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工業革命和民主革命的發生並且開始改變歐洲國家，為西方外交官、士兵、商人和傳教士所支配的軍事、經濟和知識力量取得了極大增長。當亞洲各個主要的文明都證明無法以傳統方式抵禦西方入侵者時，在1850～1860年這10年間開始了一個嚴重的危機時期。
標誌著亞洲對西方防禦崩潰的公眾事件接連發生。首先是1850年發生在中國的太平天國起義。這是一場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起義領導者的部分思想是在同基督教傳教士的接觸過程中形成的。可以確定的是在太平天國起義中基督教因素往往隨著時間而消退，尤其突出的是當西方列強不再支持起義者反對清政府時。但是為了竭力撲滅這次歷時14年並影響大半個中國的起義，帝國的統治者就必須給予西方的武器裝備以及與這些致命的新式裝備相聯繫的外交官、商人和傳教士比先前任何時候都更多的作用範圍。
在這種情況下，視外國人為附庸蠻夷的中國傳統成為一場徹底的鬧劇。在1839～1841年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冒險家蜂擁到了在條約中規定對外國人開放的港口。他們迫切希望通過向中國人銷售機器製品而賺取財富，並且斷然拒絕扮演儒家傳統為外國商人所規定的一種謙卑的角色。在中國人看來最糟糕的是：這些暴發的商人在與中國官方任何的爭吵中，他們的背後都有西方的槍炮和外交官的支持。這次打擊以極不道德和不公正的方式教育了中國人，但是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們都無法說服自己放棄儒家方式來達到一種平衡的狀態。因此，直到20世紀中國仍然只能虛弱而無力地應付西方，最重要的不是其固有的國家實力和力量的局限，而是中國社會領導者和統治者不能放棄其祖先一直運轉良好的生活方式。
中國無力抵制西方壓迫，對日本人來說是一個現實的教材。由於日本海岸防禦無力阻止裝備良好的戰艦，從1638年就發揮作用的、嚴厲的閉關政策再也不能抵禦強大的西方海軍力量。很多日本人都堅定地承認中國在鴉片戰爭中蒙羞的事實。然而，大部分日本人的反應僅是對外國人強烈的反感。當1853年美國派遣由海軍准將佩裡指揮的四艘戰艦到達日本，並要求有權使用日本的港口用於通商和作為為航行於舊金山和上海之間的船隻加裝煤炭的基地時，這種情緒變得極其激烈。德川幕府開始猶豫不決，之後接受了美國的條件（1854年）。這在愛國者中激起了強烈的反對，他們對幕府的領導者不滿，認為屈服於外國要求的日本政府是不可原諒的、軟弱的。很多反抗者寄希望於天皇，當再次反抗外國海軍的失利讓德川幕府進一步失去人們的信任時，天皇的權力通過明治維新（1868年）得到了實際恢復。但極具諷刺的是，以天皇名義推翻德川幕府的人一旦掌握政權，他們認為驅逐西方的唯一方法就是學習西方的技術和管理秘訣。甚至在1854年佩裡叩關之前就有很多日本人致力於這一事業，之後更是有越來越多的愛國的日本人開始系統地鑽研那些使西方國家強大的技術和知識。為了保衛國家，他們顯然要認真地改造國家。
沒有哪個民族對西方的優勢的反應像日本人做得那樣盡力和成功。三個龐大的穆斯林帝國——奧斯曼帝國、波斯帝國和莫臥兒帝國——尤其不成功。在克里米亞戰爭（1854～1856年）中，奧斯曼土耳其與英國、法國並肩戰勝俄國，諷刺的是，土耳其付出的代價比早期敗於俄國時還要沉重。先前蘇丹雖然喪失了領土，但仍然掌握著統治權。但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及之後，土耳其政府認識到為了沿著自由主義、當然是西方的道路對傳統的奧斯曼制度進行「改革」，就必須遵從西方外交官的建議。蘇丹及其政府官員（不涉及帝國的穆斯林平民）有時能夠破壞這種令人厭惡的改革，但大部分情況下只是對這種變化感到不高興和抱怨，而這種變化似乎只是對帝國基督教臣民有利，並且經常違背伊斯蘭原則。由於帝國生存明顯依賴一個個歐洲大國的支持，這樣蘇丹就無法擺脫令人厭惡的西方干涉。直到19世紀70年代，英國扮演著土耳其主要保護國的角色，之後（90年代），德國成為蘇丹尋求支持的首要保護國。
印度莫臥兒帝國的命運表明缺少外援的強大穆斯林國家將會發生什麼。當1857年在印度為英國服役的印度土兵得知土耳其戰勝俄國的消息後，在印度土兵中掀起大量的、反對他們外國僱主的起義。這些土兵（一些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只是簡單地威脅將英國人驅趕到大海中，他們缺乏明確的政治目標，也沒有獲得印度普通大眾的支持。因此，英國能夠從本土派遣增援部隊並打敗起義者。之後，議會決定壓製作為英國政權在印度的合法機構——東印度公司，並且由倫敦內閣指定的總督進行直接統治。莫臥兒帝國也正式宣告滅亡。穆斯林在印度的統治權不復存在，大多數印度人隨即遭遇到英國的統治。
對於伊斯蘭教來說，伊朗的情況同樣令人不安。英國和俄國的代理人競相爭奪對波斯和阿富汗王室的影響，他們交替地補給軍隊或派遣遠征軍入侵該地區。當地統治者幾乎無法擺脫充當一個又一個外國保護者傀儡的命運。
當然，亞洲所有帝國的虛弱並不完全是因為西方優越的軍事和經濟的壓力。西方的存在對於奧斯曼帝國、莫臥兒帝國和清帝國已經極其嚴峻之時，這些帝國同時又遭受著可以說完全是傳統的災難。日本的幕府也失去了起初德川統治者那種快刀斬亂麻的作風。當時在亞洲的西方人通常數量很少，即使在印度也是如此。在1850年以後的幾十年中，歐洲人以一隊炮艦或一支哥薩克騎兵就能輕易地在亞洲大帝國中執行遙遠的歐洲政府的意願，而這主要是因為亞洲的內部衰落而非歐洲自身的強大。
