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土地
印第安人現在每星期能掙九個小銀幣。一旦他們每天能掙到三個小銀幣，他們每週的工作時間便絕對不會超過一半，因為這樣他們仍能拿到九個小銀幣。當你改造了一切之後，你還得回到你的起點：回歸自由，不需要為發展農業而制定賦捐、法律條令和規章制度的真正自由；回到無限美好的、堪稱政治經濟最高境界的放任自由。
——墨西哥一地主，1865年[1]
所有過去用來反對大眾階級的偏見，今日仍用在農民身上。由於農民得不到中產階級所受的教育，所以就得忍受不同待遇，忍受別人的輕視，於是鄉下人遂強烈渴望擺脫這種輕蔑的壓迫，於是就發生了咄咄怪事：我們舊有的風俗習慣蛻化了，我們的種族腐朽變質了。
——曼圖亞一家報紙，1856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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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時，世界人口，甚至歐洲人口中絕大部分都居住在農村。即使在第一個工業化經濟的英國，城市人口在1851年前仍未超過農村人口，1851年也只剛剛超過——51%。除了法國、比利時、薩克森、普魯士和美國外，沒有一個國家的城市人口超過其總人口的10%，而那時全世界的城市不過1萬多個。到19世紀70年代中後期，情況大有改觀。然而除個別例外，農村人口仍雄居城市人口之上。所以直到那時，大部分人的生存運氣仍取決於土地莊稼的好壞。
土地收成好壞一方面有賴於經濟、技術和人口因素，這些因素存在於全球各地，至少存在於地理—氣候的大區域裡。即使各地有其特殊性和落後現象，這些因素同樣在發揮作用。另一方面，土地收成也取決於社會、政治、立法等機制因素。這些因素千差萬別。即使世界通過這些機制的運轉，形成了一致的發展趨勢，但各地的機制因素仍是迥然不同。從地理上看，北美大草原、南美大草原、俄羅斯南部和匈牙利南部的無樹林大草原，有很多相似之處：都程度不同地處於溫帶，都是大平原，都適宜於大規模開墾種植。從世界經濟角度來看，它們也都發展了相同類型的農業，成了主要糧食出口國。但從社會、政治和法律上看，北美草原與歐洲草原就有很大區別：北美草原上除狩獵的印第安人外，基本上無人居住；歐洲草原很早就有人來定居務農，即使人煙還不算很稠密；新世界（美洲）的自由農和舊世界（歐洲）的農奴有天壤之別；1848年後匈牙利發生的農奴解放形式與1861年後俄羅斯發生的農民解放形式截然不同；阿根廷的大莊園主與東歐的貴族地主和鄉紳也不一樣；各有關國家的法律制度、行政管理和土地政策也各不相同。對歷史學家來說，忽略它們的區別跟忽略它們的共性一樣，都是不應該的。
不過全世界的農業在下列這點上的確越來越相似：服從工業世界經濟的需要。由於工業世界的需求擴大，農產品商業市場遂成倍增加——多數是糧食和紡織工業的原料以及工業用糧，不過這一點的重要性不大——國內外市場同時增加。國內市場增加是因為城市迅速發展。工業世界所擁有的技術，使通過鐵路和汽船將迄今未遭剝削地區有效地納入世界市場範疇成為可能。當農業採取資本主義經營方式，或至少是改用商業化大規模經營的方式後，社會受到強烈衝擊，人與土地之間那種代代相傳的密切關係鬆懈了，特別是當他們發現自己家無寸地，或只有極少土地，無法養家餬口的時候。與此同時，新興的工業和城市又貪得無厭地渴求勞動力，先進的城市與落後的、「黑暗的」農村之間，距離日益增大，終於迫使他們離鄉背井，遠走他方。在這個時期，我們見到農產品貿易（這是農產品使用範圍明顯擴大的標誌）與較大範圍的「從土地上遠走高飛」的現象——至少是在受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直接影響的國家裡——同時增長，而且增長幅度極大。
