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辭第十六

左宗棠以狂出名。一次與曾國藩議事,兩人不和,曾說:「季子自鳴高,與我心期何太左!」左對曰:「藩臣身許國,問君經濟有何曾?」

左宗棠曾題神鼎山一聯:「神所憑依,將在德矣;鼎之輕重,似可問焉。」左將此聯派專人送胡林翼轉曾氏,請共同刪改,試探胡曾兩人意向。胡拆看後,一字不動,加封轉曾,曾將「似」改為「未」,原封退胡,胡拆閱,在箋尾加了兩句:「一似一未,我何詞費。」曾以一字之改表明未有問鼎之意。

曾國藩打下南京以後,勸其稱帝者不少。一天晚上,曾國藩審完李秀成後,入臥室休息,30員將領集於前廳,要求接見。曾國藩問九帥(其弟曾國荃)來了沒有?等抱病的曾九帥來後,曾良久不語,後命左右取來大紅箋紙,揮毫寫下「倚天照海花無數,流水高山心自知」的對聯,擲筆而去。眾人咋舌,歎息,點頭,木然呆之。曾國荃始憤然,繼則凜然,對眾人說,誰敢有什麼話說,此事我一人承擔。眾人聽後才散去。

丘逢甲「六歲能詩,七歲能文」,年僅14歲由父親陪同到台南參加院試,得到主考官丁日昌的賞識。丁出上聯「甲年逢甲子」,丘對以「丁歲遇丁公」,因此被丁贈以「東寧才子」(台灣才子)的美譽。

1898年4月,康有為在廣東會館發表演講:「吾中國四萬萬人,無貴無賤,當今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籠中之鳥,釜底之魚,牢中之囚,為奴隸、為牛馬、為犬羊,聽人驅使,聽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變。」他說:「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責,人人有救天下之權!」

辛丑議和,李鴻章與張之洞意見分歧,李說:「香濤(張之洞字)做官數十年,猶是書生之見耳。」張之洞反唇相譏:「少荃(李鴻章字)議和三次,遂以前輩自居乎?」當時文人認為這是一副絕對,妙趣天成。

慈禧為廢光緒,曾向各省督撫發密電徵求「廢立」意見。兩江總督劉坤一立刻回電反對,說出了日後流傳甚廣的名言:「君臣之義已定,中外之口難防。」

1904年,慈禧七十大壽,章太炎寫下一副對聯,傳誦一時:「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長安?歎黎民膏血全枯,只為一人歌慶有;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灣,而今又割東三省,痛赤縣邦圻益蹙,每逢萬壽祝疆無。」當時山河破碎,大廈將傾,而朝廷為祝壽仍然要大慶,仍然要收重物,故章如此說。當時在湖北的辜鴻銘也口占一首《愛民歌》:「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

清末,段祺瑞帶兵去打漢口的革命黨,他忽然帶頭給朝廷打來一個電報,說什麼兵力單薄,糧草缺乏,勸皇上退位。這一來把清朝給交代了,成立了民國,袁世凱當了大總統,段祺瑞當上陸軍總長,執掌全國兵權。世人稱段,「三句話就把清家皇上推倒了」。

張勳復辟,黎元洪避難日本使館。段祺瑞「再造共和」,繼任總理,他親至日本使館謁黎,請其復職。黎以此次明令張勳率兵入衛,釀成巨變,應負全責,愧對國人,決心下野。黎通電語極痛切,系出於饒漢祥之手。此君長於駢體。通電之末,有警句云:「豈有辭條之葉再返林柯,附溷之花重登衽席。心肝俱在,面目何施!」

辜鴻銘說:「男人是茶壺,女人是茶杯,只見一個茶壺倒多個杯裡,未見多個茶壺往一個杯裡倒水。」

1919年5月9日晨,蔡元培悄然離京赴天津,隨即南下上海、杭州。離京前,他曾留下一則《啟事》,10日即在《北京大學日刊》刊出,他寫道:「我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學校長之職,已正式辭去,其他向有關係之各學校、各集會,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脫離關係。特此聲明,唯知我者諒之。」

1921年底,張作霖擁立親日派的梁士詒組閣。梁與日本密商山東問題,答應用日本借款「贖回」膠濟鐵路,並同意將該路作為中日「合辦」。吳佩孚得知後立即痛罵梁內閣「賣國媚外」,張作霖則公開指責吳佩孚作亂,破壞統一。兩派衝突漸趨激烈,指責電報你來我往,其中吳佩孚馳電回擊張作霖說:「大浩之篇,入於王莽之筆,則為奸說;統一之言,出諸盜匪之口,則為欺世。」