值得注意的是，滿族人、蒙古人和奧斯曼土耳其人在大多數被統治者人民的眼中都是外來者。這讓當權者感到任何一個呼籲組建民族和文化的團體都是極其危險的。這些組建團體的呼籲將會明顯地危及到統治他們自己的各種外國統治者。但是只有通過這種手段才可以動員全體人民抵抗西方侵犯。因此，中國、印度和中東的帝國政權都無力掀起對西方人有效的大規模抵抗。而在統治者和人民系同一民族的地區，如日本和阿富汗等卻對西方的壓迫進行了許多有效的反抗，這本身也說明了（正如在阿富汗所發生的）為保衛民族獨立的物質基礎並沒有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震動大部分中國和部分印度、奧斯曼帝國的第二個問題，是由人口過剩所引起的。在1760～1850年間幾乎所有文明世界地區的農民人口開始連年持續增長。土地經過一代代人的劃分和再劃分，遲早會小得不足以供養一個家庭。農民債台高築和處於半飢餓狀態成為一個普遍問題。在這種情況下能夠且可以發生的政治暴亂足以讓帝國元氣大傷。中國的太平天國運動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爆發的。只有歷經造成成千上萬人口死亡的那個災難性的過程之後，那些引起奇異的危險狀況才開始消失。當戰爭、疾病和飢餓造成大量人口死亡時，倖存者才能夠找到足夠讓他們得以生存的土地。在中國被破壞的各個地區尤為明顯，革命的動力被撲滅，帝國政府最後的勝利（1864年）來得極其容易。在位於歐洲的土耳其地區（特別是伯羅奔尼撒半島）可以發現同樣殘酷的現實，那裡的人口壓力引起了叛亂，而叛亂被殘酷地鎮壓，直到這一過程再次出現時整整損失了一代人。
西方人口也迅速增長，但在大部分西方地區中工業革命所創造的新的工作機會，和（或者）向不斷擴大的定居地區遷徙使西方國家保持了一種穩定的人口增長，而這種人口增長為西歐帶來的是一種人力資源，而不是衰落。除日本以外，亞洲社會對這一潮流毫無反應。由於傳統的手工業貿易尤其是與紡織業製造有聯繫的手工業無法與西方的機器製品相競爭，所以亞洲的城市就遭遇了經濟危機。城市和市鎮沉重地承載著許多無依無靠的手工業者，再也無法吸收來自於人滿為患的鄉村的移民加入到城市的經濟生產活動中。但是在亞洲農村的移民還是嚮往著城市。數百萬先前在家鄉沒有謀生手段的、遭受貧困的農民移居到市鎮和城市中。他們或者死掉，或者通過打短工、提供少量勞務、乞討或偷竊等竭力維持悲慘的生活。即便是受到長期的僱傭，得到的工資也很少。很明顯數目巨大的城市貧民階層整體上往往成為一個極度不滿、悲憤和政治上充滿危險的群體。
亞洲社會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的虛弱稍微與西方所展現的狀況有所聯繫。這種顛覆傳統社會關係的人口增長可能是對被改變分佈和特點的一種疾病的反應，而疾病的這種變化是由長距離的密切聯繫所引起的，同樣也是在16世紀由歐洲航海探索所引發的結果。此外，重炮首次讓中央政權能夠輕易地戰勝地方反叛者，因為那些反叛者再也無法躲在防禦工事後來躲避射程很遠的重炮，此時中國、印度和中東的帝國政治組織都獲得了重炮的幫助。重炮的傳播和早期發展也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從1500年以來西方探險家和商人所開闢的海上交往。亞洲的不幸或許是清帝國、莫臥兒帝國和奧斯曼帝國在達到全盛時期的兩三個世紀後長期遭受著官僚性帝國政權的病症：腐敗、不公平的稅收、僵化的體制和政府要員的極度平庸、愚昧，隨著工業革命和民主革命的西方對亞洲的壓迫達到新的、劇烈的程度，這些帝國的病症就充分地表現出來。
同時有必要指出，西方的影響的確是近來才發生的，並且相對比較膚淺。從19世紀中期以來，當所有偉大的亞洲文明都開始意識到傳統的政治和軍事裝備再也無法應對西方的挑戰時，已經過去了將近四五代人的時間。起初僅有少數的亞洲人直接受到了影響。20世紀30年代以前的印度和50年代以前的中國等亞洲文明，其眾多農民的生活方式幾乎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在日本和穆斯林國家中，傳統的農村生活模式崩潰開始得較早，但是整個亞洲的大多數人則是在隨後的兩三代人中才感受到了西方生活模式的影響。這段時間在人口眾多的社會的漫長歷史中極其短暫。所以，認為這種可能延續很長時間的穩定的（生活）關係或方式已經出現於1850年以後的文化衝突中，是極其愚蠢的。
伊斯蘭文明對西方優勢地位的反應
19世紀中期，伊斯蘭文明繼承人面臨的困境極其明確，那就是如何在沒有伊斯蘭（信仰）的情況下塑造穆斯林（國家）。也就是說在面對西方時，伊斯蘭的政治領袖和文化精英要以何種方式保持伊斯蘭文化的特性，同時又擺脫讓人無法容忍的、僵化的伊斯蘭律法，這種律法在漫長的歷史裡確立並支配了伊斯蘭文明的統一。
迄今為止（1978年），唯一獲得很多支持的反應就是借用西方語言中的「民族」概念作為建立現代化、世俗化民族國家的基礎。但是，將穆斯林分割為許多較小的國家卻並未產生良好的效果，直到現在，這些國家中沒有一個有可能強大得足以重新恢復伊斯蘭在世界中的驕人地位。同伊斯蘭「普世主義」不可調和的民族主義有著更多的缺點。由於伊斯蘭教的導師和傳教士們必然會強烈地反對不再遵循由穆罕默德所昭示的真主意願的政權，所以統治伊斯蘭社會的任何現代的、具有世俗觀念的政府都無法獲得人民全心全意的支持。因此，民族主義仍然不適合於政府，就像伊斯蘭律法一樣令人感到彆扭，民族主義與現代政府、人們思維習慣的不相容性存在於伊斯蘭教所陷入到的極度困境的根源中，而這種困境是在想成功地應對西方人對其傳統社會所造成的破壞中形成的。