在19世紀第三個25年裡，這個進程顯得特別迅速，其原因有二，即世界經濟在廣度和深度兩方面的急速發展。這兩方面的急速發展，是這個時期世界歷史的主旋律。拜科技進步之賜，偏遠以及無人地區的開拓度大增，原本的不毛之地，如今已成為糧食出口區，其中最為突出的是美國中部平原和俄國東南部。1844—1853年間，俄國每年出口糧食約1150萬公石，但到了19世紀70年代下半葉，出口已達4700萬到8900萬公石。在19世紀40年代，美國出口的糧食幾乎可忽略不計（也許只有500萬公石），此時卻向國外出售1億多公石。[3] 與此同時，我們也發現「先進」世界已開始嘗試將國外某些地區變成其特殊產品的供應地——孟加拉的靛青和麻，哥倫比亞的煙草，巴西和委內瑞拉的咖啡，埃及的棉花更不用提了，如此等等。這些新的出口作物取代或補充了當時同類的傳統出口農產品——加勒比海和巴西正在減少的糖、內戰時期美國南方諸州的棉花。整體而言，除了個別例外（例如埃及的棉花和印度的麻），這些經濟特殊作物並非一成不變，即使有些固定不變，其規模也不能與20世紀相比。恆久不變的世界農業市場模式，在帝國主義經濟於1870—1930年間形成之前，尚未確立。看似欣欣向榮的產品也可能潮起潮落，時升時降；19世紀第三個25年期間生產這類出口農產品的主要地區，後來不是停滯不前，便是完全放棄。聖保羅州（Sao Paulo）曾是這個時期生產咖啡的主要基地。如果說巴西已成為主要咖啡生產國，聖保羅的咖啡產量充其量只佔全國產量的1/5，只及裡約（Rio）的1/4，印度尼西亞的一半，錫蘭（Ceylon）的兩倍。錫蘭的茶葉種植業在這段時間還無足輕重，19世紀70年代晚期茶的出口還未單獨註冊，19世紀70年代後也只少量出口。
儘管如此，農產品此時已成為主要的國際貿易項目，這通常會導致農業高度專業化，甚至使出口農產品的地區只種植單一作物（其理由顯而易見）。技術的發展使這種局面成為可能，因為大量散裝貨物在進行長距離陸上運輸之時，其主要運輸工具只能依靠鐵路，而鐵路在19世紀40年代之前尚未問世。與此同時，技術顯然隨需求而誕生，或預測到市場需求而加以開發。這在美國南部的遼闊平原和南美若干地方最為明顯。那些地區的牲口實際上並不需要人們精心飼養，只要由高卓人（gauchos）、拉內洛斯人（llaneros）、瓦克羅人（vaqueros）和牛仔放牧就行。然而成倍增加的牲口，正大聲呼喊著唯利是圖的城裡人找個運輸途徑把它們轉換成錢。得克薩斯人將牲口趕到新奧爾良，1849年後又進而趕到加利福尼亞。促成農場主人長途跋涉開拓這條牲口之路的原因，正是東北部已顯示出它將成為一個大型市場。這條牲口之路成了「蠻荒的西部」英雄浪漫史的組成部分。這條路將偏僻的西南部與緩慢延伸過來的大車站連接起來，又借由一座座火車站與芝加哥相聯繫。1865年芝加哥的儲貨場開放了。內戰爆發之前，每年有成千上萬頭牲口來到這裡；內戰結束後的20年裡，每年來到這裡的牲口更不下幾十萬頭，這種盛況一直延續到鐵路網絡的完成，延續到19世紀80年代「蠻荒的西部」因耕種技術提高而告別了它的古典時期，告別了以畜牧為主要經濟的時期。與此同時，人們也開始試探新的家畜利用法：一是傳統的方法，即在家畜屠宰後將肉醃製並風乾；二是某種濃縮法〔1863年拉布拉他河諸州已開始把李比希（Liebig）的肉類萃取法應用到生產上〕；三是製成罐頭；四是冷藏法，也是最具決定性的方法。波士頓在19世紀60年代後期開始收到一些冷凍肉，倫敦也自1865年起從澳大利亞運來少量冷凍肉，但在19世紀第三個25年結束之前，冷凍肉並沒有很大的進展。不過這也沒什麼好奇怪，因為美國企業的兩大先驅，即美國兩大包裝公司巨頭斯威夫特（Swift）和阿穆爾，直到1875年還未在芝加哥站穩腳跟。
因此，農業發展的活躍因素是需求，是世界各城市和工業地區對食品需求的日益增長，對勞動力需求的不斷增加。這兩項與日俱增的需求結合在一起，遂出現了欣欣向榮的經濟。經濟增長促進了大眾消費水準的提高，也提升了每個人的平均需求。隨著名副其實的全球性資本主義經濟的建立，新市場仍無處可尋（誠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但老市場卻方興未艾。自工業革命以來，新資本主義經濟提供就業的能力首次與其擴大再生產的能力並駕齊驅（見第十二章）。結果是，舉個例子來說，英國在1844—1876年間，每人平均的茶葉消費量增加三倍，同期的每人平均食糖消費量從大約17磅增加到大約60磅。[4]