張宗昌能詩,其「笑劉邦」曰:聽說項羽力拔山,嚇得劉邦就要竄。不是俺家小張良,奶奶早已回沛縣。其詩中「奶奶」應讀作「奶奶的」,以罵娘的話入詩,真是狗肉將軍本色。其二,「俺也寫個大風歌」:大炮開兮轟他娘,威加海內兮回家鄉。數英雄兮張宗昌,安得巨鯨兮吞扶桑。起句妙,足以流傳後世。末句開始拽文,估計是經過了文人修改,「吞扶桑」實際上是句當時流行的空話。

陸小曼對徐志摩說:「你不是我的茶壺,你是我的牙刷。茶壺可以公用,牙刷不能公用。」

張伯苓辦南開大學,初期困難重重。在經費的籌措問題上,主要靠個人捐款,但私人有能力捐款者,多不是有社會良好聲望之人,如政客曹汝霖、軍閥楊以德就給南開捐助很多,學生因此抗議,反對曹、楊為學校董事,認為不能以校董換取捐款,否則有損南開名聲,張伯苓說:「美麗的鮮花不妨是由糞水澆出來的。」

林語堂撰聯自說:「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世稱其為「幽默大師」,他曾舉釋迦、基督、孔孟老莊之言來闡釋幽默精義,說是:「我們人都是有罪的,但我們也都是可以被寬恕的。」

1930年2月,中原大戰一觸即發。吳稚暉勸馮玉祥放棄干戈,馮親擬一電報致吳:「南京吳稚暉先生:頃接先生之電,迴環讀之,不覺啞然失笑。假如玉祥不自度量,復先生一電,文曰:『革命數十年的老少年吳稚暉先生,不言黨了,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蒼髯老賊,皓首匹夫,變節為一人之老狗,立志不問民眾之痛苦,如此行為,死後何面目見先總理於地下乎?』豈不太好看乎?請先生諒之。馮玉祥寒日。」

吳佩孚到北平後,華北局勢日趨嚴重,駐北平國民黨高級負責人經常有所更動。從張學良、何應欽、黃郛到宋哲元都按月給他一定的生活費。1933年1月段祺瑞南下時,蔣介石擬派人迎吳南下,因吳表示不願而止。當時上海商會電箴吳保持晚節,吳有皓電回答說,「生平期關岳文史,春秋內外之義,尤所兢兢。舊京寄跡,殊服異俗之賓,從未一入門庭。」

邵元衝到廣西遊玩,見李宗仁、白崇禧,私談後特到西安見蔣,恰好碰上西安事變。別人住在招待所平安無事,獨邵大為恐慌,跳窗出去,被士兵開槍打死。南京報紙說他「聞蔣委員長有難,特越窗赴救,政府待以國葬之禮」。

抗戰前,七君子被捕。在法庭上,審判長問王造時:「被告王造時你們主張建立一個統一的抗敵政權,是不是要推翻現政府呢?」王是威斯康辛大學政治學博士,答說:「審判長先生,你把政府跟『政權』混為一談了!政府,乃國家行政機關,是國家機構的組成部分。政權,則是指國家權力,亦即統治階級實行階級統治的權力,由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暴力保證其實現……審判長先生,你所問的政權推翻某政府,這樣的問題就是邏輯混亂,概念錯誤!」

郭沫若勸周作人離開北平,寫「國難聲中懷知堂」,文章說:「如可贖兮,人百其身!」「知堂如真的可以飛到南邊來,比如就像我這樣的人,為了調換他,就死上幾千百個都是不算一回事的。」郭說日本人信仰周作人的比較多,假使他「到南邊來」,「用不著要他發表什麼言論」,就是對日本人的一服「鎮靜劑」。

抗戰期間,愛國華僑陳嘉庚向重慶提議:「敵未退出我國土即言和當以漢奸國賊論。」此議由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通過,並被後人譽為「古今中外最偉大的一個提案」。

張季鸞有「新聞奇才」之稱,他曾有《楊將軍不寫九宮格》文,記楊虎城西安事變後遭囚禁的生活:「將軍獲遣三四年,以生龍活虎之人,在花朝日夕之時,處窮鄉僻壤之地,苦悶無聊,可以想見。左右因便進言:何不以習字為功課!習字能養性,得靜中之樂也。將軍深嘉納之。於是集白羊之毫,折九宮格子,日書百十字。初患格小字大,字正格斜;積旬日,及稍稍有規矩,頗以自喜。左右有諛之者曰:佳哉,將軍幾入格矣!將軍聞言,忽有所感,則大怒,裂其紙,並墨硯而碎之。左右方驚無所措。將軍乃慨然云:我人已在格子裡,愁苦不可解,今並我字亦入格耶?我固有罪,我之字無罪也,我何必使字失自由?從此將軍不複習字,苦悶無聊,遂一如往昔。」人稱「這樣的文字,可與《史記》媲美」。

