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短暫而來之不易的和平時期所隔開的兩次世界大戰（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就像一個巨大的高壓鍋一樣加速了歐洲和整個西方世界的變化。兩次世界大戰也將西方社會導向了原本不可能的方向。特別是在激烈的衝突下，為進行戰爭而動員人力和物力資源的障礙被排除了。隨著政府逐漸發現專門致力於實現特定目標的戰時「指令經濟」效果十分明顯，一種有意操縱人類社會的和平與戰爭的一系列可能性開始顯現。因此，各個政權如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和富蘭克林·D·羅斯福統治下的美國，都在根據這一計劃努力地重新引導人類和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再次認可了一種發現：像政府一樣，經濟和社會是人為創造的，並且如果大多數人被說服或被迫服從某個人的命令，根據一些人的命令執行，它們就可以被重新構建（至少在寬泛的局限性之內）。
在1815～1914年間，一種不同的思想和實踐界定了我們確切地稱之為歐洲和西方歷史的「資本主義時代」。美國和法國的革命與19世紀自由主義憲法的制定已經清晰地表明，政治體系不是通過自然或上帝賦予而是人創造的，並且如果大多數人有改變的意願，它就可以被改變。另一方面，19世紀的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都認為，社會和經濟是自然產生的，超出意識所能控制的範圍。他們認為，公共稅收、教育或其他的政府行為不會對由人類天性和不受個人感情影響的市場關係所界定的各種人類生活方式產生太大的影響。只有社會主義者預見到通過政府行為來大規模、有意識地重組經濟關係的可能性，但20世紀實際已經實現的狀態與社會主義者對革命後的社會期望似乎相差甚遠。
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歐洲和西方歷史來說是異常重要的分水嶺。在戰爭的四年裡，交戰國政府盲目而不顧一切地探尋新的動員社會—經濟的有效方法。戰爭的影響削弱了階級和地區的差異，因此，到1918年不僅在俄國，而且在所有西方的主要工業國家中都顯現出了一種新穎的、後資本主義模式大眾社會的跡象。
人類的思想也被深深震動了。沒有人預想到工業化的戰爭持續了四年，並且充滿著血腥的殺戮。這足以讓人們輕易地否定早在1914年以前就遭到質疑的進步和理性的信念。但是能夠取代這種過時的18世紀對人類境遇的看法的信念很難達成一致。在20世紀前半期沒有出現公認的一致看法，儘管出現了新生的極端主義意識形態，如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和德國納粹等。
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偶然爆發的。沒有哪個歐洲政府希望這是一場全面戰爭，另一方面，除意大利之外的主要歐洲國家，在面對敵人的外交挑釁時都傾向於戰爭而不是退縮。
將歐洲分裂為兩個敵對陣營的聯盟模式比起其他形式，讓雙方都顯得更加缺乏變通。冒離間聯盟危險的退縮者或許會得到進一步的挑釁。因此，德國支持奧匈帝國反對塞爾維亞，很大程度上不是因為塞爾維亞（或整個巴爾幹半島）對德國有利害關係，而是因為哈布斯堡王朝是德國唯一能夠指望幫助其抗衡協約國（英法俄）包圍威脅的盟國。基於同樣的考慮法國和俄國結盟。當法國的利益沒有被重點照顧時，它只能以證明自己是俄國一個忠實盟友的方式在之後的危機中支持俄國而反對德國。
歐洲捲入戰爭的第二個因素，是各支主要軍隊所制定的幾乎無法改變和控制的動員計劃。根據這些計劃，要從平民中徵召數百萬的預備役軍人並配發制服和武器，然後以最快的速度運往邊界。荒謬的是，根據這一計劃，每一列火車都要小心使用，對計劃的任何調整都要付出沉重的代價。當每件事都很好地同其他事情協調時，中途的任何一個中斷都很容易造成混亂，而一旦混亂就會導致軍事失敗——這正是動員計劃所設法避免的。
因此，一旦俄國命令全面動員（而且他們「必須」這樣，因為他們比敵人需要更多時間將軍隊集結在邊界），奧匈帝國、法國和德國就會次第被觸發而迅速地發佈動員令。這種自動性取代了政策，軍事領袖取代了文官領袖；動員計劃轉變為戰爭計劃，沒有誰真正決定這樣做，因為敵人的軍隊是「根據計劃」開始迅猛地開往邊界。
而這種預先精心安排的沿著邊界線夢遊般的軍事計劃並沒有持續很長時間。只有德國的「施裡芬」計劃經受了實踐檢驗。這個計劃要求德國將重兵集結在北部臨海，集中大部分兵力打擊法國。為了在之後能夠集中打擊東部的俄國，這就要求德國在戰爭開始的幾周內就要圍攻巴黎、擊敗法國。但是德國人認為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須通過比利時，因為被嚴守的法德邊界使得德國不能按計劃快速通過並取得勝利。而宣稱比利時永久獨立的1839年條約為此造成了不便。但在1914年這種已經顯得過時的「一紙空文」對於德國來說只是一個小小的障礙。另一方面，德國破壞比利時中立只不過是為英國政府介入戰爭反對德國提供了一個明確的借口而已。這也讓同德國和奧匈帝國有防禦同盟的意大利更容易地認為，自己無須承擔參戰的責任，因為德國和奧匈帝國並沒有遭到攻擊。