在守舊毫無希望之時，穆斯林帝國明顯衰落了，對於西方挑戰的回應無力而遲鈍。終究穆斯林還是堅定地相信安拉支配世界，如果安拉樂意顛覆穆斯林帝國，並且迫使穆罕默德的追隨者屈從於異教徒的統治，那麼對於虔誠的信徒來說除了耐心等待上帝神意的顯現而別無他法。唯一合乎邏輯的是主張任何變化（如果必須要有變化）都應該更嚴格的遵守《古蘭經》的教義，也就是返回到清教徒式的、嚴苛的早期伊斯蘭教當中。這一主張是由瓦哈比改革者提出的，從18世紀以來他們一直以阿拉伯半島為基地。這種基於伊斯蘭教基本的承諾和設想的主張在現實中是難以抗拒的。瓦哈比的任何改革都是超越個體、個人的層面；除了荒蕪的阿拉伯半島以外的所有地區，這些改革的執行都是由於政治的問題，但是這種思想路線影響了在印度及其他地方很多敏感而認真的穆斯林教徒。
當然，有一些信徒持對立的觀點。在1839年以後，意味著效仿西方軍事、法律、政治模式的改革成為奧斯曼帝國的官方政策，並且從50年代以後，在日常事務方面開始顯現出實際的差別。很多土耳其人的確認可這種應對西方壓迫的方式，但是他們從來沒有將所選擇的政策路線同伊斯蘭原則相調和。只有真正不再信仰穆罕默德預言的人才能夠有意識地倡導效仿一些外國的、非穆斯林的方式。結果造成了奧斯曼社會的改革者缺乏支持，他們經常成為（或常被認為是）西方外交官的傀儡或玩物。
在1879年至1908年間，蘇丹阿卜杜爾·哈米德改變了策略。他反對改革，而且恢復了早期奧斯曼蘇丹的獨裁統治。他努力激發穆斯林支持奧斯曼國家的情感，但是他的嘗試未能奏效，這是由於虔誠的穆斯林十分不喜歡將阿卜杜爾·哈米德的主張當成是哈里發的指示（即穆罕默德的合法繼承人）。另外，他使軍隊現代化的努力讓他惹禍上身。那些學習西方技術（炮兵學習數學、軍醫學習醫學等）的年輕軍官希望分享權力。在1908年，就是這個年輕軍官團體——青年土耳其組織——策劃了政變推翻了阿卜杜拉·哈密德。不久之後，在巴爾幹半島戰爭（1912～1913年）和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年）中，奧斯曼帝國失去了在巴爾幹半島上的幾乎所有領土。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奧斯曼帝國被勝利者瓜分，伊斯蘭教在政治上的命運陷入了低谷。在這場決定性的災難到來之前，隨著巴爾幹地區新獨立的基督教國家的興起，以及歐洲殖民政權在非洲的建立，伊斯蘭世界在巴爾幹和非洲的西部領地都被剝奪了。東方的伊斯蘭教也遭到了同樣命運。在菲律賓南部的美國人、印度尼西亞的荷蘭人、印度西北邊界的英國人、中亞的俄國人都包圍了穆斯林國家和民族，並且迫使他們接受恥辱的統治。從此僅有貫穿於歷史上的伊斯蘭中心、位於這一狹長地帶的國家儘管衰敗但依舊保持著獨立，如阿富汗、伊朗和奧斯曼帝國。
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災難卻至少預示了一個地區的政治復興。被激怒的土耳其人悲憤地堅決反對勝利者所簽訂的和平條約。在一個果斷的將軍、充滿魅力的領袖穆斯塔法·凱末爾（1881～1938年）的領導下，土耳其人成功地保衛了家鄉安那托利亞，並且在1923年迫使歐洲列強承認了土耳其對君士坦丁堡的收復。穆斯塔法·凱末爾在熱血的戰爭中所塑造的新的、革命性的土耳其共和國政權是世俗化、民族化的，同時對反對以個人財產和權利為代價來無限制的擴大政府權威的自由（道德）準則全然漠視。激烈的國內改革，包括廢除伊斯蘭教的官方地位（政教分離）、把首都從君士坦丁堡這座已不可救藥的城市遷到安卡拉以及強制地改變社會風俗習慣（例如婦女揭開面紗）等，從根本上動搖了傳統生活方式。這些方案都進行過積極的、有效的宣傳，而這些宣傳試圖培養土耳其人民強烈的榮譽感和呼籲所有社會階層的人支持這個政權。
官方的努力成功地克服了農民的冷漠，並且激發了土耳其人的民族主義意識。另一方面，難以磨滅的伊斯蘭教情結仍然根深蒂固，1945年以後政府發展現代工業的努力只取得了微不足道的成績。土耳其共和國的確成功地喚起了大眾的支持和參與公共活動的熱情，但是，麻煩就在於這種部分基於伊斯蘭教、部分基於土耳其人尚武傳統的態度和價值觀念開始復甦。而這些態度和價值觀念通常不適合於工業主義，所以往往妨礙了現代化和經濟發展的努力。
在伊朗和阿拉伯地區，這種困境表現地更為強烈。1925年，篡位者禮薩·巴列維奪取了波斯的政權並且開始了自上而下的世俗化改革，這種改革與同時期的穆斯塔法·凱末爾在土耳其所推行的相類似。但是新沙阿（伊朗國王）的權力仍然脆弱，波斯的伊斯蘭教信仰仍然極其強大，結果造成了其現代化發展遠遠滯後於土耳其。阿富汗的情況也一樣，儘管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重新恢復了比之前幾十年更有實際意義的獨立。
然而，在阿拉伯國家中，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產生的巨變有著不同的反應。1919年簽訂的和平條約將阿拉伯世界中比較富有和穩定的地區劃歸給英國和法國殖民當局進行統治。伊拉克、敘利亞和巴勒斯坦人進行了些許抵抗後很快就屈服了。然而，在阿拉伯半島經由伊本·沙特所取得勝利，引起了清教徒式的瓦哈比改革運動開始快速發展，從18世紀這場運動興起以來，伊本·沙特家族一直是瓦哈比改革者在政治、軍事方面的主要保護者。到1925年，伊本·沙特徵服了大部分阿拉伯半島，尤其是控制了麥加和麥地那兩座聖城。
但極具諷刺的是，伊本·沙特不是用獲得的新權力在伊斯蘭教聖地實現瓦哈比關於建立一個真正取悅於安拉的社會和政府的理想，反而在其統治的城市中引進了一些置於中央控制之下的現代化設施，如公路、飛機和電報通訊等。在伊本·沙特政權建立後還不到10年的時間，西方商人在阿拉伯半島發現了豐富的石油資源，並且以購買開採權的方式開始為這個統治王朝帶來令人炫目的財富。在這種情況下瓦哈比改革的道德力量迅速崩潰，並隨著源於石油帶來的新財富而變節。
