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共產主義）原則，應是「各盡其能，各取所需」。換言之，誰也不能因為自己力氣大、能力強或工作勤奮而得到任何利益，而是要去照顧弱者、愚者和懶漢的需要。
——T.厄斯金·梅爵士，1877年[1]
政府正由擁有財富之人的手中傳到一無所有者手中，正從那些基於物質利益致力維護社會之人的手中，交到那些對秩序、穩定以及現狀漠不關心之人的手中……也許，依照地球變化法則，工人讚成我們這個現代化社會，而過去的野蠻人則贊成古老社會，贊成分化、瓦解的騷動因素！
——龔古爾兄弟，巴黎公社期間[2]
當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社會高唱勝利凱歌之際，雖然出現過一些群眾性政治運動和工人運動，但希望有個新社會能取而代之的前景是非常暗淡的，尤其是在1872—1873年間。然而幾年之後，這個曾經取得如此輝煌勝利的社會再一次發生動搖，在其前途迷茫之際，它必須再一次嚴肅對待那些想要取代它、推翻它的運動。所以我們有必要檢視一下發生在19世紀第三個25年的激進社會改革和政治改革運動。這樣的檢視不能只根據後見之明，當然歷史學家也沒有理由放棄這項最強大的武器，還必須通過當時人的眼光。今天有錢有勢的人信心十足，他們不怕其統治會因為翻舊賬而結束。而且革命是不久前發生的事，記憶猶新。1868年時，任何一個40歲的人，在歐洲發生最偉大的革命之時，他已將近20歲；50歲的人則已經歷了19世紀30年代的革命，雖然那時他還是個孩子，但在1848年革命時他已成年。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波蘭人以及其他人等都曾在本書所述時期的最後15年裡經歷過動亂、革命以及其他頗具動亂意味的大事，例如加裡波第解放意大利，等等。無怪乎當時的人們會對革命抱有強烈深刻的希望或恐懼。
我們知道，這種情況不是1848年後若干年裡的主流。這幾十年的社會革命就像英國的蛇一樣：有是有，但不是英國動物裡非常重要的部分。在那充滿希望和失望的偉大一年，歐洲革命曾經近在眼前——也許非常真實——但又轉成過眼煙雲。我們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希望革命之火能在幾年後再度燃燒。例如1857年發生全球性經濟蕭條之時，馬克思和恩格斯便真切盼望經濟蕭條能引發革命的再次總爆發。但革命沒有發生。自此，他們不再期待革命會在可預見的未來爆發，更肯定1848年革命不會再度重演。但若因此認為馬克思變成某種漸進式的社會民主黨人（按照這個詞的現代意義），或認為馬克思希望以和平方式過渡到社會主義，那就錯了。就算有些國家的工人能借由選舉獲勝，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權（他提到美國、英國，也許還有荷蘭），但在他們奪得政權、砸碎舊政治和舊機制（馬克思認為這是必不可少的）的時候，也必然會導致舊統治者的暴力反抗。毫無疑問，馬克思在這方面是很現實的。政府和統治階級可能準備接受一個不會威脅到其政權的工人運動，但是沒有任何理由認為他們會接受一個會威脅其政權的工人運動，特別是在巴黎公社遭到血腥鎮壓之後。
因此，在歐洲先進國家發動革命不再是可行的政治活動，遑論社會主義革命。誠如我們已看到的，馬克思對革命前途深感懷疑，甚至認為在法國也行不通。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眼前的發展取決於工人階級獨立的群眾性政黨組織，而群眾政黨組織近期的政治要求卻不是革命。馬克思向採訪他的美國記者口述德國社會民主黨黨綱時，刪掉了其中設想社會主義未來的一條（「建立社會主義生產合作社……在勞動人民的民主管理下」），以作為對拉薩爾派的讓步。他認為社會主義「將是運動的結果。但仍需取決於時間、教育，以及社會新形態的發展」。[3]