於是，世界農業日趨分成兩個部分：一部分是由國際和國內資本主義市場所壟斷，另一部分是基本上獨立於資本主義市場之外。所謂的獨立農業並不意味著不進行任何買賣，更不代表那裡的農業生產者過的是自給自足的生活。它指的是在這片農民擁有的土地上，自然經濟很可能佔相當高的比例，交易行為可能局限在鄰近的狹窄範圍內，而這些地區的小城市糧食是由方圓一二十英里的農村所供應。這兩種農業經濟儘管都有買賣，卻有本質上的區別：一種是向外界出售的東西十分有限，且有選擇；另一種則是自己的命運是由外部世界主宰。換句話說，一種是被歉收和因歉收而必然造成的飢餓幽靈所困擾，另一種則是被相反的情況，即被豐收或突然出現的市場競爭以及價格急遽下降的鬼魅所糾纏。到了19世紀70年代，造成全球性和具有政治爆炸性的農業蕭條的原因很多，世界農產品充足是其中的第二大原因。
從經濟角度看，傳統農業是股消極力量，它對大市場的波動無動於衷，如受波及，也會竭盡全力進行抵制。在條件好的地方，土地能使男男女女維持生計，傳統農業能把他們束縛在土地上，或是季節性地派出多餘人手沿著傳統小路出去找工作，就像巴黎的許多建築工地吸引了法國中部的小自耕農一樣。有些駭人聽聞的鄉間事情，城裡人根本無法想像。巴西東北部的旱災就像降下殺人刀般，迫使足不出戶但又飢腸轆轆、骨瘦如柴、與其豢養的瘦小家禽相差無幾的男男女女外出逃荒；等到旱災過後，他們又回到龜裂、長滿仙人掌的故土，而任何「文明的」巴西人是從來不屑去那種地方的，除非他們要對某個住在窮鄉僻壤、眼裡佈滿血絲的救世主進行軍事討伐。在喀爾巴阡山區，在巴爾幹，在俄羅斯西部邊陲地區，在斯堪的納維亞以及在西班牙〔我們只舉世界上最先進的（歐洲）大陸的幾個地區〕，世界經濟，也就是除了這些地區以外的現代世界，包括物質和精神兩方面，對這些地區來說意義不大。時至1931年，當波蘭人口統計官員進行人口普查，問波利西亞（Polesia）居民屬於哪個民族時，他們根本不懂民族是什麼意思，只能回答說「我們是這一帶的人」，或說「我們是本地人」。[5]
市場方面的情況就更複雜，因為市場的命運既取決於市場的性質（某種情況下是取決於市場供銷機制的性質），取決於生產者專業化的程度，也取決於農業的社會結構。新的農業地區有可能出現一種極端：單一經濟。這是為了滿足遙遠的世界市場需求所造成的。這些地區的出口貿易受控於大型港口，而大型港口裡的外國貿易公司又以其獨特機制加劇了（如果不是製造了）這種單一經濟。守舊的希臘人經由敖德薩（Odessa）控制俄國的玉米貿易，來自漢堡的邦奇（Bunge）家族和博恩家族也即將通過布宜諾斯艾利斯和蒙得維的亞（Montevideo）對拉布拉塔河諸國發揮同樣的作用。當大型農牧地區的產品也到了像熱帶產品（如蔗糖、棉花等等）一樣，總是為了出口而生產的時候（國外大牧牛場和牧羊場的產品幾乎毫無例外都是為了出口，但農作物的出口產品略少一點兒），專業化的分工局勢便告完成。在這種情況下，大規模的農牧生產者（土生土長的當地人，而非外國人）、大商行、買辦以及代表歐洲市場和供應商的政府政策，都會由於利益一致而形成一種共生現象。美國南方擁有奴隸的種植園主、阿根廷的大農場主以及澳大利亞的大牧場主，他們對自由貿易和外國企業的熱情絲毫不亞於英國人，因為他們依靠英國，他們的收入完全依賴自由出售農場裡的產品，又準備不顧一切地買回他們客戶出口的任何非農業產品。一旦大農場主、小農場主，乃至農民都準備出售農產品時，情況就顯得愈加複雜。當然，在農民的經濟體系中，由大農場主投放到世界市場（此處是尚未被佔領的市場）的產品，絕對比農民投放到世界市場的產品來得多，這是不言而喻的。