世俗主義也在埃及、敘利亞和伊拉克得到了迅速發展。最重要的是尋求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就瓜分中東的法、英兩國手中得到政治獨立的心情極為焦慮。伊拉克在1932年至少獲得了形式上的獨立，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其他阿拉伯國家才迎來真正的獨立。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夢想恢復所有阿拉伯人完全統一於真理旗幟之下的早期伊斯蘭教的榮耀。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由法、英兩國所強加的現存政治框架內，這種泛阿拉伯、伊斯蘭思想卻超越了其試圖作用的範圍。由於各種講阿拉伯語的亞洲和非洲地區存在深刻的差異，所以泛阿拉伯思想是不實際的，直到現在也是如此。此外，伊斯蘭教的準則成為極端束縛各種現代國家的基石。但是自古以來阿拉伯人的意識都同伊斯蘭教密不可分地聯繫在一起，所以世俗主義者和非伊斯蘭的改革運動，如土耳其的穆斯塔法·凱末爾改革和伊朗的禮薩·巴列維國王的改革等，都不能獲得廣泛的支持。
這樣的政治經歷是極其悲慘的，在1850～1945年間穆斯林民族的文化或經濟史中幾乎不存在任何足以緩解這種趨勢的事件。傳統的穆斯林教育系統與教授西方科目的新式學校並存。這種制度的分歧與思想分歧相對應。大部分受到西方思想影響的穆斯林都把穆斯林的思想和準則，同這些毫無疑問來自西方的技術和知識嚴格地區別開來。在這種情況下很難出現真正的創造力和發自內心的自信，的確，在1850～1945年間實際上並沒有出現享譽世界的穆斯林人物。
同樣在經濟方面，現代工業未能有效地扎根於穆斯林地區。與發明速度極高的早期相比，此時的新商業和技術改進往往都是從西方引進的。例如歐洲的管理者改造了埃及和伊拉克的灌溉系統，從而開闢了新的耕地並且這些土地可以暫時地供應這兩個國家的農業新增人口。同樣在20世紀30年代波斯灣大部分的石油工業由外國人進行指導並管理。無論是政府還是個人，穆斯林獨立的首創精神已無足輕重。
然而，伊斯蘭教卻並沒有衰落。仍有數百萬人保持著對穆罕默德的忠誠，即使是在大多數被西化的人中，還普遍保持著可以將非信教者同穆斯林相區分的宗教儀式。在伊斯蘭教與基督教間長期的對抗中，穆斯林文明的繼承者很難拋棄其宗教信仰，因為這似乎不僅是一種宗教信仰的背叛，而且也是一種文化變節。
另外，在世界一些重要地區中長期持續向伊斯蘭教皈依的進程，一直延續到了整個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例如在中非和西非的部分地區就是如此，那裡的伊斯蘭教士在與同樣苦於和歐洲殖民統治密切聯繫的基督教傳教士的競爭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印度和東南亞地區，穆斯林在失去統治集團的地位並和同病相憐的印度教徒、佛教徒鄰居及前臣民一樣屈服於西方的政治統治後，他們的自我意識和內部約束力空前高漲。
1945年以前世界上七分之一的人口沒有經歷過工業革命和民主革命，而這些人就是承認穆罕默德是真主的最後一位使者的穆斯林。相反曾遭受穆斯林統治的兩個重要社會群體：巴爾幹半島的基督教徒和印度的印度教徒都比較成功地應對了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制度的挑戰。
巴爾幹半島的基督教徒
塞爾維亞對土耳其統治的反抗一直持續到1912～1913年，在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和希臘聯合的努力下將土耳其趕出歐洲，使得土耳其在歐洲的領地除了一些零星的立足點以外幾乎全部喪失，而巴爾幹半島的基督教徒從1803年開始通過一系列的起義和外交危機從奧斯曼統治下贏得了獨立。強烈煽動農民和城鎮居民的充滿仇恨和衝突的民族主義使巴爾幹半島在整個19世紀成為政治的火藥桶。
與穆斯林不同，巴爾幹半島的基督教徒沒有明顯感受到傳統東正教與西方現代化道路是不可協調的。所以這裡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是相適應的，並且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經過民族主義政府謹慎地推行，因為對於一個較小的政府而言國家的實力和安全要求當地的武器製造廠和通信網絡系統能夠快捷地轉移到任何有危險的邊境地區，所以政府就沒有太多的精力去實現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然而，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種努力獲得了實實在在的成就。巴爾幹半島社會隨之同西方的結合似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安全，因為即使在羅馬帝國時代講希臘語和講拉丁語的兩部分間的文化鴻溝都很大。
印度教徒