前途遙遠，不可預測，但仍有望通過資本主義社會邊緣地區，而非中心地區的演變，大大縮短其距離。從19世紀60年代晚期，馬克思開始從三個方向認真設想採取間接方法推翻資本主義社會的戰略，其中兩個已證明是正確的預測，而另一個是錯誤的。這三條思路是：殖民地革命、俄國以及美國。殖民地革命是他分析愛爾蘭革命運動（見第五章）的結論之一。英國那時對無產階級革命具有決定性意義，因為英國是資本的中心，是世界市場的統治者，同時又是「革命物質條件已發展到一定成熟度的唯一國家」。[4] 所以國際工人協會的主要目標必須是鼓勵英國革命，鼓勵的唯一辦法便是協助愛爾蘭獨立。愛爾蘭革命（或更籠統地說，各附屬國人民的革命）不是為了愛爾蘭自己，而是希望它能在資產階級國家的中心地區扮演革命的催化劑，或成為資本主義宗主國的阿喀琉斯之踵（意為致命的弱點）。
俄國的角色也許更具野心。從19世紀60年代起，如我們將看到的那樣，一場俄國革命已不僅是一種可能，而且是非常可能，甚至是肯定的。俄國革命若發生在1848年，當然也會受歡迎，因為它可搬掉西方革命勝利道路上的主要絆腳石，但若發生在此時，其本身就具有重大意義。一場俄國革命也許真的是「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雙方並可進而互相補充」（摘自馬克思和恩格斯為俄國版《共產黨宣言》所寫的「序言」）。[5] 我們還可進一步推想，俄國革命也許能直接導致俄國的土地公有制，越過成熟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但馬克思對此推論從未表示完全支持。馬克思的推測非常正確，革命的俄國的確改變了世界各地的革命前景。
美國的作用將比核心角色差一些。其主要功能是消極性的：憑借自己神速的發展，打破西歐，特別是英國的工業壟斷；並由於大量農產品出口，砸碎了歐洲大小土地產業的基礎。這個評估當然是正確的。但它是否也能對革命勝利具有積極貢獻呢？在19世紀70年代，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認為美國政治制度會出現危機。這種推論並非不切實際，因為農業危機將削弱農民的力量，削弱「整個憲法的基礎」；而投機商和大財閥所攫取的政治權力越來越大，也將使人民產生反感。他們還指出美國的群眾性無產階級運動正在形成。也許他們對這種趨勢不抱太多期望，但馬克思表示過某些樂觀態度，說「美國人民比歐洲人民更加堅決……每樣東西都成熟得更加快些」。[6] 然而他們把俄國和美國這兩個《共產黨宣言》原先刪去的大國相提並論就不對了：俄國和美國未來的發展將有天壤之別。
馬克思的觀點在他逝世後被證明是正確的，但在當時，他的思想尚不是重要的政治力量，儘管在1875年已有兩個跡象能說明他後來的影響：其一是一個強大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其二是他的思想深入俄國知識分子心中。這些他本人從沒想到，但若追溯當時情況，這也不是非常出人意料的。19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這位「紅色博士」常為國際工人協會籌劃活動（見第六章），同時也是該協會最具影響力的地位崇高之士。但是我們已經看到，國際工人協會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馬克思主義運動，甚至也說不上是涵括足夠馬克思主義者的運動（這些馬克思主義者大多數是移居國外的德國人，是馬克思的同代人）。國際工人協會由許多左翼團體組成，它們之所以組成聯盟，主要是（也許完全是）因為它們都想把「工人」組織起來。國際工人協會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不全是一勞永逸的成功。國際工人協會的思想代表了兩類人士的思想：一是1848年革命的倖存者（甚至是在1830—1848年間經過改造的1789年革命倖存者），他們代表的是某種改良式工人運動的期望；其二是無政府主義，那是一種乖戾革命理想的亞變種。