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問她：「你丈夫在哪兒？」
「在美國。」
「他在美國做什麼？」
「當沙皇。」
「猶太人怎麼能在美國當沙皇呢？」
「在美國又有什麼事是不可能的。」她答道。
——尚勒姆·阿萊切姆，1900年左右[1]
我敢說，普天下給人家當僕役的愛爾蘭人比比皆是，他們開始在各地取黑人而代之……這是普遍現象，世界各地幾乎沒有一個僕役不是愛爾蘭人。
——A.H.克拉夫給卡萊爾的信，波士頓，1853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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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最偉大的一次移民浪潮始於19世紀中葉。移民的具體情況無法確知，因為那時的官方統計數字反映不出男女老幼在國內乃至在國際之間流動的全部情況。從農村湧向城市，跨地區以及跨城市的人口流動，漂洋過海的移民，前往邊遠地區定居的人們，如此等等，川流不息。至於流動的方法，現在更難以說清楚。儘管如此，有關這次移民的大致輪廓還是可以勾畫出來。1846—1875年間，約有900多萬人離開歐洲，其中大部分到了美國。[3] 這個數字等於是1851年倫敦人口的四倍。在此之前的半個世紀裡，離開歐洲的總人數不超過100萬。
人口流動與工業化形影相隨。現代世界的經濟發展需要大量流動人口，而新式改良的交通條件又使人口流動更加容易、更加便宜。當然，現代經濟發展又使世界能夠養活更多人口。在本書所述時期發生的大規模遷徙並非突如其來，沒有徵兆。早在19世紀30和40年代，就已有人預測到不久必定會有大遷徙爆發（見《革命的年代》第九章），然而預測畢竟是預測。原本還是潺潺流動的小溪，如今一下子似乎突然變成了滔滔不息的急流。1845年前，每年前往美國的外國人數只有一年超過10萬人；但在1846—1850年之間，平均每年離開歐洲的人數多達25萬人以上，此後五年平均每年達35萬；僅1854年，前往美國的人數就不下42.8萬。移民繼續以空前規模發展，數量大小不等，隨遷出國和接受國的經濟好壞而定。
當時的移民不可謂不多，但與以後的移民規模相比，卻是小巫見大巫。19世紀80年代，平均每年移居國外的歐洲人達70萬—80萬，1900年後，平均每年達100萬—140萬。因此光是1900—1910這10年間移居美國的人數，便遠高於本書所述的整個時期。
對移民最明顯的限制因素是地理條件。暫且撇開因販賣非洲奴隸而造成的移民不談（奴隸貿易此時已屬非法，英國海軍相當有效地切斷了奴隸貿易路線）。我們可以說國際上的移民主體是歐洲人，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西歐人和德國人。當然中國人此時也在流動當中，流向中國北部邊境，流向中央帝國的邊緣地區，流入漢族故鄉以外的地區；住在南方沿海地區的人則移入了東南亞的半島和島嶼上，但人數究竟有多少，我們還說不準。也許人數不是很多。1871年在海峽殖民地（即馬來亞）大約有12萬人。[4] 印度人在1852年後開始向鄰國緬甸移民，不過數目不大。因禁止奴隸貿易而造成的勞動力短缺，在某種程度上由主要來自印度和中國的「契約勞工」填補了，他們的狀況比起奴隸實在也好不了多少。1853—1874年，約有12.5萬中國人移居古巴。[5] 他們在印度洋群島以及太平洋地區與印度人組成少數民族的雜居區，與古巴、秘魯和英屬加勒比海的華人組成規模較小的華人區。