印度的印度教徒與西方文明的關係非常不同於巴爾幹半島的基督教徒。在1857年經歷一場短暫的令人震驚的嘩變似乎要威脅英國在印度的統治以後，一個表面仁慈但實質獨斷專行並且其成員大多是從英國大學招募的行政部門在印度推行了一系列改革。這些改革所體現的自由準則限制了這些公職人員利用政府權力來強制規劃任何形式的經濟發展，英國人認為任何形式的貿易和製造業最好掌握在私人手中。但是他們修建了相互連接的鐵路網，前所未有地將整個次大陸聯繫起來。另外，英國統治者建立了一套教授內容與英國學校和大學中完全相同的教育體系，並在所有上層機構中使用英語。絕大多數印度人都沒有進入這類學校。即使如此這些學校和大學還是造就了一群為數不多的但極具影響力的被英國化了的印度人，他們大部分在政府中任職，起初是協助而後來逐步從英國官員手中接管職權。
在這一框架中，印度對西方文明的反應是在和平而相對迅速的狀態下進行的。經濟的革新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外來人，如帕西人、希臘人、英國人以及其他人等。幾乎沒有印度人準備將私人資本投入到新工業和商業等風險投資中，他們願意將其積累的盈餘資金投入到舊式的農村高利貸中或用來購買土地。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間由於英國供給線部分地中斷，這就要求印度的官員們必須立即找到一種可替代的資源以供應數千個迫切的項目。因此，努力建立新的工業並擴大已有工業迫在眉睫。在戰時條件下私人公司和國家企業間的區別不斷淡化甚至消失了。因此，在1947年印度獨立時，通過建立戰時應急措施逐漸產生了一種准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
在政治方面，印度對英國勢力的反應是強烈而獨特的。正如上面所提到的，早在19世紀羅姆·莫罕·羅易（1833年去世）在印度就採用英國的思想和言辭宣傳了大量的法律改革。直到1885年，在英式學校和大學中受過教育的印度人足以為印度國民大會黨提供一個健全的委員會和有效的支持，而印度國民大會黨自組建之日起就強調以印度自治為最終奮鬥目標。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被其擁護者和敬仰者稱為「聖雄」，即「偉大靈魂」的莫罕達斯·卡拉姆昌德·甘地（1948年去世）成為印度國大黨的領袖。甘地曾經接受過英國法律教育，作為一個政治領導者，他結合了律師的機智和印度宗教傳統那種坦蕩的感染力。尤其是他以非暴力原則組織了大量平民性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1919～1923，1930～1934年），其中有成千上萬城鎮居民乃至部分農村人都參與到這一運動中。英國統治者不能鎮壓甘地的運動，除非他們違背自己的理念：要正當地抵制權利的濫用。
出身高級種姓的吠捨階層的莫罕達斯·甘地也嘗試克服對「賤民」和其他低種姓群體這種印度人傳統的歧視。但是他在這方面未能取得發動印度教徒反抗英國那樣的成功。他效仿印度聖人的生活方式，並且不止一次地以絕食行動迫使英國統治者在一些有爭議的問題上讓步。他將傳統而與眾不同的印度領導模式與他對很多現代通訊系統對英國對手政治和心理態度影響瞭如指掌的精通結合起來。這一新一舊、印度和英國手段的結合產生了非常好的效果，並直接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印度的獨立。
另一方面，隨著甘地及其追隨者動員越來越多的印度教徒團結在印度國民大會黨周圍，這就讓印度的穆斯林感到不快。以盛行的甘地原則來建立一個獨立的印度將使印度的穆斯林成為一個相對弱小的宗教派別。幾乎沒有穆斯林願意接受這種事情的發生。當穆斯林聯盟（1905年成立）提出建立巴基斯坦這個獨立的穆斯林國家的目標時，幾乎所有印度穆斯林都加入了這一陣線。結果就導致在穆斯林和帶有印度民族主義的印度教徒之間產生了直接的暴力衝突。
建立在這種直接或排他的（儘管甘地運動並不是這樣）宗教基礎上的印度式社會內部中，顯然只要甘地倡導古代印度式的領導模式就會產生與之敵對的穆斯林運動。於是，在1947年實現獨立時卻導致了印度的分裂，儘管實際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都不願看到印度的分裂。
中國對西方優勢地位的反應
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跨越幾十個世紀，並且不斷取得輝煌成就，這就讓中國的官員們很難相信野蠻的外國人具有值得學習的東西。因此，甚至直到帝國政府認識到有必要借助外國軍事專家的幫助來鎮壓太平天國以後，才有極少數官員敢於或憂慮地正視中國衰弱的教訓。改革者為建立一個更有效的陸軍和海軍的基礎的努力很快消失了，這部分地是由於保守的反對派，同時也因為他們並沒有全身心地投入以及在真正影響中國傳統社會模式的任何舉動面前表現出畏縮。創造一個技術現代化的軍事力量要求大規模的科技、教育和行政改革，而19世紀的中國改革家從未著手準備進行這些改革。那麼一個必然的結果就是進一步的軍事恥辱。1860年為報復中國關押外交官，英法聯軍竟然佔領了北京並火燒圓明園。同年面臨巨大壓力的帝國政府將黑龍江以北領土割讓給俄國，顯然這讓俄國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獲得了太平洋上的一個新出海口。法國佔領印度支那（越南、柬埔寨和老撾，1885年）和英國控制了緬甸（1886年）等地區是對被中國帝國政府歷來視為進貢的附屬國的剝奪。這些失敗後果極其糟糕。另外，外國人控制中國海關（1863年）、郵政部門（1896年）和准許外國人建設鐵路（始於1888年）似乎標誌著中國統治權的最終崩潰。但是迅速刺痛中國人自尊心的不是西方人帶來的恥辱，而是日本軍隊在朝鮮半島的勝利（1894～1895年）。由於朝鮮與帝國首都距離較近，所以中國把朝鮮視為一個最重要的附庸國。然而，19世紀70年代日本對朝鮮產生了興趣並最終使朝鮮政府淪為日本的傀儡政權。當中國試圖干預時，勉強適應西方新式武器和管理模式的日本陸軍和海軍擊敗了中國軍隊。和平條約迫使中國全部撤出朝鮮，並將台灣和中國沿海的一些小島割讓給日本。日本還獲得了巨額賠款。
