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0年前後，工業革命最初起源於英國。繼而東邊的德國和西邊的美國開始追趕英國的工業技術。以後的1789年，民主革命發源於法國。皇室官僚統治的缺陷和公眾批評情緒共同激發了一次長久的、充滿激情並且經過周密計劃的嘗試，這是依據理性和（所推測的）人民意願來重建傳統的政治結構。這些偉大運動都從發源中心擴展到整個西方世界，不久之後也傳播到了西方文明以外的地區。
隨著這些革命的出現，與此同時陳舊的社會、文化和政府模式得到了徹底改變——因此，許多觀察家都傾向於將現代的工業文明視為一種不同於以前任何形式的事物，無論是在歐洲還是在其他地方。另一方面，人們將人類生活方式的這一巨大改變視為近來在歐洲（西方）文明一系列自我轉變中最重要的一次變化。這兩種看法似乎都很合理；如果必須做出選擇的話，生活在20世紀的我們尚缺少足夠的時間視野在二者之間做出堅定的選擇。
然而，我們足以從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段時間內，認識這一時期西方人發展的一些主線。在總計125年中，歐洲和海外西方國家的力量和財富得到了極大擴張。這部分歸因於舊殖民化進程的延續以及在千年之前就開始的貿易擴張。例如數百萬拓荒農民迫切的西進運動貫穿了北美大陸，這些農民有的來自歐洲，有的來自美國和加拿大東部。在這種風潮的影響下，到19世紀末期整個北美大陸都被堅定地帶入到了西方文明的社會主體中。
南美的部分地區（阿根廷、智利、烏拉圭）、南非、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也發生了類似的殖民化過程。但這種跨洋移民在規模上要少於最終定居在伏爾加河流域下游地區、黑海和鹹海之間的地區、從烏拉爾山到太平洋的西伯利亞地區的俄國農民和拓荒者向東和向南的移民。直到19世紀末期正如同時在北美地區所發生的一樣，在中亞大部分適宜農耕的優質土地同處於歐洲部分的俄羅斯地區一樣都得到了開墾。當俄國定居者從北部森林向南推進時，他們遇到正在擴張的說漢語、朝鮮語、土耳其語、波斯語和羅馬尼亞語的農民並與這些人混合。同樣在新墨西哥州的美國定居者和西班牙人、印第安農業群體相遇，在沒有將他們從土地驅逐的情況下與他們不斷地融合。活動於西伯利亞的原始採集和狩獵群體並不比美洲少，而他們更多地在先進的殖民者面前幾乎毫無任何有效抵抗的情況下，就被融合了。
隨著美國西進運動和俄國東進運動在阿拉斯加相遇，阿拉斯加隨後在1867年被美國購買，原本屬於沙皇統治的權力被轉讓；這種大規模的殖民化運動的結果是將西方文明的地理基礎從完全存在於西歐中心地區擴張到了全世界。
可以肯定的是俄國和美國都各自保持了處於邊緣地位的重要標誌。直到1861年俄國廢除農奴制和1863年美國廢除奴隸制，兩個國家都一直存在強迫勞動的壓迫系統制度。美國同奴隸制的鬥爭十分激烈。南北戰爭期間（1861～1865年）林肯總統頒布《解放奴隸宣言》，實際上根除了擁有奴隸的南方各州反對聯邦的基礎。
美國內戰中北方軍隊勝利導致了美國奴隸制的廢除，是影響整個西方世界的反奴隸制運動的一部分。這一運動第一次巨大勝利是在1833年，英國在其統治的所有地區中廢除了奴隸制；最後一個效仿西方國家的巴西於1888年宣佈奴隸制非法。更保守的穆斯林國家，例如也門，奴隸制一直持續到近期。但世界大部分地區，目前迅速的人口增長意味著，即便是最危險的工作也有充足的、自願的勞動力可以利用。沒有經過專業訓練的人在過剩的勞動力市場中為維持生活而勞作並不比以前的奴隸好多少。不過，法律上廢止奴隸制應該被恰當地視為過去兩個世紀中所取得的積極成果之一。
發生在西方文明中心的革命性轉變加速了西方社會模式的地域擴張。18世紀後半期驚人的技術發展浪潮發展成為人們普遍瞭解的「工業革命」（19世紀80年代英國歷史學家創造了這一術語）。另外，西方政府和國家經歷了一次影響深遠的內部重組。這些變化可以被概括為「民主革命」，儘管這個表述產生於近期（創造於20世紀50年代）而且沒有像前一術語那樣被很好地定義。但工業革命和民主革命仍應得到同樣的禮遇，因為它們都使得西方人比起以前更有可能以不斷增長的規模，跨越更長時間和距離來動員人力和物力。
其他民族從來都沒有經歷過類似轉變。因此，舊體制下所顯現出的西方對於其他文明的優勢，在1850年前後阻礙西方滲透的所有傳統障礙崩潰的19世紀中葉凸顯。西方人利用新確立的力量進入到了世界上任何適合人類居住的地區。因此，在人類歷史上，這個世界顯然第一次進入到了全球性世界主義的征程之中。20世紀的我們仍然處在它的早期階段。
