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紀初，對於歐洲人來說非洲仍然是一個「黑暗的大陸」，此時的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廣泛散佈於太平洋的島嶼（為方便起見將相連的土地以「大洋洲」這個名稱表示）僅被歐洲航海家進行了一些簡單的探索。在所有有記載的歷史中，這些土地均處於文明生活的邊緣地位。但是在1850年之後非洲和大洋洲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擴張的力量，並且迅速地捲入到了互動的人類社會體系之中，而這個體系正不斷地將整個全球都囊括進來。
非洲和大洋洲自古以來的隔絕和落後基本上是由於地理原因。大洋洲包含了一些珊瑚礁，這些微小的土地散佈於浩瀚的太平洋之上。在1759年之前，在能夠讓歐洲航海家精確地測量經度和緯度的天文鐘發明之前，船隻不可能找到任何較小的島礁。這意味著系統地繪製大西洋海圖被推遲到了18世紀中後期，並且僅在19世紀20年代，當源於聚集在高緯度太平洋地區的抹香鯨的鯨油成為一種有價值的商品時，許多歐洲和美洲的船隻才開始穿越太平洋南部海域。
至於澳大利亞，陸地的大部分都是貧瘠的沙漠。在東部沿海足夠的降雨讓這個地方有著迷人的景致，而海岸線卻被珊瑚礁所保護使得船隻不能停靠。以石器時代採集者和狩獵者的方式生活的土著居民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值得歐洲人進行貿易，因此，在很多世紀中船隻都不駛向澳大利亞。然而，在18世紀後半期，當英國海軍系統地繪製了澳大利亞海岸線地圖時，原本想像當中的大分水嶺以南地區在東海岸被發現。為了緩解英國監獄的壓力以及讓這些罪犯在遠離家鄉的地球的另一面創造新的、更好的生活，於是在1778年，英國將裝滿罪犯的船隻駛向了悉尼港口。作為緩解大不列顛島貧困和人口過剩的慈善計劃的一部分，在半個世紀之後即1840年，人們在更遙遠而更具吸引力的新西蘭島上定居。在大洋洲的另一邊、夏威夷的波利尼西亞群島到1850年已經深深地受到了美國傳教士和捕鯨者的影響。波利尼西亞人、澳大利亞的土著居民和大洋洲其他居民沒有任何能力抵抗西方進一步的侵入。事實上他們都將面臨滅絕的危險，因為他們在面對西方船隻所帶來的疾病時極其脆弱。
1850年，非洲呈現出了更加複雜和多變的景象。位於地中海沿岸的北非是從法老時代開始的文明歷史的縮影。埃塞俄比亞和位於西非的尼日爾河上游河谷地區也孕育了長達千年之久的文明國家和帝國。來自印度、中東、印度尼西亞和歐洲的商人在非洲沿岸進行貿易，如果沒有上千年的時間，至少也已經長達數百年了，並且在東非和非洲南部的贊比西河附近存在著繁榮的港口。在非洲內陸有許多王國，一些經常性地進行著戰爭和奴隸貿易，另一些更傾向於和平。
儘管存在上述情況，儘管總體上非洲靠近早期文明出現的中心地帶，但是整個非洲還是落後於歐洲和亞洲。三個地理因素可以解釋這個情況出現的原因。
首先，非洲的土壤和氣候普遍不適於耕種。大陸大部分地區降水不足。廣闊的撒哈拉沙漠幾乎不能維持人們的生存。沙漠化造成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陸和地中海沿岸地區的劃分，只有駱駝商隊可以克服任何障礙穿越撒哈拉沙漠。位於大陸西南部的一大片地區也是沙漠——卡拉哈里沙漠。這些沙漠被廣泛延伸而只能用於飼養駱駝的半乾旱的土地所包圍。當然在非洲還有一些優良的灌溉地區，例如條件較好的剛果盆地和西非沿岸。這些地區日常降雨造就了赤道的熱帶雨林。砍伐熱帶雨林是一項非常繁重的工作，並且由於太多的降雨把土壤表層中植物生長所必需的礦物質沖刷掉了，造成了這裡的土壤通常都很貧瘠。只有東非高原（埃塞俄比亞、肯尼亞和坦桑尼亞）和南非的沿海地區（納塔爾、好望角）擁有真正優良的耕地，但這只佔整個大陸的一小部分。
另外一個障礙就是早期非洲農民可耕作的農作物沒有在歐洲和亞洲所耕種的多產。從印度尼西亞引進塊根農作物（大概在基督時代開始）和從美洲引進的農作物（大約1500年）很大程度上平衡了這種情況。從美洲引進的玉米尤其重要。玉米在西部海岸的傳播讓那些適合玉米耕種土壤和降雨的地區人口取得了大量增長。