顯然日本也加入歐洲列強侵略中國的行列，同時開始了在太平洋的帝國擴張。1896年後朝鮮成為俄國和日本爭執的焦點，在1904年兩個敵對的帝國列強間的衝突導致了戰爭的爆發。超出所有人的預料，日本輕而易舉地戰勝俄國再次取得了勝利。戰後和平條約的規定將朝鮮全部納入日本勢力範圍。後來朝鮮民族主義者的抵抗促使日本廢黜了朝鮮最後一個國王並最終吞併朝鮮半島（1910年）。
日本用一代人的時間就成功裝備出遠勝於中國和俄國的陸軍和海軍，即使對最保守的官員來講這都是一個不小的震撼。然而，解決中國虛弱問題的努力仍未見成效，這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敵對的歐洲列強和日本的代理人為了尋求特權和其他利益開始滲透到中國官方。大部分中國人認為，清政府對外國人的讓步是在可恥地出賣國家利益。因此，尤其是在學生和其他年輕人中，以推翻滿洲王朝並建立真正漢人的、想必是更加愛國的政府為目標的秘密組織開始廣泛發展。當皇帝嘗試的一些激進改革（1898年）剛開始就被一些擔心喪失特權的滿族大臣扼殺時，革命和民族主義的觀點得到了新的推動。對中國懦弱無能的另外一種激進的反應以強烈排外的半公開組織的形式出現。西方人稱其成員為「拳民」，因為他們都熱衷於練習義和拳。當這些拳民攻擊傳教士和其他遭人憎恨的外國人時，西方國家組成八國聯軍佔領了北京（1900年），並且以中國同意賠付這些拳民所造成的損失的方式簽訂了條約。
中國帝國政府遭遇的種種失敗使滿族統治者極大地失去了信任，當1911年革命運動爆發時，幾乎無人再支持這個王朝了。因此，在沒有大規模流血的情況下，中華民國建立了（1912年）。但事實上由誰來掌握新政權卻沒有達成一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當日本試圖利用歐洲忙於戰爭的機會來擴大在華特權（「二十一條」，1915年）時，局勢變得更加混亂。中國卻對此表現得猶豫不決，而同時美國開始遏制日本的野心；直到1922年外交局勢才逐漸明朗。
直到此時，日本一方面要面對美國不斷加強的遏制，另一方面要面對捲土重來出現於遠東的俄國，在此情況下已經準備做出讓步。俄國西伯利亞和沿海區域的行政機構在布爾什維克革命後的國內戰爭中被打亂，直到1922年莫斯科才恢復對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控制。在針對太平洋地區簽訂一系列條約的華盛頓會議上（1922年）產生了一種新的軍事平衡，這類似於1918～1919年在巴黎和會上針對歐洲所制定的條約。
儘管外國的外交干涉暫時阻礙了日本在華奪取特權的企圖，但是中國內部動亂仍讓中國陷於混亂之中。與國家對抗的軍閥在許多省份建立私人武裝，中央政府在很多地方只是行使名義上的控制。憲政和更深層次的改革只停留在紙面上，但是無論在1912年中國最後一個清朝皇帝退位之前還是之後，政府體制的改革起初沒有引起根本變化。省市中不斷升級的暴力和混亂極大削弱了官方主動性的地位。而不斷升級的暴力也抑制西方的經濟滲透。鐵路沿線地區的暴動造成鐵路無法運行，基於同樣的原因現代採礦業也只是零星生產，很顯然這些設施遠沒有發揮在國內和平時期促進西化的效應。此外，平民暴力行為在上海和其他港口城市由外國人實際管理的租界以外抵制外國的投資，而這種行為往往完全保護了整個中國內地傳統的社會和經濟秩序。
由於土地短缺、債務和高租稅盛行，農民的不滿情緒高漲也造成國內的混亂。之前的中國王朝就是在這種災難的背景下一個一個滅亡的。但是在20世紀這種完全傳統的王朝衰落的表現已經發生了變化。因為中國受教育的階層開始接受一些有吸引力的新思想，所以在中國內部爆發的革命其特點也發生了變化。自從1905年作為一種招募帝國官僚方式的古代科舉制被廢除後，中國知識分子和政治領袖都幾乎一致地轉而反對儒家傳統。早年苦讀儒家經典的學生都轉而進入了西式學校。有些學生東渡日本求學，其他的留學到美國或歐洲。中國的教會學校迅速發展，新式的世俗學校也建立起來。因此，大量的青年男女在未完全瞭解的情況下就狂熱地信奉西方的知識。
孫中山（1925年逝世）將道德說教、社會空想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簡單結合真實地體現了企圖一口氣消化西方知識文化的第一代學生那種十足的困惑。儘管孫中山的思想雜亂而激進，但他仍然成為國民黨的創始人。在1911～1949年間國民黨為統治中國先後反對地方軍閥、日本傀儡和與之敵對的共產主義。最初孫中山的革命運動遭受意見分歧和組織混亂等問題。1923年蘇聯經驗豐富的布爾什維克運動者到達廣州並開始幫助中國人建立一個紀律嚴明、意識形態自覺、具有軍事能力的革命政黨，之後開始呈現出不同的局面。
孫中山1925年去世後不久，國民黨的領導決定北伐。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很快就同蘇聯顧問發生了爭執；當他決定打擊與之緊密合作的中國共產黨時與蘇聯顧問最終決裂。中國共產黨（1921年成立）通過退縮到農村地區得以保存，並在農村組織農民反抗地主和放高利貸者。即使蔣介石和國民黨成功地從地方軍閥手中奪取了對大部分中國的統治（1928年），他們仍無法消滅共產黨這個對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一些偶發性的內戰仍不斷地蹂躪著中國。
