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統一，是帝國主義者所不利的。所以要多方阻撓。如利用我國的內爭，將借款軍械等，供給一方面等都是。而其尤露骨的，則莫如十七年的五三慘案。
當十六年五月間，國民革命軍，奠定東南，渡江北伐。當時日本政府，便有乘機干涉的意思。乃借保護僑民為名，運兵到山東。經我政府迭次交涉，方才撤退。十七年四月，國民軍既克兗州。日本閣議，又通過第二次出兵案。先將駐津日軍三中隊，調赴濟南。又派第六師團，從青島登岸到濟。五月三日，在濟南的日兵，和我無端啟釁。我國徒手的軍民，被殺的不計其數。甚且闖入交涉公署，把特派交涉員蔡公時，和職員十人、勤務兵七名，一齊殺害。中國為避免枝節起見，即將在濟南的兵退出，只留一團駐守。而日本於七日，又對我提出無理的要求：（一）高級軍官，嚴行處分。（二）和日兵對抗的軍隊，解除武裝。（三）我軍離開濟南和膠濟鐵路二十里。限十二小時答覆。而又不待我答覆，於八日，逕用大炮攻城。我守城的一團兵，奉命於十日退出。十一日，日兵入城。又大肆屠戮。並且扣留車輛，截斷津浦路，強佔膠濟沿線二十里內的行政機關。
當日兵攻城之際，我政府即致電國際聯盟，請其召集理事會，籌劃處置；我願承諾國際調查，或國際公斷等辦法。但是國際聯盟，並無適當的外置。日本卻又徑致《覺書》於我說：「戰爭進展到京、津，其禍亂或及滿洲之時，日政府為維持滿洲起見，或將採取適當有效的處置。」日本此時，以為如此一來，北伐必然停頓；即使繼續，也要經過長時間的鬥爭；日本於中取利的機會甚多。尤其兵爭延及東北時，日本可以遂其所大欲。誰知國民革命軍，依舊繞道北上。而且經此事變，我國人反有相當的覺悟，東北軍也發出息爭禦侮的通電，於六月初，竟退出關。膠東的兵，於九月一日易幟。在天津以東的直魯軍，亦因關內外的夾擊，於九月中旬解決。日人無可如何。十月初，乃和我國開始交涉。我國提出：（一）先行撤兵；（二）津浦通車；（三）交還膠濟沿線二十里內的行政機關；（四）膠濟路沿線土匪，由中國負責肅清等項。日人不願意，交涉停頓。後來屢經波折，到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才定議：日軍於兩個月內撤退。雙方損害，則設共同委員會調查。議定之後，我方派出接收委員。日兵初定四月十八至二十五之間撤退。旋又說膠東匪亂甚熾，坊子以東，要議展期。我政府不贊成分期接收，索性將全部展緩。直至六月五日，日方才開始撤兵，至十六日而接收完畢。
在山東一方面，日人雖未遂其阻撓北伐的野心；然而對於東三省，則還是野心勃勃，所以有十七年六月四日，張作霖在皇姑屯車站遇炸之事。這一次的炸彈案，佈置得很為周密，非經多數人長時間之佈置不可。鐵路警備森嚴，其斷非張作霖的政敵或匪徒少數人所能為，不問可知了。經這一次陰謀，更促成東北的覺悟。於是有七月一日通電服從國民政府之舉。日本又命其駐奉天的總領事勸告：易幟之事，宜觀望形勢。又派專使到奉，以弔喪為名，勸告奉方，不宜與國民政府妥協。奉方都不聽從。三省實行易幟之後，東北一方面，收回權利的事，也逐漸進行，日人心懷忿恨，就伏下民國二十年「九一八」的禍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