非洲落後的第二個主要原因，是在大陸大部分地區流行著讓人變得衰弱的疾病。昏睡病、瘧疾和黃熱病尤其流行。昏睡病是由舌蠅傳播的寄生物引起的。這種疾病傳染人和駱駝，並且直到近年來這種病仍然讓適於人類居住的肥沃而誘人的土地閒置。實際上這種舌蠅在很長時間裡阻止了人類對大部分非洲地區的破壞。舌蠅通常吸食羚羊的血液，但是對羚羊沒有太大的危害，因為這種野外的牧群對這種寄生物有免疫力，但對人和駱駝來說卻是致命的。狩獵的人們對於在羚羊身上廣泛傳播的傳染病抵抗力非常脆弱，所以不能長期以捕食羚羊為生。因此，在舌蠅生存的區域，人類不得不放棄獵食者的角色。
對於非洲人來講，幸運的是舌蠅沒有滋生於非洲大陸的整個地區。瘧蚊所攜帶的瘧疾更是廣泛地傳播，但是非洲尼格羅人對這種疾病有很強的免疫力。這是因為遺傳突變（鐮狀細胞性貧血）和普通紅細胞相比沒有給瘧疾寄生物提供太好的繁殖條件。因此在導致歐洲和其他外來者迅速死亡的環境中非洲人卻存活了下來。另一方面，從父母雙方身上都遺傳這種鐮狀細胞性貧血的特性是非常致命的，只有攜帶一半正常的、一半鐮狀細胞性貧血基因的人才可以對這種瘧疾有免疫力。
黃熱病是第三種由昆蟲傳播的疾病，這種疾病也在非洲廣泛分佈並且對非洲人產生了非常嚴重的影響。考慮到這種疾病，就可以理解至少比起歐亞等地地理條件優越的地方來講，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整個大陸直到19世紀仍然只有很少的人居住。
第三個拖累非洲的因素，是地理上的障礙，即運輸和交通的困難。由於非洲大陸大部分地區都海拔較高，因此，河流在入海口處十分湍急。這樣會中斷河流運輸，並且讓海上物資很難進入到幾十公里遠的內陸。唯尼羅河和尼日爾河是例外。這兩條河在內陸深處才會有些落差。因此，非洲最早和大部分高度發展的文明在尼羅河谷和尼日爾河谷興起完全不是偶然的。在這些河流中組織長距離、大規模的船隻運輸物資相對比較容易；這樣統治者就可以在一些地方集中大量的食物和原材料，而專業人士就可以在這些地方開發出我們通常稱之為「文明」的技術。
在那些只能以馱畜群和人力搬運工運輸物資的地方，將大量食物和物資集中到一個地方代價高昂，所以很少有剩餘的物資供專業人士使用。因此，在非洲大部分地區都產生繁榮的文明是不可能的。可以肯定的是只要在一些地區發現了罕見的珍貴物品，例如黃金、鹽和銅等，規模相當大的村落肯定會出現在這裡。例如羅得西亞的津巴布韋採礦中心可能就是一個例子，那裡存在的大量遺跡曾令早期的研究人員十分困惑不解。
非洲地理條件給強大國家的出現和商人長距離的流動造成了很大的局限，而就是這一點也確保了非洲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存在更加多樣性的文化、語言和人種。另外，在北非和部分東非的地中海地區的人的體型類似於南歐人和中東的阿拉伯人，非洲既是居住在剛果熱帶雨林地區以狩獵和採集為生的俾格米人的故鄉，也是生活於非洲大湖區世界上已知身材最高的馬賽人的故鄉。與其他民族關係緊密但是又與非洲大陸其他民族有很大差異的是布須曼人和霍屯督人（經常與白種人混居），布須曼人生活在卡拉哈里沙漠附近，而霍屯督人存在於好望角地區。
在非洲分佈最廣的人種被稱為尼格羅人種。在這個一般的分類中，部落間和村莊間的人體差異都非常明顯。只是因為在1850年以前，當地的非洲的群體在大部分時間中都能夠有效地保持與陌生者的生物和文化上的隔絕。這就讓每一個群體形成了自己獨有的體形特徵。另一方面，與陌生者規律而頻繁的交往可以導致生活狀態的開化。一個自然而然的結果是基因的融合和較大範圍的基因庫形成，在這種情況下不同非洲族群間較大的差異就不存在了。
地理和技術因素使得非洲的交流已經很不方便了，而非洲人講數百種不同的語言更是加劇了這種困難。阿拉伯語在北非和東南部沿海一帶成為一種貿易和文化用語。阿拉伯語也深入到位於撒哈拉沙漠以南和沿海雨林以北的西非草原地區。在這些條件相對優越的地區，很早就產生了農業和發展程度較高的國家。在公元1050年之後這些地方受到了穆斯林的強大影響。因此，當地的國王和君主引進伊斯蘭經師教授神聖的穆罕默德箴言。但是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阿拉伯語仍然是學術用語，如同中世紀歐洲的拉丁語一樣。在講不同地方語言的人群中阿拉伯語成為共同交流的紐帶。
