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國際政治的中心在歐洲。歐洲大陸上古老而著名的民族國家法國、德國、英國和意大利主導著局勢。在遠東日本的帝國野心和中國的內部混亂形成了第二個在很大程度上獨立的風暴中心。具有巨大版圖的蘇聯和稍小的美國將歐洲的爭鬥轉入到了對遠東勢力的爭奪。作為以意識形態為準則的兩個沉睡的巨人在兩次世界大戰的政治決策中只是處於邊緣地位。在非洲和東南亞的殖民統治者和官方都處於和平的狀態，拉丁美洲掙扎在美國經濟勢力的陰影中，同時英聯邦國家（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南非）滿足於讓其他國家介入國際事務。
第二次世界大戰打破了這種狀態。在戰爭中蘇聯和美國成為兩個全球性主導力量。非常奇怪的是，這兩個國家同樣出於意識形態準則的原因在戰前都不是很情願介入其他事務，而隨著在國聯和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外交等其他方面取得平等地位以後，蘇聯和美國都有興趣介入到所有地區的事務中。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蘇聯意識到要善待在亞洲、歐洲和世界其他地區顯著興起的共產主義運動；同時在捍衛威爾遜民族自決觀點中，美國人感到需要遏制共產主義運動的全球擴散。
冷戰陣營的確是在較長時間中才形成。在1945年大部分美國人希望重複他們前輩在1918年所作的撤軍和裁軍。聯合國在大國一致的支持下接管了維持和平的任務。而困難就在於1945年之後同1918年之後一樣，大國都很難達成一致。為和平處理德國和日本而努力達成的一致條約被證明是徒勞的。因此，在1947年美國政府認為，從歐洲和日本的撤軍要等到斯大林的蘇聯擴張野心被「抑制」時。
準確來講，斯大林如何看待戰後事務仍然有待推測。斯大林對國外共產主義者的評價很低，而且在1945年不認為中國和歐洲的社會主義政黨能夠取得政權。然而，他又讓美國和其他觀察者很容易相信，蘇聯正在精心策劃一場以在世界各地建立共產主義政權為目標的運動。斯大林在戰後蘇聯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正統觀念，並用這一信條預測世界革命。他於1944～1945年在被蘇聯軍隊佔領的東歐地區建立了聯合政權，並在兩年內設法將這些政權轉變為共產黨的一黨統治。同時他並不是很積極地嘗試得到對黑海海峽的控制，這也顯示了其欲擴張到東部的土耳其和伊朗的跡象。此時在亞洲，共產主義者開始贏得對中國的控制，而且共產主義者領導的游擊戰在一些其他亞洲國家奪取了政權。西歐共產主義政黨也很強大，並且大談革命。所有這些在蘇聯政府看來似乎都是自然的、必然的和合乎心意的，而這也是馬克思所預言的結果。在美國人和許多歐洲人眼中，這種以莫斯科為中心在戰後充滿困境和社會不平等的任何地區所引發的革命和內戰是一個世界陰謀的結果。
當希臘爆發社會主義游擊運動並威脅到政府時，美國決定干涉。杜魯門總統在1947年5月抓住這個機會敦促國會，批准反對任何時候、任何地方以革命方式訴諸武力奪取政權的共產主義運動的政策。三年之後，美國在希臘的努力證實是成功的；但是在萌芽狀態下消滅共產主義革命的世界政策遠遠超過了美國所擁有的力量、財力和意志。
冷戰時期（1947～1973）
儘管如此，美國在西歐的冷戰政策證明是非常成功的。1948年各個政府都提出了歐洲復興計劃。國會批准了充足的美國基金，1953年當這一計劃正式結束時，除了在共產主義控制下的歐洲，所有地區都實現了經濟復興和政治穩定。同年效仿蘇聯的五年計劃的經濟計劃在共產主義控制下的東歐國家開始實行。結果東歐國家的經濟都實現了相對快速的發展。努力在西歐發展跨國市場和經濟合作尤其成功，而東歐不同國家各自獨立的國家計劃證明很難相互協調。部分由於這樣的原因，在20世紀60年代西歐的經濟增長和持續的技術進步超過了東歐所取得的可觀成就。
在世界其他地區，美國和蘇聯對世界局勢的看法並不完全符合實際。從蘇聯的角度來看，由於1948年之後西方國家共產主義運動減弱，預期和實際情況之間存在的基本差異越來越大。因為主張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沒有在工業無產階級存在的國家（像馬克思和列寧所預見的）而是在農民佔絕大多數且現代化工業剛開始發展的國家中發生。
第二個糟糕的問題是，馬克思預見的國際兄弟情誼沒有因為革命的勝利而產生。新生的共產主義政府並沒有表現出同蘇聯合作的熱情。中國尤其如此，但是第一次表現共產主義陣營分裂的，是發生在1948年當斯大林堅持主張控制南斯拉夫時卻發生了與南斯拉夫公開的爭吵。這種結果的背後反映了共產主義革命無法消除民族主義和民族文化自豪感。相反亞洲和非洲的共產主義運動既是民族主義的又是共產主義的，並且在打擊白人帝國主義中所呼籲的民族情感既用於反對英法也用來反對蘇聯。
蘇聯意識形態和非美國、非蘇聯世界現實之間的第三個差異，存在於戰後歐洲殖民帝國瓦解的方式上。1947年英國從印度撤軍開創了這種方式。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間的不信任已經極為尖銳，英國決定盡可能地根據多數統治的原則將國家劃分為穆斯林的巴基斯坦和印度教徒的印度。隨著英國的撤軍，兩個宗教團體之間爆發了大規模的騷亂，成千上萬的人被殺害，而且有更多的難民跨越新的邊界尋找他們共同宗教信仰的庇護。儘管以悲劇開始，但在1947年之後印度和巴基斯坦都享有了自治。儘管存在著文盲、貧困和地區差異，印度（而不是巴基斯坦）保持了議會民主制的政府。幾乎在印度實現獨立時，英國也從錫蘭和緬甸撤軍，然而，在馬六甲卻一直待到1957年。
一旦英國決定撤出殖民管理機構，其他殖民國家也開始謹慎地效仿英國的做法。在1957年加納（原黃金海岸）成為非洲第一個獨立的原殖民地國家時，在不到五年的時間內除了葡萄牙控制的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幾乎所有的非洲殖民地都獲得了獨立。
可以肯定的是，歐洲殖民國家並不都願意撤退。例如荷蘭曾短暫地嘗試恢復在印度尼西亞的統治，但當面對武裝抵抗時決定放棄（1949年）。法國更加努力地嘗試恢復殖民地，但是由於英國的殖民政策影響，在敘利亞，特別是越南的軍事抵抗最終挫敗了法國的圖謀。
至此，法國最為慘烈的鬥爭發生在大量歐洲移民建立家園的阿爾及利亞。當阿爾及利亞穆斯林開始煽動並很快為獨立而戰時，這些移民進行了反擊。起初，法國的態度是支持這些移民者；但是隨著常年的戰爭趨於僵局，直到法國瀕臨內戰之時，觀點分歧越來越大。這導致了戴高樂在1958年重新上台。戴高樂曾經在戰爭期間領導自由法國運動，並在1945～1946年短暫的時間中領導著法國政府的重建。他在重掌權力時修訂了憲法，給予總統更大的權威，隨後當選為總統，並利用其職權恢復了阿爾及利亞的和平。在經過了七年的鬥爭之後，法國在1962年接受了以壓倒多數同意阿爾及利亞獨立的公民投票結果。
