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後，當時最有學問的大臣之一榮慶開始從明代抗倭的歷史中尋找良策。但榮慶最想要的是「清閒」：「養氣讀書，藉藏愚拙，亦中心之至願也。」他在阜成門外散步，「近臨河甸，綠樹蔥蘢，葭葦瀰漫，令人動出世之想。」
光緒三十四年十月，慈禧病洩痢，數日不能起。有人在慈禧面前進讒說，皇帝知道太后病重，面有喜色，此時光緒被囚多時。慈禧聽了大怒：「我不能先爾死！」後果然，光緒先於慈禧一日「龍馭上賓」。
1914年初，殺害宋教仁的應夔丞自上海越獄逃到北京，以功臣自命，要求袁世凱實踐其「毀宋酬勳」的諾言。軍政執法處郝占一奉袁密令，在京津鐵路火車上將應殺死。這件事使趙秉鈞感到兔死狐悲，他為應鳴不平，逕自發電通緝殺應兇犯，並抱怨袁世凱說：「如此，以後誰肯為總統做事？」
盛世才多疑，他採用嚴密的特務網對其周圍的人進行監視，以防被人暗殺。周東郊說：「盛世才對任何人都不信任，連自己的妹丈彭吉元、岳父邱宗浚、姻襟汪鴻藻都不放心，都有專門特務跟蹤。」
1947年，《改造日報》的記者陸立之前往東京，尋訪到郭沫若的妻子安娜，看到面前一片慘景：室徒四壁，空無一物，全家僅靠一點山芋充飢。見中國的記者到來，安娜涕淚交流，哽咽難語，她只能斷斷續續地泣訴：「鼎堂他不應該是這樣。自從他走掉之後，我們，我和孩子們都為他擔驚受怕，他卻音信全無，把這個家全忘了。如果說是戰爭阻隔，信息不通，這也是借口胡說，這裡還是不斷地有中國人的消息，我就讀到過他回去後寫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轟炸中來去》，說自己光榮地見到了蔣介石……」
20世紀50年代，陳立夫在台灣被投置閒散，不得已只好去美國謀生。他去向蔣介石和宋美齡辭行時，蔣夫人送了一本《聖經》給他，說：「你在大陸負了那麼重的責任，現在一下子冷落下來，會很難適應。送你本《聖經》唸唸吧，也好在心靈上得些慰藉。」陳立夫不客氣地指著牆上蔣介石的肖像說：「夫人，這活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還希望得到耶穌的信任嗎？」
反右時，嘉山縣某單位僅僅因為差一個名額未能完成上級下達的劃右派指標。曾希聖親臨該縣視察指導工作。該單位領導向他匯報敵情時信誓旦旦地說：「該抓的都抓了，實在沒有右派了。」曾希聖拍案而起：「這不就是右派言論嗎？」於是，該領導只好乖乖地將自己劃為右派。
1967年初春，年輕的朱學淵在北京「上訪」，天天在「八大學院」閒逛。有一天「清華井岡山」斗王光美，他和幾個朋友去看熱鬧，見到她被紅衛兵拉成「噴氣式」，頸子上掛著用乒乓球串聯成的「項鏈」；陪斗的有羅瑞卿，是用籮兜抬出來的，他跳樓把腿跳斷了。在地質學院他還見過彭德懷，彭剛從四川被揪回來。30多年後，朱學淵在美國做物理學教授，回憶說，彭德懷那倔強的面容，還留在他的記憶中。
1968年12月10日，在監獄般的301醫院病房內，田漢去世。一件大衣、一副眼鏡和其他幾件衣物擺在病房裡，沒有人來取，沒有親人和朋友來與他告別。當他離開人世之時，廣播裡正狂熱地播放著他的歌，歡送狂熱的青年學生們「上山下鄉」：同學們！大家起來！擔負起天下的興亡！……我們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會的棟樑；我們今天是絃歌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斷地增長！同學們！同學們！快拿出力量，擔負起天下的興亡！
馬一浮是中央文史館副館長，他的家在「文革」中被搜羅一空。抄家者席捲而去之前，他懇求道：「留下一方硯台給我寫寫字，好不好？」誰知得到的卻是一記耳光。馬一浮已八十四歲，此後不久他即辭世了。
「文革」期間，千家駒自殺未遂，摔斷一條肋骨，不給醫療，第二天就拉去批鬥，因為「畏罪自殺」「自絕於人民」。他痛感「在共產黨統治下，竟連死的自由也沒有」。批鬥會上，千家駒脖子上掛了五塊牌子，還要自己佈置會場，打掃衛生。開完會，經李先念批准，正式停職反省，成了專政對象，天天掃院子，強迫勞動。後來抓「叛徒」盛行，千家駒又因為1928年被捕過，從而定為「叛徒」。他回家對長子抱怨：「我平生犯的最大錯誤，就是在青年時代一度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沒想到這句話竟被兒子揭發，為此他又增加了一項罪名和懲罰：每天勞動前，他要向毛主席請罪。
洪秋聲是字畫裱褙專家，人稱古字畫的「神醫」。他裝裱過無數絕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蘇東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畫。幾十年間，經他搶救的數百件古代字畫，大多屬國家一級收藏品。他費盡心血收藏的名字畫，在「文革」中只落得「四舊」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後，洪老先生含著眼淚對人說：「一百多斤字畫，燒了好長時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