另外一個大的語系是班圖語。講這種變化相對較少的班圖語的部落散佈在整個非洲中部和大部分南非地區。而在不同的班圖語中這種密切的相似性說明了這些民族只是近期才逐漸四散開來。大約在公元元年前後班圖人在掌握了栽培印度尼西亞的塊根作物和使用鐵器，並且成為了刀耕火種的農民以後才有能力穿越剛果熱帶森林，他們從大概位於貝寧灣附近地區的開始擴散。後來一些講班圖語的部落出現在剛果熱帶雨林以東的草原上。在那裡他們得到了家畜。隨後他們沿著東非和南非草木繁盛的高原向北、向南擴散。由於鐮狀紅細胞性貧血的突變而產生對瘧疾的免疫或許是班圖人擁有的主要優勢之一。在雨林地區他們侵略俾格米人；在草原上班圖人出現以前，霍屯督—布須曼人就消失了。
在東部沿海的城市中，一種貿易語言斯瓦希里語是由阿拉伯語和班圖語混合發展而來的。除了阿拉伯語以外，講閃米特語的地區主要分佈在埃塞俄比亞周圍。但是在西非大部分地區，特別是在尼羅河上游和大湖地區，混亂的語言將人們分割成彼此不可理解和幾乎沒有語言聯繫的群體。
直到大約19世紀中期，一種促進變革的強大力量一直作用於非洲。穆斯林自北面、東面影響著非洲，同樣歐洲自西面、南面影響著非洲。但是這些外部因素只是一方面。在非洲內部不同尋常而急劇的建國事業全面展開，而處於大陸邊緣地位的穆斯林和歐洲人則對此有著不同程度的支持或阻礙。
兩種經濟變化有助於解釋19世紀在非洲大量國家的建立。大部分基本的情況幾乎都沒有記錄，所以美洲的農作物如玉米、花生和甘薯等首先被引進到非洲不同地區的具體時間、地點都無法得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農作物被引進的任何地方，糧食生產都得到了迅猛增長。這使得人口得以增長，而後更加密集的人口可以為強國的興起提供必須的士兵和其他專業人才。
同時發生的第二個經濟轉變是奴隸貿易的禁止和對非洲商品如象牙和棕櫚油等的需求的增長。西非的奴隸貿易在18世紀到達頂峰，但是以英國福音派基督教改革者為先鋒，從人道主義原則出發，認為應當禁止（1807年）從西非的奴隸進口，並最終（1833年）幾乎消除了奴隸貿易。1833年之後英國政府在西非海域駐紮了一支海軍艦隊，這支艦隊根據指令攔截販賣奴隸的船隻。無論任何時候只要有奴隸被捕獲時都被運到塞拉里昂英國海軍基地，並在此放歸自由。在這裡產生了一種極不正常的混居，並且在不久之後在這個地區就出現了狂熱的基督教人口。
東非的奴隸貿易由阿拉伯人控制。該地的奴隸貿易不斷擴大，一直持續到19世紀60年代，在英國外交和海軍威懾下第一次限制並最終在1897年廢除了該地的奴隸貿易。
正是由於奴隸貿易的興盛才讓一些沿海的統治者建立了大量的國家，如西非的達荷美國王和東非的桑給巴爾蘇丹王國。因為捕獲奴隸從根本上嚴重破壞了非洲的財富和人口，因此，禁止奴隸貿易必然有助於為以後國家的建立提供一個更強大的經濟基礎。
隨著奴隸貿易的衰落，歐洲機器紡織品和其他產品與各種非洲原材料的交換不斷增長。組織這類貿易並從中課稅不會損害國家建立的基礎，另一方面，歐洲和商人也發現向非洲出口武器有利可圖。隨著象牙貿易的增長，狩獵者可以使用新式槍支來獵殺大象。槍炮也給統治者和酋長帶來了很多好處，他們可以讓士兵使用一些新式武器。隨著效能好的軍火的傳播，包括一些像在祖魯戰爭中誕生的鋒利的長矛和西非博爾努王國的裝甲騎兵等優越的武器都完全過時了。當然，這為整個非洲政治體繫帶來了一種讓人極度不安的因素。
這些在農業、貿易和武器上的影響深遠的變革足以顛覆非洲社會。另外一個就是宗教因素。狂熱的穆斯林和日益增加的基督教傳教士增加了另外一個層面的變革，而這種變革在1850年之後的幾十年間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非洲的伊斯蘭傳教史幾乎和伊斯蘭教一樣久遠，並且在整個19世紀中對穆罕默德的信仰不斷擴大到新的地區，直到20世紀傳教的方式與之前都沒有什麼根本差異。在東非和西非的大多數國家，統治者都發現伊斯蘭律法的思想非常有助於對國家的統治和擴張他們的權力。例如在阿散蒂王國（現代的加納），儘管很多地方仍然保持著多神教信仰，而且伊斯蘭並未深入到阿散蒂村莊僅是停留在表面層次，但是組織良好的阿散蒂王國的王室中有一個伊斯蘭經師組織，幫助統治者管理日常事務。
在非洲人同歐洲人遭遇、衝突時，歐洲人總是通過優越的軍事力量向非洲人施加壓力，而這樣有時會激發表達非洲人悲憤和絕望情緒的狂熱的伊斯蘭運動。如在1837年由一名阿爾及利亞人在麥加附近建立的沙努西托缽僧兄弟會，這個兄弟會遍及撒哈拉沙漠東部的綠洲，在那裡他們帶頭長期反抗那些遊牧居民，因為這些遊牧民願意接受那裡沙漠地帶的領土被法國和意大利費盡心機的兼併。在蘇丹，另外一個穆斯林聖人穆罕默德·艾哈邁德在1886年向他的追隨者宣佈：他是馬赫迪，即伊斯蘭教的復興使者。他發起了對剛剛在尼羅河上游地區建立統治的土耳其—埃及統治者的反抗。但是宗教熱情經受不住炮火的衝擊，在1896～1898年，英國軍隊和埃及統治者協同行動再次征服了蘇丹並且摧毀了馬赫迪的軍隊。