大多數情況下，歐洲殖民帝國快速至少是和平的解體，部分是由於歐洲政府態度的轉變。例如1946年執政的英國工黨原則上不贊成帝國主義，並且希望英國不再承擔包括印度在內的所有地方的殖民責任。第二個因素是各個殖民地民族政治意識的興起。獨立運動呼籲對外國統治者進行反抗，而且同時建立了接替歐洲殖民政府管理任務的政治機構。極其諷刺的是，需要克服獨立的早期障礙的民族已經為自治更好地作好了準備，而像比屬剛果在獨立已經到來時，人們還沒有為此作好準備。
在東南亞，當法屬印度支那分裂為獨立的國家越南、柬埔寨、老撾時，那裡古老的文化和政治差異再次被重提。但是歐洲殖民者在其他地區劃分的所有邊界依然存在。這是因為在所有新獨立的國家中，政府工作都落入在歐式學校受過教育的新人手中。傳統部族的群體，先前歐洲的貴族國家以及諸如此類的人都無法掙脫由土生白人殖民管理者的繼承人掌握的政治行政的控制。例如，在19世紀60年代曾經為此努力的尼日利亞比夫拉人的叛亂就遭到了徹底的失敗。
美國和蘇聯都贊同歐洲殖民帝國的瓦解。這也是運動一旦開始就快速推進的原因之一。但是兩個大國不會完全滿足於這樣的結果。首先大量「新生國家」將在聯合國大會中獲得席位。它們構成了「第三世界」陣營，在許多問題上都拒絕堅定地站在由共產主義領導或由美國主導的任何一方。另外，蘇聯和美國的意識形態期望並沒有實現。殖民帝國的崩潰沒有加速歐洲工業化國家中的社會主義革命。前殖民國家在失去殖民地的情況下不斷繁榮。這就推翻了列寧就革命應當在西歐出現卻沒有發生的原因闡述（列寧曾經譴責在西歐分享帝國主義利益的西方工人階級，因為他們成為殖民地民族的剝削者，延誤了歐洲革命意識的發展）。然而，美國也並不安心看到非洲和亞洲的獨立發展。獨立帶來的並不是民主和自由的制度，而是一黨專政和軍事獨裁。
以嚴格的意識形態觀點來看，較之很多政權相比，很難看出共產主義政府與美國民主理念是如何的相去甚遠。然而，許多美國人認為，由莫斯科操控的遍及世界範圍的共產主義正企圖去破壞非共產主義世界的和平與安全。1947至1953年之間合理使用美國資源來穩定歐洲的思想在處理中國事務上被極大地強化了，但是美國盡力支持的蔣介石領導的政府，在共產主義面前卻不堪一擊。
中國共產黨剛剛奪取政權（1949年），朝鮮戰爭就爆發了（1950年）。美國將此看作是共產主義更進一步的擴張計劃。因為此時蘇聯拒絕出席安理會的會議，美國可以使聯合國安理會表決通過反對侵略者。美軍連同其他聯合國成員國的小部分軍隊開始干涉朝鮮半島事務。當朝鮮將要失敗時，中國進行援助並很快將聯合國軍驅趕到朝韓的最初分界線附近。
戰場上的僵持最終讓雙方雖然都不滿意結果仍不得不簽署了停戰協定（1953年），而這種不滿一直持續到1998年（指作者寫作本書時。——編者注）。但是朝鮮戰爭讓聯合國軍軍需品主要供應者的日本從中獲利很大。這種擴大的需求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被破壞而急需復興的工業帶來了促進因素，並且日本的高速經濟復甦很快超越了同時期的德國。
美國和蘇聯都擁有能夠瞬間摧毀全部城市的核武器，深刻地影響了整個冷戰時的國際關係。由於戰時研究，在1945年美國成為唯一擁有新式原子彈的國家。但是蘇聯毫不費力地扭轉了這種局面。在間諜收集到的秘密技術情報的幫助下，蘇聯科學家和工程師以讓西方專家感到吃驚的速度仿造出了美國的原子武器。在蘇聯第一顆原子彈爆炸（1949年）之後，美國政府決定研究一種更有威力的核彈頭，即所謂的氫彈，它的能量釋放與太陽和其他恆星氫原子核發生核聚變的過程一樣。蘇聯幾乎在同時也做出了同樣的決定。他們很快爆炸了第一顆氫彈（1953～1954年），只落後美國幾個月。
另外一個秘密的競爭，是看哪一方能夠率先研製出可以攜帶核武器的（如果必要的話可以繞地球半周）導彈，而這也急劇地增強了毀滅能力。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蘇聯和美國都有時刻準備向對方發射的導彈，這種導彈從按下發射按鈕那一刻起在半個小時之內就可以摧毀另一方的城市。這種前所未有的勢均力敵的恐怖局面逼迫雙方為確保自身優勢而爭相研發在導彈彈道上攔截空中攻擊的導彈技術。針對攔截的反制措施包括使用多彈頭和通過在空中改變導彈彈道來躲避攔截。在整個20世紀70～80年代，為了贏得或保持技術優勢而一直在半公開狀態下進行的軍備競賽需要兩國投入非常可觀的資源。但是所有技術都不可能保障任何一方抵禦突然的、毀滅性的和全面的災難。
甚至在50年代，核戰爭的威脅可能對蘇聯和美國的政策都有約束作用。這兩個大國不止一次從威脅使用核武器的對峙中退縮。因此，當中國介入朝鮮戰爭時，美國保持克制沒有轟炸中國，因為它擔心蘇聯將援助中國並因而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也是由於相同的原因，在1956年當蘇聯鎮壓匈牙利人的反共產主義叛亂時，美國沒有給予匈牙利任何援助。同樣在1962年美國發現蘇聯導彈將被安裝在古巴（卡斯特羅發動革命，建立反美政權）時，堅決要求其撤出。經過了一段時間的僵持，蘇聯決定讓步。蘇聯拆除了所有導彈裝置並撤回了技術人員，這讓希望能夠平等對抗美國軍隊的古巴政府非常失望。
蘇聯和美國的軍備競賽一個顯著的意外收穫就是對外層空間的探索。能夠攜帶武器而繞地球半周的火箭也可以用來發射衛星。1947年蘇聯首先達到這一技術。四年之後當加加林繞地球軌道飛行並安全著陸時，蘇聯實現了另外一個突破。蘇聯這些成就激發美國為空間技術投入了大量的資源。結果在1969年美國航天飛船兩次載人到達月球並成功返回地球。
這些驚人的技術成果只是空間開發和探索的一小部分。裝備各種精密儀器的無人駕駛飛船圍繞著太陽系探索其他的繞日行星。另外，大量被發射到遙遠的大氣層中的人造衛星具有各種功能，如傳播無線電和電視信號、拍攝氣象情況、觀察軍事設施等。到1970年間諜衛星觀察已經窺測到了許多蘇聯和美國都曾重點保護的軍事秘密。極為奇怪的是，這往往消除了敵對雙方的疑惑。當衛星觀測系統可以監測到每個安置在地下發射井中的洲際導彈發射時，不宣而戰的突然襲擊的可能性變小了。
對美國和蘇聯萬一爆發全面戰爭所產生的巨大災難的恐懼，是軍備競賽另外一個意想不到的附帶結果。在兩個超級大國聲明它們都不願意冒著最終衝突的風險之後，它們的盟友得出的結論：致命的核武器將不太可能用於相互對抗之中。1966年法國退出美國領導的軍事聯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1949年建立），同時中國譴責蘇聯背叛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並發起通過以公有制為基礎來擴大工業和農業產量而邁向共產主義的「大躍進」運動。「大躍進」運動遭到了慘痛的失敗並進而引發了嚴重饑荒，而此時蘇聯撤出幫助中國建設新工業（至少包括製造原子彈工廠）的技術人員而使情況更加惡化。
此後不久，中蘇間的爭執在共產主義世界中產生了強烈的迴響。一些欲擺脫蘇聯控制的歐洲共產主義政府傾向於中國，其他的則輕率地選擇了西方的自由主義。蘇聯人顯然不能控制其他國家中的共產主義政權。「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的爭論完全掩飾了長期充斥於共產主義陣營中的民族、文化和種族矛盾。在美國冷戰同盟的隊伍中也發生了類似的情況。顯然尤其在20世紀50年代歐洲比任何地方都能更好地契合政治現實，由蘇聯領導的聯盟和美國領導的聯盟之間的冷戰隊伍已經精疲力竭。