蘇青著有《結婚十年》,其為人既不革命也不女權,她要的是婦權——家庭主婦的正當權益。其婦權主義綱領僅將聖人名言句逗移前一字:「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二戰中,甘地與英印政府矛盾一度激化,與尼赫魯等人被捕,蔣介石多次呼籲雙方和解。由於甘地絕食,生命垂危,蔣致電在美國的宋美齡,要她「面商羅斯福總統,從速設法切勸英國政府立即釋放甘地先生,以確保聯合國為民主、為人類作戰之信念」。羅斯福對印度總督說:「無論如何不能使甘地先生絕食而亡。」印督答稱:「如彼欲死,似無辦法。」宋美齡插手,使英國政府極為惱火,向外長宋子文抗議,宋答說:「這件事不足為奇,因為蔣夫人是位婦女,說話時會感情重於理智。」

顧維鈞的態度非常雍容,從來沒有疾言厲色。他對人總不稱「你」而稱「您」。他說:「在外交上講話,一定得有禮貌。例如知道對方不會同意自己的意見,而話一定得這樣說:『我相信您一定會同意我的意見吧。』」

抗戰期間,文化界人士聚會重慶。一天,曹立庵陪柳亞子和郭沫若在重慶街頭小飲,酒至半酣,柳亞子乘興對郭沫若說道:「才子居然能革命。」郭一聽心領神會,立即含笑回敬一句:「詩人畢竟是英雄。」吟罷二人相視大笑。

抗戰結束,中國報紙流行「八年抗戰,最後慘勝」。

夏濟安與卞之琳是同事,過從甚密,日記中頗多涉及卞的戀愛情感生活。如1946年2月1日:「卞在補牙齒,酒後發牢騷云:少年掉牙自己會長,中年脫牙沒法長全,少年失戀,容易補缺,中年失戀才真悲傷。張某某之脫離他,對他真是一大打擊,痛苦不過偶然表露一下。」

1948年,國民政府結束訓政,舉行全民大選。競選活動激烈,於右任參選,其人書法聞名國內外,連夜趕寫了近千幅「為萬世開太平」的條幅,準備分贈國大代表,以示親切和拉攏,記者問他參選有何後盾,於答:「我有條子。」記者大吃一驚,於恆無私產,何來金條?原來是指其趕寫的條幅。

20世紀50年代,大陸大批胡適。在一座談會上,與胡適有關係的幾位老先生不得不「批判」,沈尹默講話最妙,他說一次去看胡適,胡正在寫文章,但見案頭滿是打開的書,邊看邊寫,沈說:「這哪裡是做學問的樣子?」

周恩來在外交上顯現出極大的天分。有一次,一位美國記者問周恩來:「你們中國人為什麼把人走的路叫『馬路』呢?」周恩來回答:「我們走的是馬克思主義之路,簡稱叫『馬路』。」美國人又問:「在美國,人們都是抬頭走路,而你們中國人為什麼都低著頭走路?」周恩來說:「美國人走的是下坡路,當然要仰著頭走,而我們中國人走的是上坡路,當然要低著頭。」

反右後,章伯鈞跟儲安平聊天說:「我現在只能讀讀老杜。杜詩的版本我已收集四十多種。看來,『少讀李白,老吟杜甫』很有道理。」接著又說:「我這裡收集了許多版本不錯的英國詩集,有莎士比亞、拜倫、雪萊等大家之作。普希金的英文版詩歌也是全的,四卷本,插圖也好。你今天拿些去吧,也不必還我。詩可讀,也可譯。」儲安平搖頭說:「英國詩歌的高貴優美之處,在於常伴有一種沉重的悲哀和深諳世道的智力。比如,誰也沒有見到漢姆萊特父親的亡靈,但誰都相信這個丹麥王子的悲哀。從前讀來,是受其熏染,現在讀來,情何以堪?」

20世紀60年代初,章詒和與母親李健生在莫斯科餐廳吃西餐時,遇見聶紺弩。其時的服務員都很神氣,催她們上菜,帶答不理的,還從眼角看人。聶生氣了,對章兩人說:「什麼叫養尊處優?還用查字典嗎?她們的臉就是註解。凡掌管食品的人,都是養尊處優。」在等著上菜的時候,李健生問聶的工作情況。聶說:「眼下的工作單位好極了。」李問:「好在哪兒?」聶回答說:「我都和孤家寡人(溥儀)在一起了,你說這個單位(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室)還不好?」

陳寅恪在抗戰時寫給勞干、陳述的信中說:「今日即有著作,亦不能出版,可謂國亡有期而汗青無日矣。」到了20世紀60年代,胡喬木、陶鑄拜訪陳寅恪,陳談到自己的書稿難於問世,發牢騷說:「蓋棺有期,出版無日。」胡喬木趕緊勸慰道:「出版有期,蓋棺尚遠。」