為方便起見，我們以三個主題分析西方文明從舊制度到資產階級政治制度的轉變：（1）經濟，（2）政治，（3）文化。但是任何方案都是人為且不完善的，都傾向於將這些分類關係變得模糊。例如在某種意義上工業革命和民主革命是人類理性力量在經濟和政治上的單純反映。相反，工業革命取得巨大增長的財富，較之以前讓更多的人有時間在文化和藝術上有所追求；民主革命打破了身份限制，向具有才能的人開放經濟、政治和藝術事業。這種政治、經濟和文化轉變在極其複雜和緊密的關係中相互滲透。因此，西方經歷的三方面轉變實際上已經成為一個整體。
工業革命
18世紀英國驚人的技術進步尤其集中在紡織業；當1769年瓦特首次被授予專利後，蒸汽機的發展足以帶動紡織作坊的機器。19世紀具有革命性的技術變革不僅擴展到所有已確立的製造業部門，而且也創造了大量的新工業部門和產品，這些都是傳統行業中所沒有的。
工業革命分為兩個階段。直到1870年前後，應用發明主要是有創新才能的技術工人和勤奮的企業家的成果，他們更多地依賴於日常觀察和傳統技能，而不是系統研究和理論科學。當鐵路為陸路運輸提供了全新的速度和效率，海洋運輸的發展導致了鋼鐵船身和蒸汽驅動的螺旋槳取代了木材和船帆時，這就進入到了煤和蒸汽的時代。這也是英國無可置疑地在一切技術和工業階段都保持領先地位的時代。紡織機和蒸汽機、鐵路和輪船以及煤和鋼鐵工業為新技術提供了必要基礎，而所有這一切源於英國的發明並最早在英國實現了大規模發展。
化學工業的興起迅速引發電力技術發展，這標誌著工業革命性質和方向的轉變。但可以確定的是傳統的無計劃的發明仍然延續著。例如美國亨利·福特開始批量生產汽車（1903年），萊特兄弟在長期的創造性思考後製造了第一架飛機（1903年）。但是這種彼此隔絕的個別發明不斷地讓位於系統的研究，這種系統的研究是將科學理論和技術過程保持密切聯繫的科學家在設備齊全的實驗室中進行的。
德國是最早將理論和實踐習慣性結合的國家。在德國欣欣向榮的學校和大學體系確保能夠輸送源源不斷的受過良好教育的理論家，而手藝人的傳統也提供了豐富的實踐技能。有時這種回報是非常大的。例如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成為很多工業化學製品的唯一供應地，同樣在電力工業的技術創造性和效率上引領世界。對其他地區和具有成熟完善工業的企業來說，維持一支以製造對公司沒有利益的機器和儀器而工作的團隊，並為其支付大量金錢是不切實際的，因為這些對於企業的利益沒有幫助。因此，1914年以前科學理論和技術實踐之間系統的相互影響已經開始展現潛力。經過詳細周密設計的發明決定性地開始於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而不是之前。
然而，19世紀的技術發明和發展浪潮與早些時候發生的變革相比極其顯著。那些20世紀生活中令人熟悉的如照相機、自行車、打字機、縫紉機、電話、電燈、汽車、留聲機和電影等都發明於19世紀，儘管後來發展和設計的變化使得這些發明的早期樣式在今天幾乎無法辨認。1914年以前錄音機和飛機同樣都處於開創性階段，但主要發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及之後。
每種重要的新產品所具有的一個特點就是都要求或者說允許為其他新產業的產生留下空間。以汽車為例，輪胎的需求為橡膠產業帶來了革命性的影響；電器工業對作為電流常見導體的銅也產生了同樣影響。
伴隨著這一浪潮中工業的多樣化，舊製造業的發展也經歷了根本變化。總體說來是手工製造讓位於機器生產。這導致了生產機器和製成品的標準化；從工人標準化這個層次來講，就是要求每個工人都必須在同一時間開始工作並以適當的速度完成生產過程中所分派的任務以確保整個工廠順利運作，這樣工人也就標準化了。無論是人或機器的任何延誤或故障都要比以前付出更高的代價。新的大規模的生產要求將大量原料、資本、勞動力集中組織，而且稍有中斷就會使整個過程無法運作。
但是一切正常運行時，由複雜機器生產過程的中斷引起的不斷增加的損失，更多的可以通過提高生產力的方式得到彌補。物品流通迅猛增長，不僅在西方世界，也在其他社會和文明中衝擊著古老的手工製造。紡織工人、金屬製造工人和數不清的其他行業的工匠很快發現，他們無法與價格低廉的大量生產的機器製品相競爭。
很顯然，工業革命首要和最明顯的特點是規模上的擴張。更多的能源、原料、製成品、垃圾、運輸、職員都時刻掌握著工業和商業流程的線索，越來越多的消費者進行購買和更多商家進行出售，擁有更多資本和更多人力的大公司都迅速地採取行動。比較陳舊和簡單的製造業模式被廉價但有時是高質量的工廠產品所取代。