然而，在戰爭的前幾周這些考慮似乎不是很重要。德國軍隊越來越深入地推進到法國北部。直到戰爭的第五周他們接近巴黎，但是人困馬乏；儘管遭到種種挫折，但法國的抵抗意志並沒有動搖。但是決定性的轉變在戰爭的第九周發生了，在全城的出租車將巴黎火車站的士兵運往前線的幫助下，法國的反擊在正在行進的德國軍隊中打開了一個缺口。在激烈的戰鬥之後，德軍司令部決定將軍隊撤回到馬恩河對岸。德國的速勝計劃破滅，其他的所有設想也隨之破滅了。
當敵軍徒勞地從側翼包抄時，僵持開始了。縱橫交錯的戰壕和防禦工事很快從北部英吉利海峽向南部瑞士邊界延伸並穿過法國。接下來的幾個月裡鐵鍬幾乎代替槍支成為戰爭的主要武器。士兵開始加深和改進戰壕、加固炮台、保護補給線、籌劃交火區域、設計遭到攻擊時撤退的後方戰壕，並以其他方式確保每一條前線的戰壕都固若金湯。
敵方的將領逐漸而不情願地認識到，步兵的進攻無法摧毀在彼此呼應的戰壕中佈置的機槍。他們認為，解決的辦法主要是增加炮火的打擊範圍，在發起進攻以前就摧毀敵方的機槍。這就需要更多的重炮，持續數日乃至數年的重炮打擊所需要的炮彈數量以前都難以想像。而這也需要建立新的軍工廠，而生產槍炮就需要找到新的原材料供應。同時還要供養和補給戰壕中數百萬的士兵；當他們被火炮和機槍造成傷亡消耗後，需另外經過訓練和裝備的數百萬人進行接替。
創建和供給如此規模的軍隊讓後方產生了急劇的變化。需要為軍工廠和其他基礎工業尋找勞動力，必需配發食物、燃料和原料以確保戰爭所需的任何物資都能得到適量的供應。這很快導致了民用物資的短缺。直到戰爭結束時，歐洲許多地區食物和衣物都很短缺，而有時一些不太重要的供應完全匱乏。
在起初的幾周內，公眾對戰爭的熱情激勵著每一個參戰國。但是隨著傷亡的不斷增加和戰爭難度的加大，公眾對戰爭的熱情迅速消退。俄國尤其如此，政府開始不再受到歡迎，也未能很成功地控制戰爭的影響。1915～1916年間俄國在東線的軟弱和潰退戲劇性地表現了俄國的弱點。法國經過精心設計的補給體系支撐著每一處戰壕，即使稍微轉變一下戰線，就會導致消耗無數的炮彈和付出成千上萬士兵生命的巨大代價。三年時間中勝利一方全部戰果只是那些完全被摧毀的方圓幾公里的地方。
然而，在俄國一線，後方薄弱的補給無法支持長時間激烈的戰鬥。所以只要稍微在人力和供給方面佔據優勢的任何一方都可以在本地區取得勝利；而被擊退的一方必須退縮數十公里乃至數百公里，直到勝方不斷進軍的部隊的供應耗完為止。因此，戰果往往是往復交錯的。1914年俄國首先攻入東普魯士，但很快又轉為全面退卻；但在後來的三個機會中俄國軍隊再次進攻並重新佔領大片領土。而到1917年春天俄國軍隊卻又被趕回到了戰前邊界。食物和其他供應的嚴重短缺不但限制了戰爭的進程，而且在城市中特別是首都聖彼得堡，激起了強烈的不滿。
戰爭不僅對主要交戰國的影響不斷加劇，而且隨著新的參戰國的加入其影響也不斷擴大。奧斯曼土耳其幾乎在戰爭開始就加入到同盟國（德國和奧匈帝國）；意大利在1915年加入到了協約國（法國、英國和俄國）一方；同年較晚時候保加利亞協助同盟國佔領塞爾維亞，而羅馬尼亞和希臘認為應該依附於協約國。阿拉伯人在英國的支持下反抗奧斯曼土耳其，同時在太平洋地區，日本正在尋求機會奪取德國那遙遠的殖民領地。
那些使這些國家陷入戰爭的複雜條約為這些國家做出了秘密協定的承諾，而這些秘密協定就是要在所有締約國中瓜分奧斯曼和奧匈帝國。事後證明這樣做極其糟糕，但此時將戰線擴大到意大利和巴爾幹半島從陸地上有效地包圍了同盟國，同時英國艦隊在法國的一定幫助下非常有效地切斷了德國和奧匈帝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海上通道。這樣的海上封鎖甚至讓一些保持中立的國家如瑞士和荷蘭都被禁止為德國轉運進口物資。因此，戰爭轉變成一種大封鎖。協約國控制海洋，可以從美國和其他地區獲得補給；同盟國被局限在歐洲內陸，僅依賴當地的資源。
戰爭每經過一個月，交戰雙方可利用的人力、物力資源就愈益短缺。戰爭進入一種緩慢的消耗狀態。在這種情況下沙皇俄國成為雙方爭奪中最重要的一環，這是由於沙皇所能掌握的行政和技術能力是所有帝國中最欠缺的。1917年5月，反對者發動革命，沙皇退位而一個臨時政府試圖繼續戰爭並為俄國新的憲法體系奠定基礎。這種短期的努力遭到了失敗。隨著士兵響應激進的社會主義的鼓動宣傳，俄國軍隊產生了嘩變。同盟國軍隊幾乎可以隨意開進俄國；而且由於農民不再將穀物運往市場進行買賣，俄國的糧食變得極為緊缺。在1917年11月再一次的革命政變使社會民主黨的布爾什維克派獲得了政權，俄國正式退出戰爭。這讓德國可以集中一切現有資源在西線發起最後的進攻。
俄國退出時恰逢美國參戰。1917年4月6日，美國國會對德國宣戰，理由是海上中立權的爭端。德國宣佈以潛艇來封鎖英國。美國拒絕承認這一行動的合法性並繼續派遣船隻向英國運送軍事和其他物資。其中一些船隻被擊沉，美國視其為一種戰爭行為而全面介入。這種說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個借口。美國介入戰爭更根本的原因，是擔心德國的勝利將會把整個歐洲大陸納入到一個對美國不友好的政府中。