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所有革命理論都要也必須與1848年革命經驗相吻合，馬克思是如此，巴枯寧、巴黎公社社員以及俄國民粹派皆如此（關於俄國民粹派我們將在下文續論）。有人也許會說，他們都是從1830—1848年的動盪歲月中走過來的，但他們沒有把1848年前的那面大旗，即空想社會主義，從左派隊伍裡永遠砍除。主要的烏托邦傾向已不復存在。聖西門思想已割斷了與左派的聯繫，轉入孔德的實證論，而且變成一群資產階級冒險家（主要是法國人）共有的不成熟經驗。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1771—1858）的追隨者將他們的理論研究轉向唯心論和世俗主義，將他們的實踐活動轉向合作商店這一不大的領域。傅立葉（Fourier，1772—1837）、卡貝以及其他提倡共產主義社區的人物（主要是生活在自由土地上，享有無限機會的人）都被淡忘了。格裡利（Greeley，1811—1872）提出「年輕人，往西走」的口號，這比他早期的傅立葉式口號強多了。空想社會主義到1848年時已告銷聲匿跡。
法國大革命的後代在1848年後仍活躍在舞台上，其類型從激進的民主共和派到布朗基式的雅各賓共產黨人都有。民主共和派時而強調民族解放，時而強調對社會問題的關心。他們是傳統左派，既未學到什麼，也未丟失什麼。巴黎公社的某些極端分子，除了想再發動一次法國大革命外，根本別無他求。布朗基主義靠著它頑強的決心和巧妙的組織，終於在法國生存下去，並在公社裡發揮重要作用，但這是它最後一次亮相機會，此後再也未曾扮演過重要角色，且即將在法國新社會主義運動的不同趨勢撞擊下消失隕滅。
民主激進主義的生命力較為頑強，因為它的主張真正表達了各地「小人物」（店主、教員、農民）的願望，亦即工人的基本要求，同時也投自由主義政客所好，希望自由主義政客支持他們。自由、平等、博愛也許不是具有精確意指的口號，但面對有錢有勢的大人物，窮人和普通百姓仍知道這個口號的含義。然而即使民主激進主義的正式綱領實現了，一個像美國那樣借由平等、無條件普選產生的共和國成立了〔所謂無條件普選是針對男子選舉權而言，當時尚無任何國家認真考慮婦女的公民權，只有美國富戰鬥精神的鬥士開始為此努力，維多利亞·伍德哈爾（Victoria Woodhull）便於1872年參加總統競選〕。民主的熱情也不會因之降溫，因為「人民」需要行使真正的權利來對付富人和貪官，光是「人民」的需要就足以使民主熱情存在並繼續下去。不過，民主激進主義的綱領當然還未成為現實，甚至是在規模不大的地方政府當中，也不曾實現過。
然而這個時期，激進民主本身已不再是革命口號，而成為為達到目的而採用的一種手段。革命的共和國就是「社會的共和國」，革命的民主就是「社會的民主」，這些是馬克思主義政黨越來越常採用的標題。不過民族主義的革命家對此還不很瞭然，例如意大利的馬志尼黨人，他們認為既然獨立和統一是建立在民主共和主義之上，那麼取得獨立和統一之後，一切問題也都解決了。真正的民族主義當然會是民主的、社會的；如果不是，那它就不是真正的民族主義。馬志尼黨人並沒有不主張社會解放，加裡波第就宣稱他本人是社會主義者，暫且不論他所說的社會主義者是指什麼。在人們對統一、共和大失所望之後，新社會主義運動的骨幹便將從以前的激進共和分子中脫胎而出。