一些具有冒險精神的華人已為美國太平洋沿岸最早開拓的地區所吸引（見第三章），他們為當地報紙提供了不少有關洗衣工和廚師的笑料〔舊金山的中國餐館是他們在淘金潮期間開創的（波士頓《銀行家雜誌》說：「此地最好的餐館是從中國來的冒險家開設的。」）[6] 〕在經濟蕭條時期，他們又成為政客們進行種族排外的宣傳材料。國際貿易使得世界性的商船隊發展神速，商船隊船員大部分是「東印度水手」，他們在世界各大港口都滯留和儲備了一批數量不多的有色人種。在殖民地招募軍隊又使一部分有色人種首次踏上歐洲土地。（這時期英國的殖民部隊絕大部分是從印度招募來的，並用於印度，或用於英印政府統治範圍之內、倫敦英國政府統治範圍之外的一些地區。）徵召殖民軍的國家主要是法國。法國希望借由此舉抵消德國在人口上的優勢（這是19世紀60年代的熱門話題）。
就歐洲移民而言，大規模漂洋過海的洲際移民僅局限於少數國家，在本書所述時期，絕大部分移民是英國人、愛爾蘭人和日耳曼人，從19世紀60年代起還有挪威人和瑞典人，丹麥人從未達到類似的移民高潮。由於挪威、瑞典移民的絕對數字不大，從而掩蓋了它們在其總人口中實際所佔的巨大比重。在挪威新增的人口當中，約有2/3跑到了美國，超過其比例的只有不幸的愛爾蘭。愛爾蘭移居國外的人數已超過其人口增長總額。自1846—1847年的大饑荒之後，愛爾蘭每一個10年的人口均呈下降趨勢。英國和日耳曼的移民雖沒超過其人口增長部分的10%，但從絕對數字上看，這仍是一支非常龐大的隊伍。1851—1880年，約有530萬英國人離開了英倫三島（其中350萬去了美國，100萬去了澳大利亞，50萬去了加拿大），這是直到那時為止世界上最大規模的越洋移民大軍。
南歐的意大利人和西西里人，很快也會像潮水般湧向美洲大城市，但此刻他們尚未從其土生土長的貧窮農村向外挪動。東歐人，包括天主教和東正教徒，基本上也穩坐不動，只有猶太人漸漸滲入或蜂擁奔向省城，此後又進入大一點兒的城市（匈牙利城市直到1840年才對猶太定居者開放），在此之前，猶太人從未能在大城市定居。俄國農民在1880年前尚未移入西伯利亞的廣闊天地，但他們已大批流入俄國歐洲部分的大草原，到19世紀80年代基本上完成了在草原定居的過程。1890年前魯爾礦區幾乎還見不到波蘭移民，不過此時捷克人已向南移入維也納。斯拉夫人、猶太人和意大利人向美洲移民的熱潮約始於19世紀80年代。大致說來，英國人、日耳曼人和斯堪的納維亞人構成了國際移民的主力軍，此外便是自由自在的加利西亞人、巴斯克人等少數民族，他們在拉丁美洲世界無所不在。
由於大多數歐洲人是鄉下人，所以大多數移民也是鄉下人。19世紀是一部清除鄉下人的龐大機器。多數鄉下人都進了城，至少是離開了鄉下傳統的飯碗，盡其所能地在陌生的、可怕的，但也充滿無限希望的新天地裡尋找生計，在據說遍地是黃金的城裡尋找出路，不過這些新來的移居者充其量只能偶爾撿到幾塊銅片。有人認為鄉下人的蜂擁進城與都市化是同一回事，這話不完全正確。因為有幾批移民是從較糟糕的農業環境離開，遷移到較好的農業環境定居，這些人主要是在美國大湖區定居的日耳曼人和斯堪的納維亞人，以及稍早來到加拿大定居的蘇格蘭人。1880年前往美國定居的外國移民當中，只有10%從事農業。一位觀察家說，「從購買和裝備一個農場所需的資金來衡量」，他們「或許」還稱不上是農場主。[7] 19世紀70年代初期，僅農場設備一項就要花費900美元。
鄉下人從地球表面的這一邊跑到了另一邊，如果說這種人口重新安置的現象已不容忽視，那麼鄉下人成群結隊脫離農業的情況就更令人吃驚了。人口流動與都市化形影相隨，19世紀下半葉處於都市化過程中的主要國家（美國、澳大利亞、阿根廷），其城市人口集中的速度超過了除英、德工業區以外的任何地方（1890年人口數量排名前20的西方城市中，有五個在美國，一個在澳大利亞）。男男女女不斷擁進城市，雖然其中有越來越多人也許是（在英國則一定是）來自其他城市。
