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前，中國和日本在朝鮮進行較量。中國作為朝鮮的宗主國，在保護方面措置失宜，使日本得寸進尺。清軍從朝鮮退到遼東，屢戰屢敗，屢敗屢退。當時有歌謠諷刺說：「文官三隻手，武官四隻腳。」
徐大椿作《道情詩》說：「讀書人，最不濟，讀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才計，誰知變作了欺人計。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擺尾搖頭，便是聖門高弟，可知三通四通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哪朝皇帝？案上放高頭講章，店裡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欷歔，甘蔗渣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白昏建一世。就教他騙得高官，也只是百姓朝廷的晦氣！」
維新變法失敗，袁世凱以兩面派手段得到慈禧賞識，陞官發財。當時社會上曾有民諺，語曰：「六君子，頭顱送，袁項城，頂子紅，賣同黨，邀奇功。康與梁，在夢中，不知他，是梟雄。」
清末，京城流傳順口溜說：「太醫院的藥方，翰林院的文章，都察院的奏章，光祿寺的茶湯，鑾儀衛的刀槍，金魚池的婆娘。」譏諷它們中看不中用。
清末以來，中國人被騙被拐去海外做苦力者無數，這些人被稱為「豬仔」，有如今日偷渡客一樣。當時閩粵人的孩子，到了16歲，為父兄的便特別戒嚴地吩咐說：「行路時須警惕著，提防別人拐你去賣豬仔！」倘若子弟出外不返，或一時失蹤，第一個判斷必定是說：「哼！又被人拐去賣豬仔了！」
晚清時候，袁世凱、張之洞、岑春煊為最具實力的封疆大吏，陳夔龍說：「時論南皮屠財，項城屠民，西林屠官。三屠之名，流傳幾遍中外。又謂南皮有學無術，項城有術無學，西林不學無術。」
清末宣統初年的時候，曾流行一首「十字清」，謠云：「清受天命，十傳而亡。」查清廷由順治而歷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以迄宣統，確為十傳，又有宣統拆字謠：「日宣三德，歷算三統。」解云：「宣統二字，皆暗合三數，而統字又類絕字，清祚其至宣統而絕乎？」果真宣統三年而絕。
民國代替了王朝，似乎翻開了中國歷史新的一頁，但社會混亂，政治腐敗不見減少，且更形嚴重。其間尤以袁世凱篡權竊國「八十三天皇帝夢」最為醜惡，其時有對聯說：「民猶是也，國猶是也，無分南北；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是東西。」
清末民初，張元濟主持商務印書館編譯所。除以編撰教科書為重點外，對於一般圖書則注重西方文化思想的譯介，如嚴復譯的《天演論》等思想名著。這些思想像野火一樣，延燒著許多少年人的心血，「天演」、「物競」、「淘汰」、「天擇」等術語，都漸成了報紙文章的熟語，成了愛國志士的口頭禪，許多人用這些名詞做自己或女兒的名字，原名胡洪騂的胡適，也從「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中取「適」字做了自己的表字和筆名。
辛亥革命後，漢人剪除辮子成為去舊圖新的標誌。張勳頑固，清帝退位後仍表示忠於清室，所部禁止剪辮，被稱為「辮帥」。1917年6月14日，張帶領數千「辮子軍」開進北京；7月1日，張勳擁溥儀復辟。這一下，京城很多剪辮子者都慌了，有歌謠云：「不剪辮子沒法混，剪了辮子怕張勳。」一時間，有假辮子風行北京城。誰知，真假辮子風行僅十二天，北洋政府總理段祺瑞組織的「討逆軍」便攻入北京，宣統皇帝溥儀再次宣佈退位，一場鬧劇很快收場。又有歌謠云：「宣統回了朝，禿頭要開瓢。宣統跑了，禿頭好了。」
1919年6月，陳獨秀被捕後，全國各地各界函電交馳，施行救援。其安徽鄉人也不甘人後，識與不識，皆為之說話。反對白話文的桐城派古文家馬通伯、姚叔節等，認為陳「所著言論或不無迂直之處。然其學問人品亦尚為士林所推許」，吾等「與陳君鹹系同鄉，知之最稔」，懇請准予保釋。安徽省長呂調元也說：「懷寧陳獨秀好發狂言，書生積習。然其人好學深思，務乞俯念鄉里後進，保全省釋。」六年後，胡適跟陳獨秀提及時還念念不忘：「在那反對白話文學最激烈的空氣裡，居然有幾個古文老輩肯出名保你，這個社會還勉強夠得上一個『人的社會』，還有一點人味。」
抗日戰爭前夕，王芸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說：「傅孟真先生有一次對我說，他想寫一篇《中國官僚論》。他說，中國向來臣妾並論，官僚的作風就是姨太太的作風。官僚的人生觀：對其主人，揣摩逢迎，諂媚希寵；對於同儕，排擠傾軋，爭風吃醋；對於屬下，作威作福，無所不用其極。」對於傅氏高論，王芸生深有同感，因此才把它寫入文章。王說：「這道理講得痛快淋漓。這段官僚論，的確支配了中國歷史上大部分的人事關係。」
1938年，隨著日軍的迫近，廣州的淪陷迫在眉睫。當時主持廣東省市軍政大計的余漢謀、吳鐵城、曾養甫等要員完全束手無策，以致小報上曾出現了這樣的笑話：「余漢無謀，吳鐵失城，曾養無譜。」
抗戰結束，劫收開始。當時淪陷區流傳不少關於劫收的民謠：「河裡漂來的（乘輪船前往的）不如地裡滾來的（附近坐汽車去的）；地裡滾來的不如天上飛來的（乘飛機去的）；天上飛來的不如地下鑽出來的（原來就在那裡與漢奸打成一片的特務），地下鑽出來的又不如坐著不動的（指搖身一變的漢奸自劫自收比什麼都快）。」
1946年，台灣省所徵稅款提高了58倍。據說有一位老人向稅務官質問：「你們把清朝政府將台灣割讓給日本50年的稅金都一起向我們要嗎？」當時人形容為「狗去肥豬來」，日本人是狗，中央政府委派的貪官則是肥豬，又說：「前門剛趕走了狼，後門又躥進了豬。」
1949年11月，北京公安局一夜之間把全市224家妓院全部封閉，組織妓女學習勞動技藝，使其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妓女們自編自演話報劇，唱道：「千年的冰河開了凍，萬年的枯樹發了青。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了人。」
柳亞子在故鄉有稻田千畝，建國後政府徵糧觸動其財產。其鄉間戚友為無法交納徵糧款，紛紛致函請亞老向政府說情者，柳皆置之不理。1950年冬，柳亞子在《跋中山先生墨寶後》一文中，就正在進行的土改所觸及自身的利害發出了「有代價補償」的感慨：「余雖土改後喪其田戶，以濫竽充數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故月得大米若干，猶不虞凍餒。」
「文革」後期，曾有一首順口溜在民間悄悄流傳，準確地概括了「四人幫」的整人史：「挖不完的敵人，清不完的隊；做不完的檢討，請不完的罪。」夏衍根據清代一首《剃頭歌》改寫的《整人歌》所說：「聞道人須整，而今盡整人。有人皆須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還是我人。請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20世紀90年代以後，高陽、唐浩明的歷史小說流行起來，市井謠傳：經商要看《胡雪巖》，做官要看《曾國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