美國的戰爭動員需要時間，而在法國部署美軍則需要更長時間。而就在1918年春天，德國開始以新的滲透性的戰術大規模進攻，放棄了以前那種稱為延伸炮火打擊範圍的方式。同1914年一樣前線開始逼近巴黎，勝利似乎已經掌握在精疲力竭的德國人手中。
但就在此時戰爭的性質改變了。軍事訓練、裝備和後勤系統不再是決定戰爭勝利的唯一因素。相反由俄國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列寧和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所倡導的新生而強大的意識形態開始影響國家和軍隊行為。列寧號召工人階級，尤其是在德國和其他發達工業國家中的工人階級，以革命的形式反抗資本主義的壓迫。威爾遜呼籲歐洲和世界上的所有民族，以沒有領土兼併和賠款的政治自決的方式結束戰爭。恐怕只有多數的投票表決才會在爭執的情況下做出和平而有說服力的裁決。
列寧的社會主義和威爾遜的民主思想的方案明顯地涉及要部分（威爾遜）或全部（列寧）推翻歐洲現存的政府和社會結構，從這一點上來講，這兩種思想都是革命性的。二者都對歐洲大陸上疲於戰爭的人們有吸引力。相比之下，德國、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帝國都缺少任何為贏得戰爭做出最後努力進行辯護的有說服力的、有影響的理念。
這種心理變化在最後幾個月的戰鬥中對扭轉同盟國的局面扮演了一個至關重要的角色。另外，大量美軍在1918年上半年抵達法國，這讓德國勝利的希望變得渺茫。因此，當1918年7月德國春季攻勢的勢頭被撲滅時，同盟國很快喪失了所有勝利的希望。奧斯曼帝國和哈布斯堡王朝所統治的民族開始公開地準備獨立；直到10月德國和奧匈帝國政府正式接受伍德羅·威爾遜著名的十四點原則作為和平的基礎，但是就細節的爭論讓敵對狀態一直持續到了1918年11月11日才結束。至此革命運動將德國和奧匈帝國皇帝趕下位，而且整個中歐和東歐地區政治和經濟都陷入了一片混亂。
列寧和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都認為推翻德國、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帝國對社會主義革命是一個黃金機遇。消除對無產階級暴動的恐懼迅速成為勝利者的當務之急，他們發現，在東歐所支持的各種新興政權都認為，威信主要建立在他們對布爾什維克的反對上，而不是其所真正得到的民主支持。事實上民主自決在1918～1920年動盪不安的大部分中歐和東歐地區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思想。
1918年俄國國內及邊疆地區爆發了激烈的內戰，一直肆虐到1920年。烏克蘭和高加索地區的民族主義運動最終失敗；之後這些地區與俄國簽訂了同盟協議，組建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而在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波蘭的民族主義運動成功地抵制了蘇聯的影響。但在1921年這些新獨立的國家都與蘇聯達成了妥協。
俄國及其邊境地區的活動都是通過赤裸裸的軍事力量來維持統治。但是軍事力量又依賴於心理和社會條件。從這些方面來講，布爾什維克在俄國整個中心地帶有著根本性優勢。絕大多數農民都相信，蘇俄政府將允許他們持有1917～1918年在布爾什維克鼓動下從地主手中奪取的土地。無論列寧的反對者說什麼，農民都懷疑，他們試圖以某種方式將土地歸還給以前的所有者。因此，每當必須做出選擇時，大多數農民通常都選擇布爾什維克。這也是列寧的追隨者最終勝出的原因，但他們是在俄國處於經濟崩潰邊緣之後才獲得勝利。
1919年巴黎召開的和平會議甚至沒有嘗試處理俄國的局勢。相反勝利者只是滿足於為戰敗的德國、奧匈帝國和奧斯曼政府所制定的條約。很難實現對領土邊界達成一致，尤其當意大利想要得到秘密協定所承諾的全部領土時，而意大利在1915年參戰就出於此因；因此，威爾遜總統認為，神聖的民族自決原則應該優先於這些美國從未參加過的秘密而不光彩的交易。
第二個困難的議題，是如何確保德國永遠無法再次發動戰爭。威爾遜總統希望成立國聯以法律程序維持和平。法國卻並不熱衷於國聯，而更想同英國和美國結成軍事聯盟，解除德國武裝以及法國有權在德國國土上駐軍。
結果是彼此妥協。威爾遜建立了國聯，之後美國卻拒絕參加。法國實現了讓德國解除武裝，但從未成功地使德國按照條約規定支付戰爭賠款。中歐東部新國家如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邊界，通過口頭上賦予民族自決的權力而建立，而這也是出於對歐洲軍事和政治均勢的謹慎考慮。
巴黎和會也見證了曾經贏得戰爭勝利的聯盟的破裂。當意大利確切得知自己的領土野心無法滿足時就退出了。法國和英國在如何分割阿拉伯國家和其他問題上爭論不休。美國很快失去了對歐洲問題的興趣，因此，1920年美國參議院拒絕批准總統威爾遜曾作為主要設計者的《凡爾賽和約》。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歲月