工業規模的逐步擴大需要運輸和通信得到極大增強。遠距離的原材料供應和製成品所需的遠端市場是機器大生產取得成功的關鍵。在歐洲很多地區和美洲的美國，道路和運河的發展極其重要。開始於19世紀40年代的鐵路網的建設，在50～60年代進入繁盛階段，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都一直吸引著大量的資本（貫穿西伯利亞的鐵路完成於1903年；柏林—巴格達鐵路在1914年開始修建，但並未最終完成）。鐵路讓其他形式的陸路交通黯然失色。鐵路讓內陸地區變得開放，並且能夠長距離地運輸如鐵礦和煤等大量原料。由於陸上鐵路運輸開闢了新的機會，西裡西亞煤田和賓夕法尼亞州煤田首先進入到最早開採之列。其他位於美國和俄國腹地的煤礦後來得到了大規模開採，而這一過程一直持續到20世紀50年代的加拿大西部和中亞。
海洋運輸革命的來臨要滯後一些。早在1807年羅伯特·富爾頓成功地製造了第一艘蒸汽輪船，但在很長時間裡這種船在使用時對煤的消耗量使其無法在長途海洋航行上同帆船競爭。直到大約在1870年之後，更好的鍋爐和更大的鋼鐵船身使輪船可以定期地應用於跨海貨物的運輸中。這導致了大批攜帶穀物的歐洲人（在新機器的有力協助下）開始遠航海外，並在北美、阿根廷和澳大利亞的肥沃草原上進行種植。
1861年蘇伊士運河和1914年巴拿馬運河的通航將人類居住世界的面貌徹底改變了。另一方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飛機運輸只不過是一種想像當中的活動。
在新近不斷加劇的工業化進程中，通信在聯繫參與者方面幾乎與運輸同樣重要。英國政府便士投遞的建立（1804年）是近代郵政系統發展的先驅。1875年萬國郵政聯盟使得國家郵政投遞系統實現跨國聯合。在1837年電報被發明。隨著連接各地的電線支出相對適宜時，電報系統迅速地擴展到整個西方世界（第一條跨大西洋電纜貫通於1866年）。當1895年伽利爾摩·馬可尼首次演示通過廣播傳播無線電報後，就迅速地在長距離的通訊中發揮實際作用。通訊的發展提供了大量的信息，而這些信息支撐了產生於19世紀50年代廣泛傳播的報紙。這轉而又影響到了政治和外交，對政治家來講利用和產生並表現於報紙版面中的公眾輿論是必要和有益的。
工業革命的後果
總體上工業革命極大地增加了西方世界的財富，使其清潔、健康和舒適標準得到根本改善。在工業革命的最初階段可以確定的是擁擠的工廠出現在了新的工業城鎮，而這種舊城市的快速增長也形成了很多在傳統制度下無法解決的問題。這為卡爾·馬克思（卒於1883年）的觀點提供了基礎：即繁榮期間無產者卻變得貧困，而只有社會主義革命可以解決這個問題。1848年馬克思明確而系統闡述其主要觀點時，這種看法實際上已經是看似合理的。當一群暴民襲擊巴黎的巴士底獄而點燃偉大的法國革命火炬時，這種源於城鎮居民力量的革命暴力從1789年之後實際上已經成為歐洲政治經歷的顯著動力。
但是1848～1849年一系列群眾起義以失敗告終。此後不久，各種社會發明開始調節並修正早期工業社會的苦難與醜惡。作為城鎮政策動力的現代公共秩序的基本結構在19世紀40年代以後才存在。管道系統、垃圾收集服務、公園、醫院、健康和事故急救設施、公立學校、勞工社團、孤兒院、精神病醫院、監獄，以及以緩解貧困、病痛和不幸的痛苦為目的的多樣的人道主義和慈善事業都顯示了重要性。整個19世紀後半期，這些以及其他的發明幾乎與為其創造需求而不斷膨脹的城鎮一樣迅速地開始運行。結果革命形勢往往在大部分高度工業化的國家中趨於衰退，而在工業主義擴展的邊緣地帶則顯得特別明顯，尤其在俄國，那裡的沙皇官僚統治對一個正在走向工業化的社會需求反應遲緩、冷漠。
工業革命的第二個根本特徵是人口加速增長。以歐洲為例，1800年整個歐洲人口約為1.87億。直到1900年增長到約4億人口，儘管有近6000萬人在19世紀移民海外以及無數家庭跨越烏拉爾河從歐洲的俄國移民到西伯利亞和中亞。死亡率急劇降低是造成上述人口迅速增長的主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還依賴於醫學和公共衛生設施的發展、食品供應擴大、生活物質條件的改善。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只有英國出現大部分人口離開土地進入城市居住的情況。直到1914年其他的主要國家中自古所依附的土地以及種植和收割的規律仍繼續支配大多數人口的生活。然而，從土地到工廠和從鄉村到城市的轉變在西方世界的每個角落都已出現。這表明生活模式脫離新石器時代確立的基本規律，並向一種嶄新的生活方式轉變，而這種新生活方式的潛力和局限性仍有待發展。
