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戚繼光的難題談起
這本書是在我的博士論文《中國4至6世紀南北戰爭研究》基礎上寫出的，研究的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南北政權之間的戰爭，分為三編，分別講兵種與戰術、戰略與戰例、戰爭與政權。但本書的內容又不限於魏晉南北朝，而是會上溯得更遠一點，特別是關於步兵、騎兵的戰術變遷問題，要從春秋戰國時期開始考察，窺源方能知流，理清兵種戰術發展的整體歷程。
先說說為什麼想寫這個戰爭史題材。我自幼接受的關於中國古代戰爭的敘事，都來自《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古典演義小說，以及由這些小說改編來的評書、影視作品。在這些敘事作品中，冷兵器戰爭的作戰模式非常程式化：兩軍對陣，先是各出一員大將，在陣前「大戰三百合」，待一方被「挑落馬下」，這邊全軍將士便乘機「掩殺過去」，大將被斬的那一方則是全軍倉皇潰逃，一場大戰便告結束。到近現代，又出現了「武俠小說」，冷兵器的打鬥就更神奇了，或者說更像巫術了。
真正的冷兵器戰爭，似乎不是這個樣子。但中國古代的戰爭究竟怎麼打？史書記載得往往不是那麼詳細。譬如楚漢之間著名的垓下之戰，雙方投入兵力多少？各自的陣列多長、多寬？是不是和挖出來的秦陵兵馬俑一樣？交戰過程如何？在《史記》中都看不到。後世的著名戰役也都類似。當然，更早的情況會好點兒，《左傳》對春秋的戰爭記載就比較翔實。戰國之後的史書，就達不到《左傳》的水準了。
中國古代史書裡，對戰爭這些最基本的情況都大量「留白」，其實不全怪史官們無知，古代承平時期的將領們，也弄不清真正的仗（冷兵器戰爭）應該怎麼打。亂世那些打過仗、有經驗的武將，又大都沒文化，沒法記載下來。
中國古人裡面，唯一一位探討過這個問題的，就是明代抗倭名將戚繼光。他不僅指揮打仗，還寫書記錄他的練兵、作戰經驗。他指出，當時明代朝野，包括軍隊裡面的將帥，關於戰爭的常見誤區是：第一，誇大個人「武藝」的作用，喜歡招募一些耍刀弄槍很花哨的武師，其實真正作戰的隊列很密集，根本沒有空間給他一個人跳來跳去、把刀槍掄圓了耍；第二，對「陣法」的理解很神秘，搞得像大型團體操表演一樣華而不實，平時操練好看，上戰場沒用。
關於戚繼光的這些意見，本書正文裡有專門的章節進行討論。一本研究魏晉南北朝，或者說隋唐以前戰爭的書，似乎不該出現戚繼光，但沒辦法，整個中國古代只有他一個人思考、指出過這些問題。而且，明代的冷兵器戰爭，基本原理其實和秦漢、魏晉、唐宋沒有區別。
中國古書對戰爭的記載先天不足，社會上的演義和武俠文學又太發達，自然使社會大眾對戰爭的理解嚴重失真，變成了上面介紹過的程式化、巫術化表演。當代學界也受影響，真有學者寫論文討論古代兵書裡的「青龍陣」「白虎陣」。本書對那些離常識有些距離的所謂「研究現狀」就不再列舉和分析了，因為那樣難免越扯越亂，就像理科學者無法跟「民科」對話。人文學科不是科學，就是因為沒有一套剔除「荒謬學說」的客觀手段，只能靠常識，這顯然缺乏嚴格的操作性。
而另一方面，有些涉及古代戰爭基本戰術的問題，如步兵的隊列原則、作戰方式，目前確實缺乏真正意義上的研究成果，本書嘗試著從古史文獻中尋找各種史料旁證，進行復原工作。這種寫法缺乏前人的「學術史」背景，像是在自說自話，也就不太像學術作品。但這是沒辦法的事。如果寫論文都要有「學術史」依據的話，人類知識恐怕就不可能有實質性的拓展了。
當然，中國古史對戰爭的記載，可供研究的信息還是有的，比如對戰爭地點的記載一般比較準確，可以和現代的地名進行對照，確定其大體方位，結合自然地貌進行研究。比如山勢，古今基本相同；河流和植被雖有所變化，結合《水經注》等文獻也能基本復原出當時的情況。