無政府主義顯然是1848年後的產物，更準確地說是19世紀60年代的產物，雖然我們可以從19世紀40年代的革命騷動中找到它的蹤跡。無政府主義的奠基人是蒲魯東和巴枯寧。蒲魯東是位法國印刷工人，自學成才，後來成了多產作家，不過他從未實際進行過政治宣傳鼓動工作。巴枯寧是位俄國貴族，他隨時都準備投身到無政府主義運動中（我們可以列出一個無政府主義的「家譜」，但這與真正的無政府運動發展沒有多大關係）。他們兩人在早期就受到馬克思的注意。馬克思不喜歡他們，他們敬重馬克思，但也回敬了馬克思的敵意。蒲魯東的理論本身並沒多少有趣之處，系統紊亂，偏見太深，毫無自由主義色彩，他既反對女權主義，又反對猶太人，反倒是極右派對他推崇有加，但他的理論對無政府主義思想有兩大貢獻：其一相信小型的互助生產組織，而不相信沒有人性的工廠；其二痛恨政府，痛恨所有政府。這對自力更生的工匠，自主權較高、抵制無產化的技術工人，尚未忘記其農村小鎮童年生活的城裡人以及鄰近工業發達地區的居民特別有吸引力。無政府主義正是對這些人，對這些地方有最大的號召力。國際工人協會當中最忠實的無政府主義者，正是瑞士小村莊「侏羅聯合會」（Jura Federation）裡的鐘錶匠。
巴枯寧對蒲魯東的思想沒有什麼新的補充，他只是一味鼓動革命熱情，想實際進行革命。他說：「破壞的熱情同時也是創造的熱情。」殊不知其所鼓動的只是罪犯和社會邊緣人的革命潛力，是一種魯莽的熱情，一種農民的、直觀的意識。他根本不是什麼思想家，而是一個預言家、一個煽動家、一個詭計多端的恐怖組織家。儘管無政府主義在紀律嚴明的組織裡沒有市場，無政府主義也等於提前警告政府應該進行專政。巴枯寧將無政府主義運動擴大到意大利、瑞士，並借由其門徒擴展至西班牙，並於1870—1872年組織了分裂國際工人協會的活動。他實際上創造了無政府主義運動，因為（法國）蒲魯東主義團體只是一個不甚發達的工會互助組織，在政治上它們的革命性格並不太強。上述所言並不表示無政府主義在本書所述時期結束之際已是一支強大的力量，而是說它在法國以及法屬瑞士已有一些基礎，在意大利已播下某些種子，尤其是在西班牙已取得驚人的進展，西班牙加泰羅尼亞的手工業者和工人以及安達盧西亞的農業勞動者都相當歡迎這個新福音。它與西班牙國內滋長出來的思想一拍即合，合而為一，認為如果能將國家的上層建築摧毀，將富人消滅，農村和工廠自然能治理好，一個由自治城鎮構成的理想國家自然很容易實現。這種「小行政區主義」（cantonalism）運動居然試圖在1873—1874年的西班牙共和國實現這種「理想國」。小行政區主義的主要理論家是馬加爾（F.Piy Margall，1824—1901）。馬加爾將與巴枯寧、蒲魯東以及斯賓塞一起被迎進無政府主義的萬神殿。
無政府主義既是前工業時期對現代的反叛，同時又是那個時代的產物。它反傳統，然而其直覺和本能又使它保留甚至更加強調許多傳統成分，如反猶太人，或更籠統地說，仇恨一切外國人。蒲魯東和巴枯寧兩人身上都有這些因素。與此同時，無政府主義十分痛恨宗教、教會，頌揚進步的事業，包括科學、技術、理性，尤其頌揚「啟蒙運動」和教育。由於無政府主義反對一切權威，它便奇怪地與主張自由競爭的資產階級極端個人主義沆瀣一氣。主張自由競爭的資產階級也反對一切權威。從思想上說，斯賓塞跟巴枯寧一樣，也是無政府主義者〔他曾撰寫《反對政府的人》（Man against the State ）〕。無政府主義唯一不去闡述的是未來。關於未來它無話可說，他們認為在革命發生之前沒有未來。
無政府主義一旦出了西班牙就根本不具政治重要性，對我們來說它只是那個時代歪曲現實的哈哈鏡而已。這個時代饒有趣味的革命運動是一個完全不同的革命運動——俄國的民粹主義。民粹主義在當時並非群眾運動，也從來沒有形成群眾運動。它最引人注目的是進行恐怖活動，這是本書所述時期結束以後的事，結果暗殺了沙皇亞歷山大二世（AlexanderⅡ，1881年）。然而它是20世紀落後國家許多重要運動的先驅，也是俄國布爾什維主義（Bolshevism）的先驅。它把19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革命與（俄國）1917年革命直接聯繫起來，我們可以說它們之間的關係比巴黎公社更為直接。由於這場運動幾乎清一色全由俄國知識分子組成，而俄國所有嚴肅知識分子的生活亦都帶有政治色彩，所以它便借由同時代的俄國天才作家如屠格涅夫（Turgenev，1789—1871）、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等人的作品立即反映到國際文壇之上。