當人們不再是簡單的掠奪成性，轉而開始生產食物時，這種從土地大規模的退卻所暗含的人類經驗和習慣在普通的日常生活帶來的變化，將會從根本上引起社會的變化。如果是這樣的話，高估工業革命的重要性將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也無法確認，最終被證明是最好的適應工業經濟的社會組織和生活的方式已經顯現。
法國民主革命
美國反抗英王喬治三世向全世界宣示了一個原則，即政府合法的權力只能來自於被統治者的認可。在獨立戰爭期間及以後這一民主觀念一直指導美國的憲法實踐。不只是在英國，歐洲許多國家都強烈地呼籲這種觀念。從1688年以來英國議會至高無上的地位表明，有議會選舉權的財產所有者的有限群體是至高無上的。但是在法國，新的政治學說促進了反對王室專制主義的激烈革命。
18世紀的法國政府是墨守成規的。理論上國王保持專制，但實際上幾乎所有行政改革的努力都因為各種特殊利益的反對而夭折，這種利益經常運作於官僚機器內部。戰爭失敗同國內蕭條一樣，1778～1783年法國成功地打掉了英國的銳氣，並幫助美國走向獨立，結果是將政府拖入到了破產的境地。這並不令人驚訝，因為缺乏行政改革，財政收入仍舊缺乏靈活性，而軍費開支隨著一系列的軍備精細化而保持倍數增長。
路易十六（1774～1792年在位）多少同情政府改革觀點，並且認為政府應當和全體人民保持緊密聯繫。當他試圖增加稅收而遭到普遍的嚴重反抗時，他決定重新召集法國古老的代議制議會——三級會議，希望說服大多數人批准新稅收以減少政府財政困難。但1789年5月1日三級會議召開時，大部分成員認為，在批准任何新稅收之前應實現具有深遠影響的政府改革。他們的總體目標是使法國政府對人民負責，實際上是意味著對財產擁有者負責。
在第三等級議員中，換句話說是平民的改革情緒最為強烈。但一些教士和貴族也贊成改革方案，在沒有穩定和連貫的皇家政策的狀況下，這就打破了平衡。因此，6月三級會議自行改組為國民議會，擔負起草法國憲法的任務。
改革的擁護者很快激發了普通群眾的熱情。國王準備鎮壓國民議會的流言促使起義者攻打巴士底獄（7月14日）。此後這一事件被作為革命開端來慶祝。之後巴黎組成革命政府——法蘭西第一共和國。共和國的權力直接依賴巴黎人民，在危急時刻他們召集人民進行大量的遊行示威。巴黎人民常用表達主張的呼聲威懾任何反對或看似反對人民權威的人。
騷動從巴黎蔓延到鄉村。7月到8月間，農民開始燒燬貴族莊園並拒絕繳納貴族按照慣例有權取得的農產品和租稅。1789年8月4日晚，國民議會在高昂的情緒中做出了廢除封建特權和債務的決定。實際上，正是這一決定在隨後幾年中起到了關鍵作用，贏得了大多數農民對革命事業的支持。
制定法國新憲法的工作被證明是困難的，而且國民議會為處理一些緊迫的、突發性的問題而經常中斷工作，尤其是要補救政府的財政破產。國民議會針對從教會中沒收的土地決定發行一種紙幣——指券。他們設想隨著這些土地被賣出，指券也就會退出流通。然而，事實上是儘管有更多的紙幣被印刷，而物價仍盤旋上升。而工資增長總是顯得滯後。因為低工資收入者可以被輕而易舉地說服只有「人民公敵」才會抬升價格，所以現實的經濟困難極大地刺激了巴黎群眾的遊行示威。
直到1791年新憲法才頒布。新憲法確立了有限制的、依賴於立法議會最高權威的君主立憲制，這種立法議會是由「積極公民」選舉產生的，換句話說是每年的稅收繳納額超過特定金錢數目的人。
1791年憲法最具持久（影響）的一面是廢除了大量長期阻礙法國政府的特殊地方性的行政管理，轉而將法國分成規模大致相等的、新的地理單元，稱為地區行政部門（departement）。各地確立行政、司法和教會管轄範圍與完全人為劃分的新的地區行政部門的邊界相一致。
1791年憲法最具爭議的方面是有關教會的規定。主教和教士從國家領取薪俸，並且由每個教區居民和教士選舉，這與任何公民性的地方法官的選舉極其類似。教皇及大多數主教和教士都公開譴責它背離了教會法，並要求歸還被沒收的教會財產。此後作為一種對教會律法有所影響的《神職人員的公民憲法》被呼籲而出，這將法國人鮮明地分為支持新觀點者和堅持古老的羅馬天主教會的傳統者。
但是1791年憲法的最大缺陷是它將廣泛權力（例如，對懸而未決的問題的否決權、軍事官員的委任權等）授予早就喪失對一切革命事業同情的路易十六。事實上他已經開始積極同國外王室（奧地利和普魯士）和逃離法國移居國外的貴族進行密謀。1792年4月，反擊奧地利和普魯士的戰爭爆發，最初法軍遭遇失敗。這引起對國王的懷疑，直到1792年8月，巴黎人民再次果斷干預，並使立法會議將路易十六排除在實踐憲法權力之外。選舉產生新的議會——國民公會肩負起制定另一部憲法的任務。