中國史書的情況是這樣。反觀歐洲，從古希臘人希羅多德記錄希波戰爭的《歷史》開始，到《遠征記》（色諾芬）、《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亞歷山大遠征記》，一直有非常詳盡的戰史記載；再到古羅馬諸史，包括愷撒自己寫的《高盧戰記》《內戰記》，對於每一場大戰雙方的投入兵力、戰場地理環境、兩軍營地和陣列的變動、戰鬥每一環節的變化，甚至一些戰鬥中的偶發事件，都記載得非常詳盡。之後歷經中世紀以至近現代，歐美積累的戰史著作之多，任何其他文明都難以企及。所以，歐洲古代戰爭的很多戰術細節，可以和中國的史料進行互證，幫助我們復原中國古代的戰爭細節。不過在這方面，西方的漢學家能起的作用很有限。因為他們閱讀古漢語的能力往往不高，而中國古史中關於戰爭的細節記載，多需要在字裡行間「細摳」，西方學者還難以勝任。日本學者治學比較細緻，但多缺乏宏觀視野，目前還沒出現參照西方戰爭史還原中國戰爭的力作。
本書內容簡介
本書標題「南北戰爭三百年」，指魏晉南北朝分裂時期南北政權之間的戰爭。但由於還要上溯秦漢，所以還包含了另一種形式的南北戰爭：中原王朝與北方遊牧族之間的戰爭。在兵種、戰爭形態乃至民族關係方面，這兩種戰爭形態又存在著某些相似性和密切的聯繫。
自東晉十六國至南北朝終結，中國經歷了近三百年南北分裂（317—589年）。如果算上之前的三國分裂割據，就是近四百年了。這是自秦統一以來中國歷史上最長的分裂時期。那麼，南北割據局面形成的原因是什麼？分裂局面何以能夠持續三四百年時間？又是何種原因促成了隋朝的再度統一？本書劃分為三編，從不同的角度討論這些問題：
第一編，「騎射、衝擊與軍陣：步、騎兵戰術的演變」。
本編分為步兵、騎兵兩個部分，側重還原古代步、騎兵種作戰的特點和各種細節問題，以及兩個兵種戰鬥力互為消長的關係。關於守城與攻城技術，在秦漢之後、火藥兵器普及之前一直缺少變化，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中已有詳盡研究，所以本書不做討論。簡言之，本書側重研究冷兵器時代的陸地野戰技術及兵種特徵，時間斷限為從先秦至隋唐易代之際。
關於步兵戰術，本編主要討論以隊列為基礎的步兵軍陣作戰方式，這種戰術形式要求軍事組織具有自上而下的、嚴格的權力結構，所以以步兵為主的社會具有較明顯的集權化趨勢。有人可能說：古希臘、羅馬都是步兵為主的，他們怎麼是民主社會？這話題很大，本書沒法涉及，但我們只要注意一點：古希臘、羅馬的民主制度也沒維持太長時間，就自己演變成專制了，他們走向集權的動力，很大程度上也和軍事需求有關。
和步兵相比，騎兵戰術經歷的變化、發展更多，大的脈絡是：戰國時期陸戰以步兵為主，騎兵只能用弓箭充當輔助角色。最早的騎兵誕生於遊牧族之中，其騎射、游擊的戰術形態與遊牧族的鬆散權力結構有密切聯繫；但在騎兵兵種被引進到中原（或者說農耕社會）之後，需要適應中原軍事體系的規範，探索新的戰術形式。在西漢武帝對匈奴的戰爭中，騎兵開始被大量獨立運用，並摸索出了用戟等短兵器進行衝擊近戰的經驗。兩漢之際到漢末三國，騎兵衝擊近戰的經驗逐漸積累，並逐漸導致了馬鐙的發明（兩晉之際），這些導致騎兵成為壓倒步兵的陸戰主力兵種。
騎兵是北方遊牧族的主力兵種，所以北方民族也在學習中原的這種騎兵新戰術（衝擊肉搏的近戰），使匈奴、羯胡等得以驅逐西晉王朝、入主中原。騎兵技戰術的發展，正是形成這一歷史變局的重要原因。但只有在強有力的集權軍事體制下，統帥才能強制騎士們採用這種危險程度很高的衝擊戰術，所以北方民族要採用這種戰術，就必須脫離原有的部落聯盟的鬆散政體，建立集權政體。這是北方民族攻滅西晉、入主中原，建立起十六國和北朝政權的軍事、政治基礎。後世遼、金、元、清等北方民族興起和佔領中原（或者中原的一部分），其軍事背景就在這裡。
可見，本書在討論騎、步兵戰術的特點和發展時，重點關注的是社會、政權結構的影響。因為不同的社會政權結構能夠利用的兵種、戰術形式有很大不同，當某種兵種戰術被「移植」到一個新的社會環境中時，其特徵也會發生相應變化，以便適應新的社會環境與作戰目標。
第二編，「南征與北伐：經典戰例」。