這種穆斯林運動不會給非洲帶來任何根本性的新景致，因為狂熱的宗教兄弟會團體常常在宗教復興以前就轉變為對領土的征服，例如19世紀沙努西和馬赫迪運動就是如此。然而，基督教傳教士卻帶來很多新事物，如學校、醫院、非洲語言的文學和對西方文明的思想和技術基礎的基本認識等。基督教傳教士的活動規模在整個19世紀中穩定擴大。教會學校逐漸造就了一群新非洲人，他們接受了西方模式和思想的正規教育。這經常讓他們與任何傳統的生活方式相背離。因此，隨著西方教育模式的出現，傳統社會和政治結構的支柱崩潰了。
回顧非洲1978年以前的主要歷史，可以清楚地發現在20世紀後期受到西方模式教育的人注定要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在1850年，甚至是1878年，歐洲教育對非洲的影響還不是很明顯。因為直到這時非洲本土政治體系像很多世紀以前一樣，控制著非洲大陸大部分地區。歐洲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滲透仍然不太強烈，除了在最南端首先進入該地區的布爾人（荷蘭人）為了逃避英國在開普殖民地（1815年建立）的統治，而於19世紀30年代在奧蘭治河一帶與軍事力量佔優的班圖部落發生了衝突。另外，如乍得湖附近具有上千年歷史的古老國家博爾努王國和突然興起的祖魯軍事專制王國（1817年建立[1]）等控制了大部分內陸地區。但是在一些居住條件好的地區沒有出現一些類似於國家的任何組織，這是由於家庭和村莊紐帶足以滿足居民的所有需要，並且沒有出現強大的外來者要求定期交稅。
到1914年，政治和經濟局勢發生了急劇的變化。除埃塞俄比亞以外，非洲當地的統治者和國家僅是作為外國帝國統治的一個代理人和附庸而存在，並且非洲大陸所有地區至少在表面上都沒有逃脫被併入到一個或另外一個國家結構中的命運。這些變化發生得如此之快，究其原因又在哪裡呢？
一方面是技術因素：工業革命使歐洲入侵者能夠克服從前一直阻礙文明的生活方式傳播到非洲的交通、通訊困難。位於剛果河口瀑布上游的汽船能夠自由地上下航行。當汽船與繞過瀑布的鐵路相連時，新的運輸系統就使比利時資本家開發內陸地區豐富的銅礦的計劃變得可行了。沒有可通航的河流不再是問題，因為鐵路極大地降低了運輸成本。鐵路使歐洲人能夠到達南非的金礦和鑽石礦、肯尼亞的咖啡種植園，這些正是英國資本和殖民者積極著手開發的。
當對疾病的傳播進行了科學的研究之後，歐洲人可以採取措施避免蚊子和舌蠅的叮咬時，非洲疾病也不再那麼恐怖了。但是對非洲人整體而言，對瘧疾和昏睡病的任何有效的控制方法是在歐洲殖民機構建立之後才出現的，而大部分地區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才有。
然而，當所有值得考慮的因素都滿足於經濟和技術條件時，歐洲人開始對非洲的滲透所產生的最重要的變化，是對主要殖民國家的心理影響。傳教士的事業極其重要，由著名傳教士大衛·利文斯通所組織的受到良好宣傳的探險增強了英國在非洲傳教的興趣。從1849年到1873年利文斯通去世的時候，他為數百萬英國和美國人戲劇化地表現了在非洲探險的奇遇。他在非洲內陸失蹤和被非洲第二個探險者斯坦利（1904年逝世）所「發現」的事件通過報紙在整個歐洲產生了強烈的反響。但是斯坦利主要的興趣在於非洲的經濟潛力，而不是拯救靈魂，後來他在剛果的生涯體現了這一點。
實際上，歐洲人認為這兩種事業並不彼此衝突。相反，拓展貿易和宣揚基督教是密切相關的。西方文明的優點讓歐洲人會輕易地相信，自己有一種道德責任將非洲人納入文明的範圍之中，甚至可以使用武力。因此，上百萬懷有良好意圖的歐洲人和美國人成為狂熱的帝國主義者。因此，在臨近19世紀末的時候只要這些文明標準的持有者（傳教士、商人）無論在何時、何地陷入到當地統治者所帶來的麻煩之中，歐洲政府都更加樂意派遣士兵到世界各地去支持他們的傳教士和商人。