1920年上台執政的新總統沃倫·G·哈定確認，美國不再積極關注歐洲事務。哈定在競選中承諾回歸「常態」。這意味著大多數美國人返回到戰前那種簡單的狀態：也就是當與棘手的外國問題沒有要緊的聯繫時，個人可以不太關注政府的行為而專注於發家致富。美國呈現出迅速繁榮的景象，到1920年，大多數人都成為城市居民並渴望擁有汽車、收音機和其他新消費品，諸如對像汽車這種貴重物品的分期付款第一次成為一個大的市場。
英國也嘗試讓不受政府管理的戰前生活模式恢復運轉，但卻繁榮不再。相反嚴重的失業使煤礦及其他工業部門顯得不景氣。在法國，重建國內戰爭破壞地區所需的大量公共開支讓法國政府無法效仿美國和英國的模式。在德國以及在更遠的東歐不可能自動地恢復到戰前的經濟和社會模式，因為戰爭及其突如其來的影響深刻地衝擊了舊的社會結構。
戰爭讓整個國家都感到不滿的意大利是一個特例。不斷興起的政治騷亂導致了政變的發生，這讓新的法西斯政權在1922年開始上台。法西斯主義者的目標是使國家強大，並且以整個國家的名義完全不顧及特殊階層和個人利益而獲得了擁戴。在前社會主義者貝尼托·墨索里尼（1945年死去）領導下的法西斯主義崇尚軍事道德，並且毫不掩飾地沉迷於誇誇其談。但不同於法國和英國政府，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權更樂意在和平時期進行在戰時已經完全證明成功的國家資源的動員。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正如墨索里尼驕傲吹噓的，他的政府象徵著「未來的潮流」。
另一個驕傲地宣稱代表未來的戰後運動是國際共產主義。1919年，隨著俄國內戰而面臨危機時，列寧召集了國外支持者商議建立一個新國際。在之後的幾個月裡，歐洲的所有社會主義運動分裂為接受布爾什維克（重命名為共產黨）領導和反對共產主義者接管兩派。這種分化對於在戰前社會主義運動已經非常強大的德國尤為致命。與共產主義者的辯論使得德國大部分社會主義者更傾向於與資產階級黨派合作。因此，1918年在德國爆發的社會主義革命被削弱了。1919年魏瑪聯合政府開始在以無懈可擊的民主原則所設計的憲法下執政。這個政府對於抵抗來自左派和右派的革命威脅顯得準備不足。但是它還是倖存下來，這主要是由於與殘存下來的德國軍隊的舊官員們保持了戰略聯盟。這將具有決定作用的軍事力量置於政府的控制中，然而，還有一小撮部隊被《凡爾賽和約》批准掌握在對新政權反感的人手中。但是這個弱點在1924年之後甚至可以被容忍。後來德國在美國借款的幫助下逐漸恢復繁榮。
20世紀20年代末，德國經濟迅速發展與復甦緩慢、異常困難的蘇聯形成明顯的對比。內戰結束後列寧立刻決定，推遲建立共產主義的嘗試。由於他的推斷總是基於西歐高度工業化的國家也會經歷社會主義革命的假設上，所以就有必要將許多無產階級經驗和共產主義者投入到支持在歐洲和世界建立共產主義社會事業之中。當在蘇聯以外的共產主義革命運動失敗時，來自德國和其他國外無產階級幫助的計劃必須被擱置。蘇聯無論情願與否都得主要依賴自身的資源。而列寧的反映就是在1921年頒布了新經濟政策。這一政策允許農民和小商人自由買賣，只有國民經濟的「主要控制力」保持在國家手中，如銀行、工廠、對外貿易和交通等。
許多理想化的共產主義者認為，新經濟政策背叛了真正的社會主義——沒有必要向毫無見識的農民那種自私的經濟行為讓步。而蘇聯以外普遍將新經濟政策視為共產主義無法運轉的證明。然而，實際上正如列寧所說的那樣，蘇聯的城市經濟仍基本在國家控制之下。1924年列寧的去世引發了對最高權力隱蔽而激烈的爭奪。直到1927年斯大林成為列寧的繼任者。此時部分自由經濟（換句話說由無數的私人經營，其中大多數是對市場反應遲鈍的農民）和部分計劃經濟（換句話說由反應同樣滯後的國家人員管理；由於計劃是由上級下達，他們很少關心價格）運轉的困難開始加劇。城市的食品和原料供應不足以支撐政府所要開展的工業發展項目。因此，斯大林決定放棄新經濟政策，並且強迫農村供應城市和工業經濟發展所需的糧食和原材料。
強制的農業集體化實現了這一目的。農民被迫將他們的土地和牲畜上交給集體農莊，每個集體農莊在向農民派發作為其工作報酬的任何東西之前，都要將收穫的一部分作為稅收上交給國家。蘇聯農民反對集體化，他們寧可殺掉牲畜也不將其轉交給集體農莊。這引起了30年代早期一系列農業危機。但是斯大林決定無論如何都要從集體農莊徵收穀物，即使這對於不合作的農民來說意味著餓死或瀕臨餓死狀態。
主要從蘇聯集體化農民徵集的食品和原料支撐建立了工廠和大壩、開發新礦和製造其他主要產品的大量勞動力。五年計劃制訂了一系列明確的目標。蘇聯人經過努力奮鬥不僅實現甚至是超額完成了這些目標，這就像一場軍事活動一樣。人員和物資被集中起來，而且以軍事命令的方式管理生產。甚至口號都是軍事性的：這種帶有感染力和警示力的報紙和演講極其震撼地迴響在軍旅、一線工人、階級敵人中。因而1932年斯大林可以宣佈只用四年半時間就超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儘管集體化付出了極大代價，但蘇聯有計劃的動員確實推動了工業的快速發展。