本編首先關注軍事（自然）地理層面：北方民族能夠成功入主中原，卻遲遲無法攻滅偏安江南的漢族政權，首要原因是中國南北方自然地理環境的差異。淮河、漢江以南是高溫多雨的亞熱帶氣候，地理環境上表現為水網叢林地貌，限制了騎兵的作戰效能，加之長江天塹等因素，使得北方政權始終難以跨過長江、統一中國。
反之，缺少騎兵的南方軍隊在北伐時，也難以適應淮河以北的自然環境：第一，缺少畜力運輸的南方軍隊更倚重內河航運，而北方河流稀少，且旱季缺水時更難通航；第二，平坦無遮蔽的北方平原便於北方騎兵馳騁，使南方步兵處於被動地位；第三，北方冬季的嚴寒使南方士兵難以適應，冬季結冰也使河流喪失了航運和作戰屏障的作用。
以上自然地理環境方面的因素，造成了4—6世紀（東晉十六國、南北朝）南北政權的長期割據對峙，遲遲不能實現統一。至於三國時期的南北對立，除了北方政權的民族特徵外，其他都和4—6世紀基本相同。4—6世紀南北分裂的局面持續得比三國時期要長，則是因為北方政權內部整合（即所謂「中原化」）的進程耗時較長所致。
本編集中討論3—6世紀（三國至南北朝）四百年內若干場南北政權之間的重大戰役，包括戰前的戰略決策、戰爭過程中的戰役執行情況，以及各種現實因素對戰局進程的影響。代表南方軍隊北伐戰爭的戰例，是東晉桓溫對前燕的北伐，劉裕對南燕、後秦的北伐；代表北方政權南伐及統一中國的戰例，則是3世紀的西晉滅吳之戰和6世紀的隋滅陳之戰。本編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對戰例進行探討：
第一，考察政治文化因素對戰爭的影響。人類社會的階級、民族區別和政權對立都曾是導致戰爭的原因，這在3—6世紀的南北戰爭中表現得極為明顯。政治體中不同人群的利益驅動、精神追求更會決定戰爭的發動以及具體作戰形式。例如東晉士族苟且、貪生怕死的作風，導致對北方戰爭長期處於被動局面；而以劉裕為代表的北府兵軍人集團，則具有完全不同的精神風貌，這導致了桓溫北伐與劉裕北伐的不同結局。此外，政權的組織形式、政治模式的區別，也導致戰爭動員程度、戰術運用水平的差異，從而產生不同的戰爭和政治後果。
第二，地理環境因素對戰爭行為的制約作用。本編重點討論長江在南北對峙中所起的地理阻隔作用，以及晉、隋統一戰爭如何克服長江天險；在桓溫、劉裕北伐部分，本書也重點討論南方北伐軍隊如何借助北方的河流和雨季，以及用人工開挖運河的方式進行軍事運輸。通過這些戰例可見，高明的戰略家會利用各種手段克服自然環境的約束，地理對政治、軍事行為只有一定的影響作用，而不是決定因素。
第三，統帥意志、能力的影響，以及由此帶來的歷史發展的或然、不確定性。戰爭行為都遵循自上而下的指揮原則，所以最高統帥的意志、能力及對局勢的判斷會從根本上影響戰局。戰略決戰的勝負則會直接導致政權的興亡，由此帶來宏觀歷史發展進程的轉折。少數人的決策造成對社會的普遍影響，這是戰爭史與其他經濟、文化、制度等專門史最大的不同。這個特點又帶來歷史發展的或然性、不確定性。許多影響歷史進程的重大戰爭，成敗往往由於統帥的一念之差而定。比如西晉滅吳之戰，晉武帝司馬炎指定的各戰區統帥意見不一，如果司馬炎、王濬對局勢的判斷稍有遲疑，都會導致伐吳之役中止，南北分裂的局面將繼續下去。前秦試圖攻滅東晉的戰爭，秦軍本來佔有絕對優勢，但苻堅在淝水一戰的決策失誤，導致南北分裂的局面又持續下去。所以本編在探討重大戰爭戰役的進程時，試圖擺脫各種決定論、先驗論的約束，再現戰事進程具體環節，以及當時可能出現的種種後果。只有梳理清楚這些，才能理解當時戰爭統帥決策的高明或者昏聵之處，並為當前的決策行為提供借鑒。
第三編，「成功轉型與積重難返：南北朝的戰爭與政權」。
本編主要討論南北朝時期戰爭與政權、民族、社會的關係，包括北魏政權的轉型與戰爭模式的變遷；南朝的財政、政治與戰爭的關係。