在20世紀30年代隨著日本的擴張，中國陷入到了複雜的困境中。日本先佔領中國東北（1931年）繼而全面侵略中國（1937年），並迫使蔣介石撤退到長江上游的重慶地區。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蔣介石仍舊在重慶，而日本卻控制了整個中國沿海地區。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在靠近蘇聯邊界的西北地區立足。因此，當日本戰敗（1945年）並開始從中國大陸撤軍時，蔣介石和國民黨面對毛澤東和共產黨這一強大的對手。曾在日本侵略期間關係得到緩和的中國兩大敵對政治力量間公開決裂，並在戰後重燃戰火。1949年戰爭以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的決定性勝利而告終。
儒家傳統的崩潰和遭到批判為激進的思想和文學變革創造了條件。一部分中國人急切地學習西方的科學和技術，但是國家政治軍事的動盪時常讓技術的進步極其困難。胡適（1962年逝世）首倡文學語言的徹底簡化（白話文），讓文學表達接近於大眾語言。這種新的文學形式「白話文」（1917年）剛一提出時就被迅速接受，繼而湧現出了大量旨在使中國能夠接觸到存在於世界各個角落的一切最新思想的新聞作品。很顯然，雖然中國社會被大量的農村所包圍，並且深陷於政治動盪、人口過剩和嚴重貧困之中，但是同時知識精英們仍然接觸著外國的思想和信念。直到1949年之後中國數量龐大的農民才被關注、才真正地接觸到新思想和技術，而這都烙下了馬克思主義者的而非國民黨的印記。
日本的自我轉變
當中國準備投入更多的精力來關注外國的技術和思想時，其社會秩序和良好政府卻首先經歷了第一次影響深遠的崩潰。日本卻走上了相反的道路[1]。至少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在很多重要方面都保留了傳統的社會秩序，而國家的領導人利用其權力實現了日本社會面貌的革命性變化。他們最終削弱了領導階層的傳統基礎，但是在新的政治形態和觀念興起之後方能在日本人中維持一種有效的凝聚力。
一旦幕府允許外國船隻進入日本港口（1845年），形勢就再也無法扭轉了。反對並最終推翻幕府統治（1886年）的武士集團希望驅逐外國人，但是其領袖認識到，只有日本的艦船能夠和外國相匹敵並擊敗它們時這一願望才能實現。因此，擁有現代的陸軍和海軍成為日本的首要目標。日本人刻不容緩地開始了這一計劃。他們引進專家並派遣使團購買了現代戰艦和海防大炮。但是從一開始日本人的目標就是能夠在國內生產出現代戰爭所需的武器。這顯然需要各種新式工廠、製造業和採礦業。換句話說，實現軍事強大的努力很快促使日本統治者發起了自己的工業革命。
他們取得了驚人的成就。可以確信，在管理者、工程師和工人的培養方面存在很多的困難。一些早期的工廠無法有效運轉，還有一些只能生產出劣質產品。但是日本人從沒有停止改善它們的性能。通常他們以極盡可能地仿製外國產品開始，並且不斷地取得成功。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日本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當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轉向戰時生產時，歐洲製造的商品幾乎從亞洲市場上消失。因此日本得以佔領亞洲的紡織業和其他輕工業產品的市場。戰後歐洲產品捲土重來時，日本的產品仍然保持了自己的地位。日本的廉價勞動力和高效新機器製造了其他任何國家都無法比擬的廉價產品。
在日本的工業發展中，政府扮演著一個非常積極的中心角色。早期很多新工廠都是政府出資興建的，在經過初期的建設投資和實現生產之後，工廠就轉到了私人手中。後來大量的私人工業在日本出現時，政府的意願和政策仍起到很大的作用。純粹追求利潤從來不是日本企業的目的。日本公司常常爭取榮耀和威信，工廠管理者認為有責任為國家服務、服從上級並培養和保護下級。這種態度直接來源於統治日本很多世紀的武士道精神。英勇、忍耐和忠誠等古老的武士道品質在建立、管理新鋼鐵廠、紡織廠、造船廠及類似的部門中找到了廣泛的發揮空間。
公司和工廠內部的人際關係往往也是以武士和農民這種古老的關係來塑造的。即工業管理者發號施令和進行指導，工人服從，但是作為回報，管理者維護並照顧工人一切生活。在經濟蕭條時不會解雇工人，反而會為工人尋找新的工作或是將工作分攤給所有人。回報是期望工人絕對忠誠和嚴格服從，並且做到幾乎永遠可靠。經常擾亂歐洲國家的罷工和其他形式的工業動盪在日本幾乎不存在。
此外，「家庭包工制」巧妙地動員了先前存在的手工工場和小的家庭作坊來生產新商品。這意味著大企業為家庭手工業提供設計圖並盡可能地提供原料、動力工具和信貸，從而能夠以一定的價格來收購產品，保證這些家庭的生活水平。在高等級和低等級的個人及家庭間這種傳統的互惠責任保證了「家庭包工制」的順利運作。
對這種講求服從和義務的古代宗族模式的適當修改顯然在工業關係中產生了顯著效果。即將和已經引進的新的且不斷更新的技術沒有打斷命令和服從關係，因為這種相互間明確的義務和責任非常類似於一些被無條件接受的傳統的日本社會倫理關係。
因此，直到20世紀中期使日本與西方國家並駕齊驅的工業、技術和科學進步未能同自由、民主思想和議會政府必然地聯繫在一起。的確在起步階段，開放國家與外國接觸並改變日常生活方式的政策未受到普遍歡迎。一個民主的政權不可能徹底地執行這種政策。當日本社會的普通成員還不能瞥見最終的勝利，而只是看到了周圍的傳統生活方式被恣意破壞和蔑視，這時，只有通過呼籲對天皇的一貫忠誠和強調視天皇為神的神道教的民族主義訴求，自上而下的日本革命才能克服起初的困難。