正是上述觀念的總和使歐洲突然出現在非洲內陸。並且，這一運動一旦開始，一個帝國政府向前推進的任何步驟，都會出於榮耀和競爭的原因而引起其他國家的競相傚尤。很快隨著帝國擴張而湧現出了眾多的特殊利益群體，如希望獲得榮耀的並逃避軍營程式的軍官、有抱負的政治家、謀取暴富的資本家以及發現可以在國外比國內擁有僕人和更好生活的工程師、政府官員和技術人員等，所有這些因素及其他因素都推動了帝國的擴張。
同時，在帝國主義者的思想中也充斥著很多偽善和殘忍，甚至還有大量的種族情緒和傲慢自大的種族主義。但是當時公眾的感情取捨卻走向了另外一面，認為帶有偽善的理想主義是值得堅持的。當調查顯示，在剛果為比利時利奧波德國王工作的代理人使用十分類似於奴隸制的殘忍和非人道的手段來促進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時，歐洲的公共輿論一片嘩然。利奧波德被迫放棄了他的個人投資，比利時政府在1908年接管了剛果。
歐洲人對於在剛果揭露的強迫勞動反應非常強烈，因為從19世紀開始，廢除奴隸制度是軍事干涉非洲事務的推動力之一。他們一次又一次地通過論證歐洲人控制非洲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最終禁止奴隸貿易，以此說明歐洲人出現於非洲內陸是公正合法的。
但是歐洲人的道德觀、人道主義意識有其明顯的局限性。野蠻的奴隸制、多神教信仰和專制的法律制裁都是通過非洲國王的行政人員和護衛執行的，但是對於出現在非洲的「工資勞動」非洲人幾乎沒有任何認識，並且也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或尋找另外一種可替代的僱傭關係。事實上文明的發展需要非洲的勞動力，而由於奴隸制直接訴諸武力在歐洲人看來是非正義的，所以帝國行政官員通常採取一種經過精心策劃的荒謬的借口。他們要求非洲人用現金支付稅收。但是大部分非洲人為了交付這種新的稅收只能掙取由歐洲僱主所提供的現金工資。這樣歐洲僱主就能確保其將要實施的任何項目，無論是公共還是私人的，都會得到充足的勞動力。
在迫使非洲向歐洲文明開放方面，兩個彼此競爭的主要國家是法國和英國。法國1830年開始了對阿爾及利亞的征服戰爭，並首先獲得了非洲的領土。為了盡力守衛這塊殖民地開放的沙漠地帶，富於冒險精神的法國士兵深入了撒哈拉沙漠，在那裡，他們與位於塞內加爾的法蘭西帝國代表匯合。法國軍隊和法國傳教士有一種教化非洲的夢想，並夢想通過建立從大西洋到紅海橫跨北方大陸的龐大帝國讓法國變得強大。
法國的帝國野心同英國從開普敦到開羅的鐵路計劃相衝突。這種對非洲未來設想的偉大鬥士是塞西爾·羅得斯（1902年逝世），他早年在南非的金剛石礦中致富，之後投身政治。羅得斯努力爭取英國大眾對他的非洲政策的支持。但是在19世紀後半期的英國出現了與這種廣泛流傳的基督福音派的認識相對立的觀點：新的冷酷學派思想，認為對於所有歷史和人類生活來講生存是關鍵，而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未來取決於英國殖民者佔領土地的面積和英國移民的規模。
受到英國為生存而奮鬥的思想影響較晚的德國，1884年也出現在非洲，但是它以在非洲（坦噶尼喀、西南非洲和喀麥隆）和大洋洲（加羅林群島和馬紹爾群島）更加殘忍的侵略態度去彌補這一點。意大利也像法國和英國那樣，但是在紅海取得些許勝利之後，1890年意大利恥辱地敗於重振雄風的埃塞俄比亞帝國手中，這也是非洲國家成功驅逐歐洲侵略者的唯一例子。1876年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組織了一個「探索和教化」剛果盆地的國際協會。這個國際協會很快成為掠奪這一地區資源的私人工具。同樣葡萄牙也重申對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領土所有權。
這些急切的歐洲殖民主義者間的衝突當然是不可避免的。起初的主要競爭發生在英國和法國之間。危機開始於1898年當法國殖民者佔領了一個位於尼羅河上游沿岸的荒涼村落法紹達時。法國對上尼羅河的控制看起來似乎威脅了英國對埃及地區的間接控制（1882年實現），並打亂了英國從開普敦到開羅的鐵路計劃。通過英國調動在埃及的軍隊為鎮壓大量的激進馬赫迪穆斯林派追隨者並阻止法國向東非移動就可以看出，英國實際上已經預計到了法國將向尼羅河開進。英國為埃及再次征服蘇丹動用了數目可觀的兵力，但是在法國人到達法紹達之前，一支裝備精良的英國軍隊已經開始行動，並在脆弱的法國工事建立後不久就到達了這裡。在極其緊張的幾星期之後，法國在兩國之間戰爭一觸即發時退讓了；法紹達危機結束。
