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後期，楊秀清向洪秀全報告國事的困難，說曾國藩的軍隊已經逼近，洪回答說：「朕奉上帝聖旨，天兄耶穌聖旨，下凡做天下萬國獨一真主，何懼之有？不用爾奏，政事不用爾理，欲出外出，欲在京住，由於爾。朕鐵桶江山，你不扶，有人扶，爾說無兵，朕之天兵，多過於水，何懼曾妖乎？」此後南京被圍，城中絕糧，洪秀全令百姓飲露充飢，說露是天食。
請客送禮是官場通例，或稱「陋規」，曾國藩也曾為此辯護，以為要順利推行政務，就不得不如此。李蓴客也因此抱怨張之洞送他的「禮」太輕，以至於在他有名的日記裡寫道：「午後至陶然亭，張之洞來，我避之。」
慈禧發動戊戌政變，囚禁光緒皇帝，遭到了包括日本在內的全體西方列強的反對，心裡一直憤憤不平，想把光緒徹底廢掉。徐桐、崇綺、啟秀三人想藉機「邀寵於太后」，並自比伊尹、周公，擬好的廢帝詔書為榮祿燒燬，榮進宮哭陳慈禧說：「各國都認為皇上是明主，非臣口辯所能解釋。」再三懇請太后不要貿然行事。
張之洞長子落水殞命，張為此痛悼萬分，至於時時涕泣。梁鼎芬寫信勸他說：「憂能傷人，況涕泣乎？」為了替張之洞解憂，梁請康有為等人到總督衙門來陪張之洞談學說禪，「粲花妙論，人人解頤」，「西賓相對，可以釋憂」。
章太炎在上海時，常與孫中山、廖仲愷、蘇曼殊等人來往，以在孫家時為多。章能獨自僱人力車往孫家，而不記自住裡弄地名，故由孫家回來時，必由人陪送。有一次，孫中山派人陪送太炎回家，出了孫家，門口僅有一輛人力車，章坐到車上即令拉車人快跑，陪送者等到另一輛車時，章已不知去向。章之拉車工人在半路上問往哪裡，章說：「家裡。」又問你家在哪裡，章說在馬路上弄堂裡，弄口有一家煙紙店的弄堂。因此他坐在車裡一直在馬路上轉圈子。
蔣光赤常為自己的作品得不到理解發牢騷，他說：「外國作家常得女讀者來信讚賞，但中國女讀者從不曉得寫信給作家。」
大革命後，於右任是主張「汪蔣合作」最力的一個人，故很得蔣介石的重用，當時的國民黨中央黨部簡直是於右任當家。但很快胡漢民就把於趕下台了。於常住上海，不時還去南京。左右勸說：「人家既是不要你，你就不去好了。」於答：「我有我的辦法。」左右說：「你有什麼辦法，就是到頭來歎一口氣說，又被蔣介石賣了一回。」
胡漢民被蔣介石軟禁七個半月之後，終獲自由，而遺恨不盡，對蔣絕不原諒。他對吳鼎昌說：「我在南京給他當了幾年家，想不到他翻臉不認人，最後耍出這樣的流氓手段！」
林森去世後，風傳吳稚暉將出任國民政府主席，吳對人說：「不可以，不可以，千千萬萬個不可以。我有一個怪癖，每天要到野外曠地上去拉屎，你們想，那成什麼體統，豈有一國元首，會像我那樣的？」蔣介石跟他商議說：「林主席逝世後，國民政府主席不能久缺，是否請吳老先生出任？」吳連忙說：「我這個人的個性，不宜當政府主席！」「為何不適合？」「我這個人最抑制不住自己的性情，當了國民政府主席，就要經常接見外國的外交使節。我看到有些亞非國家的公使、大使，穿著他們本國的服裝，像演戲一樣，會禁不住笑出來的，那樣不免有失國體。所以這差使最好讓更適宜的人去當。」
金岳霖會忘記自己的姓名。有一次他打電話給陶孟和，他的服務員問「您哪兒」。金忘了，答不出來，說不管它，請陶先生說話就行了。可是服務員說不行。金請求兩三次，還是不行。只好求教於王喜，他的人力車伕，王說：「我不知道。」金說：「你有沒有聽見人說過？」王喜說：「只聽見人家叫金博士。」一個「金」字提醒了金。