日本政府創建的西式陸軍和海軍也以一種非常有效的方式融合了新舊元素。根據古老而極度謹慎的原則，只有世襲的武士階層才有統領軍隊的權力。因此，1872年曾在4年前策動「倒幕運動」的武士集團決定引入普遍兵役制。由於此時歐洲所具有的一切事物在日本的高層統治者中都有著極大的威望，因而他們受到了同時期法國和德國的實踐影響。但是決定性的因素是他們需要軍事力量去抗衡在「倒幕運動」中被排擠出權力之外的大量充滿怨恨的武士宗族。政府已經摧毀了宗族所有制的土地結構並廢除了封建義務和特權，這主要是因為他們希望瓦解潛在的敵人和敵對的團體，而並非從社會正義這一抽像的概念出發。因此，唯一合乎邏輯的做法就是在創建新式軍隊中忽視武士和貧民間的傳統差異。
如此一來的長期影響就是讓軍隊成為強大的愛國主義學校和非常重要的社會晉陞渠道。海軍保持著相對貴族化的氣息，並且西化更深、技術更複雜。但是陸軍為普通農家子弟提供了通過進行適當的培訓就可以躋身到官員階層的渠道。幾乎再沒有其他的生活渠道可以引起身份的變化，因為高等教育花費高昂，在某種程度上學生必須在幾年中放棄謀利機會而取得高等學位，這對於農家子弟來講是無法負擔的。而如果選擇軍旅生涯可謂生活基本有保障，並且原則上可以上升到與其能力相符的高度。儘管在新官員階層中有很多來自普通的農民階層，但仍有意識地培養他們的武士道傳統和價值觀。就如同工業組織一樣，日本軍事機構可以在不拋棄獨有的日本精神的情況下實現現代化和西化。
與日本生活這種根深蒂固的延續性相比，始於「明治維新」的政治變革和後來的憲法法律的制定都是很膚淺的。明治天皇（1868～1912年）登基初承諾建立協商的立法機構，並且遵照公眾意願進行統治。1889年明治天皇頒布了很大程度上效仿俾斯麥參與制定的德意志式的憲法，將這種承諾最終以制度的形式確立了。因此，在後來的幾十年中，日本政治的一個卓有成效的巨大發展，就是所有成年男子參與議會選舉所帶來的一種公眾和民主因素。從1898年起宗族領袖和其他高層的個人只有贏得各種公眾支持才能保持政治權力。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甚至那些並非出身高貴的個人可以在議會的支持下獲得政治權力。
通過這種方式，一些至少類似於西方民主革命的事物也在日本出現了。但是在憲法中民選議會的權力是有限的，直到20世紀30年代一個作為曾策劃「明治維新」的宗族領導集團的繼承者——內部「元老」派系一直在幕後行使著重要權力。此時一個新的權力爭奪者在野心勃勃的軍隊年輕軍官中發展起來，他們認為文人政府並未熱心支持他們在亞洲大陸的激進政策。他們建立了半公開的愛鄉熟法西斯社團，並且有時暗殺反對其觀點的高級官員。結果東京的文人政府開始成為軍方首先征服中國東北（1931年）之後征服大部分中國（1937～1941年）的不太情願的、勉強的合作者。
日本剛走上軍事征服道路就開始在太平洋上與美國的利益發生衝突。美國努力通過對石油、廢鐵（都是日本必須進口的）等關鍵物資實行貿易禁運來遏制日本的野心，而這也迫使日本冒險偷襲珍珠港（1941年），企圖使美國長期陷入癱瘓以藉機奪取婆羅洲島的油田，並在東南亞和西南太平洋建立經濟自足的「大東亞共榮圈」。
日本在珍珠港對美國艦隊的襲擊極其成功，「大東亞共榮圈」也很快成為了一個軍事現實。但美國反攻的速度和力量使日本感到震驚並且完全打亂了日本的原計劃。到1945年美國的轟炸和潛艇擊沉了日本大部分商船，造成日本國內經濟動盪。1945年8月，美國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後，日本軍國政府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此結束，之後美國的佔領管制開始了日本政治和經濟的另一次劇烈的自我轉變。
無論以何種標準，1854～1945年間日本在應對工業革命和民主革命方面的確取得了顯著的成功。民族的文化和思想同樣經歷了非凡的轉變。尤其是在日本自我轉變的早期階段，全盤引進了西方的思想和模式。日本派遣使團到歐洲和美國，學習並帶回一切看似有用的東西。學生出國留學掌握了一門又一門西方學問，之後他們回國成為專家並非常系統地將他們獲得的知識傳授給其他日本人。
日本政府很早就決定主要強調發展基礎教育體系，以使每個日本孩子都可以讀書識字。除此之外，按照西方模式建立的各種技術學校和許多大學提供高深的和專業化的教育。結果到20世紀30年代，日本科學家開始對世界知識做出積極的貢獻，並且日本技師和工程師在同等條件下有能力同世界上任何的技師和工程師相競爭。
但是與眾不同的日本藝術素養沒有消失。事實上在30年代以軍隊為中心的強烈的愛國主義強調日本的一切，並且輕視外國的模式和風俗。傳統藝術、戲劇、國內建築和備受歡迎的神道教仍充滿活力。
因此，總體上新舊日本思想和文化生活的調和仍然顯得彆扭和不協調。神道教神話宣稱，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後裔並且是神聖的，這與日本人種混雜情況極為不符。藝術上，同一個人常常可以用日本和西方的風格表現，但是融合兩種傳統的有效合成或新穎的創造力極其罕見乃至從未實現過。
上述概覽突出的是亞洲民族在有效的傳統防禦崩潰以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期間，在已經逝去的三代人中，在面對西方文明時所表現的各種反應。這一時代的歷史第一次被認為建立在大規模文化互動的過程之上，相信以後的時代也必將如此。
[1]暹羅也是如此，國王拉瑪五世（1851～1868年）開創了對歐洲商人和士兵需求極端的順應，但最終還是取得了成功。因此，暹羅（1939年更名為泰國）直到現在都一直保持著獨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