4—6世紀長期的對峙戰爭，和南北方政權形態有著密切關係，這集中表現在政權維持戰爭的形式上，包括騎兵、步兵、水兵等兵種的組建，兵員與戰爭物資的籌措，以及軍事將領在政權中的地位等等。北方政權的建立者多出自遊牧族（即使並非完全遊牧的氐羌等西北民族，畜牧在其經濟生活中也占較大比重），早期政權形態也保留著較多草原部落制特徵。但如果北方政權試圖將戰線推進到淮河、漢江流域，必須以步兵為主力，採取穩定而持續的推進戰略。這需要北方民族政權加強對中原漢地的統治，用中原的戰爭方式、資源維持對南戰爭，即北方政權形態實現從遊牧族到「中原化」的轉變。只有北方政權實現對中原的有效控制和管理之後，才能夠對南方政權形成實質威脅。
在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剛剛驅逐後燕、入主中原時，還是以騎兵為主的遊牧族作戰方式，不擅長攻城，拓跋人也不擅長管理農業地區，導致戰事曠日持久，對河北城鄉造成了慘烈的破壞。隨後數十年裡，北魏逐漸積累了一些管理農業地區的經驗，步兵數量和攻城技術有所提高，使得太武帝拓跋燾能攻滅周邊的北燕、夏、北涼等政權。再幾十年後，北魏更加習慣統治農業地區，又攻佔了山東和河南北部。到魏孝文帝改革之後，北魏政權幾乎全面漢化，兵種數量以步兵為主，所以戰線南推到淮河—漢中一線。
後世的金、元、清等政權，向南擴張的程度，也與其對漢地統治的深度有直接關係。所以成吉思汗雖然西征萬里，席捲大半個亞歐大陸，但未能深入中原，更不用說江南；而滅南宋佔領整個中國，要到其孫子忽必烈時期，那時蒙古人對漢地的統治技術已經大大提高了。
南北戰爭對南方政權的影響也至關重要。在東晉一朝，軍政權力往往被高層士族分割，多次形成長江上下游荊、揚兩大戰區的對立。這種內爭與對北方戰局的進程有密切關係。到南朝皇權振興，士族政治終結，在對北方的戰爭中，又經常以對北方的某一戰區為基礎形成軍人勢力（集團），進而造成南朝的改朝換代或者帝位更替。南朝的皇權與軍人勢力始終在合作與對立之間徘徊，軍人集團沒能找到實現自身鞏固與發展的政治、文化基礎，而南朝社會的軍事動員程度也未能發展到最高水準，最終只能由北方的隋政權實現統一。
戰爭與財政的關係比較密切，但在不同時期、不同政權的表現又不相同。只有在商品經濟相對發達、貨幣化程度比較高的財政體系裡，戰爭行為才會引起政府貨幣開支的急劇增加，使戰爭行為與財政行為的關係非常密切。如果缺少商品經濟和貨幣財政，政府主要通過直接征發力役、兵役和各種實物維持戰爭，就不容易見到財政和戰爭的互動關係了。中國歷史上，漢代財政的貨幣化程度比較高，所以東漢與羌人的三次戰爭，軍費開支都有明確記載。從三國戰亂開始，社會經濟凋敝，北方的商品經濟水平下降，貨幣在財政中的作用也越來越小。但江南地區財政的貨幣化程度一直超過北方，所以在南朝時期對北魏的歷次戰事，都帶來了政府超發貨幣等財政後果。在後世，這個問題依然存在，如兩宋與北方政權的戰爭中，南方宋政權的這種貨幣化財政與軍事行動的關係同樣密切，北方政權則不那麼顯著。
所以從這方面總結，江南一直是經濟、財政進步趨勢的代表，但可惜的是，這種進步特徵未能帶來軍事上的優勢，反而造成了政權對軍事行動的承受能力下降，最終都是北方征服南方，帶來社會經濟的倒退。這是個比較大的題目，在本書中只能討論南朝時期。
研究方法與目標
魏晉南北朝的割據戰亂帶來了無盡的殺戮與流離。這是古人與今人都不願親歷的悲劇時代。但在這動盪過程中，社會、階級在破壞與重組，民族在走向融合，整體歷史也從混亂走向新的秩序。如果超越個體層面的生死別離，這一時期的南北戰爭也是一個觀察中古時代的獨特角度，尤其是社會在戰亂衝突等「極端狀態」下的特殊表現。通過總結4—6世紀南北戰爭，本書希望深化以下幾個方面的研究和探討：
第一，還原古代冷兵器戰爭的本來面貌。本書第一編對騎兵、步兵具體戰術的討論，如騎兵衝擊作戰的形式、步兵軍陣的組織與作戰原則等，便是希望通過零星的史料還原冷兵器戰爭原貌，使今人對中國古代戰爭的認識更加理性、真實。所以本書的冷兵器戰術部分具有一些所謂「知識考古學」的味道。毋庸諱言，這些工作很大程度上以歐洲冷兵器時代的戰史為參照。因為戰爭是基於人的體能與技術手段的血淋淋搏殺，現實而殘酷，來自所謂不同「文明」的人在戰場上相遇時，都只能表現出作為人的求生剋敵本能，不再具有「文化」的多元性、封閉性和不可對話性等等。從這個層面說，戰爭也是人類諸種文明最基本的溝通途徑，它無視人的生活方式、文化形態等種種差異，使其在競技場上一決生死，蒙古大軍的西征、近代的鴉片戰爭都可以作為例證。由於元以前中國古代的歷史比較獨立，與其他文明的直接衝突極少，用理性的手段對中國古代戰爭進行「祛魅」，實現中國歷史與西方歷史的溝通顯得更有必要。