魯迅去世的電報到達八道灣後，周作人找宋紫佩同往西三條，通知「魯迅的母親」。老太太悲痛至極，只能說：「老二，以後我全要靠你了。」周作人說：「我苦哉，我苦哉……」老太太很不滿意兒子的不能任事，她後來對俞藻說：「老二實在不會說話，在這種場合，他應該說，大哥不幸去世，今後家裡一切事，理應由我承擔，請母親放心。這樣說既安慰了我，又表明了他的責任。」老太太說：「難道他說苦哉苦哉，就能擺脫他養活我的責任嗎？」
1937年秋，日寇逼近太原，閻錫山率部退到臨汾。有一天決死十總隊的隊長武玉山跑過來報告工作，說他在部隊中建立起軍隊不許擾害老百姓，軍官不許打罵士兵等新辦法。在一旁的董天知（共產黨員）插話說：「好，這是八路軍的辦法。」閻錫山聽了說：「什麼八路軍的，一切辦法都是造化的，誰用就是誰的。」
在延安，張驚秋擔任了一個小組長的職務，終日忙忙碌碌，笑逐言開。有一次，王實味一本正經地對張驚秋說：「張驚秋，我看見你，就想起魯迅說的笑嘻嘻的臉。」張非常氣憤，又覺得王的挖苦莫名其妙，他後來寫了一首詩《笑》貼在自己的炕頭：我從只能哭的地方來，現在要放聲笑了！這笑聲有人不喜歡，明天我還是要笑，笑得更好。
高長虹很重視培養文學人才。他曾發現了曾克，除寫文章褒獎外，還要去看看曾克。當時曾在私立重慶復旦中學教書。他去了，把一張字條交給校工，在門口等。曾克來到校門口，大聲喊：「哪位是高老師？」他不答應，卻拿出一張報紙交給曾克，正是刊登他寫曾克文章的報紙，報頭上寫著幾個醒目的字：「我約你談一談，如允，就出去走走。」
潘梓年善忘。一次在重慶的某簽名場合上，他恍惚起來了，記不得自己的名字了。旁邊的人說他姓潘。可是，他還是想不起來，並且問「阿里個潘呀？」
抗戰期間，朱家驊等人決定向蔣介石獻九鼎。銘文由劉起於起草，顧頡剛定稿：「於維總裁，允文允武，親仁善鄰，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載欣載舞，獻茲九鼎，寶於萬古。」蔣介石知道後，大罵朱家驊：「這是無恥！」「太糊塗，是侮辱我！」「這種做法，不僅給我侮辱，也給黨侮辱，怎樣對得起總理在天之靈？」
殷汝耕在1935年成立冀東政府，抗戰勝利後被捕。在獄中，他終日念佛，了無嗔意，被判處槍斃時，還從容得很。檢察官問他有沒有遺言要留，他說：「我很奇怪，當初不是要我組織冀東政府的？為什麼今天要槍斃我？」
1946年，政協會議召開前夕，蔣介石對章伯鈞、羅隆基放話說：除了國防部長、外交部長，要當什麼部長都行！章伯鈞說：「就是給我幹國防部長、外交部長，我也不幹！」羅隆基則說：「我要當就要當外交部長，我能講一口呱呱叫的英語，保證能當一個呱呱叫的外交部長！」
張愛玲說：「活在中國就有這樣可愛：髒與亂與憂傷之中，到處會發現珍貴的東西。」
20世紀50年代，蘇聯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上天。沈從文對人說：「啊呀！真了不起呀！那麼大的一個東西搞上了天……嗯，嗯，說老實話，為這喜事，我都想入個黨做個紀念。」
殷海光臨死前，徐復觀去看望他，他對徐承認自己以前的某些說法不對。他對徐復觀這樣說：「相識二十多年來，先生常為海光提到時厭惡的人物之一，但亦為海光心靈深處所激賞的人物之一。」徐復觀則以為，二十年來，在文化思想上他所遇到的最大麻煩，多半與殷海光有關。得到殷海光死訊時，徐曾繞室彷徨地自言自語：「今後的生活更寂寞了，再沒有一個可以談天的人了。」被他的太太聽到，立刻責備說：「你怎能說這種話！你說這種話，對得起其他的朋友嗎？」