這開闢了革命的第二個也是更徹底的階段。國民公會宣佈法國為共和國，處死國王路易十六，並且為了反對「人民公敵」而實施恐怖統治；有幾千人被當場裁決為有罪，以符合科學效率的方式被斬首，而這得益於吉猶坦醫生發明的斬首機器。行政權力主要集中在救國委員會手中，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安委員會。很快為保衛國家而招募所有強壯公民的積極努力開始發揮作用，不久法國軍隊到達萊茵河將革命的原則傳播到比利時和德國西部。
同時在法國國內的政治反對派別為尋求辯護並鞏固其權力而組織了富有激情並極為有效的宣傳。從1793年到1794年上半年最成功的是雅各賓俱樂部，活躍的、富有雄心的革命者聚集在這裡聆聽馬克西米連·羅伯斯庇爾（1758～1794）和其他尋求以「共和原則」的名義開創一種高尚的道德統治的人熱情洋溢的演說。反對派不滿於在國民公會的議員席上用對話和投票解決分歧。為了幫助羅伯斯庇爾及其追隨者逐一戰勝並摧毀「叛國者」群體，起義者的遊行示威和斷頭台開始被應用。但隨著革命軍隊擊退外國入侵者，這種高壓暴力的公正性削弱了。當在一次出乎意料的國民公會的表決導致羅伯斯庇爾被捕並處死刑時，1794年7月（革命曆法「熱月」）國民公會成員對政治事務做出新的回應。儘管至少是羅伯斯庇爾的一些敵人對此毫無預料，但代表革命激進主義者被免職卻引起了廣泛的反應，不久公安委員會也被廢除了。
國民公會最終在1795年完成了制定一部法國新憲法的工作。隨即成立的督政府在此後的四年中管理國家。1799年的「霧月政變」使法國年輕軍官拿破侖·波拿巴（1769～1821）掌權。他制定一系列法律，每部法律都讓他比前任者擁有更強大的絕對權威。即使在1804年拿破侖加冕為皇帝後，他費盡心機為了證明自己的聲望，堅持以公民投票的方式來批准他不斷提出的法律。
事實上拿破侖在很多方面是革命真正的繼承者。他完成法國法律（《拿破侖法典》）的修訂，這些法律成為日常法律的實踐，其中很多原則在革命演說者常見的術語中得到了確切的闡述，如契約、公民結婚和離婚的自由、廢除法律面前的階級差異等。《拿破侖法典》為那些由於拿破侖軍隊的勝利而處於法國影響下的國家的法律改革提供了一個便利的樣板。一旦這些改變簡化了地區或國家的日常事務和法律關係，復辟混亂的舊制度和特權階層被證明實際上已經不可能。
歐洲其他地區的民主革命
因此，即使拿破侖最終被幾乎所有歐洲國家聯合所打敗（1812～1815年），也無法消除整個歐洲所經歷的革命性巨變的痕跡。事實上直到1815年那些拿破侖最根深蒂固的敵人都被打上了革命的烙印。之後歐洲君主們知道如何通過傚法法國臣民呼籲他們國民的感情和興趣來激發愛國熱情，這讓他們的軍隊和臣民有能力面對和摧毀拿破侖的軍隊。
可以確定的是維也納會議（1815年）所達成的和平條約沒能像許多德意志愛國主義者所希望的那樣實現德意志的統一，並再次將政治分裂的意大利置於奧地利和羅馬教皇的影響下。
奧地利首相、《維也納和約》的主要設計者之一克裡曼斯·馮·梅特涅試圖以戰敗的法國制衡俄國，而比起拿破侖來，沙皇亞歷山大一世（1801～1825年在位）對重建歐洲的想法更加漠視。梅特涅成功地挫敗了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強烈的抱負，並在很多年中堅信需要謹慎地抑制群眾革命，以防再次破壞歐洲的和平。
但自由和革命的願望仍舊活躍，尤其是在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中間。在1830年，之後又在1848～1849年間，在歐洲很多重要地區民眾的興起推翻了舊權威。但是並沒有像革命者所希望的那樣建立起統一的德意志和意大利。直到拿破侖三世傚法他的叔叔拿破侖一世以全民投票作為保證，將他的總統選舉轉變為個人皇帝選舉之前，法國再次成為共和國（1848～1852年）。英國雖然避免了革命，但是當幾近普遍的成年男子選舉權被提出時，也著手開始部分的政策改革，在1832年（《議會改革法案》）到1884年間逐步擴大了選舉權。
1848年革命的失敗讓很多人對依靠人民意願來真正徹底實現政治變革感到絕望。然而，法國的拿破侖三世（1852～1870年執政）和一些受到影響的英國政治家都認為，輸出自由主義和議會政府對其他的歐洲民族來講是件好事，應該得到支持。1848年後俄國成為中歐政治局勢的主要後盾。當俄國魯莽地陷入到與土耳其的戰爭（1854年）之中，法國和英國熱心地援助土耳其，並在俄國自己的領土克里米亞將其打敗。