如果他們只是在國內移動，那麼他們並不需要借助新技術和新發明。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他們都走不遠，如果要遠行，那麼那條連接其居住地和城市之間的小路一定早已被親朋鄰居踩平了，就像法國中部的叫賣小販和農閒季節去巴黎充當建築工的人們早已走慣的路一樣。隨著巴黎建築業的興盛，這類季節性雇工的人數也不斷增加，直到1870年後他們才在巴黎永久定居。[8] 新的路線有時會因新技術，例如鐵路的問世而開闢。鐵路把布列塔尼人帶到巴黎，他們在抵達巴黎蒙帕納斯（Montparnasse）火車站出入口時便放棄了自己的信仰，便把最具姿色的女孩兒提供給巴黎妓院。布列塔尼姑娘們從此替代了洛林姑娘，成了巴黎煙花巷裡人所皆知的妓女。
在國內流動的婦女絕大部分成了家庭女傭。她們的女傭生活通常要到她們與同鄉結婚後，或找到其他的城市職業後方告結束。舉家出走或夫婦同行的例子並不常見。男人在城裡從事的職業，有的是他們家鄉世代相傳的傳統職業——卡迪根郡（Cardiganshire）的威爾士人不管跑到哪兒都是賣牛奶、奶油、乾酪；奧弗格納特人（Auvergnats）也總是經營燃料生意，有的干自己的老本行，如果他們有一技之長的話；有的去做買賣，開個小鋪子，經營食品和飲料。除此之外，其他人就在建築和運輸兩大部門就業。這兩種行業不需要鄉下人具備他們所不熟悉的技術。以1885年的柏林為例，計有81%的食品供應人員，以及83.5%的建築工人和85%的運輸工人是外地移民。[9] 雖然他們很少有機會能從事技術性較強的體力勞動（除非他們在家鄉學過某種手藝），他們的生活還是比最窮的柏林本地人略好一些。最低工資階層和接受臨時救濟的貧困大軍更可能是由當地人，而不是外來移民所組成。在本書所述時期，工廠生產這種方式在許多大城市裡還不多見。
而此等純屬工業生產形式的工廠——主要是採礦業和幾種紡織工業，大部分集中在中等規模但發展極快的城市裡，甚至是在農村和小城鎮裡。這些工業生產不需要多少外來妹（紡織工業除外），外地男工所能從事的也只有不需要技術的粗活，工資非常微薄。
穿越國境和大洋的移民造成了一些比較複雜的問題，而且這些問題根本不是由於他們移入一個語言不通的國家所引起的。事實上，移民中最大的一部分來自英倫三島，他們沒有嚴重的語言障礙問題，不像某些國家（例如中歐和東歐的多民族帝國）的移民容易在新移居地遇到語言困難。不過，暫且撇開語言問題不談，移居國外的僑民帶來一個尖銳的問題：他們的國籍歸屬（見第五章）。僑民如留居在新國家，他們是否要割斷與祖國的關係，如要割斷，移民願意嗎？僑民如居住在本國的殖民地，這問題自然就不存在，例如住在新西蘭的英國人或住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他們只是把原來的國當作「家」。問題最尖銳的地方是美國。美國歡迎移民，但又對移民施加壓力，要他們盡快變成使用英語的美國公民，理由是任何一個理智的公民都希望成為美國人。事實上多數移民也的確如此。
改變國籍當然並不意味著與原先國家一刀兩斷。恰恰相反，移民們典型的例子是，當他們到了一個新的環境後，便很自然地與命運相同的人抱成一團，原因是新環境對他們太冷淡了。19世紀50年代，美國當地人對如潮水般湧來、飢腸轆轆、「愚昧無知」的愛爾蘭人的反應，就是仇視和排斥。於是，他們自然而然地退到他們的同胞當中，同胞是他們唯一熟悉的、能夠給予幫助的群體。美國對移民而言不是一個社會，而是一個掙錢的地方，它教給移民的第一句正式英語是：「我聽到笛聲響，必須趕快進工廠」（這句順口溜刊登在國際收割機公司為波蘭勞工學習英語而印製的小冊子上。