交方面取得的實際成功似乎充分證明了它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