在非洲、亞洲和中東，美國和蘇聯間的敵對影響了這些地區其他更深層次的差異，而這些差異並不是簡單的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或者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分歧。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以新的民族主義和革命語言（通常是馬克思主義）所粉飾的文化差異經常通過種族或宗教情緒而不斷地惡化，並且給非洲、亞洲和中東的政治帶來了一種獨特而充滿衝突的氣氛。
蘇聯在1961年之後與中國的爭執中就遭遇了這種現實。1964～1973年，美國在越南更是極為痛苦地遭遇了這種情況。美國最初開始派兵到越南，是為了幫助南越非共產主義政權防禦來自北方的共產主義顛覆。起初看來這就像在朝鮮所發生的一樣，而且美國的冷戰原則要求幫助任何一個試圖保衛自己不被強大的共產主義所推翻的政府。但是越南的現實不同於韓國。韓國的民族主義是在美國的努力下和為反對北方的蘇聯傀儡的情況下才被動員起來，而越南這種關係剛好相反。大多數越南人認為，南越統治者是外國白人——首先是法國人（直至1954年），之後是美國人掌控的傀儡。因此，在1964年之後民族主義和種族情緒共同支持由馬克思主義者領導的革命，努力推翻了新的美帝國主義。當激烈的戰爭爆發時，蘇聯的軍事供應幫助越南抗衡了具有壓倒性優勢的美式裝備。
美國政府在很長時間裡對越南的政治現實一直在自欺欺人。甚至經過美國訓練和裝備的南越士兵那種糟糕的表現和戰鬥在共產主義一邊的士兵那種堅韌不拔的作風，都無可置疑地顯示了越南公眾反對美國干涉的情緒。之後當很多國內的美國人開始反對戰爭時，理查德·尼克松總統決定1973年起開始從越南撤軍，並不再支持南越。於是，共產主義者很快將南北統一為一個國家。
在美國人中，一種憤怒的困惑壓倒了好意的流露，但這是由誰造成的呢？在越南所遭受的顯而易見卻始料未及的失敗激起了國內的爭執。1974年當尼克松在1972年涉及非法選舉的行為被揭露後，尼克松被迫辭職。由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連續動亂所產生的極其憂慮的困惑尤為盛行。冷戰的明確目標和早期勝利顯然已經一去不返，同時國內迅速的通貨膨脹和突然上漲的石油價格打破了從1945年起就持續的經濟繁榮。所有人都不知所措，而且同樣的困惑很快開始困擾蘇聯和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區。
很多地方都產生了大量的地方衝突。印度教徒的印度和穆斯林的巴勒斯坦仍然繼續爭吵，而且東巴基斯坦在印度武裝支持下發動起義並於1971年建立了獨立的孟加拉國。在非洲的羅得西亞和南非的白人與黑人之間的種族衝突為非洲新獨立國家的鬥爭和在這些國家中經常演變為地方暴力的派系鬥爭樹立了一個壞榜樣。比較大的騷亂包括1967～1970年間比夫拉為了脫離尼日利亞而毫無成效的努力，1960～1978年為了控制富產銅礦的扎伊爾省的軍事爭奪以及1977～1978年東非埃塞俄比亞和索馬裡之間激烈的戰爭。這些都無一例外地表現了種族而非意識形態的衝突，但是扮演著鬥爭雙方武器供應商的大國很難置身事外。
1947年，當新生的猶太人的以色列國通過武裝一邊反對英國（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控制巴勒斯坦）一邊反對從穆斯林征服時就生活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軍事行動而得以存在，中東也成為了衝突的溫床。猶太人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希特勒滅絕歐洲猶太民族的影響而極大地激發了民族主義和宗教情感。納粹將數百萬猶太人從他們歐洲的家園中驅逐出來，並以專門設計的毒氣室來殺害他們。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至少600萬猶太人死於納粹的魔掌。倖存的人認識到很難再繼續生活在歐洲。因此，很多歐洲猶太人認為，唯一能夠避免成為受迫害者的少數民族的方法，就是遷徙到猶太教最初產生的聖地。但是要在巴勒斯坦形成多數猶太人聚集地和建立猶太人國家需要大規模的驅逐居住在這裡的阿拉伯人。而且當猶太人訴諸武力奪取土地和建立國家時，一些鄰國的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當地的阿拉伯人都深感被侵犯。
阿拉伯人的自尊和《古蘭經》的訓誡（可以寬容穆斯林社會中的猶太人和基督徒，但使他們處於從屬地位）無法容忍以色列的興起。沒有哪個阿拉伯國家的政府願意接受以色列國家的存在，即使聯合國裁定（1947年）巴勒斯坦應分為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兩部分。通過建立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來加強阿拉伯力量的努力未能實現持久的成功。政黨和宗教敵對以及貧困和技術落後繼續困擾著阿拉伯地區，但是這些缺憾有助於煽動公眾對以色列和對很長歷史中作為在很多穆斯林地區不太惹人注意的少數民族猶太人的仇恨。而新一輪從穆斯林世界移入的猶太人導致了以色列已不再像以前那個全部歐洲式社會的面貌。
中東來之不易的休戰經常被在1948～1949年、1956年、1967年和1973年間接連爆發的戰爭所打斷。以色列取得了前三次戰爭的勝利，在1967年已經能夠確立對耶路撒冷的完全控制，同時將前哨擴展到約旦河東岸和蘇伊士運河西岸。然而，1973年的戰爭雙方近乎勢均力敵，接踵而來的休戰協議見證了以色列人從蘇伊士運河的撤軍，不久之後蘇伊士運河在埃及的管轄下重新開通恢復正常通航。
像世界其他所有充斥著種族、部落和宗教對抗的地區衝突一樣，中東力量均衡的局面直接依賴來自大國的武器供應。以色列在早期的獨立事業中從法國獲得了武器，而此時法國正在與阿爾及利亞的穆斯林交戰。當法國政策轉變並開始尋求同阿爾及利亞和其他阿拉伯國家和解時，以色列完全轉向了美國；而美國支持猶太人的情緒十分強烈，尤其在猶太裔美國人當中。當法國、英國和伊拉克聯合襲擊埃及的行動在最初階段就被聯合國決議阻止時，蘇聯許諾在1956年後為埃及提供武器（順便提及，這也是美國和蘇聯發現兩國在戰後的國際衝突中為數不多的具有統一立場的事件之一）。但是中東的蘇美合作極其短暫。兩個大國在20世紀60年代似乎又相互鬥爭：以色列依賴美國的武器，阿拉伯國家依賴蘇聯的武器。隨著埃及政府的翻臉而與蘇聯關係破裂，這種聯盟在1973年之後迅速改變。冷戰重組的結果反而有助於引發一個世界事務的「新紀元」，即恰當的被描述為「冷戰的解除」。
冷戰的解除（1973～1991）
世界關係新紀元的背後是美國和蘇聯存在的國內困境。它們彼此形成鮮明對比的經濟管理模式開始失效。這讓人感到焦慮不安，因為共產主義和美國政府對國民經濟的管理方法在50～60年代一直運轉良好。