在之後的幾年中，兩個主要殖民帝國和平解決了它們之間在一些重要地區的領土爭端。這是由於歐洲局勢迫使法國和英國結盟去遏制德國力量的興起。後來在非洲的衝突往往加強了英法的重新修好。德國首先通過對英國在激烈的戰爭（1899～1902年）中打敗的布爾人表示同情來激怒英國。之後德國做出支持摩洛哥蘇丹反對法國對其控制的姿態（1905、1911年）來向法國挑釁。這些帝國的爭執極大地加劇了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國際緊張局勢。
儘管在1875～1914年，歐洲殖民地管理獲得了迅速發展，但是它們對非洲大部分地區的影響仍然是膚淺的。在南非和阿爾及利亞有大量的歐洲移民，但是在其他地區只有少數歐洲人定居點，並且在很多地區歐洲人只是扮演一種名義上的最高統治者，他們的規則和制度很難實施到日常生活的事物中。
兩種不同的帝國理論不同程度地影響了殖民管理。一般來說，英國傾向於間接統治。這是基於印度的管理模式，在印度，英國的顧問置身於當地統治者的宮廷之上，足以長期地控制所有重要的事物。將這種模式運用到非洲，意味著先前的酋長和國王仍然存在於政府之中，並服從於來自英國常駐官方的偶爾干涉和很多意見。
法國傾向於直接統治。也就是他們委任地方官員按照中央殖民政府的意見處理事務。這些官員有些是白人，有些是黑人；在理論和某種程度的現實層面上來講，符合條件的人不是因為膚色，而在於教育和技能。
法國殖民政府的最終目標是文化同化，在法國學校受教育的非洲人至少從原則上來講會成為法國人，儘管其皮膚是黑色的。傾向於間接統治的英國為當地文化傳統的保護留有更大的空間。而實際上英國殖民管理者有時發現，當大多數有政治意識的非洲人不再支持那些沒有信譽的首領和國王時，他們仍然支持陳舊和腐朽的政治和社會結構。
但是帝國理論只是決定殖民管理實際特點的小部分因素。而財政是一個始終存在的問題。非洲是貧窮的，而且非洲的稅收收入不足以滿足歐洲殖民者想要實施的項目。因此，承諾增加稅收的任何事情都會受到熱切歡迎。這意味著要鼓勵人們在非洲投資的願望。無論對歐洲的投資者還是殖民管理者來講，礦業特別具有吸引力，因為開採黃金、銅和其他金屬能提供最可靠的利潤和最適宜的稅收資源。因此，一旦當地非洲人同礦業和類似的發展發生衝突時，本地非洲人的利益就被漠視。
但是，當地非洲人經常反抗歐洲的行動。有時首領和國王調動他們的各種資源去反對或擊退歐洲勢力。阿特拉斯山的柏柏爾人全民皆兵反抗法國人達幾十年；西非的阿散蒂王國對英國掀起了四次反抗，直到1901年才被英國最終吞併進黃金海岸（現代加納）。同樣在南非，直到在戰場（1879年）上摧毀了最高首領的軍事力量之後，祖魯人才最終屈服於英國的間接統治。
這些抵抗和其他相關的努力都失敗了，只有1896年埃塞俄比亞皇帝孟尼利克二世擊敗意大利是唯一的例外。很多非洲統治者認識到，武裝反抗歐洲軍隊是沒有效果的，他們或多或少自願地開始同歐洲殖民者進行合作。在這樣的情況下，間接統治模式是最富成效的。事實上，有時非洲統治者可以在歐洲殖民管理機構的庇護之下來強化和鞏固政權，例如布干達王國。另外，一種情況就是在其他例子中，歐洲殖民統治者幫助瀕臨分裂的非洲國家，並且承認統治者對領土所具有的合法權力以及他一貫所享有的特權。例如巴蘇陀蘭就是一個例子，英國殖民統治者在1868年進行干涉，搭救了布爾人所破壞的部落。
即使擁有最完備的官僚制的直接殖民統治也並沒有摧毀原有社會結構。具有親屬關係的群體、村莊和氏族紐帶仍舊保持著，而且殖民管理者必須通過這些機構來管理所有居民。因此，直接統治和間接統治之間的區別很容易被誇大。任何事情都依賴於殖民管理者所認識和利用的當地社會結構的領土規模。處理這些事務的政策只會起到有限的作用。殖民官員通常只是在對付從各種地方局勢中所湧現出來的本土領導者。他們再也沒有能力對除此以外的地方事務有足夠的控制。因此，例如法國，無論他們理論上如何偏愛統一的官僚政治機構，但是實際上他們必須接受間接統治的做法。例如突尼斯和摩洛哥的情況，歐洲外交鬥爭要求他們維持政府中的本土穆斯林統治者。