沙皇獨裁專制的這種突如其來的虛弱表現使俄國容忍了兩個大膽的政治冒險家：撒丁王國首相卡米羅·加富爾（1861年去世）和普魯士王國首相奧托·馮·俾斯麥（1898年去世），他們在1859～1871年期間以各自君主國為中心統一了意大利和德意志。俾斯麥通過對丹麥（1864年）、奧地利（1866年）和法國（1870～1871年）的三次迅速的勝利戰爭而獲得成功。前兩次戰爭沒有留下長久的遺留問題，但1870～1871年間的普法戰爭結束後所簽定的和平條約（法國將阿爾薩斯—洛林割讓給德國）讓所有愛國的法國人都渴望復仇。然而，只要俾斯麥一直保持著對德國政策的控制，法國在歐洲大陸是無法找到同盟的；而且黨派紛爭也削弱了在拿破侖三世執政時被擊敗的帝國廢墟上興起的法蘭西第三共和國。
儘管羅馬教皇不斷地表示反對，並且對失去在意大利中部地區領土的統治感到極為憤怒，君主立憲制在意大利還是被接受了。然而，在德國，首相俾斯麥為一個新君主化的德國（1871～1918年）制定了一個將無法調和的政治思想相融合的憲法；它雖然經過精心的設計，但結果卻產生了不穩定的狀態。民主原則以全體具有選舉權的成人選舉產生國會的形式被接受，這保證了批准預算的權力。然而，並沒有放棄專制的原則（以神的權力統治）。德國皇帝保持著軍事和外交事務的全權，主要的大臣、首相不對國會負責，且僅對皇帝一人負責。
不像與之敵對的普魯士那樣，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們認為，在民選代議制的政府中不可能達到這種被稱為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所要求的狀態。在他們的帝國中居住著眾多民族，彼此激烈的爭執以至於不會出現任何的民主共識。儘管如此，在1914年歐洲的主要國家甚至在俄國（從1906年開始）都存在著一些議會選舉的機構。每個政府都尋求在官方政策和通過報紙和政黨表達並產生的「公眾意見」間建立一種有效的夥伴關係。
表面上這種民選政府的思想取得了巨大的勝利，這種源於1789年的思想對於大多數致力於時局的人們來說不再是一個瘋狂和不切實際的夢想。但實際上隨著自由和民主的原則傳遍整個歐洲，它在與一些舊制度成分的混合中遭到了削弱。這尤其體現在中歐和東歐，那裡源於上層的官僚控制比起奧地利、俄國和德國政府所顯示出的議會困境來講，其更富活力的現實依然未變。東歐社會的主要變革通常是由官方行為的附帶結果所導致的，例如農奴制的廢除（奧地利於1848年，俄國於1861年）和在匈牙利（1867年）所確立的廣泛的政治自治。從80年代開始在俄國變得重要的鐵路建設和主要礦業以及工業的發展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官方牽頭或政府給予的特殊許可。
在西歐一些的確比較自由的國家中，大量的各種各樣的特殊利益（群體）如公司、企業聯盟（卡特爾）、工會、政黨、教會，以及特殊的職業團體如軍官、官僚、律師和其他行業等，都在19世紀捍衛人民主權論的過程中成長起來，其方式正如在大革命前夜亂作一團的既得利益者捍衛國王主權一樣有效。隨著這些事件的發生，革命者當然要為自由而奮鬥，這個曾在19世紀初期激發了很多光明希望的民主政府變得破敗。民主的理想與其影響力慘淡的現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特權階層從不畏懼為民族奮鬥的毫不掩飾的革命者，反而更可能像俾斯麥那樣知曉如何通過在幕後操縱大量民主化政治活動的槓桿來擴大並強化自己的權力。
因此，在19世紀後期革命者的熱情（或至少是革命的言辭）從自由主義轉到了社會主義方向。1848年卡爾·馬克思（1818～1883年）和弗裡德裡希·恩格斯（1820～1895年）在《共產黨宣言》中發表了作為國際革命的無產階級為何注定要奪取政權，從而開創真正自由、平等的觀點。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早期階段一直伴隨著混亂的爭吵，直到馬克思逝世後相對穩定的組織——第二國際（成立於1889年）才得以運行。
但是大量的、紀律相對嚴明的社會主義政黨的出現意味著這些組織也面臨著與此時議會政體的妥協。因此，在1914年當戰爭降臨歐洲大部分地區時，儘管德國和法國的社會主義者都宣稱國際主義原則，但是當他們為了各自國家的利益而重新振奮時卻又陷入了相互傾軋之中。只有小部分激進主義者拒絕違背在整個社會主義運動中被正式承諾的國際無產階級團結的原則。
有意識的社會變革和民選政府
整體上考察這種政治演變可以明顯地發現，法國革命者和他們自由思想的繼承者完成了兩件事情。