第二，探討戰爭、戰役背後的諸多制約因素。《史記》中趙奢批評其子趙括：「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戰爭的結局只有勝、敗兩種，最為簡單，而影響戰爭勝敗的因素卻有無限多。戰爭與棋類遊戲的不同，就是不可能用數學方法進行全面模擬。時間、地點、兵力、兵種、後勤、情報、疫病、將士的素養、士氣、後方政務，乃至投誠、叛變等無窮多的變量，都對戰事產生著實際影響。統帥的職責便是確保將這些變量盡可能地考慮周全，同時找出敵軍統帥尚未注意到的新變量因素，從而將敵軍擊敗。而史學研究最習慣的模式是「找原因」，在史料中搜尋確定極為有限的自變量和因變量，構建成因果關係的敘事。如果只限於理論討論的話，任何研究領域的構建均可以自圓其說，但用簡單的因果變量來分析戰爭難免流於「易言之」，成為純粹的紙上談兵。所以，本書第二編在討論北方政權南征、南方政權北伐等戰爭個案時，不僅從時空（自然地理、季節）出發，還盡量從史料中搜尋影響戰爭進程的其他因素，從而剖析偶然性對實際戰事的影響，探討戰爭雙方統帥意圖的差異、這些意圖在實際戰役進程中的實現程度以及各自的應變措施。
第三，從戰爭的角度研究歷史與社會。魏晉南北朝史料比較有限，目前史學界對這一時期的政治、制度、社會、經濟、財政、文化等諸領域已經進行了深入研究，幾乎已不存在尚未開墾的新領域。但如果從戰爭這個互動的、「活的」角度來觀察，則能在原有的諸研究領域之外發現新的問題，且原來互不干涉的諸領域也因為戰爭發生了聯繫與互動。如本來魏晉南北朝的賦役、兵役制度已經積累了大量研究成果，但這些研究多是靜態、平面和孤立的。本書第三編討論北魏的軍事動員問題，則側重北魏的社會結構、軍事需求與兵役制度的關係，以及實際戰爭導致的兵役制度的變遷；南朝軍事動員部分則側重討論貨幣財政與對北戰事的互動關係。再如本來學術界已經對馬鐙在戰爭中的作用進行了充分討論，本書第一編分析騎兵戰術轉型與馬鐙的產生，則從中原與遊牧族的權力結構來探討騎兵戰術的區別，中原的軍事需求導致騎兵戰術的轉型和馬鐙的出現，以及遊牧族為適應這種新騎兵戰術而進行的政權模式轉型。這就避免了單線的技術進化論、技術決定論研究模式。不同社會形態、政權結構進行戰爭的模式都有區別，而戰爭手段的變化也會造成政權與社會的轉型。從這個角度可以獲得歷史研究的新視野，其適用範圍不僅限於魏晉南北朝。同樣，民族、階級、文化等要素也一直與戰爭行為發生著互動，進行貫通古今與中西的研究將是大有可為的。
以上是本書的嘗試創新之處。但由此造成的困難也顯而易見：戰爭與人類社會的諸多層面都有複雜互動關係，而本書能夠討論的內容只能是有限的甚至是掛一漏萬的。有些問題尚來不及討論，比如戰線上的南北民間交流，戰爭對民眾生活的影響，戰亂中的人們對於生命、死亡、生育的觀念，以及當時道教、佛教的流行與戰爭的關係等等。這些都需要在以後的工作中彌補。
文獻綜述
關於南北戰爭的研究，按照本書所分的三個層面，史料數量並不均衡，學術界的研究數量也存在差別。由於本書涉及的內容比較龐雜，很多前人研究成果與觀點將在正文各編中進行討論，此處不一一羅列，只就主要史料與研究現狀進行摘要說明。
兵種與戰術層面：中國古代史籍對戰爭，特別是戰役、戰鬥層面的直接描寫較少，只有個別將領的傳記中有零星記載，自宋代至清代的歷史編纂、考據者，對這個問題也少有關注。中國古代的「兵法」多側重戰略問題，較少討論戰術層面，如軍隊的組織結構、軍陣的隊列原則、接敵作戰的要領等等。這使得目前對古代戰爭史戰術層面的研究成果並不太多，只是近幾十年來出現的一些考古成果，才引發了關於兵種戰術的討論，主要是對出土的騎兵俑、馬鐙、馬具裝等騎兵造型和實物的分析討論。如楊泓先生從相關考古材料出發，結合文獻記載，對當時騎兵的裝備、戰術進行了充分研究，特別是對馬鐙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發展、在軍事上的意義做了詳盡闡述。[1]其他研究者也從考古材料出發進行了探討。[2]但總的來說，由於文獻和考古材料的局限，戰術問題的研究成果並不多。
