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怎樣一種學問？究竟有什麼用處？
從前的人，常說歷史是「前車之鑒」，以為「不知來，視諸往」。前人所做的事情而得，我可奉以為法；所做的事情而失，我可引以為戒。這話粗聽似乎有理，細想卻就不然。世界是進化的，後來的事情，決不能和以前的事情一樣。病情已變而仍服陳方，豈惟無效，更恐不免加重。我們初和西洋人接觸，一切交涉就都是坐此而失敗的。
又有人說：歷史是「據事直書」，使人知所「歆（xīn）懼」的。因為所做的事情而好，就可以「流芳百世」；所做的事情而壞，就不免「遺臭萬年」。然而昏愚的人，未必知道顧惜名譽；強悍的人，就索性連名譽也不顧。況且事情的真相，是很難知道的。稍微重要的事情，眾所共知的，就不過是其表面；其內幕，是永不能與人以共見的。又且事情愈大，則觀察愈難。斷沒有一個人，能周知其全局。若說作史的人，能知其事之真相，而據以直書，那就非愚則誣了。又有一種議論：以為歷史是講褒貶、寓勸懲，以維持社會的正義的。其失亦與此同。
凡講學問，必須知道學和術的區別。學是求明白事情的真相的，術則是措置事情的法子。把舊話說起來，就是「明體」和「達用」。歷史是求明白社會的真相的。什麼是社會的真相呢？原來不論什麼事情，都各有其所以然。我，為什麼成為這樣的一個我？這決非偶然的事。我生在怎樣的家庭中？受過什麼教育？共些什麼朋友？做些什麼事情？這都與我有關係。合這各方面的總和，才陶鑄成這樣的一個我。個人如此，國家社會亦然。各地方有各地方的風俗；各種人有各種人的氣質；中國人的性質，既不同於歐洲；歐洲人的性質，又不同於日本；凡此，都決非偶然的事。所以要明白一件事情，必須追溯到既往；現在是決不能解釋現在的。而所謂既往，就是歷史。
所以從前的人說：「史也者，記事者也。」這話自然不錯。然而細想起來，卻又有毛病。因為事情多著呢！一天的新聞紙，已經看不勝看了。然而所記的，不過是社會上所有的事的千萬分之一。現在的歷史，又不過是新聞紙的千萬分之一。然則歷史能記著什麼事情呢？須知道：社會上的事情，固然記不勝記，卻也不必盡記。我所以成其為我，自然和從前的事情，是有關係的；從前和我有關係的事情，都是使我成其為我的。我何嘗都記得？然而我亦並未自忘其為我。然則社會已往的事情，亦用不著盡記；只須記得「使社會成為現在的社會的事情」，就夠了。然則從前的歷史，所記的事，能否盡合這個標準呢？
怕不能罷？因為往往有一件事，欲求知其所以然而不可得了。一事如此，而況社會的全體？然則從前歷史的毛病，又是出在哪裡呢？
我可一言以蔽之，說：其病，是由於不知社會的重要。惟不知社會的重要，所以專注重於特殊的人物，和特殊的事情。如專描寫英雄，記述政治和戰役之類。殊不知特殊的事情，總是發生在普通社會上的。有怎樣的社會，才發生怎樣的事情；而這事情既發生之後，又要影響到社會，而使之政變。特殊的人物和社會的關係，亦是如此。所以不論什麼人、什麼事，都得求其原因於社會，察其對於社會的結果。否則一切都成空中樓閣了。
從前的人，不知道注意於社會，這也無怪其然。因為社會的變遷，是無跡象可見的。正和太陽影子的移動，無一息之停，人卻永遠不會覺得一樣。於是尋常的人，就發生一種誤解。以為古今許多大人物，所做的事業不同，而其所根據的社會則一。像演劇一般，劇情屢變，演員屢換，而舞台則總是相同。於是以為現在艱難的時局，只要有古代的某某出來，一定能措置裕如，甚而以為只要用某某的方法，就可以措置裕如。遂至執陳方以藥新病。殊不知道舞台是死的，社會是活物。
所以現在的研究歷史，方法和前人不同。現在的研究，是要重常人，重常事的。因為社會，正是在這裡頭變遷的。常人所做的常事是風化，特殊的人所做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風化，當然不會知道山崩。若明白了風化，則山崩只是當然的結果。
一切可以說明社會變遷的事都取他；一切事，都要把他來說明社會的變遷。社會的變遷，就是進化。所以：
「歷史者，所以說明社會進化的過程者也。」
歷史的定義既明，歷史的價值，亦即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