西方同代人很快便聽到民粹主義者（the Nihilists）這個名詞（譯者註：該詞亦有「虛無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之意），甚至把他們與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相混淆。這也不難理解，因為巴枯寧曾像插手其他國家的革命運動那樣插手俄國的運動，並一度和另一位真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物、年輕的涅恰耶夫（Sergei Gennadevich Nechaev）糾纏不清。涅恰耶夫提倡不顧一切地進行恐怖和暴力活動。然而，俄國民粹主義根本不是無政府主義。
俄國「應該」有場革命，歐洲從最溫和的自由主義者到最激進的左派，沒有人對此提出質疑。尼古拉一世政權（1825—1855）是十分露骨的獨裁，他是陰錯陽差上台的，從長遠看不可能維持很久。政權之所以未倒，是因為俄國還沒有出現強大的中產階級，尤其是因為落後的農民對沙皇依舊保有傳統忠誠或逆來順受的消極態度。俄國農民主要是農奴，他們接受「貴族老爺」的統治，因為他們認為這是上帝的旨意，因為沙皇代表神聖的俄羅斯，同時因為他們大多甘願平靜地在村社裡做好自己的點滴小事。俄國和外國觀察家從19世紀40年代起，就注意到俄國村社的存在及其意義。農民確實不滿。儘管他們很窮，儘管貴族老爺不斷壓迫，但他們從不同意貴族有權佔據莊園裡的土地。農民是屬於貴族老爺所有，但土地是屬於農民的，因為是農民在耕種土地。農民是因為無能為力，所以才無所作為。如果農民能擺脫消極情緒，起而抗爭，那麼他們會使沙皇和俄國統治階級坐立難安。如果思想左派和政治左派將農民潛在的動亂因素鼓動起來，其結果將不只是一場17世紀、18世紀式的偉大起義——俄國統治者始終覺得「普加喬夫起義」（Pugachevshchina）陰魂不散——而是一場社會革命。
克里米亞戰爭結束後，一場俄國革命已不再是幻想，而是日漸具有可能性。這是19世紀60年代最重大的變化之一。俄國政權既反動，又無能，但在1860年之前，它給人的印象是：從內部看，它固若金湯；從外部看，它強大非凡。當歐洲大陸於1848年深陷革命浪潮之時，俄國政權卻能倖免於難。然而到了19世紀60年代，它的弱點暴露無遺，內部很不穩定，對外則比想像中虛弱許多。其關鍵弱點既是政治的，又是經濟的。亞歷山大二世所推行的改革與其說是振衰起敝的靈丹妙藥，不如說是暴露疾病的症狀。我們將會看到，解放農奴（1861年，見第十章）事實上是為農民創造了革命條件，而沙皇在行政管理、司法以及其他方面的改革（1864—1870），非但沒有克服沙皇專制統治的弱點，更不足以補償它日漸失去的農民忠誠，在俄國爆發一場革命已不再是烏托邦遐想。
由於資產階級和（這個時期）新興工業無產階級的力量還很弱小，因此當時只有一個人數極少但很是能說會道的社會階層能夠承擔政治鼓動任務：知識分子。在19世紀60年代，這個階層業已覺醒，與政治激進主義發生聯繫，並享有「知識分子」的美名。正是因為它的人數極少，所以這個階層裡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深深感受到他們是緊密相連的團體：遲至1897年，全俄受過教育的男性不超過10萬，婦女約6000多一點兒。[7] 人數確實不多，但增加速度很快。1840年莫斯科的醫生、教師、律師以及各種藝術工作者總數不超過1200人，但到了1882年，莫斯科已有5000名教師、2000名醫生、500名律師以及1500名藝術界人士。關於他們有一點相當重要：他們既不加入商業階層（19世紀各國商界除德國外，均不需要學歷，除非為了提高社會層次），也不參加官僚隊伍（官僚機構是知識分子的唯一大僱主）。1848—1850年間，聖彼得堡大學畢業生共有333人，其中只有96人加入文官隊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