儘管事實上歐洲的殖民政府長期停留在膚淺的層面上，但是它的建立仍然為非洲帶來了很大的變化。首先，當明確的邊界被劃定並且所有歐洲列強勢力都一致接受時，暴力衝突的規模迅速降低。直到大約1900年，流血衝突仍然廣泛存在。在歐洲滲透到內陸前幾十年中，非洲一直深陷在流血衝突中。事實上很多著名的非洲國家都是由於戰爭而建立，並且幾乎每年都進行戰爭。但是一旦歐洲遠征軍證明了當地非洲軍隊和歐洲軍隊在正面交火中是如此的不平等（這是由於歐洲武器、訓練和後勤體系的作用）時，大規模的暴力活動的機會迅速減少了。從前的敵人必須共同生存，而且經常是在同一個殖民管理機構中。非洲的好戰部落劫掠家畜和搜捕奴隸的現象被有效地取締了。這在社會風氣和道德價值方面產生了深遠的變化。有時通過中止戰爭和暴力，兩個曾經軍事力量平衡的不同非洲民族卻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肯尼亞的情況就是這樣的，例如馬賽人曾經是家畜的飼養者和戰士，失去了傳統職業和存在的理由，而同時從事農業生產的基庫尤人則人口增加，很快超過他們的敵人——馬賽人。
大規模有組織的暴力活動被壓制通常加速了人口的增長。各種農業進步也有助於人口增長，如尼羅河谷建立了更多的灌溉設施，一些新的經濟作物出現，例如西非的可可豆和花生，東非的甘蔗和咖啡，南非的香蕉和桔子等。不久在大陸的部分農村地區產生了人口過剩問題，人們開始湧向城市。這些人從寧靜的鄉村湧入到新湧現出的歐洲式的喧鬧的城市中，但是面臨著適應和習慣城市環境的困難。
然而，直到1914年，打破非洲傳統生活模式的現象都不是很常見。第一次世界大戰只給非洲大陸造成了很少的騷亂。德國殖民地輕易地就被英國和法國佔領，並且在戰後再次毫無懸念地由勝利者瓜分。從許多方面來看，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歐洲帝國主義在非洲和其他地方的輝煌時期。支持帝國主義者奮鬥的思想和理論在1918年以後削弱了，熱心的鼓吹者曾經允諾給歐洲貪婪的投資者所預想的利潤幾乎很少實現。事實上總體來講，帝國主義從未真正得到現金回報。非洲殖民地管理和發展的代價可能超過了從非洲出口到歐洲的貨物的價值。當然個人的礦廠和其他公司有時為其所有者和管理者創造了驚人的利潤；但是其他投資都失敗了，公共投資很少完全從地方財力中支付。一切取決於哪些被計作成本，只有充滿偏見和天真的人才會認為，白種人是通過壓搾非洲取得了巨額財富。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非洲表面上呈現出一種和平景象。殖民管理者很少遭遇叛亂，不同殖民勢力之間的衝突也很小。非洲有三個獨立的國家，分別是南非聯邦、利比裡亞和埃塞俄比亞。南非聯邦是英國皇室的自治領，建立於1908年，並且給予布爾人和英國人這樣的白人完全的政治自治。1847年在西非海岸建立利比裡亞，是曾經被販賣到美洲的奴隸回到非洲後的家園。利比裡亞作為一個共和國，通過一部效仿美國的憲法進行統治。
從西奧多（1855～1868年在位）開始，統治埃塞俄比亞的皇帝都是一些精力非常旺盛、充滿野心且殘酷的人，他們一方面利用軍事力量，一方面通過提倡體現於阿比西尼亞基督教會的古代文化傳統將阿比西尼亞高原這些難以駕馭的民族融為一體。無論如何，1934年意大利侵略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洗刷在1896年失敗的恥辱。這次他們在飛機和毒氣的幫助下將皇帝海爾·塞拉西一世趕下王位，並且使埃塞俄比亞成為這個短命帝國在非洲的主要支柱。
英國在1922年從法律上確認埃及的獨立，後來在1936年通過條約保證迅速地撤出尼羅河畔的全部英國軍隊，這些標誌著英國開始退縮的跡像在某種意義上，也平衡了那些後起的歐洲帝國列強的擴張成績。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非洲歷史最重要的方面不是體現在政治上，而是在經濟和心理方面。在1918～1945年之間，非洲人所經歷的各種新體驗深刻地削弱了所有傳統的社會模式。尤其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歐洲軍隊中服役的人學習了新的技術、看到了新的景象，這使他們不願意再回到鄉村生活。在教會學校上學的孩子通常也有同樣的反應，特別當他們可以進入中學或者更高一級的教育機構學習時。更多的是那些離開本地社群到一些礦井或城鎮中工作的人。成千上萬的人在新環境、新工作中經歷了這種與舊風俗迥異的、全新的生活模式。當這些來自不同部落的陌生人每天都彼此密切交往時，所要關心的就是找到一個新的互相適應的基礎。親屬關係和部落行為規範顯然完全不再適用了。