除了正史、別史、類書中的零星記載，還有三本古代「兵書」值得注意：成書於戰國後期的《六韜》，唐代的《大唐衛公李靖兵法》和明代戚繼光的《紀效新書》。因為中國古代多數兵書都側重探討戰略思想，而這三本兵書比較側重討論技術、戰術層面的問題。後兩本兵書雖是隋代以後的產物，但在探討中國古代兵種戰術變遷方面仍有重要意義。當然，三書也有不同：《六韜》採用的是姜太公和周文王、周武王問答的形式，但實際成書應在戰國後期。它的內容比較龐雜，以討論軍隊建制和戰略戰術為主，針對的是戰國後期中原列國間的戰爭，描述的是作者心目中一支理想軍隊的構成、作戰方式，但通過這些理想化的素材，仍可恢復戰國末期戰爭的部分細節；[3]《紀效新書》與之相反，主要是戚繼光對自己練兵、作戰的經驗總結，切中實際，另外，戚繼光雖是明代人，與本書討論的中古時代有一定距離，但戚繼光時代的戰爭仍是以冷兵器為主，從中亦可歸納冷兵器戰爭的諸多特點；《大唐衛公李靖兵法》全書已經散佚，只能根據《通典》恢復部分內容，主要是步兵作戰紀律與要領，也彌足珍貴。[4]
戰略與戰例層面：傳世文獻主要是歷代正史，對當時戰爭的時間、地點、進程等多有記載。但對於每一場單獨的戰役則少有詳盡記載，比如雙方投入的兵力、兵種構成，統帥的作戰意圖，戰場的地理形勢和雙方軍隊的展開方式，戰役的詳細過程等等，記載都很缺乏。而且由於傳統正史的紀傳體模式，關於一場戰爭的記敘往往分散在不同的傳、紀甚至志中，加之在分裂時代，南北王朝各有正史，對同一場戰爭往往有不同記載。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鑒》時將這些散見於不同篇章的史料進行了匯總、排序，這對於戰爭史研究有重要意義。不過《資治通鑒》並未全從戰爭史的角度分析、梳理這些史料，所以難免有疏誤之處，加之對材料取捨的標準不同，也遺漏了一些正史中很重要的戰爭記載。[5]但在司馬光時代尚有《十六國春秋》等現已亡佚的史書，所以《資治通鑒》中有些關於戰事的記載不見於現存諸史，是其可貴之處。在正史之外，《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唐宋類書也保存了一些與當時戰爭有關的珍貴史料。
在軍事地理方面，北魏後期酈道元的《水經注》不僅記有大量的地理信息，也保存了當時人關於南北間戰爭的記載，對於戰爭史研究很有價值。在胡三省為《資治通鑒》所作的注中，有較多對地理方位的考辨，這對於研究當時的戰爭地理很有意義。此外，杜佑《通典·州郡志》、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歷代地理志書和考史著作對軍事地理研究亦多有借鑒意義。出土文獻中關於戰爭的史料比較缺乏，如文字信息較多的魏晉南北朝墓誌，往往只記敘志主的家世、官爵，但極少有對當時戰爭的記載。所以出土文獻在這方面提供的幫助較少。
在軍事地理研究方面當代學者已有較多研究成果。[6]對中國古代戰爭史的綜合性研究著作，首推台灣「三軍大學」1972年編著完成的《中國歷代戰爭史》。[7]此書編纂時間長，篇幅較大，對每一場戰爭、戰役都有詳細討論，有較強的參考價值。但對於4—6世紀戰爭的研究，該書還有不足之處：第一，缺乏對當時兵種、軍事地理、後勤等專題問題的系統研究；第二，史實考辨仍未脫離《資治通鑒》的水平，對很多具體問題尚缺乏分析。199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也出現了一些古代戰爭史研究著作，[8]其中以《中國軍事史·兩晉南北朝軍事史》較為詳盡。與《中國歷代戰爭史》相比，該書在軍事制度、兵種發展等專題內容上借鑒了近年來史學界的研究成果，更有參考價值。但該書相比《中國歷代戰爭史》，對具體戰役的再現和分析不夠詳盡。