美國的困難，一定程度上，源於其不願意通過增加稅收的方式來支付越南戰爭的開銷。但是還存在著一個根本問題。美國經濟在戰爭剛剛結束的前幾年中，很大程度上是自給自足的。直接向海外援助的食品和工業物資數目巨大，但是進口卻保持適中。這意味著當財政和稅收政策在國內被合理運用時（如在越南戰爭期間就沒有）就可以持續不斷地增強經濟活力。實際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形成的國民經濟政策管理的新思想和數據顯示，已經很好地解決了早期令人困擾的繁榮和蕭條的交替動盪。當美國開始越來越多地進口石油和其他物品時，僅適用於國內的財政和信貸政策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效力。全球經濟日益需要全球管理，但是沒有哪個政府可以在世界範圍內做出切實必要的決定或推行適當的財政和稅收政策。
在1973～1974年，當阿拉伯石油輸出國家組織宣佈禁止對美國石油出口以報復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時，國民經濟管理的局限性顯得尤為明顯。石油短缺擾亂了人們的生活習慣並妨礙了經濟；之後當石油禁運被解除時，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在1974年一致同意將石油價格提高3倍。這在世界大部分地區都造成嚴重的經濟震動，因為幾乎在任何地方石油都是交通和工業的主要燃料。接著發生的就是為期10年的迅速調整。直到1982年石油價格開始再次下降，這部分由於個別石油輸出國組織的國家超額供油，部分由於進口國發現了新的油田（例如在阿拉斯加和北海）和通過使用可替代的燃料以及提高燃油爐、內燃機的效能而降低了能耗。
在長期無法確定如何處理日益全球化的經濟問題時，美國政府和世界大部分國家、地區選擇了一種更加自由的貿易，在1994年經過艱辛的談判而達成一致的協定，即為了降低國際貿易中的關稅和其他壁壘的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實施了歐洲經濟共同體（EEC）的歐洲和通過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北美等自由貿易區的發展強化了世界範圍的協定，之後到90年代美國經歷了新的經濟繁榮。一些舊產業在外國競爭面前衰落，但通常與計算機技術相聯繫的新產業卻佔據著主導地位。更加自由的市場也增加了社會的不平等。一些人取得成功，而同時其他人卻遭受了由不斷變化的市場價格所支配的劇烈變化。
由於日本和西歐（除英國外）都比美國更頑固地依賴政府對經濟的管理，所以他們在從舊的商業活動向類似的新方向轉型中往往落後於美國。此時在遠東地區，中國和幾個「小虎」——特別是中國香港、新加坡、泰國和馬來西亞的經濟發展速度領先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這主要因為優越的教育和中國大量廉價勞動力的供應。非洲、阿拉伯國家、拉丁美洲和印度的落後部分是因為人口對地區資源的壓力，部分由於私人和公共管理者不願或沒有能力在全球市場的競爭中獲得成功。
佔據人類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的命運顯得尤為突出。在1961年與蘇聯決裂之後，中國政府尋求以美國作為抗衡蘇聯的籌碼。美國也看到了迅速分裂的共產主義運動所帶來的利益，並因此在1972年打開了與中國的外交關係。但中國卻繼續受不斷加劇的內部動亂困擾。毛澤東和其他掌權的資深政治家憎惡他們的政治成就中所夾雜的官僚腐敗，因此，他們嘗試通過號召年輕的紅衛兵來攻擊已經確立的特權（如果必要的話可以動用武力），即所謂的「文化大革命」運動（1966～1976年）來再次點燃革命的激情。1976年毛澤東的去世增加了不確定性，但到1981年激進分子已經失勢；鄧小平開創了為中國打開世界市場的新政策，但同時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鄧小平解散了農村人民公社並允許農民家庭自主生產和買賣，而且給予了一些工業（主要是消費品）類似的自由，這也說服了海外的華僑和外國人以快速增長的規模來中國投資建立新工廠。沿海地區開始了前所未有的繁榮，中國的出口以令人吃驚的速度增長。
此外，人口增長給自然環境帶來了很大的壓力，工業污染加劇為中國的生態平衡又帶來不穩定因素。對一些（但不是全部）經濟活動開放的自由市場也背離了共產主義平等的思想。因此，1997年鄧小平逝世後，政府感到自身處於一種權衡之中，即一方面保持官方對共產主義的信仰，而另一方面，要允許自由市場以及設法避免類似美國和其他地方就國內所實行的不公平貿易和政治壓力的批評。
但是其他工業化社會國內所存在的困難比起蘇聯自1973年以來所經歷的動亂都顯得黯然失色。蘇聯在1932年五年計劃開始後確立的計劃經濟所帶來的經濟增長依賴於一些尚未開發的可利用資源，如水力、煤、石油、鐵和其他礦產，以及可以被動員起來參加建設和工廠工作而尚未被僱傭的農民大軍。在40年中數百萬這樣的工人將新資源投入到生產之中，保證了工業產品的迅速增長。人力和原料使用的浪費都沒有太大的關係。相反接下來的五年計劃（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爭動員而加快）讓大部分蘇聯人離開了農村，而這麼做並沒有影響農業產量，因為拖拉機和收割機的使用可以維持進入到礦廠和新工業城市人們的生活。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蘇聯人口出生率突然下降，而且到70年代只有在中亞和穆斯林中還有剩餘農村勞動力。同時可以輕易獲得的新資源已經耗竭，所以勞動力和原料必須要得到更有效的利用。
但是根據中央計劃的蘇聯模式不可能達到所要求的效率。政府計劃要求工廠管理者每年都要根據計劃生產出一定數目的所有產品。獎金和處罰取決於是否按時生產出計劃所規定的產品數量。因此，經常為數量而犧牲質量。因此，消費品經常質量很差而且也時常短缺，因為蘇聯將大部分的工業成果和質量管理人員都投入到了希望可以與美國相匹敵的軍備生產中。結果與蘇聯統治者自信地預測他們可以趕上並超過資本主義國家相反，蘇聯的國民經濟遠遠落後；蘇聯人民慢慢地再也不相信政府為他們所許諾的美好未來。
主要是由於人們對共產主義聲稱的理想的破滅，所以工廠管理者就不再能有效地使用勞動力、燃料和原料。相反不太可靠的燃料和零部件供應迫使他們即使在蕭條時期都要藏匿人力和原料，因為只有這樣做才能夠確保在最後一刻完成中央計劃分派給他們的任務。當沒有新的農村勞動力資源和新的原材料儲備時，工業生產停止增長，農業產量也在天氣不好的年景中減少；當人們不再相信共產主義所許諾的未來時，生產極其複雜的軍備所付出的代價也讓人無法再容忍。
在1973年之後的若干年裡，由於石油輸出國組織提高了對世界其他地區的石油出口價格，從而減輕了這些嚴重的困難。蘇聯擁有大量的石油儲備，因此，可以通過出口石油來購買食物和其他必需的進口物資。這也平衡了與外國的貿易逆差，但是並沒有縮小蘇聯的低效率生產與其他地方之間的差距。