到1932年，蘇聯的這一成就在資本主義世界產生了廣泛的反響。1929年紐約股市的崩潰，突然終結了20年代的繁榮。恐慌從一國蔓延到另一國，所到之處造成了大規模的失業。失業使購買力下降，這讓蕭條變得更加嚴重。但是蘇聯不斷發展的經濟卻不知為何從這場危險而似乎無法避免的風波中解脫出來。很多西方觀察者認為，與這種徒勞的、令人痛苦的大蕭條相比，強制集體化所付出的高額代價似乎可以被諒解。
大蕭條似乎驗證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滅亡的預言，但是期待已久的社會主義革命並沒有在任何西方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出現。法國和英國都顯得猶豫不決，不能也不願採取激烈的政府手段去恢復經濟。而德國和美國對經濟危機做出了更積極的回應。
1933年，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開始實施「新政」。這意味著一定程度上返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經利用的經濟動員狀態。公共建設的應急項目和控制價格及農業生產的努力都沒能實現完全地結束失業，但是緩解了蕭條的衝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新政在經濟管理方面的創新一直存在著一些不穩定因素，而在公眾中所形成的支持新政的共識卻產生了一些新的、較之以前迥異的問題。
當1933年1月希特勒掌權後，德國經歷了極其劇烈的政治變革。阿道夫·希特勒是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簡稱納粹）的領袖。他崇尚意志和英雄主義，認為1918年以後德國被猶太人、馬克思社會主義者還有國家「叛徒」所中傷。希特勒和多數其他納粹領導人深情地懷念著戰壕中的同志般的友誼，而只有在這個黨中他們才會找到一種類似表達他們好戰情緒和同志友誼的途徑。相信純正的「雅利安人」血統天生優越是納粹信條最骯髒的一面，這是為了打擊和最終消滅猶太人和所想像的其他劣等民族而進行的辯護。
希特勒首先通過修改憲法和消滅敵對黨派和政治領導人的政策來攫取獨裁統治。之後他開始通過重建軍隊、讓工人和機器重返工廠和進行狡猾而冒險的外交行動使德國再次強大。英國和法國都未能有效抵制希特勒的行動。美國和蘇聯甚至從來沒有想過進行抵制。因此，希特勒能在令人驚訝的時間內使德國再次成為歐洲大陸的支配力量，同時在國內他通過迫害猶太人和結束失業而獲得了大多數德國人的擁戴。他成功的秘密是全部恢復了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制定的經濟動員模式。希特勒所做的完全契合於戰時模式，因為從一開始，希特勒就將為備戰而重建軍隊置於國內政策的優先地位。
到1938年，希特勒宣稱其外交政策是為了擺脫《凡爾賽和約》所施加的不公正性。這不僅意味著重整軍備讓德國重獲與法國等其他國家的平等地位，也意味著將所有德意志人置於同一國家統治之下。因此，大多數信奉民族自決原則的英國政治家認為，德國對奧地利（1938年5月）和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人定居部分（1938年9月）的吞併並非完全沒有理由。
但是，希特勒並沒有滿足於吞併德意志人已經定居的地區。他認為，對生存空間的生死鬥爭是歷史的本質和真諦。要確保「雅利安」種族的未來就必須佔領東部廣袤的土地。這是一個法國和英國都不會被動接受的政策。而失誤最大的是，斯大林竟讓蘇聯和德國結盟，而此時希特勒在征服波蘭後在1939年開始讓德國軍隊向東擴張。1939年9月1日德國襲擊波蘭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同時英國和法國為履行對波蘭的承諾而勉強宣戰。而直到1941年蘇聯還在經濟和外交事務上繼續幫助希特勒，顯然這讓德國具備即使在1914年都沒能享有的單線作戰（一旦粉碎波蘭）的條件。可以肯定的是斯大林對此還是感到有點兒慶幸，因為蘇聯不僅吞併了半個波蘭，還佔領了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芬蘭在冬季戰爭（1939～1940年）中雖然免遭被佔領的厄運，但還是不得不將一些邊界領土割讓給了蘇聯。
第二次世界大戰
1939年，英國和法國在物質和精神上都無法成功地對抗希特勒。因此，德國及其盟國意大利（自1940年）和日本（自1941年）在戰爭前三年贏得了一系列戲劇性的勝利。波蘭在四周之內被佔領，隨後被德國和蘇聯瓜分。在1940年春天作為成功摧毀法國、比利時和盧森堡的前奏，德國佔領了丹麥和挪威。這些抵抗再次在幾周內就被擊敗了。希特勒做到了德意志帝國從未實現的成就：幾乎整個歐洲大陸被所向披靡的德國軍隊踩在腳下。美國保持中立，蘇聯畏縮不前。英國孤軍奮戰，為了抵抗德國的轟炸，成功地進行了空中防禦並在德國潛艇的襲擊下保持了海上航線的暢通。但是沒有人認為，英國的資源足以推翻這個成功地騎在歐洲之上的巨人。