第一，革命者打破了所有質疑，證明政府實際上是人創造的，並且至少可以有計劃地進行調整和操控。「神創政府」和上帝指定某些人掌握統治權的舊觀點，在宣稱成功地依據人民意願行使權力的政治制度面前越來越缺乏說服力。正在進行的社會變革的思想獨立於自由政治觀點以外。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如果貧困或不公正繼續存在，就可以對局勢採取有計劃的行動來進行補救。因此，社會開始被看作可以無限塑造，可以通過適當的改變標準而慢慢地調整，而且也需要開始被重新進行建構。
所有這一切都與舊觀念有很大差別。1789年以前，大多數人都承認生活在根據神的意志所建立、不能也不應被改變的一個穩定的社會結構中。因此，隨著新自由思想浪潮的傳播，對這種由快速工業化社會所創造的社會需求顯著的回應顯得更加迅速，並較之以前來說沒有產生激烈的抵制。
第二，法國大革命和所有歐洲政府在之後幾十年中的政治經驗表明，如果政治領袖在他的控制之下有足夠的手段獲得大多數人民的擁護，政府可以獲得比舊制度的統治者更大的權力。最突出的例子是全民兵役制，全體人民支持的政府可以徵募人力的規模是舊制度的君主做夢都無法想像的。另一個典型的例子幾乎同樣表明了民選政府可以有效地擴大活動範圍，即一個穩定的稅收規模，一些國家，如奧地利，則未能建立一種與其臣民的有效關係。
增強政治適應性和擴大權利是西方文明民主革命的成果。民主革命因此，成為工業革命的孿生兄弟，而工業革命也增強了適應性，並且擴大了西方人的實際權力。工業革命和民主革命共同的結果是導致了西方式生活權利和財富的興起，以至於所熟知的其他形式的文明再也無法抵制西方的入侵。
知識和文化的革命
西方優越於世界其他地區的秘密不單是物質優勢和政治組織的問題——儘管這些很重要。另外，在19世紀到20世紀早期追求真理的西方科學知識成就和西方人渴望對美麗的藝術表達所達到的深度、影響力和複雜程度都是其他地區所無法匹敵的。
對發生在1789～1914年間西方世界文化活動的規模和多樣性作一個簡單的總結通常並不困難。對於19世紀早期階段開始獲得讚揚、注重個人的自我展示和具有創意的浪漫主義藝術和文學來說尤其如此。對歐洲每一個民族和地區獨特的歷史進程中的興趣，與民族主義運動相互激發，同時正在興起的具有差異性的民族價值把文學劃分成了不同的民族流派。
另一方面，科學依舊是國際性和公共性的，可能正是由於這一原因，讓我們可以更容易追溯科學發展的主線。在我們這個時代世界上兩個對立且根本不可調和的見解（科學和文學、藝術）都歷經非同尋常的苦心經營。於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不久，一系列難題和矛盾開始使人們意識到這兩種對立的世界觀各自的缺點和局限性。
首先就是經典牛頓學說。四個基本概念（物質、能量、時間和空間）看似能解釋自然界的一切現象。這個成果取得了驚人的成功。由分子、原子和亞原子（1897年之後）所組成的物質不滅對應了一種同樣的能量守恆，而且似乎所有化學和物理變化都能被解釋為不滅的物質和能量在時空中永久和無限的整合或重組。
之前許多看似毫不相關的現象都成為這個偉大設想的一部分。特別是化學變化的過程開始從分子、原子和電子相互作用的層面來理解；這種相互作用體現在其中每一種發生變化，其他的就會吸收或釋放能量。我們知道這種認識通常可以讓化學家控制並改變自然進程，因此，就可以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創造新產業和改進舊產品。同樣作為可見光、紅外線、紫外線、無線電波、X光和高能輻射等多種現象開始被視為不間斷的電磁波譜的一部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對這些電磁波譜的掌握和操縱也成為拓展人類力量的顯著手段。
然而，在19世紀末期，以前未曾懷疑的缺陷開始給一個優雅、明晰的世界夢想蒙上陰影。隨著起初將分子而後是原子分解為震盪於浩瀚的空間之中的微小粒子時，物質就失去了穩定性。同樣能量有時也似乎在粒子或量子中發生作用。然而，這一切最讓人意外和沮喪的是意圖通過太空測定地球速度的試驗而產生的奇怪結果。阿爾伯特·邁克爾遜（1931年去世）用極其精密的儀器發現，光在任何方向都以同樣的速度傳播，即便是從快速移動的地球平台上發射。1887年首次得出的這個結果似乎與牛頓的絕對時空概念完全不一致，根據普通的邏輯，在地球運動方向發射的光的速度應該要比從其運動反方向發射的要快，因為光傳播速度在前一種情況中應加上地球速度，而第二種情況中應減去地球速度。