此後，隨著1982年以後石油價格的下跌，蘇聯面臨著擺脫共產主義經濟管理體系的弱點和另外一個嚴峻的問題。那就是在1983年之後，裡根總統說服國會批准了一個富有雄心的軍備項目，即想通過開發一種可以在空中攔截核武器的設備來結束目前的僵持局面。美國付出很大代價卻只取得了有限成果，但是蘇聯很快認識到，他們沒有能力同美國開始研究的由計算機控制的「智能武器」的新技術相競爭。
而蘇聯紅軍在阿富汗所遭遇的始料未及的失敗更是進一步加劇了這種消沉的意志。蘇阿戰爭（1978～1989年）與之前美國在越南的經驗極其相似，因為蘇聯最初介入是為了支持一個處於危險中的共產主義政權，正如美國試圖幫助一個搖搖欲墜的反共產主義政權一樣。此外，正如中國和蘇聯有效地軍事援助越南的共產主義事業一樣，美國政府也秘密地為阿富汗的游擊隊提供了戰爭必需的武器和彈藥。而且完全相同的是，大部分阿富汗人傾向伊斯蘭教而不是共產主義事業，因為阿富汗共產主義者很明顯是外國入侵者的傀儡。
隨著共產主義信念在蘇聯幾近完全喪失，在阿富汗持續軍事行動的代價和同美國的軍備競賽所付出的代價一樣讓人不堪忍受。因此，1985年開始執政的戈爾巴喬夫於1987年同美國簽訂了協議，拆除並銷毀所有中程核導彈，並於1989年開始從阿富汗撤軍。戈爾巴喬夫希望通過緩解外部的壓力，可以讓他以公開性和改革的方法提高蘇聯的經濟效率。但是公開性意味著允許對現存政治和權威的批評，並且通過自上而下頒布命令的改革嚴重低效運行的經濟。而且一旦公眾批評被解禁，比戈爾巴喬夫所希望或想像的更加劇烈的變化首先在東歐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中，之後又在蘇聯內部開始發生。
結果真的令人驚訝。1989年當戈爾巴喬夫禁止動用紅軍像早期那樣鎮壓反對共產主義的民眾運動時，他已經默許了民主德國、波蘭、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突然解體。戈爾巴喬夫甚至同意允許民主德國在1990年與聯邦德國統一，這對西歐和世界的勢力均衡有著深遠影響。之後其他蘇聯加盟共和國轉而反抗俄羅斯的統治。倉促組織的選舉批准了它們的獨立，結果造成了蘇聯在1991年解體；戈爾巴喬夫下台，葉利欽當選為新成立的俄羅斯聯邦共和國總統，接掌了前蘇聯的政治領導權。
葉利欽開始嘗試在俄羅斯建立相對自由的市場經濟。東歐和中亞的其他前社會主義政權也不同程度成功地倣傚了這種做法。而這卻造成了嚴重的經濟混亂，但很少有群眾暴亂發生；而且各國的人們都希望社會沿著更加自由、民主的道路發展。但是舊的道路不能立刻全部改變。例如在農村，俄羅斯仍保留了以前的集體農莊，而俄羅斯工廠向私人所有和管理的轉變中並沒有立刻實現有效的運作。相反陳舊的機器、浪費的生產和落後的質量監控仍然預示著將會生產出價格極高而質量很差的產品。這樣很難與海外進口商品相競爭，但是放棄現有的工廠而重新開始是不現實的選擇，因為這將意味著大規模失業和更嚴重的短缺。如何讓俄羅斯和前蘇聯的經濟適應新形式的管理直到現在仍然是個問題。未來幾十年的世界事務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些問題的解決。
雖然蘇聯解體是1973年之後世界事務的主要事件，但並不是唯一事件。第二個可能具有同樣影響力的轉變，取決於長期盛行的民族愛國主義的削弱和宗教、種族認同感的加強。
世界範圍的宗教認同感的復興影響了穆斯林、基督教徒、猶太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和各種狂熱而仍然模糊的新信仰，如巴西的翁班達派。同樣，種族認同感常常在生活於同一政府管理之下的不同民族中尤為顯著。當新的通訊形式讓無數的種族群體，如俄羅斯的車臣人、加拿大的法國人、遍及美國的印第安人等能夠堅持他們各自的利益和權利時，民族主義所要求的將少數民族同化到主體民族中遭到了更多的抵制。
冷戰結束後的歐洲（1991年），摘自William R.Keylor,The Twentieth-Century Word: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民族統一性削弱的影響後果波及全世界。民族國家除了面對內部宗教和種族的挑戰以外，還隨著跨國組織和各種聯繫的加強而不斷遭到削弱。例如聯合國建立了雖然比較虛弱但頗具雄心的國際管理機構來推行其規範和決議。跨國公司也培育了有影響力的私人管理機構，同時科學家、軍人、娛樂明星和其他專家也與其國外夥伴開始更頻繁地交流合作。所有這些跨越政治邊界不斷興起的金錢、物資、服務和信息流動的跡象都削弱了所有地方的國家統一性。
在這種條件下，自命不凡的威權主義政權顯得特別脆弱。當保存和散佈文字和影像變得廉價和極易獲取時，控制公共輿論的審查制度和其他傳統方法就失去了效用。到70年代，磁帶錄音、影印機和計算機網絡都在官方為防止新聞和思想傳播而設置的屏障中發現了無數的漏洞。
1979年伊朗王室的倒台為新通信方式如何能煽動宗教革命反對一個獨裁、世俗和現代化的政府提供了一個驚人的例子。流亡國外的什葉派導師霍梅尼將走私的收錄機帶進國家，之後其追隨者從德黑蘭的電台上每夜秘密地廣播他對伊朗政府的譴責。公眾為了響應霍梅尼呼籲的宗教改革而興奮地湧向了街道，並迫使伊朗國王退位。流亡的霍梅尼成功地回國，直到1989年去世都一直保持對政府決策的最終裁決權，在國內加強什葉派伊斯蘭神聖律法並指揮強烈反對美國的「大撒旦」國外運動。
伊朗宗教革命是獨特而非唯一的。宗教革命在世界大部分地區仍然處於政治的邊緣地位。現世的政黨和領導人的政治表現基本上仍舊是為了渴望得到財富和權力，只是偶爾尋求特定的宗教支持。但從穆罕默德時代開始，穆斯林都認為宗教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另外，在1947～1973年間以色列人與阿拉伯國家交戰的勝利激起了所有穆斯林的宗教意識，這是因為對軍事失敗一個有說服力的解釋認為，由於他們沒有很好的遵從編纂在神聖律法當中的真主意願，而這是真主對他們的一種懲罰。但是霍梅尼和其他伊朗什葉派的領導者很快發現，在20世紀將神聖律法應用到不斷發展的全球化經濟中需要痛苦地背離律法的信條。沙特阿拉伯和巴勒斯坦的穆斯林統治者和更狂熱的宗教改革者，例如從1970年起掌控利比亞政權的卡扎菲，也同樣認識到了這一點。
無論是以色列人、美國人、法國人、俄羅斯人、中國人還是印度人，這些局外人或非信教者都認為，穆斯林的政治叛亂很難得到妥善解決。穆斯林國家的世俗統治者也備受困擾。部分麻煩是由一小部分穆斯林極端主義分子引起的，但時常與背井離鄉的巴勒斯坦人有關係，他們尤其但又不僅針對以色列人發動恐怖襲擊。
外交困境展現了這種混亂。例如，美國在1973年戰爭之後為埃及和以色列同時提供武器和援助。美國也嘗試通過「和平進程」進行協調，並最終在以色列和埃及（1979年）、約旦（1994年）之間達成正式的和平條約，甚至想在真正的和平或以色列內部和平沒有實現之前就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1993～1994年）之間實現一種實際上不穩固的協議。此時美國正在援助伊拉克世俗統治者薩達姆·侯賽因，當他進攻霍梅尼統治的伊朗時，美國在這場激烈但毫無效果的戰爭（1980～1989年）中為伊拉克提供武器；但是當薩達姆轉而入侵富產石油的鄰國科威特時，戰線發生了巨變。當看到從海灣安全輸出石油面臨新的危險時，美國派遣了具有壓倒性優勢的軍事力量參戰，並在一些阿拉伯國家和其他盟友的支持下，經過短暫的戰鬥就擊敗了薩達姆的伊拉克（1991年）。