1940年秋天，由於未能爭得制海權和制空權，進攻英國的技術障礙使得希特勒轉而進攻蘇聯。納粹黨毫不掩飾地放言「雅利安」種族生存空間將在東方出現。另外，希特勒在意識形態方面蔑視共產主義，相信會輕易地摧毀斯大林的政權。幾乎所有局外的觀察者都贊同他，因為20世紀30年代蘇聯軍隊大量軍官遭到清洗，並且蘇聯軍隊在1939～1940年連續幾個月間的實戰中被數量上處於劣勢的芬蘭軍隊所遏制。
德國在入侵蘇聯之前，還對巴爾幹半島成功地發起了一次「閃電戰」，大約三周踏平了南斯拉夫和希臘。接下來就是蘇聯，在1941年6月22日夜希特勒軍隊不宣而戰進攻蘇聯。斯大林在詫異中驚醒。前進的德國裝甲部隊俘虜了上百萬蘇軍。儘管起初有點兒猶豫不決，但蘇聯抵抗意志沒有崩潰而是隨著冬天的來臨不斷加強。德國的補給和裝備開始不足；進軍步伐減緩，隨著寒冬臨近，德國人前進的步伐停止了。
懷著速勝決心的納粹沒有為在冬季裡進攻蘇聯作任何準備。德國的裝備和人員在零度以下無法活動，因此，習慣嚴寒的蘇聯人成功擊退了行進到莫斯科一線和其他地方的大部分德國軍隊。儘管直到一年之後，蘇聯軍隊才能夠對入侵的德國軍隊掀起全面的反攻，但此時的希特勒第一次明顯地遭受了重大挫折。
德國軍隊第一次從莫斯科前線撤退發生在1941年12月6日。第二天日本偷襲了美國珍珠港海軍基地，將美國拖入戰爭。但是美國在很長時間內都無法確定是否像對日本那樣向德宣戰。而希特勒首先向美國宣戰解決了美國政府心中的疑慮。這大概也是為了發洩他對美國長期以「非直接參戰」的法案手段幫助英國對抗德國的不滿。
在進入全面戰爭之後，美國的政策首先是集中主要力量抵抗德國，這是因為德國與日本相比是一個更強勁的對手。這意味著美國同英國和蘇聯合作，並與圍繞著「三巨頭」的其他次要盟國的合作。英國和美國某種程度上形成了一種富有成效的努力合作的基礎。儘管英國和美國運送的民用物資和軍事物資肯定在很多重要方面都幫助了蘇聯人，但是蘇聯常常保持獨立。但在最初至關重要的幾周中運輸的困難極其巨大，而蘇聯也沒有透露他們資源的任何信息，這讓英、美與蘇聯的戰略和生產計劃無法達到完全的契合。
在1942年秋天，美國的戰時戰爭生產進入滿負荷狀態。此時日本早期的勝利已經被遏制，在太平洋和亞洲地區至少被限定在一條穩定的戰線之中。1942年英、美在北非開始第一次反攻。次年5月將德國和意大利從北非驅逐，然後英、美軍隊在西西里島登陸，隨之進入到意大利南部。至此墨索里尼政府倒台（1943年6月）。意大利政府正式退出戰爭，儘管直到歐洲戰爭結束時，意大利一直都是戰場。
現在德國在地中海幾乎是孤軍作戰。1942～1943年主要的戰鬥集中在蘇聯邊界。1942年夏，德國軍隊重新開始大規模進攻並且滲透到位於斯大林格勒的伏爾加河一帶。在這裡他們停止不前了。1942年11月到1943年2月，蘇軍擊退德軍，並且整個攔腰截斷了正在進攻的德軍。當1943年德國軍隊試圖重新發動進攻時，蘇軍很快扭轉戰局。此後德國轉入防禦，從蘇聯的土地上節節敗退。1944年夏末，蘇聯軍隊跨越戰前邊界並向柏林進軍。
同年夏天，英美聯軍在諾曼底登陸（1944年6月6日，盟軍在西歐登陸日）並成功地向柏林推進。盟國的計劃要求在年底前戰勝德國，但是德國的抵抗比想像的更加頑強，直到1945年4月蘇軍和美軍才在德國易北河附近會師。希特勒因為敗局已定而自殺（1945年5月1日），一周之後德國最高司令部代表簽字投降。戰勝國拒絕同納粹政府談判，反而將德國劃分為各個軍事佔領區，每一個佔領國（蘇聯、英國、美國、法國）自由地建立了他們認為適合的地方政府。盟國試圖統一整個德國的政策失敗了，最終德國被一分為二：之前由英國、美國和法國佔領區合併組成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和由蘇聯佔領下的地區建立了由共產黨統治的較小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1945年的歐洲就像1918年一樣成為了一片廢墟。大規模的空襲破壞了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城市，交通被嚴重破壞，經濟全面癱瘓。然而，在1945年以後的恢復比1918年要更加順利，這主要因為全部的關注都放到了實現生產的正常恢復中。因此，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取得的發展和應對30年代大蕭條的社會和經濟管理手段都被應用到了戰後歐洲的重建。
1949年以後的經濟復甦尤為顯著。在令人驚訝的短時間內，幾乎全部修復了戰爭所帶來的破壞。儘管和戰前相比，歐洲失去了海外的殖民地，但是其所達到的強大的生產力和繁榮程度遠遠超過了戰前任何時期。根本無法想像和平時期運用這種在戰時開創的社會—經濟管理模式所產生的驚人效果。歐洲的復興同歐洲發起戰爭一樣都證明，很多事可以讓數百萬技術人員在共同服從命令的條件下，通過相互合作而得以實現。這是比其他事情都重要的20世紀歐洲的主要成就，同時這也是共產主義和其他政權所共有的成就。只有日本人在大規模集中力量上取得了堪與之相比的成就，其餘國家均落下風。
思想和文化