這是第一課，隨後的句子是：我聽到五分鐘的笛聲／是去上工的時候了／我從大門口的牆上拿了牌子，把它掛到工作部門的牆上／換好衣服，準備工作／午飯鈴響了／趕快吃飯／不打鈴不准吃飯／五分鐘後鈴又響了／丟下飯碗準備上工／專心做工，直到鈴響才下班／換上乾淨衣服／我必須回家）。[10] 第一代移民，不論男女，不論如何勤奮學習新生活的技巧，他們仍強迫自己聚居在一起，從古老的習慣中，從自己的同胞中，從對他們輕率拋棄的故國懷念中，獲取支持和安慰。生活豪放不羈的愛爾蘭江湖藝人，即將在美國大城市創立現代流行音樂這一行，他們那對天生會笑的眼睛使他們發財致富，但其成功不是無緣無故的。甚至富庶的紐約猶太金融家，例如古根海姆家族（Guggenheims）、庫恩家族（Kuhns）、薩克斯家族（Sachs）、塞利格曼家族（Seligmanns）以及萊曼家族（Lehmanns）的人，他們腰纏萬貫，凡能用錢買到的東西他們都有，而一切東西幾乎都能用錢買到，但他們還不是美國人，不像住在維也納的沃特海姆斯泰因家族（Wertheimsteins）自認是奧地利人，住在柏林的布萊克魯德爾家族（Bleichroeders）自認是普魯士人，甚至已經國際化了的羅斯柴爾德家族，住在倫敦的便自認為是英國人，住在巴黎的便自認為是法國人，而住在美國的既是美國人，又是德國人。他們說話用德語，書寫和思維也用德語，參加德國的結社，倡議發起德國人的組織，他們常把孩子送回德國上學。[11]
然而移民出國需要克服數不勝數的基本物質困難。他們首先要弄清楚該去哪兒以及到了那裡能做什麼。他們必須從遙遠的挪威石質高原前往明尼蘇達，從波美拉尼亞（Pormerania）或勃蘭登堡（Brandenburg）前往威斯康星州的綠湖地區，從愛爾蘭凱裡郡（Kerry）的某個市鎮到芝加哥。要花多少錢還不是一個不可克服的難關，然而遠洋郵輪統艙的條件，卻是極其糟糕，就算還未置人於死地，但也惡名遠揚，特別是在愛爾蘭大饑荒後。1885年移民從漢堡到紐約的船票是7美元。從南安普敦到新加坡的船票價格，已從19世紀50年代的110英鎊減少到19世紀80年代的68英鎊，當然，這條航線的客輪是為身份較高的旅客所提供的。[12] 船票之所以便宜，不僅是因為身份低賤的船客不會要求比豬狗好多少的吃住條件，他們也不允許，也不是因為移民所佔空間較少；甚至也不是因為交通量的增加而降價，而是由於經濟原因：移民是非常合算的散裝貨。也許對大多數移民來說，到達登船口岸——勒阿弗爾、不來梅、漢堡，尤其是利物浦——的路費，要比橫渡大西洋的費用貴得多。
即便如此，對許多非常貧窮的人來說，這筆錢也未必拿得出來，雖然他們在美國、澳大利亞工資較高的親戚能輕易籌措這筆費用，寄回國內。事實上，這筆錢只是他們從國外匯回祖國的眾多匯款中的一部分，因為移民不習慣國外新環境中的高消費，遂都成了儲蓄能手。僅以愛爾蘭人為例，19世紀50年代早期，他們一年匯回的錢款便有100萬英鎊到170萬英鎊之巨。[13] 然而，如果窮親戚愛莫能助，形形色色的承包商、中介人便會為了賺錢而出面安排。只要一方需要大量勞動力（或土地，住在威斯康星州普林斯頓市的一位德國鐵匠買了一塊農田，然後以信貸方式出售給自己的移民同胞）[14] ，另一方對接納國的情況又一無所知，雙方遠隔重洋，代理人或中介人便可從中大發其財。
這些人把人像牲口一樣往輪船上趕。輪船公司急於填滿統艙裡的空隙，政府則希望把移民送到杳無人煙的廣闊天地裡去。中介人便與政府和礦廠、鐵砂公司聯繫，將人送到礦主、鐵廠廠主以及其他亟須勞動力的僱主手中。中介人從礦主、廠主處獲得報酬，也向可憐的男女移民索錢。這些孤立無援、不知所措的男男女女，可能得被迫穿越半個陌生的歐洲大陸，才能抵達大西洋登船港口。從中歐到勒阿弗爾，或渡過北海，穿過雲霧繚繞的本寧山脈到達利物浦。