為了把數學規則應用到這一意外的結果中，在1905年阿爾伯特·愛因斯坦（1879～1955年）提議應該將空間和時間變成一個單一的連續統一體，它的本質就是在任何兩種物體相對運動中所發生的變化在排除另外一個物體的狀態下會影響到對其中一個物體的測量。外行人和少數科學家很難接受這種對時間和空間熟悉而直觀的看法的曲解。同樣在20世紀前10年中開始迅速出現的大量亞原子粒子和量子的發現使科學家們清楚地認識到早期優雅、簡單的理論需要修訂。1890年左右這個看似被充分理解、實踐檢驗和無數次實際應用證實的但只是缺少細微的現實解釋就徹底完整的絕對科學真理系統，在這些與牛頓原理不相符合的、細緻得不可思議、大量難以想像的令人困惑的混亂現象面前迅速瓦解。
19世紀歐洲第二個世界觀強調時間的基本特徵，並且將所有現實（自然、生物、社會）看成是無休止的、連續發展的不穩定狀態。持這種現實觀念的人不希望得到諸如物理學家和生物學家提出的絕對、普遍的規律，而是尋求在特別環境和特定條件下去理解進化的革新模式。這種人相信當能夠創造出以前從未存在過的（事物）的機會來臨時，在任何表現得極富吸引力的現實面前，他們有能力抓住一些特別的戰略時機，因此，偶然、優先佔有的理由和約束，或者至少是制止，乃至以後的努力仍然會更好地發揮作用。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1831年去世）是致力於把所有現實看作一個不斷變化過程的先驅。後來地質學家、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通過與先前根本無法想像的比較中，在人們驚愕的眼神下共同打開了一個廣闊的、無法想像的巨大歷史景象。地質年代、生物進化（1859年達爾文首次提出）和人類歷史似乎都是屬於一體的。甚至連基督教學說和恆星都在此時被納入進化論的範圍。這種經過一代又一代古典和中世紀《聖經》教義研究者塑造的極為敏銳的歷史和哲學批判主義的工具，被神學家用來審查《聖經》。結果《聖經》的經文似乎成為蘊含許多不同思想的作品，與不同時代和情況相契合的上帝和宗教信仰都反映了截然不同的觀點。仔細的審查就可以發現，在傳統教義中那些確定無疑之事趨於消失，並且隨著天文學家開始思考恆星和銀河系的誕生與毀滅時，永恆的天堂開始在人們驚異的目光中消失。
這一個包羅萬象的不穩定狀態很難與一般的人類所經歷的範圍相一致，就像與同時打開人們腳下、令人不可思議的、微小的亞原子物理世界一樣。在任何事物都是變化的、除了變化本身沒有什麼是絕對永恆的世界中，將人類價值維繫於特定地點和時間看似的確不可靠。
藝術革命
藝術也反映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以歐洲思想為特點、範圍不斷擴大的不確定性。主要居住在巴黎的少數畫家，扭曲並徹底拋棄將透視法作為藝術的組織原則。帕布洛·畢加索（1881～1973）、喬治·布拉克（1881～1963）和其他畫家為了創造一種新的表現形式和表達一種氛圍，採用了視覺經驗中的一些雜亂元素，並加之在所觀察的現實中可以回憶的一些模糊外形。除此之外，他們拒絕將繪畫作為描繪一些不相干的東西的工具，或將繪畫超越於藝術之外。
與語言相聯繫的文學與繪畫相比缺乏國際性，對傳統的形式也沒有激進的反對。然而，在俄國古老的俄羅斯東正教文化傳統和新興的西方思想和情感風尚之間的衝突，驅使小部分作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1881年去世）、列夫·托爾斯泰（1910年去世）和安東·契訶夫（1904年去世）等各自為自己創造出一個新的道德世界。19世紀俄國文學的這一特點導致了很多優秀作品的產生，而這些作品與在20世紀面臨相似問題的很多讀者來說有著特殊的關聯。但除了俄國，西方國家的文學沿著慣常的、在文藝復興時期基本奠定的線索，並得以很好延續地思想和情感的模式中持續繁榮發展。
儘管西方文學具有相對保守的特點，但發生在科學、思想和藝術上的變化，以及工業革命所引起的日常生活的巨變、在民主革命進程中所促發的政治和社會結構的變化是深刻而廣泛的，以致在1914年有些人認為西方文明實際上處於崩潰的邊緣——此時的歐洲人的確通過投入一場史無前例的戰爭來擺脫這一困境。但是人們也可以對此採取一種更樂觀的看法，相信這些矛盾不過是一些向新事物發展的標誌，還可以作為我們這個時代的各種趨勢。以後的事情可能就在這兩種解釋之間做出決定。
與此同時至少在短期內，已經非常明確的是，西方文明在20世紀早期階段所陷入的困境並沒有阻礙西方對世界其他地區影響的傳播。反而大量新生力量使得西方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有著明顯的優勢。因此，對於人類主要文明在面對這種史無前例的對峙下將如何反應的描述將是下一章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