20世紀60年代，為了揭露向達鄙視靠馬列做學問的「陰暗心理」，翦伯贊舉例證明說：「北大老教授湯用彤在《魏晉南北朝佛教史》再版時，作了個後記，裡面說到自己『試圖用馬列主義的觀點指出本書的缺點』。向達看了則說：『這是降低身份。』」
「文革」中，洪辛幾遭沒頂之災，他被整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於是來了個「你說什麼我就承認什麼」，甚至加上荒唐的編造，叫做「雙料特務」，這些自然以後都澄清了，他什麼也不是。人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這個不善言辭的老實人說：「反正遲早要推翻的。」
1971年9月下旬，李劫夫從偷聽到的外電中得知，中國有一架飛機飛到外蒙時墜毀了，中國內部出了事，毛澤東病重了。到10月國慶，李又看到北京沒有像往年那樣舉行慶祝，便胡猜可能是毛澤東病重，已由林彪接了班。於是，他便又來了創作歌曲的癮，想提前草作一首慶祝林彪接班的歌，便在一張紙上寫出了《緊跟林主席向前進》的歌曲題目，他的妻子張洛進來看了：「你現在寫這個幹什麼？趕快別寫了。」
週一良著《畢竟是書生》，或有論者以為周無反省之心，或有弟子朋輩以為周自責太過，承擔了不必承擔、也無法承擔的內疚。據說，周是有勇氣、良心的，他坦然將某位老先生匿名寄來的字條「無恥之尤」壓在玻璃板下。錢文忠以為，「畢竟是書生」不是膽怯的求恕之詞，其中包含著一股極難領略的傲然之氣。對晚輩，週一良只在認為孺子可教時，才會在字幅上鈐上「畢竟是書生」之印，否則只蓋白文名章。
蔣介石死後，錢穆自稱「內心震悼，不知所措。日常閱覽寫作，無可持續，唯坐電視機前，看各方弔祭情況，稍遣哀思」。
孔令晟曾任蔣介石總統晚年的侍衛長，他回憶說，蔣介石對是否讓蔣經國承襲重任，心中曾有長期的衝突，並曾認為這樣做，將「無法對歷史作交代」。
葉秀山讀書成癡。1976年，他住乾麵胡同大院平房，很小的房間，他的書桌就在窗下。有一天，他的鄰居在窗下批評他說：「你現在還坐得下來讀書？」他問出了什麼事。原來由周恩來總理逝世引起的事態越來越大了，大家都到天安門去憑弔，致哀。於是葉接受批評，找了個時間也上天安門去了，只見人山人海，莊嚴肅穆，凝重氣氛，向所未有，張望之間，遇到幾位同事，以目示意心照不宣。葉說他因此體會到走出書齋之重要。
韓石山曾經評點史鐵生的名作：《我那遙遠的清平灣》。史因為下鄉致殘，韓說，不管史的這篇小說如何，僅是那抒情的題名就讓人不敢恭維，那哪裡是寫受難之地，分明是遠方姥姥的家嘛。
曹禺說：「明白了，人也殘廢了，大好的光陰也浪費了，使人明白是很難很難的！明白了，你卻殘廢了，這是悲劇，很不是滋味的悲劇。我們付出的代價太大了。」「人老了，丑，沒有一點可愛的表演，上帝把你的醜臉都畫好，讓你知道自己該死了，該走了。」
王小波在國學熱中說，古宅鬧鬼，老樹成精，一門學問最後可能變成一種妖怪。就說國學吧，有人說它無所不包，到今天還能拯救世界，雖然我很樂意相信，但還是將信將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