我們可以猜想出，這些中介商是如何利用移民舉目無親，對情況一無所知、手足無措的困境進行盤剝勒索，雖然那時的契約勞工、負債農奴可能已不多見，只有一船船從國外運到農場充當勞工的印度人和華人（這麼說並不表示受騙的愛爾蘭人不夠多。不少愛爾蘭人曾在故鄉付錢給某個「朋友」，但這筆錢卻無法幫他在新世界找到一份工作）。大致說來，移民中介人的活動是控制不了的，頂多只能對海運條件進行某些檢查，這項工作還是因為19世紀40年代末發生了可怕的流行性傳染病後才開始進行的。中介人的背後通常有大人物支持。19世紀的資產階級仍然認為，歐洲大陸人口過剩是因為窮人太多，窮人輸出越多，對資產階級越有利（因為他們可以進一步改善自己的生活條件），對留下的人也越有利（因為勞工市場上勞動力過剩的情況可獲紓緩）。慈善機構，甚至工會組織對付貧窮和失業的唯一可行辦法，就是幫助那些向他們求援的窮人或是工會會員移居到國外去。在本書所述時期，工業化進展最快的國家也就是那些對外移民的大戶，如英國和德國。這項事實證明，慈善機構和工會組織的做法似乎不無道理。
從今天的觀點來看，那時提出的移民論據是錯誤的。整體而言，輸出移民的國家如果將其人力資源予以利用，而不是將他們趕走，對國家的經濟會更有利。新世界（美國）卻與它們相反，它從蜂擁而至的舊世界（歐洲）移民中，獲得了無法估量的經濟好處。當然，移民自己也獲得莫大好處。移民在美國窮困潦倒、慘遭剝削的最嚴重階段，要到本書所述時期結束之後才出現。
人們為何要移居國外呢？絕大部分人是出於經濟原因，也就是說因為他們貧窮。儘管1848年後加上了政治迫害因素，但在龐雜的移民大軍中，政治和意識形態難民只佔很小一部分，甚至在1849—1854年間也是如此，雖然移民中的激進分子一度控制了美國的半數德文報刊，利用報刊控訴自己國家對難民的迫害。[15] 激進分子中的基本群眾，像大多數不帶意識形態的移民一樣，很快便在國外定居下來，其革命熱情也轉移到反奴運動上。出於宗教原因而到美國尋求更大自由並進行相當古怪的宗教活動的移民不能說沒有，但與半個世紀前相比也許不太突出，如果其原因是在於維多利亞政府對正統的看法不像以前那麼嚴厲就好了。不過對於國內摩門教教徒的逃往國外，英國和丹麥政府倒是挺高興的，摩門教的一夫多妻制為它們帶來不少麻煩。東歐的反猶太人運動也是後來的事，該運動造就了大規模猶太移民。
人們移居國外是為逃避國內的貧窮境況，還是為了到國外尋求更好的生活條件？這個問題爭論已久，意義不大。毫無疑問，窮人移居國外的可能性比富人出走的可能性更大，如果他們的傳統生活難以維持或根本無法維持時，移居國外的可能性就更大。因而在挪威，工匠移居國外的可能性比工廠工人大；船民、漁民在他們的小帆船無法與新問世的汽船匹敵之後，便準備一走了之。同樣毫無疑問的是，在這一時期，任何拋棄祖輩居住地方的想法都被認為是大逆不道的。因而要想把人們從故鄉推進一個未知的世界，就需要有某種變革的力量才行。一位原本在英國肯特郡農場出賣勞力的雇工從新西蘭寫信回家，感激原先的農場主人採用停業的辦法迫使他遠離家園，因為他現在的境況比以前好多了。要不是迫於無奈，他是不會離鄉背井的。
當大規模移民成為普通人經歷中的一部分時，當基爾代爾郡（Kildare）的每個孩子都有表兄、叔叔或哥哥在澳大利亞或美國時，離家出走（不一定永不復返）便成為人們常見的選擇。選擇的依據是對前景的估計，而非單憑命運，如果有消息說澳大利亞發現金礦，或美國就業機會很多，待遇很高，移民便蜂擁而至。反之，1873年後的若干年裡，移民人數急轉直下，因為當時美國經濟極不景氣。還有一點也毫無疑問，本書所述時期的第一次移民狂潮（1845—1854），基本上是因為饑荒和人口增加對土地造成的壓力而引起的，主要發生在愛爾蘭和德意志。在這波移民狂潮中逃往大西洋彼岸的移民，愛爾蘭人和日耳曼人便佔了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