我們不知道在20世紀真正代表西方思想和文化重要創新的是什麼。傳統價值和思想無疑遭到了挑戰，很多都被拋棄。或許由中世紀和近代先賢所界定的西方文明正在不斷地遭到顛覆，這有點兒類似於其他文明（中國、印度和伊斯蘭）意識到，他們傳統的思想和行為習慣已無力應對西方的入侵時在19世紀所遭受的顛覆一樣。
另一方面，或許可以認為20世紀一些新奇的藝術和思想構成了西方文化的再一次自我轉變，類似於我們所熟知的「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啟蒙運動」或貼有其他所熟知的歷史標籤的轉變。只有經過更長時間以後才能更好地區別這種變化和延續的因素，但不可能對這種相互矛盾的觀點做出一個明確的判斷。
一個十分有利於表現「顛覆」和「非延續性」的因素是，西方世界和世界其他地區直到20世紀絕大多數人口都是農民。因此，他們的生活由古老的季節規律支配。農業規律從根本上塑造了人們對工作、家庭關係和外部世界的看法。這些準則在20世紀工業化社會中迅速地消失。城市的日常生活模式明顯與過去的鄉村模式劃清了界限。這些將如何影響文化和社會還有待觀察。但影響似乎又是非常明顯的，可能從根本上斷絕了後工業文明與先前我們所知道的所有事情的聯繫。
城市社區中大眾媒體的影響範圍或許標誌著一種新文化的開端。廣播和電影在20世紀20年代影響極大，並在20世紀30年代開始影響到政治。功能更加強大的電視出現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同樣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這些媒體的影響已經突破階級和地域的劃分。大眾媒體網絡覆蓋中的所有人都普遍被更緊密地拉近到了一個共同的層次。拋開一些口語的書面應用（被電視以視覺刺激而加強）不談，這些通訊渠道對一些面對面的交流也產生了同樣類似的影響。
這為人類行為的有意操縱方式拓寬了道路。大部分的宣傳都是基於喚醒人們潛意識的反應和將人們的感情取捨與產品等聯繫起來。諸如像希特勒所掀起的大規模的政治運動，有意地採取一些欺騙和謊言來喚醒人們的感情。
第一次世界大戰實際上讓數百萬人前所未有地意識到了人類行為非理性的一面。因此，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39年去世）探求無意識思維的努力在戰後德國，之後又在法國、英國和美國的知識分子和藝術家中吸引了眾多的追隨者。但是社會主義者和納粹分子反對弗洛伊德學說，因此，1939年之後這種思想學派主要流行於英語世界中。
這表現了一種更加深刻的分歧。藝術和文學在法國和英國主要被認為是個人的活動，與其他個體對話並經常涉及私人和個人事務，而不涉及公眾和官方話題。藝術家和作家只是著手探索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世界，並冒著無法被別人理解的風險。例如，只有小部分的內行人才願意努力理解艾略特那種十分神秘的詩集或詹姆斯·喬伊斯在《芬尼根守靈夜》中所使用的魔幻般的修辭。
相當有趣的是，即使在一些藝術家擺脫了創造對現實認識的妄想時，視覺藝術還是在公眾中不斷地擴展。這是因為照相複製技術的改進可以讓人們對藝術作品（或許被弱化）的體驗不斷增強。當公眾可以看到歷史上所有的藝術風格時，更多的來源不同的刺激開始影響藝術家。非洲藝術和其他原始模式變得有影響力，個人風格廣泛擴散，而且照相機仍然將不斷擴展的視覺藝術展現在比以前更廣泛的大眾面前。
不同的藝術觀念主導著蘇聯和納粹德國。可以肯定的是，在革命的最初階段俄國藝術家反對舊的束縛，但在斯大林時期他們被組織起來為國家和政黨服務並被告知使用什麼樣的基調和風格。簡而言之，藝術被當作一種影響公眾態度和行為的手段，而且僅有似乎對得到政府批准的事業有所促進的作品才被允許面世。希特勒也採取了類似的政策，儘管他主要的精力是用於迫害反對者，而不是用來界定一種可接受的藝術形式。
對個人的無助感和非理性的關注是「資本主義」藝術和文學的特點。這種特點奇特地與接連不斷的科學成就保持一致。儘管由沃納·海森堡（1960年去世）和歐文·薛定諤（1976年去世）為處理極其微小的亞原子問題提供了一種有影響力的、新的數學和概念工具，但是在1941～1945年間還沒有出現從根本上改變自然科學形態的新見解。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的影響和派生影響以及舊的科學理論都以驚人的速度拓展。一種全新的尖端水平的天文學研究實現了一個小小的突破。詳細計算恆星（依據愛因斯坦的公式）如何將物質轉變為能量對解釋恆星如何發光做出了非常有說服力的解釋。
理論進步只是全部自然科學成果的一小部分。化學家創造了一系列合成材料，其中有一些在消費品和工業中有重要應用（尼龍、乙醛汽油）。物理學家為了粉碎原子而建造了新的可以將電子速度極大提高的強大機器。甚至原子裂變技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用於生產一種具有超強威力和破壞力的東西——第一顆原子彈。
