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世紀晚期以來，歐洲社會開始進入兩個有所關聯的轉變之中。
以法國為中心的政治革命粉碎了複雜的舊制度特權階層，並且因此，釋放了無窮的獨特的市民活力。政府和公民之間的關係比以前更緊密。通過引導並尊重人民意願的方式（即在選舉、暴亂、遊行示威和新聞界中允諾人民表達意願，尤其得到現存政府的認可），讓政府更加強大。數百萬人由於戰爭而被動員，而他們至少是出於自願。擴大經濟和政治革新範圍和個人性的公民立法提案程序的法律障礙被消除。
這種“民主革命”雖然曲折但不可阻擋地從法國傳播到歐洲其他國家。而在法國也隨即興起了新形式的特權階層，歐洲其他國家中產生了各種各樣介於自由、民主理論和現行慣例之間的不徹底的議院。新的或者正如我們更好地稱之為資產階級政權在1789年滿懷希望地被開創，而現在卻顯得不再新鮮。隨著19世紀即將逝去，新生的社會主義者挑戰了這種不斷匯聚力量而又不斷風行的制度。
在早期由靈巧的技工和熱心的企業家開始聯合開發的新技術資源中，紡紗機和棉紡織蒸汽機是一個典型的代表。當法國開始深刻的政治革命時，英國經濟通過將機械能運用到手工業中而開始轉變。“工業革命”同樣曲折但不可阻擋地傳播到了歐洲其他國家，並且也即時傳播到了歐洲以外的地區。從1870年開始，同科學理論系統緊密聯繫的最新發明擴大了工業革命的新範疇。在這些條件下，西方工業化國家支配的財富和力量如軍事和經濟力量，得到了飛躍性增長。
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這兩個根本的轉變同時進行。也就是說強化的政府權力是以民主的形式支撐，並且通過重組工業生產的技術過程來服務於政治目的。最初的目標是為了贏得戰爭，而在1945年之後更加複雜的意圖競相取得優先。更高的軍備競賽預算標準、價格穩定、資本投資以及近期更好的自然環境保護成為經濟—社會—政治管理目標。
因此，西方國家的勢力極大增長，這讓歐洲人和美國人更容易克服其他民族為他們的活動所施加的阻礙。交通運輸的發展縮短了距離。19世紀後半期，所有適宜居住的陸地的重要部分都已囊括在全球商業網絡中。政治和軍事、知識分子和文化的聯繫與經濟交流聯繫同樣不可避免。幾十年時間中歐洲帝國幾乎擴張到整個非洲和亞洲大部分地區；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帝國收縮速度比其擴張速度更加迅速。但這並不意味著“新國家”將從1789年規定的“現代性”中退縮或者被排除在外，相反在所有非西方世界地區中這種政治的獨立都深深地承載著現代性的特點。
人類社會中這種如此激進和影響深遠的變化總是涉及很多暴力和尖銳的政治以及意識形態的變革。19世紀，古老而著名的歐洲國家——英國、法國、普魯士（德國自1871年）、奧地利和俄國支配著局勢。而針對當時世界的時弊，1917年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及美國所宣稱的與之敵對的措施——“民族自決”都為以後帶來了新的有影響的政治意識形態。但美國和蘇聯都謹慎地退出了20世紀20年代的世界事務；直到發生以德國和日本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為中心的新巨變，蘇聯和美國才大規模重振力量。自1945年起，這兩個超級國家繼續支配世界的政治和軍事局勢。然而，通過其他國家頑強的努力取得完全的政治和文化的自治（尤其在中國和亞洲其他的古代文明民族中），讓世界政治避免了在共產主義和非共產主義政治制度之間單一的兩極對立。
科學、技術以及衰弱國家和民族借鑒富裕和強大國家富強“秘密”的自然渴望都傾向於將世界統一為一體。地理差異、語言障礙和保持地區文化傳統的願望則處於相反的一面。因此，在未來的時間中保持何種程度的多樣性與統一性或許仍是一個問題。在世界所有地區中前代所具有的地方文化的連續性遭到了根本性挑戰，新生的日常生活城市化、工業化、官僚化和自治化轉變影響非常深遠；迄今為止還無人能夠預測可以顯現出人類穩固的適應新生活環境的狀態。
這個深遠變革的時代充滿著不幸；但當後人回顧這幾個世紀時，可能認為這是一個取得了非凡成就的時代，此時全球性世界主義首次成為一種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