次年當天主教的克羅地亞人、東正教的塞爾維亞人和穆斯林的波斯尼亞人等相互對立的宗教群體（1992年）在波斯尼亞開始一場讓人痛苦的內戰時，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間始料未及的一幕衝突在歐洲大地上演。這次美國支持穆斯林和克羅地亞人而反對塞爾維亞人，並且最後聯合歐洲和俄羅斯派遣一支遠征軍到波黑執行在1995年達成的停火協議。但是就如以色列一樣，持久的和平沒有出現，未來仍充滿著未知數。
俄羅斯也面臨著穆斯林難題，除了在阿富汗，還在1994～1996年俄羅斯人和車臣人之間爆發了激烈而毫無結果的戰爭的高加索地區。其他的動亂包括為保衛他們的世俗民族主義而反對穆斯林政黨的土耳其和世俗軍事政權受到宗教暴力反抗的阿爾及利亞。在法國和德國也有無數的穆斯林移民，如法國的阿爾及利亞人和德國的土耳其人等，產生了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問題，但尚未威脅到公共和平；然而，在印度作為少數民族的穆斯林也偶爾遭受到群眾暴力和警察鎮壓。
種族摩擦即使在一些並未太多涉及宗教差異的地方也表現得十分明顯。例如在加拿大，法語人群獨立激昂而非宗教性的騷動積蓄了很大的力量，但保持了和平狀態。而在非洲，一些長期存在的種族紛爭轉為暴力衝突。20世紀90年代中期在盧旺達，胡圖族和圖西族人相互殘忍地屠殺，充滿種族分歧的武裝衝突也在利比裡亞、蘇丹、索馬裡和扎伊爾（1997年勝利的起義後更名為剛果）之間爆發。另一方面，在南非致力於種族和解政策的納爾遜·曼德拉在和平民主選舉中獲勝，在1994年終止了白人的政治壟斷。
種族暴力也充斥在拉丁美洲一些國家的印第安族群中。例如秘魯、玻利維亞、危地馬拉和墨西哥的游擊戰運動，一定程度上從印第安農民後代的不滿中加強自身力量。另一方面，由古巴卡斯特羅社會主義政府所熱心扶持，反對美國經濟和政治控制在尼加拉瓜和薩爾瓦多顯得尤為重要，在那裡裡根總統在利用秘密代理人扶植親美政府、顛覆反美政府方面比他的前任有過之而無不及。
雖然經濟和社會快速變化，但是總體上世界事務卻令人驚訝地保持和平。儘管國際貿易通過提供物美價廉的產品增加了世界財富，但是全球市場經濟的拓展扭曲並讓現存的社會模式不堪重負。但無論何時當新的更有效力的生產商開始供應物美價廉的產品時，其他人將失去他們慣常的謀生手段。市場價格無法保證，新工作會立刻提供給被剝奪者。因此，經濟轉變的結果就是在帶來了繁榮的同時，也帶來了凋敝。收入不平等將增加，並且在很多貧窮的國家中總體上財富和舒適度的緩慢增長僅能維持不斷增長的人口的生存。無論在窮國還是富國因為強加於大量人口身上的長期利益被一些強烈的短期傷害而抵銷，所以經濟增長和技術的轉變付出了很高的代價。
這意味著近期全球經濟的重大進展仍然充滿著不穩定性。特別是在前社會主義國家中，政治抵制或許將中斷全球主義的潮流。另一方面，願意接受最優方法和廉價生產將會獲得優越的財富和權力回報，而不顧會給既得利益和現存習俗帶來多少代價。人類社會總是在接受改變和保持現狀之間搖擺不定。然而，在我們這個時代，不斷發展的運輸和通信技術使由來已久的選擇比以前顯得更加迫切和痛苦。
1945年以來的社會和文化變革
20世紀後半期動盪的政治和經濟巨變與人類社會的迅速變化相聯繫，其中最重要的三點是：第一，全球人口數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長，同時富裕地區和城市的人口出生率下降到人口更替水平以下；第二，特別是在西方世界的城市居民中，生育控制和婦女解放的新思想改變了男女間的勞動分工；第三，農村自給自足的生活衰落，商品化農業和其他的都市風格滲透到了農村各處。
上述三點值得詳細解釋。首先關於人口的一些情況。現代人類數量的激增大約開始於1750年，人口統計學家估計，當時世界人口總數大約是7.91億人。之後的人口增長如下：
1850年 12.62億
1900年 16.5億
1950年 25.24億
1996年 57.68億
（來源：聯合國，《人口簡報》，1996年12月）
換句話說，人口數量在1850～1950年增加一倍多後，在1950～1966年間又增加了一倍多，而且到2000年預期將超過60億。地球有限的資源意味著這種增長速度不能無限期地延續，但是當其迅速發展時，這種失控的人類數量將會讓各地現存的人類和其他生命形式的分佈不堪重負。
農業發展增加了人類食物供應，交通運輸的進步可以更加可靠地為飢餓的人們運送食物，這是人口數量起飛的原因之一。另一個因素是致命疾病發生範圍的變化，無論何時何地人類密集的交往使流行疾病取代了地方性疾病的傳染。而1950年之後驚人的人口激增，很大程度上歸因於世界衛生組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幾十年中，為世界上每一個國家都帶來了現代公眾健康機構和公共衛生基礎設施。20世紀60年代天花徹底消除，而且其他兒童疾病被接種疫苗所控制。青黴素和其他抗生素藥品治癒了大部分傳染病，甚至最為廣泛流行的瘧疾也通過化學方式攻擊蚊子繁殖的基礎而被消滅。結果嬰兒的死亡率下降，更多的孩子長大了以後都有了自己的小孩，這就產生了空前驚人的人口增長。
同時也存在一些傳染病再度流行的跡象。很多長期形成的病菌開始進化得對抗生素產生抗藥性，而像導致艾滋病的病毒等一些新型傳染病開始進入到數百萬人的血液之中。性行為的變化引起了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降低了人口增長的速度。因此，20世紀人口數量的增長注定是不平衡的，但是如果要達到人口增長停滯還需要經過很長時間。
人口壓力加劇了當今許多的政治動亂、種族衝突和宗教對抗。人口數量萎縮的民族，如加拿大的法語人群和以色列的猶太人，有時為了確保自己的未來，而積極動員起來反對他們所察覺到的敵人。另一方面，迅速增長的人口為了從鄰國中奪取領土而訴諸武力，如盧旺達發生的種族清洗，或拉丁美洲的游擊隊攻擊地主。
移民是對人口增長一個更重要的反應。自1950年起與富有的城市人口萎縮並行的是貧困的農村人口的增長，從而導致數百萬人跨越文化和政治界限從鄉村移居城市。不同民族混合的結果削弱了民族特性，並引發各種地區衝突。
總而言之，1945年之後的人口變化必將被視為我們這個時代最奇特的事實。在歷史上從未出現過這種大規模的變化，人類社會和地球生態系統將如何適應這種情況仍然是未來的主要問題。
城市環境中家庭模式的改變和鄉村的衰落也是史無前例的。從新石器時代農業革命開始，家庭和鄉村的紐帶塑造了大部分人類生活。這些根本制度的瓦解真正預示著將從根本上改變歷史上的人類社會模式，但是還沒有人可以真正確定，因為城市生活模式是否將長期存在還有待證明。