戰時科學家實現了對核能的控制是發明過程轉變的一個常見而重要的例子。1914年以前，至少大部分重要發明是通過個人努力所創造的。在發明投入到實際應用之前，發明者和一些中間人經常必須努力向世人證明，他們所發明的物品具有與眾不同的價值。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發明者和應用者之間的傳統關係被戲劇性地顛倒了。人們首先決定需要什麼類型的機器和武器，之後再指派給專家設計出達到技術要求的任務。因此，發明成為一種有意識的、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控制的過程。甚至有把握說具有更大載荷更快速度的坦克和飛機將會出現，並且可以大致估計出將花費多長時間可以解決在設計和生產一種改進樣式中所遇到的問題。
這種有計劃的技術發明類似於在戰爭和大蕭條中被廣泛應用的社會經濟管理技術。人們首先從組成部分對過程進行分析。如果整個過程都如規劃者所期望的那樣，他們就會尋找一些需要擴大規模或改變方法的瓶頸。之後，直到一些新的想法在實踐中得到檢驗，並且良好的工作性能可以為整個過程帶來提升，所有的精力和心智都投入到了這些至關重要的瓶頸方面。大型工業裝置的工程師和設計師都以這種方式來工作。全新的首先是範圍，不是一個工廠而是整個工業成為計劃目標的一個普通的單位，其次是可以通過思考來改善現存的執行方式和材料局限。這種工作方式效果極其明顯，發明速度加快，並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明確性來有計劃地解決特定的技術問題。這就像一個盲人摸索著通過一個陌生的房間後突然看到光明一樣。
這種有計劃發明的出現是人類理性的巨大勝利。理性不僅在社會科學領域，而且也在其他領域中取得了顯著的勝利。例如通過凱恩斯（1946年去世）等人的研究，經濟學獲得了巨大進步。通過認真思考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困擾著英國的大蕭條，凱恩斯認識到，即使在自由市場經濟中，影響貨幣供應和信譽的國家政策也是調節經濟活動層面的主要因素。這一洞見通過越來越多的反映具體經濟活動的詳細數據而不斷完善，這也讓經濟學家能夠通過調整稅收和貨幣政策，即使無法清除至少也可以緩解經濟繁榮和蕭條輪流交替的狀況（它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甚至更早時期造成了很大的損失）。這種間接控制實際上已經超過了共產主義指令式的經濟管理方法，從這一點來說，通過成熟的市場管理機制完全可以更好地實現對供需關係的調節。
人類理性在科學和社會管理方面的不斷勝利與20世紀非理性層面上的個人動機和活動處於一種不同尋常的對立局面。原則上，至少當處理一些重要的統計數學而不是其他事情時，理性或許可以容許非理性的行為。而這也僅在經濟科學中才會出現。為了改變人們的行為，無論這意味著說服人們在買新的香皂，還是引導公眾為候選人投票或將新兵訓練成為懂得服從的軍人，管理者可以在呼籲人們心理的一些非理性層面時使用理性的思考。
將這種技術更加廣泛和系統地應用於社會，將把人類分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保護者和任人擺佈的人、精英和大眾。將每一種行業的領導責任都置於黨員肩上的共產主義社會至少會明確接受這種觀念。法西斯主義者的信條強調意願和勇氣而不是理性，但同樣也是精英統治。源自18世紀的民主理論否認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存在任何根本的差異，但是西方世界民主國家中的行政和專業實踐也符合精英統治的模式。大眾對精英，非理性主義對理性，自發性對控制是整個20世紀西方所經歷的一種明顯相互矛盾的不同層面。
另一方面，隨著考古學和有關非西方社會的歷史研究使得世界歷史第一次呈現出一種真正存在的可能性，而在19世紀影響已經很大的以時間為線索的歷史觀點也在繼續擴大著自己的領地。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1936年去世）和阿諾德·湯因比（1975年去世）這兩個最具影響力的學者將其他文明與其自己的文明同等看待。將歐洲、中國或其他所有地區的人類經歷武斷地置於中心，並且忽視和蔑視除此以外地區的歷史觀點已經失去了根基，但是卻沒有出現一種對人類過去的理解可以讓人普遍接受的模式。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和最終的共產主義社會的馬克思主義模式在蘇聯成為一種教條，但在其他地方並未對此達成共識。
由數量不斷擴大的知識分子所具有的思想自治性所引發的大量觀點，其差異完全符合早期西方多元主義的傳統。從宏觀的時間視野出發，我們甚至會發現，當代看似混亂的迷茫蘊含著統一的特性。幾乎沒有哪個社會經歷過像20世紀上半葉的西方世界所經歷過的那種革新。在思想和實踐，科學、藝術和技術，社會和政治組織以及經濟管理中的持續的變革推動西方生活模式繼續支配全世界，並且使歐洲和它的海外延伸，在20世紀下半葉成為不斷將人類納入到一個在全球範圍中整體互動的世界性文化心臟和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