另一種極端的情況是：由於城市地區擴大，食品的需求也變得五花八門，成倍增長。這些食品需要精心培植，運輸費用高昂，而且技術不易掌握。農村耕地面積的大小與能否充分利用這些機會並無特殊關係。生產糧食作物的人，可能要為國內以及國際市場競爭而憂心忡忡，而出售乳製品、雞蛋、蔬菜、水果，甚至鮮肉（或是任何容易變質不能長途運輸的農業副產品）的人，則不需對市場競爭太過擔心。19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農業蕭條，基本上是國內和國際糧食作物的蕭條。開展多種經營的農民，特別是以經商為主的富裕農民，在農業蕭條期間，多半仍能發財。
這也就是為什麼在這個階段，某些最先進、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國家，它們對農民破產所做的預測通常不准的原因所在，有的甚至不像要發生危機。如果某農戶的土地和其他自然資源（這因土質、氣候、產品種類等因素不同而異）在某個最低限度的水平之下，要斷定他無法生存，是輕而易舉的事。但是，如要說明大農場經濟一定比擁有中等或小塊土地農民的經濟優越，這就困難得多了，特別是這些中小農戶的勞動力大多數是來自大家庭成員，不需另付工資；有的農民土地太少，不足以養活自己，因而不斷無產階級化。有些農民由於家裡人口增加，吃飯的嘴多了，自己田里所種的糧食不足以讓他們填飽肚子，只得離鄉背井，出去尋找生計。農民階層的隊伍因此削弱。農民階層當中多數人比較貧困，佔有小塊土地的農民和貧困農民的比例日漸上升。然而佔有中等數量土地的農民，且不論在經濟上他們的重要性有多大，就人數而言，他們不僅沒有下降，有時還有增加。〔在萊茵地區和威斯特伐利亞（Westphalia），從1858—1878年，佔有極少量土地的農民，數量大規模下降；佔有較少土地（1.25公頃—7.5公頃）的農民，數量亦明顯下降，而擁有大量土地的農民，數量則稍有增加。由於數量眾多的小農消失——可能進入工業部門——佔地稍多的農民就佔了總數的一半以上，而以前他們只佔1/3。在比利時，從19世紀40年代到70年代的農業危機期間，這部分農民的數量仍持續增加，到了1880年，估計這部分農民擁有的耕地（2公頃—50公頃）占總數的60%，其餘40%為大農場主和小農所有，兩者大致平分秋色。在典型的工業化國家中，小農農業只能維持原有的地位。〕[6]
資本主義經濟的增長靠著其大量需求改造了農業，因此，我們無須驚訝於本書所論時期農業用地的增加，也無須為因生產力提高而大增的產量感到詫異。但是農業用地究竟擴大到什麼程度，這是一般人無從認識的。從已有的統計資料看，從1840—1880年，種植農作物的土地增加了一半，或者說從5億英畝增加到7.5億英畝[7] ，其中又有半數位於美洲。美洲耕地在這段時間增加了3倍（澳大利亞增加5倍，加拿大增加2.5倍），增加的方式主要是從地理上將農業地區往內地拓展。從1849—1877年，美國小麥產區的經度往東推了九度，而其中主要發生在19世紀60年代。當然，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區相對而言尚未開發，這是值得牢記的。「圓木小屋」現在成了農民開拓者的標誌，這個事實說明：在這一望無垠的大草原上，那時木材並不豐富。
不過，歐洲耕地增加的數字更令人吃驚，儘管不是一眼就能看出，因為增加的部分多半分散在耕地之中和耕地周圍。瑞典的耕地在1840—1880年間增加一倍，意大利、丹麥增加一半以上，俄國、德國和匈牙利增加約1/3。[8] 增加的耕地有許多是由於放棄休耕，由於將荒地、沼澤變成良田以及由於毀壞森林。在意大利南部以及鄰近諸島嶼上，約有60萬公頃的森林——是這片乾枯土地上尚存的、總數並不可觀的樹木的1/3——在1860—1911年間全告毀滅。[9] 在一些得天獨厚的地區，包括埃及和印度，大規模興建的水利灌溉工程意義也很重大，雖然由於盲目迷信技術，而產生了災難性和難以預見的副作用，這種情形在今日依然可見。[10] 只有英國才擁有風靡全國的新農業，而英國種植穀物的農業用地只增加不到5%。