城市人口曾有賴於來自鄉村的移民，因為根據人口學統計，城市環境中加劇的傳染病縮短了城市居民的預期壽命。在現代城市中，家庭模式的變化也帶來一個類似的影響，如晚婚、節育等，並且為人口繁衍帶來了問題。近來的技術變化也促進了城市家庭的轉變。首先當1960年避孕藥物首次進入市場後，便捷、便宜和可靠的生育控制方法變得有效。因為性行為不會再引發不情願懷孕的風險，所以這些藥片引發了性行為的普遍變化。其次，洗衣機、吸塵器等新的家用電器和冷凍肉及其他便利食品的銷售意味著不再需要整天烹飪和做家務。隨著沒有報酬的家務成為兼職性的工作時，在外面尋找賺錢的工作對於婦女來說是十分明智的選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勞動力短缺讓她們進入無數新工作中，而且在大多數國家中為婦女提供平等機遇的法律和習俗障礙被破除之後，這種趨勢得到了繼續發展。
但是，照顧嬰幼兒仍是一個要求全職工作的任務，而且城市婦女認為很難妥善地協調撫養孩子和繁忙的工作。甚至在丈夫願意幫忙時，撫養孩子比起工作和生活在一起的農村來講更多地擾亂了父母的生活，而且在農村小孩在房子或庭院周圍的幫助勞作有助於提高家庭的收入。這樣的結果就造成了生育的孩子變少而且更晚，生活富裕的城市人口將不能實現自我繁育。
來自農村的移民保持了城市的發展，但是西方世界的農村居民的表現和城市家庭十分相像，因此，新來者必須來自遙遠的、跨越文化和種族邊界的地方。因此，在西方世界中存在數百萬的穆斯林，在美國有數百萬的墨西哥人和其他拉丁美洲人，另有不同的移民混雜在其他富有地區和城市化國家中（而日本卻是一個例外。日本人更喜歡在國外建立工廠，而不是引進外國勞動力；但是20世紀90年代迅速老齡化的人口和減少的勞動力開始嚴峻地考驗這一政策）。
農村的移民在城市混合進而成為農村的自治衰落的一個表現。在大部分文明歷史中，稅收和地租的徵收者分享農民的收穫，轉而在面對毀滅性打擊中一定程度上提供不太穩定的保護。除支付租金和稅收之外，農民經常按照地方風俗的規定處理自己的事務。很多世紀裡村莊幾乎能夠自給自足，生產他們所需要的所有物品，並且進行自然的繁育。換句話說村莊是18世紀以前大多數人類生活（85%～95%）的社會細胞，儘管存在著戰爭、政治和城市等其他形式的不穩定性，但村莊一直維持著文化和生物延續性。
但一旦為城市市場生產的產品開始傳播到農村，農村自治就開始崩潰。這是一個長期的緩慢進程，開始於公元前1200年當鐵鐮刀和少數其他城市製品開始改變中東地區的鄉村風俗時。鄉村社會的進一步商業化主要依賴於運輸，因為只有物資可以被廉價而有效地運送時才使得超出當地消費者需求的生產更有意義。因此，每次交通發展都將在鄉村和城市社會之間開闢新的交換途徑。19世紀中期蒸汽動力運輸和以電報開始的快速通信開闢了跨洲際的網絡時，這個曠日持久的過程進入到了一個高速階段。1950年以後，廣播和電視、得到改善的道路和貨車加強了各地城市與鄉村的物品和思想交流。
結果，古老的鄉村生活方式無法再維持下去。關於生活的新觀念讓鄉村的年輕人急於享受在電視中所展示的舒適的城市生活。這種新躁動和人口快速增長讓孩子不可能像他們的祖輩那樣生活，即使他們願意，也沒有足夠可供耕種的土地。以新種子、化肥和農業機械進行集約耕作有時是可能的，但是移居到城市顯得更簡單，而且通常也更有前途。因此，城市得到了迅速擴張，而且現實可能是半數以上的人們都不再從事農業而生活在城市或城鎮中。而更顯著的是，仍在鄉下的大多數人希望模仿城市的生活方式，並且因被排除在他們從電視上每天所看到的城市中的享受，經常懷有一種不滿情緒。
人類是否可以真正在城市環境並在缺少地方和熟人社區支持（和約束）的情況下生存或許將成為21世紀一個主要的社會問題。在此之前，人類的生存依賴於對鄉村的適應。至今隨著這種群體開始失去他們的自治和活力時，這個曾經囊括絕大多數人類的組織大範圍地崩潰。農村社區中的習俗和個人的社會地位曾經給予每個人日常存在的意義和價值。但是還不能確定，是否能夠找到一個替代城市生活的模式。
就像遍及世界的宗教運動所展現的那樣，迄今為止新舊宗教流派有望擔負鄉村曾經起到的重要作用。但是宗教復興和改革也必須妥善地解決全球經濟對鄉村生活的宰治，以及讓人們對鄉村生活產生質疑的公共通信和大眾娛樂所帶來的侵蝕。或許人們在沒有密切聯繫的地方社區支持和約束下可以學會生活。更可能的是，我們社會的需求和趨勢將會找到新的途徑，去建造一個讓我們日常生活更有意義的密切聯繫（或毫無阻隔）的社區。
新型的大眾傳播和娛樂以及為很多人傳達的信息都深刻地影響了人口增長率的變化以及家庭和鄉村生活模式的轉變。其中廣播、電視和互聯網這三者最重要。它們的影響和衝擊是近期才發生的，廣播、電視和互聯網分別在1950年（遍及世界大部分地區）、1970年和1990年以後才到來的。它們對人類社會和意識產生的影響無法預測，但肯定極其深遠。
牴觸的反應也很明顯。迄今為止有吸引力的美國唱片、電影和電視節目以及在很多技術應用中英語作為一種世界性語言似乎都處於優勢地位。但是欣欣向榮的大眾媒體中心也存在於埃及和印度，在同美國的競爭中它們也向外國出口產品。而且伊朗的例子顯示了如何通過熱切的塑造本土文化就可以迅速明顯地瓦解美國文化的影響。沒有人知道，全球世界主義的誘惑將會如何同捍衛文化多樣性的努力相互影響。但是在所有的交往中競爭推動著相互借鑒，就像伊朗宗教革命者利用錄音磁帶宣傳他們的革命信息那樣。這意味著，甚至大多數傳統的捍衛者都有可能改變其捍衛的東西，儘管他們所堅持和厭惡的東西之間的差距在不斷縮小。
新的通訊形式通常建立了一種幾乎可以不考慮位置處所的新聯繫；隨著在太空中運行的衛星一天24小時的傳遞信息，距離不再為人們傳遞信息增添太多的代價。然而，人類社會是否可以無需面對面的交流就可以實現通過語言和肢體所傳達的感情和思想的全面溝通仍有待於觀察。
由古代語言和文明繼承者所塑造的精英文化拒絕對這些普遍的社會變化立刻做出回應。西方世界的藝術、文學和高雅音樂繼續追求源於19世紀的個人獨創性的思想。追求創新的藝術家、作家和作曲家有時挑戰可理解性和規範性的界限。而結果是各式各樣的，以至於似乎沒有一個統一的評價或無法挑選出尤為突出的個人成果。
在一些新領域如建築學中，新材料為驚人的創新帶來了廣闊的機會。新奇的玻璃和混凝土澆築的建築物造價低廉、寬敞，被應用到了機場、體育館以及類似的新用途中。因此，20世紀建築風格有可能比其他大多數不惜代價所取得的獨創性更加持久。
亞洲和非洲的文學和藝術傳統仍舊與占主導地位的西方高級文化保持著各種難以協調的緊張關係。復興或修正傳統文化的表達方式經常會取得很大成功，而且他們的訴求並不局限於發源地。例如，日本茶道的守護者有意地將他們的藝術傳授給美國人和其他西方人。同樣部分出於好奇、部分出於對常見思想和技術一種有吸引力的選擇，讓印度的神秘主義和音樂以及中國的針灸和武術滲透到西方世界。
宗教改革和重申是非西方民族擺脫世界主義和西方影響的最普遍方式。許多穆斯林採取了這種方式，而佛教、日本神道教和印度教的復興者也如此行事。一種相抗衡的運動是狂熱的基督教傳播，特別是在拉丁美洲、非洲和東歐的「五旬節派」。1901年「五旬節派」興起於堪薩斯州，主要吁求貧困和落魄的美國人，之後（大約在1930年之後）在第三世界和歐洲類似的窮人中扎根。其他基督教傳教流派也取得了一些成功，而伊斯蘭教繼續在非洲、中亞和美國部分地區尋找皈依者。但是傳統宗教文化特性並沒有發生大的變化，由於宗教（和語言）讓人們牢牢地固守在其過去的特性中，比其他的行為更成功地抵制了變革，所以這種變化也不可能發生。
