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的學術思想，是承宋人之流的。在當時，占思想界的重心的，自然還是理學。理學是起於北方的。然自南宋以後，轉盛行於南方，北方知道的很少。自元得趙復後，其說乃漸行於北。元時，許衡、姚樞等，都號為名儒，大抵是程朱一派。只有一個吳澄，是想調和朱陸的。明初，也還是如此。到公元十五六世紀之間，王守仁出，而風氣才一變。
王守仁之說，是承陸九淵之緒，而又將他發揮光大的。所以後來的人，亦把他和九淵並稱，謂之陸王，和程朱相對待。守仁之說，以心之靈明為知。為人人所同具。無論如何昏蔽，不能沒有存在的。此知是生來就有的，無待於學，所以謂之良知。人人皆有良知，故無不知是非之理。但這所謂知，並非如尋常人所謂知，專屬於知識方面。「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知其惡，自然就惡，知其善，自然就好。決非先知其惡，再立一個心去惡；先知其好，再立一個心去好的。好之深，自然欲不做而不能自已。惡之甚，自然萬不肯去做。所以說「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所以說知行合一。既然知行就是一事，所以人只要在這知上用工夫，就一切問題，都解決了。時時提醒良知，遵照他的指示做；莫要由他昏蔽，這個便是致良知。如此，憑你在「事上磨煉」也好，「靜處體悟」也好。簡單直捷，一了百了。這真是理學中最後最透徹之說，幾經進化，然後悟出來的。
講理學的人，本來並沒有教人以空疏。但是人心不能無所偏重。重於內的，必輕於外。講理學的人，處處在自己身心上檢點，自然在學問和應事上，不免要拋荒些，就有迂闊和空疏之弊。程朱一派，注意於行為，雖然迂闊空疏，總還不失為謹願之士。王學注重於一心，——在理學之中，王學亦稱為心學。——聰明的人，就不免有猖狂妄行之弊。本來猖狂的人，也有依附進去的。其末流流弊，就大著。於是社會上漸漸有厭棄心學，並有厭棄理學的傾向。但這所謂厭棄，並不是一概排斥，不過取其長，棄其短罷了。在明末，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三先生，最可以為其代表。
這三位先生，顧王兩先生，是講程朱之學的。黃先生則是講陸王之學的。他們讀書都極博，考證都極精；而且都留意於經世致用；制行又都極謹嚴，和向來空疏、迂闊、猖狂的人，剛剛一個相反。中國自秦漢以後，二千年來，一切事都是因任自然，並沒加以人為的改造。自然有許多積弊。平時不覺得，到內憂外患交迫之日，就一一暴露出來了。自五代以後，契丹、女真、蒙古，迭起而侵掠中國。明朝雖一度恢復，及其末造，則眼看著滿洲人又要打進來。返觀國內，則朝政日非，民生日困，風俗薄惡，寇盜縱橫，在在都覺得相沿的治法，有破產的傾向。稍一深思熟考，自知政治上、社會上都須加一個根本的改造。三先生的學問，都注意到這一方面的。黃先生的《明夷待訪錄》，對於君主專制政體，從根本上下攻擊。王先生的《黃書》，這種意見也很多。顧先生的《日知錄》，研究風俗升降、政治利弊，亦自信為有王者起，必來取法之書。這斷非小儒呫嗶（chān bi），所能望其項背。後來清朝人的學問，只講得考據一方面，實不足以繼承三先生的學風。向來講學術的人，都把明末諸儒，和清代的考證學家，列在一處，這實在不合事實，不但非諸先生之志而已。
講到文藝，元明人的詩文，亦不過承唐宋之流，無甚特色。其最發達的，要算戲曲。古代的優伶，多以打諢、取笑為事。間或意存諷諫，飾作古人，亦不可謂之扮演。扮演之事，惟百戲中有之。如《西京賦》敘述《平樂觀》角觝（dǐ），說「女媧坐而清歌，洪崖立而指揮」之類。然而不兼歌舞。南北朝時，蘭陵王入陳曲、踏謠娘等，才於歌舞之中帶演故事。然還不是代言體。宋時的詞，始有敘事的，謂之傳踏。後來又有諸宮體。至於元代的曲，則多為代言體。演技者口中所歌，就作為其所飾的人所說的話；其動作，亦作為所飾的人的表情。就成為現在的戲劇了。戲劇初起時，北方用絃索，南方用簫笛。明時，魏良輔再加改革，遂成為今日的昆曲。注623此外說話之業，雖盛於宋，然其筆之於書，而成為平話體小說，則亦以元明時代為多。總而言之，這一個時代，可以算得一個平民文學發達的時代。
【註釋】
注623 以上論戲曲的話，可參看王國維《宋元戲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