光是羅列農業產量增加和生產力提高的統計數字是件非常乏味的事情。如果能進一步查看一下農業產量和生產力的提高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於工業化的關係，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使用了與改造工業相同的方法和技術，這將更為有趣。在19世紀40年代以前，這個問題的答案會是：依靠工業化、依靠類似改造工業的方法和技術的程度非常小。甚至在19世紀第三個25年期間，絕大多數的農民仍採用100年前，甚至200年前大家所熟悉的耕作方法。這種情形其實是很自然的，因為光是將前工業時期的最佳方法加以普及，便能取得驚人的效果。美洲的處女地是用火與斧開墾出來的，與中世紀一模一樣。用炸藥清除樹樁充其量只是輔助手段。灌溉水渠是用鐵鍬挖出來的，是用馬和牛套上犁拉出來的。就提高農業生產力而言，用鐵犁取代木犁，甚至——這一點很重要，但被忽視了——用大鐮刀取代鐮刀，其意義比使用蒸汽動力更為重要，蒸汽動力在農村永遠找不到情投意合的夥伴，因為蒸汽動力大體說來是固定不動的。收割是唯一的重要例外，因為收割包含一整套標準程序，需要臨時增添很多勞力。勞動力從來就貴，那時勞動力又日益缺乏，其費用當然是直線上升。先進國家廣泛採用收割機來收割糧食。收割機的重大發明大體上局限於地廣人稀、勞動力奇缺的美國。不過大體說來，農業採用的創造發明的確明顯增加。1849—1851年，美國平均每年通過191項專利；1859—1861年則平均每年增加到1282項；1869—1871年平均最少不低於3217項。[11]
不過，從整體上看，世界絕大多數地方的農田和農業耕作方法仍然一如既往。隨著先進地區的農業日趨繁榮，於是有越來越多的金錢得以投資在農業改進及大興土木等方面，然而這些改變還不至於使傳統的農村面目全非，無法辨認。甚至在新大陸以外的地區，工業以及工業技術也還是原地爬行。陶瓷排水管大規模生產並埋入地下，這恐怕是工業對農業做出的最大貢獻；掛在牆上、灌木樹籬上、木製圍牆上的金屬細網和帶刺的鐵絲網，只有在澳大利亞和美國的牧場才派得上用場。因鐵路而開發出來的波狀鐵皮，迄今也未從鐵路上解放出去。縱然如此，工業生產此刻對農業資本的貢獻已十分巨大，現代科學也在有機化學（主要是德國的）方面對農業做出很大的貢獻。化學肥料（碳酸鉀、硝酸鹽）尚未大量使用。智利出口到英國的硝酸鹽到1870年尚不到6萬噸。但在另一方面，有項大宗買賣正在形成和發展之中，這宗買賣對秘魯財政暫時有利，對幾家英國和法國公司則是長期的滾滾財源，那就是海鳥糞這種自然肥料。從巔峰之初的1850年到巔峰結束的1880年，短短30年間，秘魯總共出口約1200萬噸海鳥糞。在全球性的大規模運輸時代到來之前，這項貿易的規模之大是無法想像的（海鳥糞於1841年開始出口，到1848年出口額已達60萬英鎊。19世紀50年代平均每年出口額210萬英鎊，19世紀60年代達260萬英鎊，此後便逐年下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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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有些部門容易接受改革，推動這部分農業前進的經濟力量是一種蓬勃向上的力量。然而，在世界絕大部分地區，這種農業經濟力量不可避免會遇到社會和機制方面的障礙，使其前進受阻，或使其完全停頓。同時受到影響的還有資本主義工業（其實是所有一切工業）發展為土地部門規定的其他偉大使命。農業在現代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僅是提供數量急速增加的糧食和原料，同時還要為非農業部門提供一部分（實際上是唯一的）勞動力資源。它的第三個作用是為城市以及工業發展本身提供資金。這對農業國家而言幾乎是義不容辭的，即使它完成得很吃力，很不完全。須知在農業國家，政府和富人捨此之外，幾乎沒有其他收入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