儘管存在著耀眼的流行文化和強大的即時通信，宗教和其他文化差異在人類習慣和風俗中仍然根深蒂固。新思想和新行為肯定改變了很多重要的全球生活，但是文化界限和障礙仍將並必將無限期地保持下去，這是因為作為社會性動物的人類喜歡通過排斥外來者來維繫其與同儕的聯繫。
然而，科學在20世紀後半期對現實所產生的一種新的、革命性看法，似乎注定預示著將物理學、生物學和社會科學納入到一個新的綜合體中。雖然宇宙論和物理學的新思想僅影響了一些專業人士，可是他們對世界的新認識可以慢慢地滲透到大眾意識中，就像在1687年牛頓發表他的萬有引力理論之後，牛頓力學在很多世紀所發生的一樣。之後數學這種預測性（和逆推性）的科學理想開始盛行於物理科學中。在18～19世紀中每次都可以重複同一結果的實驗，證實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物理學和化學新發現。以數學表述的新理論經常在各處被採用。隨著物理學和化學理論不止一次應用到很多新技術中，首先從19世紀40年代的化學染料開始，繼而發展到電能、電磁通信，之後的高潮是1942～1945年應用到控制原於能的釋放中，物理學顯然成為一種普遍而無可爭辯的真理，經過日積月累取得了驚人的力量。
其他一些沒有發現普遍真理，經受不住實驗檢測或應用於新技術當中的科學落後了。隨著歷史學家破解古老的手稿並建立精確的年表，探險家、傳教士以及專業的人類學家最終描述出不同民族如何在世界不同地方組織生活以後，人類社會的信息不斷積累。自然史也積累了各種植物和動物及其空間地理分佈，隨著地質學的興起，也可得知其時間信息。但充滿驚奇的世界很難被理解，而且像那些物理學家和生物學家繼續構想的能夠經得住實驗檢驗的理論還沒有出現。
查爾斯·達爾文在《物種起源》（1859年）中令人信服地論證，植物和動物的地理數據和現存分佈顯示了物種隨著時間而進化。之後在《人類的起源》（1871年）中進一步將這種進化論應用到人類。但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依賴於支離破碎的化石證據，無法被實驗證實，也沒有經過數學預測或提出控制其他生命形式的新方法。由於它違背了《聖經》「創世說」的故事，也激起了宗教的反對。無論他說的如何有道理，但是比起物理科學的確定性還是稍顯不足。
然而，20世紀的到來讓這些知識景象發生了顯著變化。實驗觀測中令人驚異的不一致迫使物理學家和天文學家修改了牛頓力學就時間和空間構成一個一成不變的物理實體框架的假設。在20世紀50年代經過一批傑出的天文學家和基本粒子物理學家精心努力，表明宇宙不是統一的、無限的和永恆的，而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1916年）和20年代量子力學的創立僅僅只是一個開始。相反他們認為，宇宙開始於100～150億年前某個奇點上的一次大爆炸，並且總體上仍在以難以想像的速度擴張。
實驗證據非常支持大爆炸的假設；這種理論隨之迅速流行，之後宇宙學家揭示出一個充滿災難而缺乏穩定的自然宇宙史。並不永恆的恆星轉變為激烈的核反應堆，而這種反應堆的形成和消亡歸因於引力集中和宇宙物質爆炸散射的轉化。新宇宙還包含黑洞、密度無法想像的微小的中子星以及類星體和物質、能量、時間、空間或許混合在一起的極端的物理環境所表現的其他形式，正如它們被假設（或被證明）在大爆炸之後最初的幾微秒時間內所發生的那樣。
顯然在地球上可以講得通物理學和化學的規律只是一個特例。它們可能在長時期中有局部穩定性，但卻不能永遠持續。相反在時間的開始和結束時刻，在集中和散射的極限中形成的狀態中，物質和能量都不是獨立存在的，那時空間和時間都失去了意義。在我們所居住的充滿不穩定且在不斷擴張的宇宙中，就我們所知的物質、能量、空間和時間的界限都被拉近或跨越到了黑洞、恆星等的周圍。
簡而言之，物理和化學形態突然而始料未及的變化取代了天文學家和物理學家曾深信不疑的統一性和數學預見性。此外，這種新的宇宙歷史類似於生物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努力理解的混亂並且充滿變數的世界。人類歷史、生物進化和地球地質史都開始完全合乎邏輯地與經過新勾畫的整個宇宙進化融為一體。
不斷增加的複雜性和新形成的複雜性造成了一些令人吃驚的新現象出現，包括物理的、化學的、生物的、歷史的新現象等，而這些每一個層次的組織都轉而以同樣令人吃驚的方式影響著淺層次的現實。顯然現在已經可以確信，地球上植物的出現通過光合作用釋放氧氣改變了氣候，並讓進化成為可能；而且歷史學家現在已經認識到，人類社會是如何通過農業、動物馴養以及近期的工業化進程根本改變了自然環境系統並改變了有機物的進化。
物理學和天文學轉變成具有革命性的科學意味著不確定性到處盛行。物理學和化學的規律只是被局部而臨時性的應用，而宇宙遙遠的未來仍像人類事物的未來那樣充滿著不確定性。歷史學和社會科學不再讓人感到無望地充滿著不確定性和缺陷。相反它們不同於物理學和生物學，主要是因為人類行為的複雜性和其快速的變化。
然而，出於實用目的，物理學的精確性和技術力量仍如以前一樣富有效用。而實際上，化學家通過研製塑料和其他的新材料以及掌握大量維持生命的化學過程而極大拓展了化學領域。1953年，詹姆士·沃森和克裡克宣佈他們破譯了DNA（脫氧核糖核酸）分子結構，因為地球上幾乎所有生命形式都通過DNA分子微小的變異來實現繁衍，生物化學達到了新的普遍性和影響力。就像我們習慣的改變非生物自然界一樣，遺傳工程或許最終可以讓生物化學家通過修改DNA而根本地改變生物器官。基因作為改變人類事務的一個主要助推器可以和計算機相媲美，但在這方面的努力對人類還沒有帶來更多的影響。
儘管如此，科學家似乎仍然躊躇滿志地徘徊在越來越根本的技術突破邊緣，而且就像過去那樣，極為迅速的科學和技術進步肯定會在未來對人類事務產生根本影響。通過改變我們行為的新思想以我們無法預見的方式影響著周邊的世界。自從人類在共享期望的基礎上第一次使用語言協調行動時，這一刻就已經發生了。在我們這個時代，新的思想浪潮只是加快了這個古老的進程，使其變得更迅速，更有影響力，更深刻地破壞了傳統的慣例和風俗。
為了反抗由新思想和技術帶來的有破壞力的新事物，人類社會經常必須在對預期達成一致的基礎上平衡有效的公眾行為。近來的新奇事物顯然有所增加，但是為了繼續在本書中所描繪的充滿驚人成功（時時伴有危險）的人類冒險事業，未來的人們必須在某種程度上將傳統和創新相結合。以前的人類也面臨同樣的困境，只是經常處於一種不激烈的形式之中，這只是因為永無止境的人類想像力從來不會滿足於事物的既有存在方式。可變性實際上是人類典型的特性。我們的時代只不過加劇了這些基本的人類狀況。
我們必須認識到，非凡的可能性和同樣非凡的災難潛伏在將來，而這些可以通過人類深思熟慮的行動加以改變，儘管像過去一樣，我們仍然無法預測我們所做的（和所未做的）一切會對他人或周圍的自然世界帶來什麼樣的後果。因此，世界歷史一如既往，依然是對未知事物一種壯麗而充滿曲折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