戰爭與政權層面：政權結構研究屬於傳統政治史範疇，在傳世史料中數量最多，當代的研究成果也最多。如關於北方民族的政治形態的中原化問題（以往學者多用「漢化」或「封建化」概念），陳寅恪對十六國、北魏政權的漢化，關隴集團的產生都做過系統而精彩的論述。[9]唐長孺、週一良、田餘慶等學者亦對此問題有深入論述，[10]東晉南朝政治形態以及不同階級、地域的人群與當時政治的關係，史學界也已經有較多研究成果。[11]還有西方學者借鑒人類學田野工作成果，用歷史人類學的方法研究草原民族與中原的互動關係，[12]也是本書的重要討論對象。所以在第三編中，對於前人已經有較多研究成果，且基本有定論的問題，比如東晉的門閥政治和荊揚之爭，西魏—北周「關隴貴族集團」出將入相的特色等等，本書就不再涉及。
[1] 楊泓：《騎兵和甲騎具裝》，《文物》1977年第10期；《中國古代馬具的發展和對外影響》，《文物》1984年第9期；《騎兵和甲騎具裝二論》，《華學》（第三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
[2] 柳涵：《北朝的鎧馬騎俑》，《考古》1959年第2期，第97—100頁；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西安南郊草廠坡村北朝墓的發掘》，《考古》1959年第6期；高至喜：《長沙兩晉南朝隋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9年第3期，第85頁；李慶發：《朝陽袁檯子東晉壁畫墓》，《文物》1984年第6期；袁俊卿：《南京象山5號、6號、7號墓清理簡報》，《文物》1972年第11期；黎瑤渤：《遼寧北票縣西官營子北燕馮素弗墓》，《文物》1973年第3期；吉林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吉林集安的兩座高句麗墓》，《考古》1977年第2期；張雪巖：《集安縣兩座高句麗積石墓的清理》，《考古》1979年第1期。
[3] 《六韜》托名姜太公所作，長期以來被疑為偽書，但1970年代在山東臨沂銀雀山、河北省定縣八角廊的西漢墓中都出土有《六韜》簡，證明此書在西漢早期已經流行。參見本書第一章。
[4] 此書已經亡佚，但在《通典·兵志》中有一些引用。現存所謂《唐太宗與李靖問對》（簡稱《唐李問對》或《李靖問對》），《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都未著錄。宋人何遠、陳師道、鄒博、吳魯等人認為是宋人阮逸偽作。而《通典》所存《大唐衛公李靖兵法》則保留了唐人著述原貌，比較有價值，參見本書討論步兵戰術的章節。
[5] 比如410年，劉裕攻滅南燕政權之後，回師建康對付天師道武裝，他從南燕戰場帶回了一支俘獲的鮮卑「虎班具裝」騎兵部隊。但不知出於有意或無意，《資治通鑒》未載此事。參見楊泓：《騎兵和甲騎具裝》。
[6] 如史念海：《論我國歷史上東西對立的局面和南北對立的局面》，《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2年第1輯；胡阿祥：《東晉南朝的守國形勢—兼說中國歷史上的南北對立》，《江海學刊》1998年第4期；何榮昌：《略論六朝的江防》，《六朝史論集》，合肥：黃山書社，1993年；郭黎安：《六朝建都與軍事重鎮的分佈》，《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4期；陳金鳳：《魏晉南北朝中間地帶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此外，還有歷史地理方面的一些論著，也與當時的戰爭態勢有直接關係。比如王鑫義：《東晉南北朝時期的淮河流域漕運》，《安徽史學》1999年第1期；楊鈞：《巢肥運河》，《地理學報》1958年第1期；劉彩玉：《論肥水源與「江淮運河」》，《歷史研究》1960年第3期；馬騏、高韻柏、周克來：《將軍嶺古「江淮運河」的考察及發現》，《長江水利史論文集》，南京：河海大學出版社，1990年；郭天翔：《含山縣的「三關」「六口」》，《含山文史資料》（第三輯），政協含山縣委員會出版，2007年；嵇果煌：《中國三千年運河史》，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8年。