林昭身陷囹囿,其同學張元勳冒充未婚夫探監,林昭同樣機智回答獄方,事成。會面時,林昭揭示說:「我們這裡還叫『政府』!與他們說話,要先喊『報告政府』;在北大跟語言學家朱德熙先生學現代漢語,還沒聽見朱先生說過人變成了『政府』!在這裡謬誤已是習慣!」林昭毫不顧忌在場之「政府」,她高聲說:「這幫東西怎麼能是政府呢?我怎麼能相信他們是共產黨呢?」

林彪倉促「叛逃」,其乘坐飛機被空軍雷達發現,空軍司令吳法憲請示周恩來要不要拉截,周請示毛澤東,毛澤東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文革」後期,馮友蘭、魏建功、林庚、週一良四名教授進江青組織的梁效寫作班子,舒蕪作《四皓新詠》:一、貞元三策記當年,又見西宮侍講道。莫信批儒反戈擊,棲棲南子是心傳。二、詩人盲目爾盲心,白首終慚魯迅箴,一卷離騷進天後,翻成一曲雨鈴霖。三、射影含沙罵孔丘,謗書筦鑰護奸謀,先生熟讀隋唐史,本紀何曾記武周?四、進講唐詩侍黛螺,北京重唱老情歌,義山未脫撏扯厄,拉入申韓更奈何!

1979年,當張志新的名字出現在包括《人民日報》在內的媒體上時,整個社會震驚了!一時間,為張志新寫下的詩歌傳誦在中國大地:「她把帶血的頭顱,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讓所有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韓瀚:《重量》)「一枝無產階級專政牌號的槍,對準了一個女共產黨員的胸口!……中國的良心啊,豈能忍受這種奇恥大辱,清明雨,洗不淨不清明的時候——野心取代了良心,獸性代替了人性,權力槍斃了法律,暴政絞殺了自由……」(熊光炯:《槍口,對準了中國的良心》)「我們有八億人民,我們有三千萬黨員,七尺漢子,偉岸得像松林一樣,可是,當風暴襲來的時候,卻是她,衝在前面,挺起柔嫩的肩膀,肩起民族大廈的棟樑!」(雷抒雁:《小草在歌唱》)……

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給蔣經國寫信,以電報形式發到後者手中。蔣經國最愛說:「要把孝順的心,擴大為民族感情去敬愛民族,奉獻國家。」廖承志對此大加讚賞:「旨哉斯言,何不實踐於統一大業!就國家民族而論,蔣氏兩代對歷史有所交代;就吾弟個人而言,可謂忠孝兩全。」「事關國民黨興亡絕續,望弟再思。」「吾弟一生坎坷,決非命運安排,一切操之在已,千秋功罪,繫於一念之間。……歲月不居,來日苦短,夜長夢多,時不我與,盼弟善為抉擇,未雨綢繆。」廖還在信中說:「人到高年,愈加懷舊,如弟方便,余當束裝就道,前往台北探望,並面聆諸長輩教益。『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遙望南天,不禁神馳,書不盡言,清希珍重,佇候復音。」

李敖說了這麼一句話:「神話有三種:第一,盤古開天地;第二,台灣獨立;第三,台灣反攻大陸。」

陳光甫說:「銀行是一針見血的組織。」「上海銀行是苦出身。」「銀行一事是為耐勞守苦者終生之職業,但絕非吾人投機發財之地。」

冰心晚年,當人問起她的近況,總是平靜地說:「我是坐以待斃。」既是斃,也是指幣,表示她坐等稿費的來臨。

有人問美國越戰紀念碑設計者林瓔:「你認為人們會喜歡你的設計嗎?」這個年輕的女子沒有正面回答這個問題,而是說:「他們會被感動。」

沈君山為人稱台灣四君子之一,他早於鄧小平主張「一國兩制」,後為區別鄧公國策,稱為「一國兩治」。

於省吾說:「在讀書人中,我是有錢的;在有錢人中,我是有學問的。」

啟功常有妙語,他的「自敘」:「檢點平生,往日全非,百事無聊。計幼時孤露,中年坎坷,如今漸老,幻想俱拋。半世生涯,教書賣畫,不過閒吹乞食簫。誰似我,真有名無實,飯桶膿包。偶然弄些蹊蹺,像博學多聞見識超。笑左翻右找,東拼西湊,煩煩瑣瑣,絮絮叨叨。這樣文章,人人會作,慚愧篇篇稿費高。從此後,定收攤歇業,再不胡抄。」

啟功又有自撰墓誌銘:「中學生,副教授。博不精,專不透。名雖揚,實不夠。高不成,低不就。癱趨左,派曾右。面微圓,皮欠厚。妻已亡,並無後。喪猶新,病照舊。六十六,非不壽。八寶山,漸相湊。計平生,謚曰陋。身與名,一齊臭。」

《非常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