在這種情況下，由歐洲法律和習慣所提供的模式具有很大優勢。城市和工業生活對於歐洲人來說沒有什麼新鮮的，學校和行政官員都鼓勵非洲人越來越遵從歐洲的規範。城市生活唯一有效替代的模式是伊斯蘭教。在非洲部分地區伊斯蘭教已經存在了很多世紀，那裡的人們仍然頑固地堅持他們的傳統。然而，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甚至在那些先前伊斯蘭教統治者掌握國家權力的地方（例如尼日利亞北部），伊斯蘭式的文明生活與西方模式競爭時表現得並不很成功。實際上這些地區的伊斯蘭教有萎縮的趨向，因為它同陳舊的、不合時宜的政治結構相聯繫，而生活在現代城市的非洲人將非洲的衰弱和貧困（以及歐洲的剝削）歸咎於此。
這種過程造就了少數但戰略地位優越的一批非洲人，他們為了實現政治上的獨立而充分地學習西方知識和技能。在不同殖民地之間他們的數量和自覺性組織的水平有所不同，但是他們普遍存在並準備從歐洲行政官員手中接管統治，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當帝國政府相繼決定放棄非洲殖民管理的包袱時。
大洋洲的土著居民面臨著更加殘酷的命運。在大洋洲所有的較小島嶼和澳大利亞，隨著白人的到來，接踵而至的是疾病和傳統社會結構的瓦解。當地的土著瀕臨滅絕。白人定居者佔領了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大部分土地。這些土地像南非一樣分別在1901年和1907年成為英聯邦的自治領。同其他波利尼西亞人一樣，新西蘭的毛利人在同白人首次接觸後經歷了人口迅速下降的過程，但是大約在1900年之後人口數量開始增加。從那時起毛利人迅速增長。他們大部分生活在農村，並以馬鈴薯為生。最初起源於南美洲的馬鈴薯是白人引進到新西蘭的新作物。
在波利尼西亞群島中，另外一個大的群島夏威夷，土著人幾乎滅絕。從1810年開始，這個群島被統一在土著王朝之下，但是在1893年美國人策動了一次政變，並且在1898年宣佈這個群島被美國吞併。在統治轉變前後，接連不斷的移民到達這個群島，並在美國企業家建立的種植園中工作。這些移民中日本人數量最多，但是也包括各個人種和民族。原有的波利尼西亞群體崩潰了，倖存者成為少數民族。
在一些太平洋島嶼上，如新幾內亞的部分地區，原始的生活方式基本沒有改變，這主要因為西方人沒有發現這裡有任何吸引他們的東西。在其他的島嶼中，如菲律賓的土著居民成功地適應了外國統治，首先是西班牙（自1571年），繼而是美國。只有少數島嶼（塔斯馬尼亞島）的土著居民全部滅絕。但是西方的入侵將先前獨立的民族和源於世界各個角落的移民融為一體，因此，削弱了每一個地區的本土文化和種族特性。
同樣的過程也發生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區（東南亞高原、西伯利亞北部和巴西雨林），直到19世紀這些地區的原始居民仍然設法維持生存。因此，整體上來看，現代人運用在工業革命中所取得的運輸和通信的新手段不斷向外拓展，加速了人類均勻分佈的過程。而這一過程同文明的歷史一樣久遠。人類的這一過程往往依賴於跨越文化、地理和基因遺傳的界限、長距離的人口遷徙和貨物貿易。
因此，這些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兒，只是規模和速度與之前不同。而歐洲人和具有歐洲血統的人在每一個地方都扮演著推動革新的主導者，從各個文明中心在歐洲和亞洲誕生以來，他們的主導角色在歷史上是無可匹敵的。
為了完成對世界歷史的概述，應當在最後兩章中對西方世界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所發生的對未來產生重大影響的轉變作一個更加仔細的考察，而這也是作為獨立審視主導當代局勢的不斷增強的世界範圍互動進度的開端。
[1]祖魯軍事專制王國的建立者沙卡（1787～1828年）通過以近距離使用的重矛代替了傳統的投擲器來武裝士兵，並改革軍事戰術。產生的結果非常類似於古代希臘引進方陣戰術一樣，實際上沙卡的軍隊以不同的年齡段來組織，並使軍隊常年保持戰備狀態，與古代斯巴達萊格古的體制不太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