[7] 台灣「三軍大學」編：《中國歷代戰爭史》，北京：軍事譯文出版社，1983年。兩晉南北朝部分在第五、六冊。
[8] 比如張文強：《中國魏晉南北朝軍事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朱大渭、張文強：《中國軍事通史·兩晉南北朝軍事史》，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年。
[9] 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合肥：黃山書社，1987年。
[10] 唐長孺：《晉代北境各族「變亂」的性質及五胡政權在中國的統治》《拓跋國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均載《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週一良：《乞活考》《北朝的民族問題與民族政策》，均載《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田餘慶：《拓跋史探》，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
[11] 如陳寅恪：《述東晉王導之功業》，《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週一良：《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另外還有諸多研究成果，如章義和：《地域集團與南朝政治》，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韓樹峰：《南北朝時期淮漢迤北的邊境豪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鄭敬高：《南朝的將門》，《華中師範大學學報》1987年第6期；何德章：《宋孝武帝上台與南朝寒人之得勢》，《西南師範大學學報》1990年第3期；陳琳國：《論南朝襄陽的晚渡士族》，人大複印資料《魏晉南北朝隋唐史》1991年第9期；羅新：《青徐豪族與宋齊政治》，《原學》（第一輯），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4年；張琳：《南朝時期的雍州中下層豪族》，《武漢大學學報》1997年第6期；魯力：《孝武帝誅竟陵王事與劉宋宗王鎮邊問題》，《武漢大學學報》2000年第5期；安田二郎：《晉宋革命與雍州僑民》，《東洋史研究》第42卷1號。
[12] 如〔美〕拉鐵摩爾：《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唐曉峰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美〕巴菲爾德：《危險的邊疆：遊牧帝國與中國》，袁劍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美〕狄宇宙：《古代中國與其強鄰：東亞歷史上遊牧力量的興起》，賀嚴、高書文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